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时前，飞机声由远而近，人们都翘首以待。
8时整，空投氢弹的飞机到达预定空域，没有投弹，拐了个弯飞走了。
“怎么回事？”聂荣臻在掩蔽壕里用电话问。
电话里空军地面指挥员报告说：“飞行员操作中少了一个动作，请求再飞一圈。”
聂荣臻是要求严格按科学规则办事的人，觉得飞行员的请求是认真、科学的表现，当即答复：“可以！”于是20分钟以后，徐克江驾驶的轰…6甲型飞机再次飞临预定空域，在预定高度投下了中国的第一颗全当量氢弹。
氢弹在距靶心315米、高度2960米处爆炸。
天空出现了一个自然太阳，一个人造太阳，两个太阳在蓝天并排高挂的奇特壮观。
随后是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
氢弹爆炸成功了！人们从指挥部掩蔽壕内跳出来欢呼，一阵强风带着热浪迎面扑来，有的人几乎被吹倒，这是氢弹冲击波的威力！聂荣臻因为上了年岁，无法像年轻人那样跳出掩蔽壕。
但他手握电话，激动地凝视着天空那个人造太阳渐渐演变成的蘑菇云。
摄影家孟昭瑞拍下了聂荣臻的这张历史性照片。
人们面对着这朵比原子弹的蘑菇云要壮观美丽得多的伞状烟云慢慢上升、扩大，颜色则由红色渐渐变成了白色的蘑菇云，欢呼声经久不息。
聂荣臻却在焦急地等待着，要秘书催问有关方面，尽快汇集各种数据，计算出眼前实现的核爆炸的当量，够不够得上氢弹级爆炸？科学家们紧张地计算着，不久报告说，初步计算，核爆炸的威力在300万吨梯恩梯炸药的当量以上，（据最后各项数据测算的结果为330万吨）是氢弹爆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没有发生任何人员伤亡。
聂荣臻立即要通北京的电话，先后向周恩来、叶剑英报告了科学家们的计算结果。
周恩来在电话里说：“我代表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向所有参试人员表示祝贺！”叶剑英则代表中央军委向参试的指战员们表示祝贺！聂荣臻走出指挥部临时架设的帐篷，向守候在外面对他热烈鼓掌的人群挥手致意，大声转达了周恩来、叶剑英的话。
11时，他乘飞机赶回马兰机场，向徐克江机组全体人员表示感谢、慰问和祝贺，并同机组人员合影留念。
在时间上，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并且赶在了法国之前试验氢弹，引起了全世界的巨大反响，公认中国已经进入世界核先进国家的行列。
第六节深入现场，主持“两弹”试验（7）
回到基地本部以后，有人向他汇报了上述时间表。
聂荣臻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我们的科学家该有多好啊！”可这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也已经吹到了基地，人们从上到下分成两派，在试验氢弹前后的时间里争斗不休。
聂荣臻在临离开基地前，站在飞机的舷梯上，对两派群众说了句语重心长而又深富哲理的话：“你们过去试验的是原子弹，是‘裂变’产生的威力。
这次试验的是氢弹，是‘聚变’产生的威力。
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像‘聚变’一样，把基地的各项工作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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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不祥的预兆（1）
从1965年冬天起，到1966年5月，###、罗瑞卿、彭真、陆定一以莫须有的罪名，先后遭受诬陷迫害。
聂荣臻从事态的发展中，逐步感受到了这是些不祥的预兆。
1966年春天的杭州之行，加深了他在这方面的印象。
4月17日至25日，由毛泽东主持，在杭州召开了第二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聂荣臻出席了这次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康生、陈伯达，以及各中央局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李井泉、陶铸、李雪峰、宋任穷、刘澜涛、萧华、江华、汪东兴等，共二十多人。
会议的内容和决定，实际上都体现在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中了。
聂荣臻在杭州参与讨论这个文件的时候，是很不理解的。
首先，围绕着《海瑞罢官》、《二月提纲》的争论经过，他由于过去很少接触这方面的问题，理不出个头绪来。
其次，聂荣臻与彭真是老战友，对彭真上纲到指名道姓，说他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样的结论，聂荣臻难以接受。
三是，对《二月提纲》的批判，上升到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他也无法理解。
5月21日，即《五·一六通知》通过后的第五天，又发生了国防科委副主任安###然逝世的事情。
更加加深了聂荣臻的不祥之兆的感觉。
安东，14岁参加革命，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1955年，37岁时就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他才思敏捷，精明强干。
聂荣臻很喜欢这位年轻得力的助手。
在聂荣臻的推荐下，安东担任了总参谋部装备部副部长、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秘书长，国防科委秘书长、副主任。
从国防科委成立起，一直主持国防科委的常务工作。
21日中午，聂荣臻散步时边走边叹息说：“安东今年才48岁，喜欢体育运动，会打乒乓球、网球，爱滑冰、游泳，经常锻炼身体，健康状况一直挺好。
怎么这样突然地去世了，真是可惜！”当天晚上，他接到报告说，北京医院尸体解剖的结论是，安东不是死于心脏病，心脏只有轻度病变，而是因为误服了大剂量的眠尔通，导致中枢神经麻痹才死亡的。
一位担任大军区级职务，又掌握着导弹、原子弹等高度机密情报的高级干部，突然非正常死亡，聂荣臻说，这可不是好兆头。
安东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始终没有搞清楚，1973年，国防科委党委在报经中央军委批准以后，为安东作出了没有政治问题，按病故人员对待的结论。
《五·一六通知》下发以后，极“左”思潮在神州大地上迅速蔓延，有些地方，对人的迫害到了疯狂的程度。
聂荣臻感到，危险正日益向科技界的知识分子逼近。
不仅发生了安东非正常死亡的事情，6月2日，发生了中国科学院的某位知识分子，出访荷兰时，在所住的旅馆跳楼，抢救无效身亡。
7月6日，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某位知识分子，刚由大庆回到北京，也跳楼身亡。
不久，上海市科委主任舒文向聂荣臻报告，上海市科技界的知识分子，近期发生了8起自杀事件，其中有5人身亡。
这一连串的事件，使聂荣臻深感不安。
作为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在知识分子面临困境的时候，聂荣臻不会无动于衷。
于是，他决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拟定出一个保护知识分子的文件。
文件被定名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几个政策界限》的草稿（以下简称草稿）。
“草稿”共约3000字，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科技界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属于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左派、中派，应该予以团结保护，要打击批判的只是少数右派；二、即使是右派，还能做点科技工作的，也要给以长期的教育改造，使其悔改，重新做人。
第一节不祥的预兆（2）
有些坚持不改的，暂时搁起来，什么时候放毒，再予以批判；三、“有些年老体弱，行将就木”的科学家即使群众意见很大，也只进行背靠背的批判，不搞面对面的斗争；四、科研机构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摆事实，讲道理，不准打人侮辱人。
“草稿”6月23日上报以后，聂荣臻希望尽快得到批示，使科技界的知识分子免遭厄运。
几经催问，6月27日中央文革办公室答复说：现在中央很忙，没有时间讨论，可以将文件草稿发给有关单位征求意见。
到7月5日，各方面的意见基本上都汇总起来了。
“草稿”引起了强烈反响。
大家都表示热烈拥护。
在所提出的31条意见中，大多是属于文字表达方面的。
其中有两条实质性的意见：一是，要求扩大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左派、中派的适用范围。
二是，希望把“草稿”中（包括标题）提到“自然科学家”的地方，一律改为“自然科学工作者”。
两条意见，目的都是想把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包括进保护对象的范围之内。
聂荣臻非常高兴，这正符合他的愿望。
7月5日当天，秘书遵照聂荣臻的指示，以最快的速度，把各方面的意见汇总整理了出来，又起草了一个通知稿：定于7月7日上午9时到钓鱼台宾馆15号楼中央文革办公室所在地，讨论修改“草稿”，以便再次上报。
陈伯达7月6日在通知稿上批：“请聂荣臻主持，我这几天有事，不一定来参加。
大家修改后，我可以来同他们斟酌。”
当时中央文革已经凌驾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之上，陈伯达不到会，显然这个会就开不成，开了也不会起什么作用。
7月12日，聂荣臻在打给陈伯达的电话中说，我历来主张，对老一代的自然科学家，只要他们爱国，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就应该充分利用他们的所长。
至于世界观的改造，慢慢地通过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斗争，逐步加以改造。
这样做，对我们的事业有利。
陈伯达答复：这件事太麻烦，又要定原则，又要进行排队，弄不好会有很多意见，等等再说吧。
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要制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聂荣臻再次向陈伯达提出，在上述决定中，加上保护科技界知识分子的内容。
他对陈伯达说，你认为麻烦，可以写得简明扼要些，只要能起保护知识分子的作用就行。
这次，陈伯达倒是同意了，会上，毛泽东、周恩来等，和当时已调到中央工作的陶铸，也支持在“十六条”中，要有保护科学家的条文。
于是，在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里面，专门写了第十二条，标题是“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第十二条的全文是：“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
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文字虽短，但“草稿”的主要精神都有了。
这使聂荣臻感到欣慰。
7月30日下午，聂荣臻办公室接到戚本禹来的电话：中央文革想今天下午召开个大会，在会上讲讲政策，由中国科学院各单位派人参加，叫征求一下聂荣臻的意见。
聂荣臻说，既然是中央文革要向科技人员讲政策，那当然好，我同意开。
经过紧张的工作，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开了有科技人员等7900多人参加的科学口第一次群众大会，号称万人大会。
会议一开始，中央文革主持会议的人就号召大家要当陈胜、吴广，起来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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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不祥的预兆（3）
然后指定一些造反派代表发言。
造反派代表在发言中，喊出了打倒张际春（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口号。
接着，又点了原来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尹达的名，说尹达也包庇坏人，反对毛泽东思想，使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接下来是国家科委机关造反派头头张本发言，她共讲了19条意见，逐个指名攻击了国家科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公然逐条批判“科学工作十四条”，批判1962年的广州科学工作会议。
张本在发言中还多处影射攻击聂荣臻。
如说：有人主张知识分子红的标准，只要一爱国、二拥护社会主义；主张科技界党支部只起保证作用，不能起领导作用；高唱先立后破，反对毛主席的先破后立；主张对科学家搞物质刺激，评学位、学衔、大学生一毕业，实习期满工资就给100元，科学家最高工资可到500元（同当时毛泽东的工资一样高），主张对科学技术成果进行重奖等等。
众所周知，张本批判的这些内容，都是聂荣臻提出和反复强调的主张。
聂荣臻越听越生气。
造反派代表发言完毕，会议主持人要聂荣臻讲话。
聂荣臻说：“我身体不好，也没有什么话要说，还是请别的同志讲吧。”
就这样，他对会议进行了抵制。
接着是江青讲话。
她先大言不惭地说：受毛主席委托，问大家好。
又说“要做同志们的小学生，向大家学习。”
然后就东拉西扯，指桑骂槐，说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最后警告说，听不得批评意见，压制民主是错误的。
康生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以后陈伯达作了长篇讲话。
他从西方文化，扯到东方文化；从“文化大革命”，扯到科学技术发展；从辩证法，扯到破除迷信；从反对修正主义，扯到农村包围城市……聂荣臻没有等陈伯达讲完，就以身体不好为由，提前离开会场，回到家里，已经快午夜12时了。
他临睡以前，总要散会儿步，他对陪同散步的秘书说，今天的会议不是说要讲讲政策吗？原以为中央文革的人会讲讲6月份我们上报的那个文件精神，结果主要是造反派对许多同志的点名攻击，又攻击“科学工作十四条”和广州科学工作会议，实在叫人气愤。
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们完全是在搞突然袭击，叫我怎么讲话！今后，看来科学战线将会更乱，日子会更难过了。
以上这些不祥的预兆，都使聂荣臻深为不安，他决心要在“文革”中有所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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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些不祥的预兆，都使聂荣臻深为不安，他决心要在“文革”中有所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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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的预兆，都使聂荣臻深为不安，他决心要在“文革”中有所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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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不祥的预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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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都使聂荣臻深为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