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再做考虑。
2月下旬到“学代会”开幕前，聂荣臻办公室接到几封群众来信，说国防科委领导借开“学代会”的机会，有吹捧聂荣臻的现象。
聂荣臻知道这些情况后，请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刘华清、蔡顺礼到西山住处开会，讨论召开“学代会”需要解决的问题。
会上，没有再提到选举代表条件的问题，因为这时候代表已经全部选出，知道两派都有代表参加，聂荣臻也就比较放心了。
于是他着重要求罗、刘、蔡分别把准备在“学代会”上的发言都检查一下，都不要有突出他个人的内容，主要应该突出毛主席、林彪、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有关指示。
但尽管如此，国防科委副主任在“学代会”的发言中，仍有聂荣臻同志“是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是正确路线的代表”等提法。
“学代会”开幕以后，对国防科委持批判态度的一派群众组织，以“北航红旗”和“916”为核心，联合起来，抓住“学代会”的代表条件不放。
说国防科委提出这个条件是为了垒“聂氏山头”，搞宗派主义，想把对立派群众组织整垮。
十多天后，“杨余傅”事件发生，结合抓“黑后台”，他们发动了更加猛烈的攻势，使国防科委的各项领导工作，基本陷入瘫痪状态。
周总理知道了国防科委在“学代会”问题上的困难处境，于4月20日晚上9时40分至21日凌晨2时，接见了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下属单位的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
他在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和问了一些有关的情况以后说：国防科委提出“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并作为选举出席“学代会”代表的条件，是错误的。
但聂老总事前不知道，他知道后很不安，写了检讨。
要允许别人犯错误，不要把别人一棍子打死。
“聂荣臻同志我们很熟，我们是老战友，毛主席要我帮助他。
不能说国防科研、生产中有坏人，领导就一无是处。
生产上不去我很痛心，再不能耽误了，应该赶快结束争论。”
大家要消除派性，搞好联合，把“学代会”开好。
4月24日，聂荣臻给“学代会”写了自我批评的信。
信中说：这次会议的准备过程和开始的一段，我正在病中，至今没有痊愈，有许多情况确实不清楚。
代表的评选条件，会上有突出我个人的作法，大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这些错误，我作为国防科委党委的负责人，作为‘班长’应该首先负责。
‘核心’的那条极端错误的条件，事先没有报告我，到知道的时候，绝大多数代表已经选出来了，我感到这个条件不对，但迁就了现状，未提到政治原则的高度，未采取断然处置来纠正这个错误，此次会议准备的文件、发言、报告，我在病中，都不知道，虽然以前曾多次谈过不要突出我个人，不要吹，不要捧，会前也一般地打过招呼，但采取措施不力，更未检查过问。”
“我在四十多年来各个革命斗争阶段中，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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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学代会”代表条件的风波（2）
我绝不是一贯正确的，而是错误不少。”
聂荣臻的这封信，是经过周恩来审查修改后发出的。
如原信中有一句，“总理代表中央亲自帮助我们纠正这次会议的错误”，周恩来改为“周恩来总理遵照毛主席指示，帮助我们纠正这次会议的错误。”
另一句提到，总理的指示，对我们开好会议“起了重大作用”，周恩来改为“起一定作用”。
但信在发给“学代会”以后，仍有人说，聂荣臻的信“是做表面文章”、“没有触及灵魂”、“作为党委书记，不可能事前不知道‘学代会’代表的条件。”
4月30日上午，聂荣臻到“学代会”上准备检讨，听取意见。
可当他刚讲了几句，持批判态度的一派口号声四起：“火烧聂老总”、“炮轰聂老总”、“万炮齐轰聂荣臻”。
接着是另一派反对这样做，也高呼口号。
至此，聂荣臻已经无法再继续讲话。
他乘会场稍静时，说了几句：“大家对我有什么意见，欢迎提出，由国防科委党委转给我，希望大家遵照总理的指示，把大会开好。”
然后离开了会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67年6月1日，聂荣臻办公室接到国防科委军管办公室的电话：飞机研究院一批群众来到国防部，要揪斗国防科委副主任唐延杰（唐曾任飞机研究院院长），说唐历史上有自首叛变问题。
该怎么办？请聂荣臻作指示。
听了秘书的报告，聂荣臻电话上找罗舜初、刘华清、蔡顺礼，一个都没有找到。
他就直接打电话给国防科委办公室主任。
聂荣臻在电话里说：“唐延杰同志的自首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不是不知道。
毛主席说过。
经过长征和几次反‘围剿’考验的，一般可以解决党籍问题。
唐的问题不是（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已经向中央写了报告了嘛。
群众贴大字报可以。
如何处理，待中央有指示后按指示执行，不要让外单位揪斗唐。
这个精神，只给常委同志说一下，不要下传。”
但不知什么原因，事隔一年之后，这些话传了出去。
1968年6月27日国防科委机关9名干部联名贴出名为《炮打聂荣臻》副标题为“聂荣臻捏造最高指示，从政治上陷害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大字报。
大字报的作者，把上述电话记录中“毛主席说过，经过长征和几次反‘围剿’考验的，一般可以解决党籍问题”这句话，引申为“毛主席说，叛徒可以入党。”
引申的话还打了引号，就变成了聂荣臻的原话。
由此，自然得出了“捏造最高指示，从政治上陷害毛主席”的结论了。
所谓唐延杰是“叛徒”的实际情况是：他1929年在长沙与党组织失掉联系。
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他的家人代他登报自首，后被国民党当局收容进感化院进行“感化”。
1930年，红军进攻长沙时将他营救出狱，随即参加了红军。
经历过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两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在陕北重新入了党。
唐延杰重新入党时，与聂荣臻不在一个单位，所以，聂荣臻对情况并不清楚。
到1967年春天，有人反映唐延杰历史上有自首问题，聂荣臻当即要国防科委党委将唐的材料上报中央，还决定在中央没有批示前，当年的“五一”节没有让唐延杰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也不让唐再管机密性大的工作。
在聂荣臻的记忆中，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军委曾有过指示，经过反“围剿”和长征考验，一般都可以解决党籍问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聂荣臻说了电话记录里的那段话。
至于说“政治上陷害林副主席”的问题，聂荣臻就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事实的经过是：1966年5月21日上午安###然逝世，下午叶群给聂荣臻的秘书打了个电话（当时不知道安东是非正常死亡）：“林副主席知道安东同志逝世后说，安东是个好同志，是聂老总的一个好助手，既已逝世，请聂总不要过分悲伤，要保护好聂总的身体。”
第七节“学代会”代表条件的风波（3）
1968年1月，聂办工作人员在国防科委机关有人问起安###然死亡的情况时，顺便说了这个电话记录的大意。
大字报的作者，把此事歪曲成“林副主席说，自杀的叛徒是个好同志。”
9人大字报贴出以后，国防科委机关一片混乱，聂荣臻已处于无法工作的境地。
出于对工作的热爱，尽管受了种种委屈，聂荣臻仍于7月16日向毛泽东、林彪，向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写了检讨报告，他在检讨报告中承认犯了3个方面的错误：一、在突出个人方面，去年4月，就曾有人吹捧“我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
对此“只当做一般传闻，没有严肃对待并公开表态纠正。”
二、对待各群众组织，感情有亲一派、疏一派之分。
三、在十年来发展科技事业中，“我只强调了立足国内，充分发挥我们自己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对科学技术人员团结、鼓励多，教育、批评少，对他们的思想改造抓得不够。”
对聂荣臻的检讨报告，毛泽东7月18日作了如下批示：“可以发出，但要做精神准备，革命群众还可能有意见要提出来。”
但这个批示，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阻挠下，没有下发，聂荣臻的检讨也就没有同群众见面，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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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绝不允许乱军（1）
“文化大革命”来势凶猛，几位老帅关心的是军队的稳定。
人民解放军这座伟大的长城，是老帅们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共同缔造的。
老帅们对解放军有深厚的感情。
因此，在“文革”###中，他们力所能及的同林彪、江青一伙的乱军阴谋进行斗争，直至发展到“大闹京西宾馆”，成为“二月逆流”的主要罪状之一。
要稳定军队，“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当务之急是要制定一个军队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1966年5月30日，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几位老帅，加上杨成武、萧华等一起聚集到军委西山招待所15号楼叶剑英的住处开会。
会上，听了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的汇报，几位老帅的一致意见，“文革”中军队不能乱，并拟就了军队参加“文革”的10项措施，上报中央审批。
这10条措施总的精神是：认真学习有关文件，提高思想觉悟；部队以搞正面教育为主，要批判整顿的主要是军以上机关的宣传文化部门；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声讨大会；要进行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总政治部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和文化革命办公室，在军委领导下处理军队“文革”方面的问题。
6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总政治部关于部队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
7月下旬起，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各单位掀起了一股驱赶工作组的邪风。
这股风很快波及到了军队。
8月3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电话向聂荣臻请示：地方院校撤销工作组以后，军队院校撤不撤？并且说，军队有一百多所院校，根据以下5条理由，建议仍应派工作组：一、军队院校有的有武器，有的有精密仪器设备，有的有剧毒物，乱了容易出大事。
二、军队院校是在中央、军委的绝对领导下的，不同于地方院校。
三、军队院校绝大部分是好的。
四、军队院校从1964年起，就进行整风学习，到前两个月刚结束，对绝大部分领导干部，摸过底，比较好，个别不好的已经调换。
五、中央已经批准总政提的10条措施。
聂荣臻听了以后说，我倾向仍应派工作组，按10条措施执行，军队不能乱，有的军队院校已经出现问题，要引以为戒。
但形势突变。
8月4日，在聂荣臻出席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派工作组的做法，说，这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听了毛泽东的话，老帅们都不好吭声了。
总政治部赶紧发通知，宣布军队院校也撤销工作组。
8月23日，在第五十五次军委常委会上，林彪表态说：“军队院校可以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小组，可以试一试。”
此话一传出，军队院校形势大乱。
不仅是院校，而且在军队各单位，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高潮，军队开始大乱。
10月21日上午。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八八红旗战斗团”的三百多名学生，到国防部大院门口造反，要求进国防科委大楼。
还没有等到答复，其中的一百多人就于11时强行冲入国防部大院，以后又冲过由警卫部队和机关干部组成的人墙，进入国防科委大楼。
到处搜查，口口声声说，要派到该院的工作组交出所谓整学生的“黑名单”。
聂荣臻叫国防科委领导做工作劝学生退出国防部大院。
学生哪里肯听。
晚上，聂荣臻同叶剑英一起，请中央文革、全军文革的人到京西宾馆开会，研究解决办法。
聂荣臻在会上说：连国防部都冲进去了，此例一开，将来还有什么地方学生不敢冲，后果严重啊，必须尽快要学生退出，现在只有你们说话才灵。
第一节绝不允许乱军（2）
叶剑英也竭力主张要强令学生退出。
在两位老帅的凛然正气面前，中央文革只得表示：我们去做工作。
随即由张春桥等4人去向学生宣布：遵照毛主席要保障党中央、国防部等要害部门所在地安全的指示，学生不能进入国防部大院，必须立即退出。
到22日凌晨1时，学生全部退出国防部大院。
不久，军队各单位某些干部或群众组织要求罢领导官的越来越多，老帅们总是千方百计予以保护，包括某些后来在“二月逆流”算总账时反咬老帅们一口的干部，其中最典型的是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
聂荣臻也保护了大批干部。
国防科委系统第一个提出罢官的是西安电信工程学院的造反派，要求罢该院政治委员张衍的官。
聂荣臻答复说：“不能开这个先例。
军队规定，罢官要在运动后期处理，并且要通过一定手续。
学生的要求，我们不能同意。”
以后，国防科委下属的国防工业高等院校、导弹和核试验基地等单位，纷纷要求罢主要领导的官，聂荣臻总是叫按上述精神答复。
对军队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凡是他认识的，都为他们说好话。
如说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是个好人，是个痛快人，战争中很能打仗，是拥护毛主席的。
说成都军区副司令韦杰是个老红军，壮族干部，应该保护。
说内蒙军区司令员吴涛是蒙族干部，不能罢官。
他也力保过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
在军队干部问题上，老帅们与林彪、江青一伙的一次重大较量，发生在1967年的1月。
新年伊始，在中央文革炮制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中，提出要在全国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
接着又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1月10日，关锋、王力起草了一个“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提出要“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
林彪对此批示：“完全同意。”
1月14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说：绝不能强调军队特殊而对军队搞“文化大革命”有所动摇。
还说“这种阻力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公开了这个口号，造反派的矛头直指老帅们和军队的其他高级干部。
1月中旬，陈伯达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说：“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
1月19日下午，在聂荣臻出席的京西宾馆军委碰头会议上，老帅们与江青一伙短兵相接。
出席这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