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可以迅速研制我们自己的武器装备，使国防工业生产尽早结束仿制局面。”
从报告里可以看出，聂荣臻是深思熟虑的。
这是他总结了“两弹”攻关的宝贵经验和当时所处的特定环境，为摆脱科研工作面临的困难局面，为更好地实现国防现代化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
多少年过去了，人们仍然在赞美当年“两弹一星”攻关的精神，可聂荣臻组建18个研究院的良好愿望，却成为当时某些人批判他有所谓“大科研主义”，想“另立中心”的借口。
10月25日，毛泽东在聂荣臻的报告上作了这样的批示：“聂荣臻同志：此件压了很久，今天看过，很好，照办。”
第五节是大科研主义吗（2）
1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7］335号）。
“中央文件”说：“现将聂荣臻同志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摘要和毛主席的批示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10月29日，在向国防科委局长以上领导干部传达毛泽东的批示时，聂荣臻说：“组建各研究院，当前关键是要把大多数干部解放出来，出身不好的干部要看表现，工作中有缺点错误的检讨了就行嘛，要允许人家改正，允许人家革命。
机构一定要精简，庞大重叠，不便指挥。
真正做工作，不在人很多。
相反，人多了，本身的工作就把你拖住了。
这是多少年经验告诉我们的。
人忙一点好，没有事干就很糟糕。”
批准组建18个国防科技研究院的中央文件传达以后，要求归入这些研究院的单位越来越多。
同时，也引起了另一方面的反映。
最早的反映来自各国防工业部的领导和部分群众，认为这样做会削弱国防工业生产方面的力量。
聂荣臻听到这种反映后很警惕。
1968年2月21日，他在听取罗舜初等汇报时说：“近来听到不少反映，在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中，国防科委对外要工厂要得太多，应该引起注意。
总的来说，为了下决心解决各研究院的试制力量，当然应该向外面要一批工厂或车间，但是绝不能要得太多太大。
现在有的研究院，有的同志，有一种万事不求人，再也不要与人协作的想法，这是不对的。
我在给主席的报告中曾强调指出：这次体制调整后，与各工业部门的协作关系，不但不应该减少，而且还应该加强……要把这个想法对各研究院讲清楚，要大家严格掌握，非必需的就不要要了。
现在全国各地各部门，对国防科研系统都大力支持，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反而不照顾别人，要有全局观点。”
他要罗舜初等务必把他的意思向大家讲清楚。
为此，国防科委于2月27日专门发了《重要指示记录》（68）第8号文件，全文刊登了聂荣臻的这个讲话，传达到各有关单位和个人。
尽管如此，可是在1968年春召开的国防科委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许多造反派的代表发言，仍大肆批判聂荣臻的所谓“大科研主义”。
有的说：“聂荣臻为了垒聂氏山头，所以想出了组建18个研究院的主意。”
有的说：“组建18个研究院，是想把造聂荣臻反的群众组织整垮。”
有的说：“聂荣臻搞大科研主义，是想保护反动学术权威，其性质与有人想用生产压革命是一样的。”
还有个人说：“过去说罗长子（指罗瑞卿同志）手伸得很长，现在聂荣臻的手伸得比罗长子更长。
他从原子弹一直抓到了山药蛋（马铃薯）。”
这个代表发言时，引起了哄堂大笑。
原来，在这次代表大会开的前5天，也就是3月6日，聂荣臻在听取刘西尧等关于原子能研究利用问题汇报时曾说过：“放射性同位素如何用在民用方面，应该研究。
我们想问题，要从如何有利于国家，有利于7亿人民出发。
中国科学院有人不愿意研究山药蛋。
我们是7亿人口的大国，山药蛋在解决吃的方面很重要。”
山药蛋经过同位素辐照，有利于防止霉变和种子的提纯复壮。
对“从原子弹抓到山药蛋”的无知，聂荣臻既当是笑话听，又深记着这话的含意。
直到晚年撰写回忆录的时候，仍记得这件事。
他说：“原子弹要抓，这是大事。
山药蛋也要抓，这同样是大事。
在中国北方，山药蛋既当菜吃，有些地方又当主粮吃。
20年代我在苏联学习时，苏联人民的生活很困难，能有山药蛋吃就算不错了。”
。。
第六节“黑后台”的困扰（1）
1968年3月，北京发生了所谓“杨余傅”事件。
此后，“杨余傅”事件和“华北山头主义”的“黑后台”问题，不断困扰着聂荣臻。
3月23日8时左右，在西山住处，聂荣臻的保健医生接到一位自称姓王的北京军区女同志的电话。
她说：“今天凌晨，杨成武同志那里出事了，突然人已下落不明，门口警卫换了人，不准随便出入，杨办的张主任已经被两个人绑架走了。
请你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聂帅，请聂帅过问一下。”
保健医生想进一步问清情况，对方把电话挂了。
于是，医生整理了个简单的电话记录，交给警卫参谋，转给了秘书。
秘书看了电话记录，感到很奇怪，就给杨成武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很长时间没有人接，秘书感到确实是出事了。
聂荣臻因为心脏病发作，刚刚恢复，秘书不敢将此事向他报告。
3月24日下午，聂办先后接到中央办公厅和军委办公厅的电话，说是今天晚上人民大会堂有重要会议，请聂荣臻出席。
问会议的内容，回答是他们也不清楚。
秘书去找医生商量，当时有董承朗、吴杰、黄宛等好几位专家在，大家一致意见，聂荣臻重病刚愈，以不出席会议为好。
专家、秘书一起去向聂荣臻作了汇报。
他同意请假，就分别向两个办公厅打了电话请假。
快吃晚饭的时候，汪东兴亲自打电话给聂荣臻，仍是要他去出席会议，内容要到会场才能告诉。
聂荣臻知道，准是党内出了大事，但他最讲科学，对汪东兴说：“医生不同意我出席会议，自己感觉也不大好，还是确定请假。”
第二天上午，叶剑英对聂荣臻说：昨天晚上的会议有1万多名干部参加，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都出席了。
会上，先是宣读了命令：撤销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余立金（军委空军政委）、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说他们犯了严重错误。
任命黄永胜（原广州军区司令员）为总参谋长，温玉成副总参谋长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林彪、康生等还在会上讲话，要揪什么：“杨余傅”的“黑后台”。
“他们太不像话，不仅这样的大事我们事前不知道，而且这次会议的座位安排上，他们也耍了花招。
富春、先念、陈老总、向前等，我们虽然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却不准在主席台上就座，一律坐在台下。
其余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的成员却坐在主席台上。
他们的用意不是十分明显吗？！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向我们施加更大的政治压力，暗示群众，台下的这些政治局委员有问题，是属于可以冲击的对象。
下一步要揪什么黑后台，我们这些人当然又是揪斗的对象罗。”
说完，叶剑英笑着说：“揪就揪吧，反正就是这么回事，欲加之罪，难道还少吗！”聂荣臻说：“杨成武、傅崇碧都是我的老部下，他们要揪后台，肯定是会大做文章的。
揪就揪吧，昨天接连打电话，要我去开会，原来是这么回事。”
听了两位老帅的谈话，秘书这才觉得前天早晨那个电话的性质严重，就如实向聂荣臻作了报告。
聂荣臻也觉得奇怪，叫把情况进一步弄清楚。
于是，保健医生写了比较详细的证明材料，并作了分析：认为可能是杨成武的保健医生叫他爱人（也是医务工作人员）打的电话。
因为杨的保健医生认识自己，也知道西山这儿的电话。
这太像是后台了，问题严重。
于是，聂荣臻向中央文革写了信，附上医生的说明和分析，以资澄清问题。
红卫兵小报上很快登出了林彪、康生等在那次会议上的讲话，概括起来是：一、杨成武与余立金、傅崇碧勾结，要打倒吴法宪（军委空军司令员）、谢富治（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篡夺空军和北京市的领导权。
第六节“黑后台”的困扰（2）
二、杨成武曾3次下令要傅崇碧带领武装，到钓鱼台中央文革那里抓人。
三、余立金历史上是“叛徒”。
林彪在讲话中还提到，“杨成武的主要错误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
“杨成武是晋察冀的，晋察冀只是解放军的一个部分。”
意思是杨成武在搞“晋察冀山头主义”。
康生则说：“我相信杨成武的背后还有后台的，有黑后台的。”
聂荣臻看完讲话后说：“他们要挖晋察冀的黑后台，那我当然是首当其冲了。”
3月24日的会议以后，社会上立即刮起了一股揪“杨余傅”黑后台的邪风，大字报铺天盖地，甚至贴进了中南海，贴到了军委西山招待所的大门外，矛头直指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其中尤其是指向聂荣臻。
4月1日起，应该发给聂荣臻的许多重要文件、电报停发了。
在“文革”中，这往往是意味着此人出事了。
4月2日，秘书将这个情况报告给聂荣臻。
聂荣臻气愤地说：“不管他们怎么弄，文件他们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
我自己知道，反正我不是他们的后台。”
4月6日晚上，聂荣臻在电话上问叶群：“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指的是谁？这几天，外面大字报轰得很厉害，轰我的大字报都贴到西山脚下来了，我不得不表态啊！”叶群说：“并没有点名嘛，现在外面正在炮轰，让人家轰嘛，将来轰倒谁就是谁。”
听了这样的回答，4月7日，聂荣臻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最近在揪杨成武黑后台的活动中，有些大字报点了我的名，有的虽未点名，但也可以看出怀疑我是后台的……请求主席能在百忙中接见我一次，亲聆面教，以便把事情搞清楚。”
3天之后，周恩来要秘书打电话给聂荣臻的秘书，说是4月7日聂荣臻写给毛泽东的信，毛泽东看后批了如下内容：“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看了电话记录以后，聂荣臻说：“这一下我清楚了，他们要抓我的什么黑后台，并不是毛主席的意思。”
当天晚上，周恩来给聂荣臻打电话，通知他到人民大会堂118号房间毛泽东那里开会。
出席会议的除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而外，就是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
在会上，毛泽东对聂荣臻说：“你不要背包袱，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显然，聂荣臻的信，引起了毛泽东对抓“黑后台”问题的重视，所以才开了这次会议。
4月16日，聂荣臻到毛家湾林彪的住地去看望林彪。
后来他回忆说：“那次我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林彪支支吾吾地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了，意思是不听话了。
我对他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不就来了。
这也成为打倒一个人的理由，真令人可笑。”
“杨余傅”事件平反以后，有次傅崇碧来看望，他对聂荣臻说：“我早在3月22日午夜就被非法拘押了。
当时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有次扒着铁窗看，看到对面墙上有条标语，打倒‘杨余傅’，心里还在纳闷，‘杨余傅’是个什么人呢？怎么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
聂荣臻听完哈哈大笑。
可见，“杨余傅”事件，完全是林彪、江青一伙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出来的。
1971年9月，林彪“折戟沉沙”之后，对“杨余傅”事件，人们开始有了新的看法。
1973年12月21日，在聂荣臻出席的中央军委会议上，毛泽东说：“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
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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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黑后台”的困扰（3）
半年之后，毛泽东又亲自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他们先后获得释放并恢复工作。
1979年3月，在聂荣臻的关心建议下，中共中央发出专门文件，为“杨余傅”公开平反。
江青有一次公然在有关北京军区的“华北会议”上说：“从聂荣臻开始，华北山头有历史性。
从聂荣臻、杨成武、你郑维山（当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
他们“都出在华北，是坏人当道。”
江青诬蔑聂荣臻“从三七年起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
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等在北京军区党委会上说，北京军区有必要“揭山头主义的罪行，批山头主义的危害，肃山头主义的流毒”，“对山头主义必须揭深批透。”
“总之你们要抓中心、抓重点，不要什么问题都抓。”
“不这样做，就很危险。”
在如此大的压力下，北京军区批判“华北山头主义”的持续时间长达7年之久。
更有甚者，1968年4月开展反“华北山头主义”的运动以后，江青一伙说“华北山头主义”是反对林彪的。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他们又说：“北京军区是林彪、陈伯达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
聂荣臻本人则多次对别人说：“我自从1954年免去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职务以后，就从不过问北京军区的事，这叫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
事实确实如此。
原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的许多老部下、老战友来找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或建议。
凡属重大的问题，他都转报中央或军委决定；凡属个人职级待遇等问题，他都转请总政治部按原则处理，从不自作主张。
1979年7月，又是在聂荣臻的关心建议下，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
使为此深受其害的许多“老华北”解除了思想和政治包袱，也彻底解除了聂荣臻为此而无端背的黑锅。
第七节“学代会”代表条件的风波（1）
1968年3月11日，国防科委“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学代会”）开幕。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一千多人。
在会前的准备过程中，国防科委党委1月11日发出了关于“学代会”代表选拔条件的补充通知，其中有一条，代表必须是“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
这成为聂荣臻搞所谓“反动的多中心论”的第三条罪状。
2月10日，聂荣臻办公室接到七机部军管会的一个报告，其中提到，补充通知中关于代表条件问题，引起了七机部两派群众组织的争论，不利于促进他们团结的工作，希望领导上对代表条件的规定再做考虑。
2月下旬到“学代会”开幕前，聂荣臻办公室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