因此，信中提出，中断若干重要援助项目，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
其中特别提到不再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
这就开了苏联单方面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的先例。
1959年九十月间，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后来在参加中国国庆招待会时，都影射攻击中国是所谓“好斗的公鸡”。
这些情况，使聂荣臻感到苏联单方面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已经为期不远。
果然不久，苏联在国防尖端技术上对中国的限制越来越多了，许多原先答应给的技术资料和样品拖延不给。
一些专家的态度，也有很大的变化。
他们对中国技术人员接触苏联技术资料严加限制，给中方科技人员的研究工作带来极大不便。
与此同时，另一个重大变化是：苏联由向中国索要中医、中药、种籽及农业、手工业等传统技术和资料，改为大量索要中国工业新技术、尖端技术、重要资源、重大工程项目的资料。
聂荣臻密切注意苏联方面的这种动向，他指示秘书把各方面有关的情况搜集起来。
很快，工业、科研、国防等有苏联援助项目的单位，都把情况报了上来。
他纵观全局，认为事关重大，必须尽早报告中央，以便采取相应措施。
1960年1月，聂荣臻到上海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他先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了中苏经济援助与科学技术协作方面的变化和趋势，以后又在会上就此作了发言。
他说：苏联很有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单方面终止与中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米格…21飞机和导弹的技术资料，苏联近来都卡住不给了。
看来，靠苏联援助肯定靠不住了。
他们的基本意图是，在尖端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上，使中国与他们保持相当的距离，只同意我们仿制苏联即将停产甚至已经停产了的装备，使中国长期停留在仿制阶段，处于依附地位。
周恩来对聂荣臻的发言记录，仔细看了几遍。
然后，他在这份记录上写了许多批语，把它转给外交部，以引起警觉。
1960年2月，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制定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
人们迫切希望拥有原子弹，于是再次派宋任穷到苏联谈判，争取苏方能继续履行国防新技术协定，仍为苏方坚决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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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苏联的援助与毁约（4）
4月5日，聂荣臻同军委其他领导人一起，听取宋任穷汇报。
听后他表示，苏方拒不执行国防新技术协定，不给原子弹教学模型、资料、原材料和关键设备，决心自己干，时间可能长些，但相信我们总是能干得出来的。
同年6月，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赫鲁晓夫组织几个国家的共产党，有计划地围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消息传来，聂荣臻知道中苏关系必将进一步恶化。
于是，他于7月3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份报告，提出三点建议：一、苏联在重要的关键技术上卡我们，我们应该在国防科学技术方面，更加坚决地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不是指望外援。
二、今后科技往来应采取新的做法。
协议上有的仍然要，不给就挂笔账，协议以外的新要求就不提了。
三、独立自主，立足国内，绝不意味着自己封锁自己。
毛泽东、周恩来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
中国做好了苏联全面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的准备。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决定从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终止一切技术援助协定。
这样，苏联全面撕毁了同中国的协议，从7月28日到8月下旬，撤走了他们尖端技术领域里在华的全部技术专家，并带走了全部图纸和技术资料，停止供应重要原材料和关键设备。
苏联撤走全部技术专家的消息传到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气魄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
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聂荣臻深刻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决心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更加致力于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事业。
苏联领导集团的背信弃义行为，促成了中国自行研制“两弹”的历史性转折。
第五节领导“两弹”攻关（1）
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五院领导到北戴河向聂荣臻汇报。
他们表示：苏联专家从不帮助我们搞研究设计，这方面的工作都是五院科研人员自己进行的。
现在他们撤走，对我们影响不大。
设备、资料方面的某些困难，五院经过努力，可以克服。
现在最困难的是原材料问题。
话虽这么说，但神态上还是带有明显的焦急心情。
聂荣臻说，大家不要急，原材料方面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希望五院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奋发图强，埋头苦干，下决心依靠自己的专家，把导弹和试验设备研制出来。
完成了近程地对地导弹的仿制以后，要集中力量迅速研制中近程、中远程导弹，为国家民族争气。
1960年7月6日至8月23日，苏联撤走了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全部233名专家。
以后，二机部进一步采取措施，调集人力物力，加速西北核工业基地的建设，力求尽快建成铀…235生产线，获得合格的产品。
调集科技力量，积极探索原子弹的设计、引爆和爆轰试验等的研究设计工作。
面对困难，聂荣臻要各科研单位更广泛地收集外国各种书报杂志等资料，参观各种技术展览，购买技术专利和先进设备。
以体现“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
同时又说，在苏联毁约、帝国主义国家封锁的条件下，总体上我们必须进一步强调自力更生，把突破“两弹”的希望主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20世纪60年代初，在三年困难时期，“两弹”研制又遇到的另一个重大困难是粮食严重不足的局面。
这竟迫使正在导弹基地、核试验基地施工的工程兵、铁道兵部队疏散或撤走了，许多科技人员也被疏散了。
聂荣臻忧心忡忡。
有一次他对导弹试验基地的副司令员李福泽说：“你们把部队和机关的许多人员疏散了，这我没意见，但听说，有的单位把直接从事火箭技术方面工作的知识分子也疏散了，有这样的事吗？”李福泽回答：“有。”
聂荣臻说：“你知道莫塞莱这个名字吗？”然后叹息着说：他是位年仅28岁的大科学家，在原子物理学上有重大发现。
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强征入伍，死在了战场上，不仅英国的科学界，而且世界上的科学界都对这颗科学巨星的过早陨落，深感惋惜和悲痛。
此后，英国政府规定，不准征召科学家到第一线作战部队服役。
而今，难道我们还不如当时的英国政府吗？这样下去，我们的导弹何时才能上天！”这席话，使李福泽深受感动。
他回到基地，把已经疏散走了的知识分子请了回来。
后来，聂荣臻把两个基地严重缺粮的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指示部队紧急筹措了一批粮食调往大漠深处的两个基地，才解了燃眉之急。
在北京，从事导弹、核武器研究的科技人员，面临着同样的困难，他们在副食品严重缺乏的忍饥挨饿情况下工作。
聂荣臻深为不安，在报经周恩来批准后，以他个人的名义向各大军区、海军“募捐”，请他们支援些猪肉、黄豆、鱼、海带之类的东西，给五院和二机部的科技人员，“募捐”来的东西，比预料的要多得多。
海军和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等军区，价拨给国防科研战线一批猪肉、鱼、海带、黄豆、水果等副食品。
在当时，这些都是无比珍贵的东西。
陈毅元帅听说此事后，对聂荣臻说：“我举双手拥护，向各单位‘募捐’，也加上我的名字。”
“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宝贝，要爱护，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硬，也得靠这些人。
我们不吃，也要保障他们起码的生活。”
在当时，为了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都宣布自己不吃肉，他们的孩子，都只吃寄宿学校的普通伙食，回到家里也就是多吃几块红薯或掺了玉米面的馒头。
第五节领导“两弹”攻关（2）
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发下来的副食品，实在使知识分子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
他们都表示，要为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拼出一腔热血，研制“两弹”的积极性更为高涨。
1961年1月，聂荣臻听取刘杰汇报，二机部西北核工业基地的人员，也面临同样的困难。
他要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力所能及地调拨一批副食品和粮食予以支援。
张达志坚决照办。
面对重重困难，1961年夏天，国防科研战线出现了“两弹”是继续“上马”，还是“下马”的争论。
有些人认为，研制“两弹”困难太大，主张“下马”。
聂荣臻力主继续研制“两弹”，并且要以“攻关”的精神去突破国防尖端技术。
毛泽东对这场争论甚为关心。
1961年7月，他让秘书从杭州打电话给聂荣臻说，不久前看到了一份材料，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日本现在还没有导弹、原子弹，但对此很重视，内部有争论，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
毛泽东还打招呼说，他要亲自找聂荣臻等人谈一次。
当时，国防工业委员会正在北戴河开工作会议，贺龙、聂荣臻、罗瑞卿以及国防工业、国防科研方面的负责人都参加了。
会议开得很热烈，两种意见尖锐对立。
主张“下马”的，主要理由是苏联的援助没有了，整个经济形势又不好，国防尖端武器研制困难太多太大，我们的工业基础薄弱，原材料无法保证，搞“两弹”花钱太多，影响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等等。
因此，他们主张只搞常规武器，不搞“两弹”。
7月20日聂荣臻来到北戴河，得知会议争论的情况，心情很不安。
他多次找人座谈，冷静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两弹”研制都已经有了一定基础。
五院、二机部各拥有大学毕业以上的研究人员数千名和一批先进的研究设备，铀矿资源也能满足需求，特别是有一批世界第一流的研制“两弹”的爱国科学家，这是个决定性因素。
“两弹”研制还带动了一系列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8月4日，他在会上作了比较系统的发言：国防科研方面，“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是中央军委确定的方针，后来又得到中共中央批准，不应该动摇，三五年内要力争突破尖端，现在遇到些困难，但这是历史任务，在困难面前是退还是进？“我的意思还是要进”。
武器装备上，尖端与常规，应该两条腿走路。
三五年内不管打什么仗，都得靠常规武器，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
因此，要特别重视常规武器研制和生产的配套问题。
如果这方面的问题解决不好，同样要犯历史性错误。
无论是尖端武器还是常规武器，现在上不去的关键是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技术力量分散的问题。
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是尖端都停下来，常规也上不去。
解决的办法是要列入国家计划，大家都来攻关，否则，就事倍功半。
尖端与常规武器要想上去，另一项措施是都要缩短战线，任务排队。
他形象地比喻说：这好比过河，大家都想过，但桥就那么宽，谁先谁后，得排排队，否则一拥而上，就谁也过不去。
尖端与常规不是谁挤谁，谁怨谁的问题，而是要向中央和军委负责，要从解决具体问题入手，困难是有的，但我们可以上去，不管是尖端武器还是常规武器都不要退。
8月20日，聂荣臻签发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详细陈述了“两弹”攻关的条件、困难和拟采取的措施等等。
报告上报中央后，很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表示同意。
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对“两弹”攻关都很支持。
陈毅元帅用风趣的语言表示了鲜明的态度，他说：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原子弹搞上去。
第五节领导“两弹”攻关（3）
我这个外交部长，现在腰杆子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子就硬了。
中共中央批准了聂荣臻8月20日的报告以后，一场轰轰烈烈的“两弹”攻关战斗，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展开。
作为指挥这场战斗的组织领导人，聂荣臻主要进行了以下7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提出各科研部门都要“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以地对地导弹为重点，争取3年左右突破中程；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远程。
原子弹方面争取4年左右建成第一套核燃料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初级的原子弹；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试制出能用于导弹的小型核弹头。
国防科研的其他任务，都要为“两弹”让路。
聂荣臻多次强调突破地对地导弹系统是个战略问题，搞成“三班”去安排科研力量。
他对钱学森等解释说，“三班”的含义是，地对地导弹在仿制的基础上自行设计中近程、中程和中远程导弹，这3个型号形成系列，集中力量搞，然后有多余的力量再研制地对空、空对空导弹。
导弹攻关，捷报频传。
1964年9月，中国自行设计研制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试射成功，进入批量生产。
1965年聂荣臻又进一步提出，研制地对地导弹首先抓中程的，准备中远程的，探索远程的。
在核武器方面，缩短战线的做法集中到一点，就是保证1964年炸响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
1961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后，聂荣臻多次对二机部的领导说，核武器研究力量要集中，西北核工业基地着重搞基本建设，要确保质量。
我们遵照中央的指示，要求全国科研部门，努力配合你们的研制工作，全国要“拧成一股劲，共同完成任务。”
1962年10月，聂荣臻在听取二机部领导汇报时指出，原子弹研制进展较快，今后仍应把好每道关，有专人抓，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1964年爆炸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来安排。
1963年9月3日，他在听取刘杰、钱三强、朱光亚汇报时指出，中国发展核武器，最后着重是要搞战略导弹用的核弹头。
因为中国空军力量薄弱，空投原子弹难起作用。
二机部的工作要求是，1964年准备好地面核试验；1965年准备好空爆核试验；1966年准备好导弹核武器试验；1967年争取试验氢弹。
1964年10月，中国终于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4年5月，聂荣臻对五院和二机部提出了研制导弹核武器的问题。
他要求研制导弹、原子弹的技术总负责人钱学森和钱三强都要参加这项工作。
以便密切配合，完成这项任务。
第二，组织全国大协作。
从主管全国科学研究工作起，聂荣臻深知，中国各方面基础薄弱，要搞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贯彻全国一盘棋，进行大协作的方针。
进入“两弹”攻关阶段，他更加重视全国大协作的组织工作，把国防科研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