鍪贝Ｄ敲矗凼尾环凼蔚奈也还芰耍揖驼罩毙矗凑歉鍪焙蚓霾豢赡苋巳硕记嗝驸惭馈�
大折腾一闹就是快三年，我们什么都没学着，却经历了和平时期的各种战争，有高音喇叭战、标语战、口水战（街头大辩论）、冷兵器集团作战和常规巷战。机灵一点儿的同学，摆弄小口径步枪、左轮枪、三八大盖、半自动步枪，那是不成问题的。硝烟散去，到1968年11月份，陆续就有高中同学下乡了，当时是个潮流，很新鲜，傻冒儿的高中同学并不以为苦。记得12月初有个家伙回来，我们还虔诚地听他胡吹了一通。他说，农活儿倒也不重，冬天就是刨粪堆。只是铁镐太重，举起来的时候要用膝盖顶一下借力，因此棉裤不免有点儿费，几天就磨出个大窟窿。除了这个困惑之外，农村平淡无奇，似乎跟城里没两样。这家伙的胡说八道大大误导了我，以至于农村的残酷一旦呈现在面前时，我思想准备不足，刹那间天塌地陷，感觉上跟流放西伯利亚没两样。
高年级同学陆续在走，11月底我们还去街头欢送过。卡车一车一车地把时代的废物拉出城去，小雪飘飘，送垃圾的车队还真有点儿壮士出塞的悲壮感。车上的大龄同学，都跟要送信去古巴似的，神情上一派老成持重。
但我们校初一年级迟迟就是没动员。后来，小道消息透露出来了，让人欣喜若狂——原来我们被上帝选中了。也许是省里某些当权者脑袋转了筋，认为革命固然不错，但也不能让小孩成文盲啊，中学还是要办的。在11月升入中学的那批小学生，都是就近来上学的，根本没经过考试。他们那一批，正是当代最著名的大作家王安忆当年上中学的那个年级，就更是废物了，“一、二、三、四”可能都写不下来。省里那些昏了头的家伙们一想，干脆，把全省最好的两所学校的初一年级都留下，继续学习，建立一个革命教育的小特区。革命，总得会写一、二、三、四呀。
我们这一批，可都是真货，基本都是1965年实打实考上来的。那时全省就两个金牌中学，师大附中和省实验，我们就是省实验。两校每年招生也就二百五十人，这二百五，都是清华的后备军。当年高中的有志青年们，都是立下毒誓的：“报志愿，二类学校（文科）决不考虑，头拱地，也要报理科！”要不是发生了大折腾，就我们省每年二百五、二百五地向清华输送，将来还不知能出多少爱因斯坦呢。
因此决定把这两所学校的初一学生留下来吃小灶，现在看，还算是比较人性化的考虑。
到了12月22日晚，大喇叭一响，男高音的播音员扯开正义的嗓子一吼：“到农村去，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就完了。走吧！省里那帮家伙头脑立时也清醒了，估计为了把我们这两校的二百五爱因斯坦苗子在1969年1月份给踹到农村去，教育系统可能忙了个屁滚尿流，不然那些白手套工宣队能连元旦都不过？他们冰天雪地里四处跑，就为找个处置我们这些残次品的好地方。
我们梦醒了，好地方也不多了。工宣队虽然可恶，但毕竟是城里人，谁没个孩子？将心比心，他们一门儿心思给我们找富裕地方。要说这工人还是不行，要是真有人性，就应该给我们找近的地方才对。一个孩子，最需要什么？家呀。那时候又不是市场经济，富不富的有什么用？还真想让我们在农村扛一辈子大活不成？工宣队跑到延边，找着富地方了，回来挺得意，见了我们，还含蓄地表表功。龚本辉抢先握住了工宣传队的手：“师傅，你真是……太够意思啦。”大伙一拥而上，像现在的新人类见着了刘德华。师傅挺受用，说：“地方不错！那延边，各大队都满满的，接收不了啦，差一点儿就呲了。我跟公社说，说什么也得安排，小青年儿来革命，不给安排还行？你们几个，到那儿就好好干吧。”
还能说什么呢？到了日子，就上征途吧。爱因斯坦的后备军没当成，上山下乡倒落了个尾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1968届初中毕业生，却是在1969年初才下的乡。
1969年1月17日19点28分的长春，终身难忘的一刻。火车站，一列往延边去的普通客车。东甸子集体户的几个臭男生，占住了窗口的几个座位，都在大吐烟圈。我们那时候，是尾巴了，不是成批地下，而是零星处置。各车厢好象都有一些我们这样的下乡学生，跟普通旅客混在一起。工宣队也来了，他要负责把我们带到延边。
那一夜，是我们的成人仪式。李家轩拿来一包烟，“迎春”的，中档烟，两毛多钱一盒。那时候就这水平，烟都不带嘴儿。李家轩是小市民出身，五行八作的都熟，估计是偷了家里的钱买的。我们分而吸之，尝到了初为成人的快感。那时候，我们无论是谁，都盼望成人啊！成人了，就能干坏事儿了：抽烟是一种，说粗话是一种，泡妞也是一种。那时候我们那儿泡妞的术语是“挂码子”，后来才知道，台湾人也这么说。真是人性相通，海峡隔不住啊。
老了，真的就不行了，记忆力也跟劣质奶粉一样，捞不出东西来了。那一晚，记得好像没谁的家长来，或者来了很快就走了？女虾们的家长也没来，记忆中没有哭哭啼啼的场面。人们只是关注，这路上得坐多长时间？老龚说：“妈的，这一宿硬板座，屁股还不得硌两瓣儿喽？睡觉是睡不好了，弟兄们，熬吧。”
那时候，是原始社会，开车好像没什么准点儿，估计是加的慢车。我们就这么坐着，等候发车，一边就拉开车窗，喷云吐雾，初试罪恶。
冷不防，冯长骏拉了我一把：“哎，你爸！”
我连忙藏了烟，起身，看见了父亲。是的，我看见了父亲。30多年了，我忘不了！
我连忙对父亲说：“不是说好不用送吗？”
父亲显然是看见了我抽烟，他脸色很阴郁，但什么也没说，就那么在车窗外看着。同学们全都不好意思了，纷纷掐灭烟。
很久，父亲才说：“你妈让我来看看。”
我那时不懂事啊，我不知道这一晚，标志着我一生中的什么。16岁，父亲送我远行，我连一句有意义的话也没说。记得只说了一句：“没事儿，你回去吧。”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看了一会儿，就说：“那我走了。”走到地下道口，又回头往我们这边看了看。
1969年1月17日奇寒的夜晚，42岁的父亲送我远行。我们父子俩，一共说了四句话。35年过去了，我今年都52岁了，可我还记得一清二楚。
那一夜，真是冷啊！
火车终于开了，城市的灯光疏疏落落地远去。吉林大地上的苍莽夜色，黑得就像墨。
3
这是在东去列车的窗口。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60年代初曾经有一首著名的诗，写的就是类似的时刻。诗写得好，排山倒海。然而写诗容易，不过是吹牛逼押韵而已，吹完了不用兑现。而当年千千万万的小孩，却是为了这个激情时刻，从此坎坷了一辈子。这个结局，诗人们一般就不说了。
火车开过了吉林市，就进入了山区，从窗户往外看，黑糊糊、莽苍苍的，怎么看怎么像威虎山。女生们都比较文静，动倒西歪地睡了。男生们睡不着，围着甩扑克，扑克甩了一阵儿，心里不踏实，陆陆续续到车厢连接处抽烟。“小迷糊”邹小峰样板戏唱得好，就眯着他那永远睁不大的眼睛，歪戴帽子，唱《智取威虎山》里的“朔风吹，林涛吼——”，唱得有板有眼。唱完了，又拿腔拿调的学座山雕：“弟兄们，赶明儿个消灭了共军，大伙都闹个师长旅长干干！”大伙一阵爆笑，不知怎的，心里都有点儿破罐破摔的土匪情绪。
这时候，工宣队过来了。他不像往日那样威严，因为明天我们就不归他管了，但话仍软中带硬：“都回去睡吧，下乡不是闹着玩儿。明天到敦化，还得继续走呢。”
这一夜，我们告别城市，就这么稀里糊涂睡了，梦中没有家乡，没有林海雪原，也没有达坂城的姑娘，什么也没有。
第二天早上，天光大亮，就到了敦化县城。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来到县城。满天飘着小清雪，看街上什么都像袖珍的。我东张西望，觉得这么小的城市怎么也能住人？那些人，可怜巴巴的，好像还活得挺认真。
那时候，通讯不灵，人的素质又低，基本没听说过什么硕士、博士，虽然如此，但接送我们的工作好象做得挺有效率。我那时小，也不知道是由哪个系统负责的。上午到了敦化，工宣队把我们领到候车室，一人发俩小面包，自己拿茶缸去热水炉接了水，三下五除二垫了肚子，门口就来了一辆大卡车。我们把行李扔上去，人再爬上去，工宣队看看好了，往司机棚里一坐，车就开了。
眨眼工夫出了县城，才感到天高地阔。
前面的这条公路相当不错，一直在平地上延伸。两边远处，是看起来不太高的山。后来我们知道，这地方不算真正的山区，更不算原始森林，只是半山区。延边自治州东部有一条长白山脉，我们这是在西部，只能算长白山余脉。要想看到原始森林，还要向两侧深入40里。我们此刻正在沿公路北上，如果一直走下去，就能到达黑龙江境内的镜泊湖；再往北，是牡丹江市；再往北，就不能走了。要是再走，就是苏联了。
车开得不很快，但风也够猛的。大地银装素裹，我们那时是小孩儿，一见这个就高兴了。女生们叽叽喳喳，男生们大唱现代京剧段子“壮志未酬志不休”。离家20多个小时，这才算找着一点点感觉了！
年轻的读者看到这里，一定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那时候的年轻人，装束是什么样？凭现在的经验去想，那离谱就估计离得远了。不错，那时候的衣服基本就是蓝、绿两色，但细部大有文章。姑娘们怎么浪，小伙子怎么俏，都是有讲究的。
先说阴。女生都穿中式小棉袄，立领，带纽袢，今天不知道怎么就叫了“唐装”了。外面再加一件花布衫，叫“袄罩”，花是小碎花，那阴柔之美就出来了。谁说那个年代灰不溜秋？大姑娘的袄罩，没有一件花色是重样的。脑袋上再围一大围脖，纯羊毛的，毛烘烘，连耳朵带鼻子一齐裹上，就露两个眼睛忽闪忽闪，额头上还有小刘海，女性味儿十足啊。说到这儿，我真是不能再说了，这帮水灵灵的小丫头，30多年过去，都上哪儿去了？大街上现在常有老太太花脸虎哨的扭秧歌，嘴唇含丹，颧骨上两朵“高原红”。我的天，难道这就是她们吗？
再说阳。小伙们冬天要穿大棉袄，其实就是短大衣，但一定要毡绒领子，也是毛烘烘。里面穿件运动衣，那时候叫“球衣”，大翻领。关键在于，一定要有亮晶晶的拉链，东北话叫“带拉锁儿的”。下身一般是肥腿棉裤，又怎么做文章？有办法，里面也是带颜色运动裤，要把裤脚露出一小截在棉裤外边。就这么一身，最时髦。重要的是，脖子下的“拉锁儿”不能拉上，要翻开，呈美丽弧线。这就是那时候的新人类，酷毙啊，不得了！运动衣裤，又以天蓝色为贵，所以，东三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根本买不到天蓝色的运动衣。
看来前辈们的脑筋是有一些问题。且不说价值观、婚恋观，就是我上面讲的这审美观，是不是有点儿精神失常？你想，把内裤的裤腿儿拽到外裤的外边露着，这不是痴呆吗？
这还不算完，俊男靓女，一人一雪白口罩，不到冻急眼了一般不戴，就挂在脖子上，口罩掖在衣襟里，露两根雪白的口罩带儿在胸前，作为装饰。
好了，说到这儿，你基本就可以想象了。但东北的冬天太冷，光上面说的那么俏还不行，不论男女，一人还得戴一顶狗皮帽子，仿军制的。胸前，再别一大像章，这就是时代风貌了。
我们这一车狗皮帽子，在雪后的寒天里，坐着敞篷车，过了一山又一湾，见着拖拉机也要嗷两声，见着马爬犁（雪橇）也要嗷两声。可谓少年不识愁滋味。猛地，前面公路就要穿过一个能住一千人的大屯子（村庄）。大伙一片惊叹：这屯子好大，绵延足足两里地。
车开到屯子中间，戛然而止。
怎么回事？
我们的嬉笑声，也戛然而止。
4
哐郎一声车门响，工宣队跳下车来，喊了一声：“东甸子到了，下来吧！”
我们大伙儿，竟都迟疑了一会儿没有动。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流放地？这就是我们“大有作为”的地方？
雪后放晴，天很蓝。静默的村庄有一种压迫人的气势。
人扑通扑通地跳下车，站在了这片土地上。有两件事情，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一是，家家院子里，都有一个大旗杆，是用几段木杆接在一起的，竖得无比之高，顶上飘着三角的小红旗。远望，村庄犹如桅杆林立。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猜了半天，不得而知。而我猜想，不过就是一种民俗吧。二是，大喇叭里有人在演讲，滔滔不绝，只有当今的美国国会议员才有那种口才。喇叭里的人，说的虽然是汉语，却有很多术语我们怎么也听不明白。
这两件事情，我们后来都打听清楚了。小旗子的意思是“高举伟大旗帜”。这个象征，很搞笑，但又无懈可击。我承认，这是我看到的世界上最高的旗帜。演讲的事情也闹明白了，是大队在开“揭盖子会”，相当于现在的听证会吧。老乡们说，有人能一口气讲一天。这样的天才，据我所知，目前世界上仅存卡斯特罗而已。
红旗猎猎，喇叭里奇异的演讲声在天空回荡。东甸子，就这样以非凡的怀抱迎接了我们。
工宣队和生产小队的队长办了交接手续，把我们这十个臭鱼烂虾甩给了贫下中农。吃了饭，就坐车走了，自始至终戴着那白手套。他是革命的人，但不一定要呆在最革命的地方。
到东甸子时，已是下晌，肚皮都快饿瘪啦，所以这顿饭很香。农妇们在生产队部的灶上烙了热腾腾的大饼，熬了白菜土豆汤。汤不怎么样，有土腥味儿，但烙饼却是一流的。我们以为，有这样热情好客的农民，今后的日子不可能苦到哪儿去。但是，我们想错了，这是东甸子的贫下中农唯一招待过我们的一顿饭。农民是熬过60年代初的灾荒的，知道免费的午餐谁也吃不得，吃了，就要饿死人。
队部里来了些大人小孩，看热闹，有样子怪怪的，有衣衫不整的，有神情激动而不知所云的。就好比像现在街头蹲着的民工吧，看上去总有点儿别别扭扭。我们当中有人憋不住笑，龚本辉立刻就把脸一黑，压低了声音喝止：“笑什么笑？给贫下中农留下什么印象？”
饭后，竟已是暮色时分了。因为集体户的房子还没盖，男女生就分两拨，住进了老乡家。
女生，住进了新上任的队长刘队长家。男生，安排在小手工业者李裁缝家。李裁缝是六指，不过也确实比常人手巧一些，在农村是少有的挣现钱的主儿。家道很殷实，东西屋有两铺大炕。他把老婆孩子撵到西屋，自己跟我们住一屋。
刘队长是个好人，前不久搞政变刚上台，掀翻了盘踞东甸子十队六年之久的王队长，位置还不太稳，决心拉拢集体户以壮声威。他是正派人，掂量掂量队里的人家，对哪一家的男主人都不大放心，干脆就把女生收到他家去了。
女生在刘队长家里怎么睡？我们不知道，反正在农村，两辈人男女睡一个炕不算违反习俗。我们当时的心思还没那么邪，没想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