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女人），再改为 marchandsdelacets（卖棉纱带的小贩），再改为 coqueurs，再改为 cognes；刽子手是 taule（铁砧的铁皮垫子），后来改为 Charlot（小查理），再改为 atigeur，再改为 bec…quillard。在十七世纪，“互殴”是sedonnerdutabac（互敬鼻烟），到十九世纪，却成了 sechiquerlagueule（互咬狗嘴）。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曾改变过二十种不同的说法。卡图什的黑话对于拉色内尔，几乎是希伯来语。这种语言的词正如说这种语言的人一样，永不停息，总是在逃避。
但在某些时候，由于变来变去，古老的黑话也会再次出现，成为新的。它有一些保存自己的据点。大庙保存了十七世纪的黑话；比塞特，当它还是监狱时，也保存了土恩王国的黑话。在那些黑话里，人们可以听到古代土恩王国居民所用的 anche这字尾。Boy…anches—tu？（你喝吗？）ilcroyanche（他信）。但是永恒的变化仍然是一条规律。一个从事哲学的人，如果能有一段时间对这种不断消失的语言进行研究，他便会陷入苦痛而有益的沉思。没有任何研究工作会比这更有功效，更富于教育意义。黑话中的每个隐喻和每个词源都是一个教训。在那些人中，“打”作“伪装”解释，他“打”病，狡诈是其力量所在。对他们而言，“人”的概念是和“黑影”的概念分不开的。夜是 sorgue，人是 orgue。人是夜的派生字。他们已习惯于把社会当作杀害他们的环境，当作一种致命的力量来看待。他们谈到自己的自由正如人们谈到自己的健康一样。一个被逮捕的人是个“病人”，一个被判了刑的人是个“死人”。
被埋在四堵石墙里的囚犯所最怕的，是那种冰冷的独居生活，他称地牢为 castus。在这阴森凄惨的地方，外界的生活总是以它最欢快的形象浮现。囚犯拖着脚镣，你也许以为他所想念的是脚能走路吧？不，他所想念的是脚能跳舞，万一他能锯断脚镣，他的第一个念头就将是“他现在能跳舞了”，因此他把锯子叫做“村镇中的舞会”。一个“人名”是一个“中心”，一种极深的相似。匪徒有两个脑袋，一个指导他的行动使他度过一生的脑袋，一 个到他临死那天还留在他肩上的脑袋，他称那个唆使他犯罪的脑袋为“神学院”，替他抵罪的那个脑袋为“树桩子”。当一个人到了只剩下一身破衣和一腔恶念、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已堕落到“无赖”这个词所具有的双重意义之时，他便到了犯罪的边缘，他象一把锋利的双刃快刀：穷苦和凶恶，不过黑话不说“一个无赖”，它说“一个磨快了的”。苦牢是什么？是该诅咒的火坑和地狱。苦役犯叫做“成束的柴枝”。最后，歹徒们替监狱取了个什么名字呢？“学府”。整整一套惩罚制度可以从这个词里产生出来。
你们要不要知道苦牢里的那些歌，在专用词汇里所谓 Iironfa的那种叠歌，多半是从什么地方开花的呢？请听我说：从前在巴黎的小沙特雷，有个长长的大地牢。这地牢紧贴着塞纳河，低于河水八尺。窗子通风洞全无，唯一的洞口是一道门。人可以进去，空气却进不去。地牢顶上是石砌的圆拱顶，地上是十寸厚的烂泥。地上原是铺了石板的，但由于水的渗透，石板全腐蚀了，遍地裂缝。离地八尺高的地方有根粗重的长梁，从地道的这一端伸到另一端，从这巨梁上，每隔一定距离便垂下一根三尺长的铁链，链子头上挂一个铁枷。这地牢是用来看管那些将发配到大桡船的犯人的，直到他们被遣送到土伦去的那天为止。他们一个个被推到那横梁下面，接受那条在黑暗中摇摇摆摆等待他们的铁器。那些链子，象垂着的胳膊，还有那些枷，象张着的手掌，把一个个可怜人的颈子掐起来。铆钉钉上以后，他们便在那里呆着。链条过短，他们不能躺下去。他们呆呆地待在那地牢里，在那样的一个黑洞里，那样的一根横梁下面，几乎是吊挂着，得使尽全力才能摸到面包或水罐，头顶着圆拱顶，半条腿浸在稀泥里，粪便沿着两腿淌下去，疲乏得浑身瘫软，如遭四马撕裂的死刑那样，弯着胯骨，屈着膝头，两手攀住链条，方能喘口气，睡觉只能立着，还得随时被铁枷掐醒，有些人也就不再醒了。要吃东西，他们得用脚跟把别人丢在污泥里的面包，顺大腿弄到自己的手里。他们这样得待多久呢？一个月，两个月，有时六个月，有一个待了一整年。这里是大桡船的接待室。偷了国王的一只野兔，便得到那里去待待。在这坟墓地狱里面，他们干些什么？干人在坟墓里所能干的，他们等死，也干人在地狱里所能干的，他们歌唱。因为凡是希望断绝的地方，一定伴有歌声。在马尔他的水面上，当一只大桡船摇来时，人们总是先听到歌声，后听到桡声。苏尔旺尚，那个违禁打猎的可怜人，便在这小沙特雷的地牢里待过，他说：“当时支持着我的便是诗韵。”诗味索然，韵又有什么用？几乎所有用黑话唱出的歌全产生在这地牢里。蒙哥马大桡船上的那首悲切的叠歌 Timaloumisaine，timoulamison便是从巴黎大沙特雷的那个地牢里响起的。这些歌多半凄惶惨恻，有几首是愉快的，有一首却温柔：这儿是小投枪手①的舞台。
你别白费气力。人心中这一点永存的残余：你消灭不了爱。在这处处行为暖昧的世界上，人人相互保守秘密。秘密，这是大众的东西。对那些穷苦人来说，秘密是构成团结基础的基石。泄密，便是从这个横蛮的共同体的每个成员身上夺去他本人的一点东西。在黑话那种有力的语言里，“揭发”是“吃那块东西”。这仿佛是说，揭发者为他自己，从大众的实体中取走了一点东西，从每个人身上取走了一块肉去喂肥他自己。
挨耳光是什么？庸俗的隐喻回答说：“就是看三十六支蜡烛。”黑话在这里提议说：“Chandelle，camoufle①。”于是日常用语便以 camouflet为“耳光”的同义词。于是黑话在隐喻——这一无法计算的弹道——的帮助下，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渗透，便由匪窟冒到文学院，根据普拉耶所说的“我点燃我的 camoufle（蜡烛）”，伏尔泰便写下了“朗勒维？拉波梅尔够得上挨一百下 camouflets（耳光）。”
对黑话进行挖掘，随处都能有所发现。对这种奇特语言深入的钻研，能把人引向正常社会和那被诅咒的社会深奥的交叉点。贼，也有他的炮灰，可偷的物质，你，我，任何人都是；lepantre。（Pan，人人。）黑话，便是语言中的苦役犯。
愿人的思维的活力能深深下降到底层，让厄运的黑暗势力能使它萦绕在那里，让一种不知道为何物的械具捆扎在那万丈深渊里，你必将茫然自失。
呵穷困中人的苦心！唉！难道无人来拯救黑暗中人的灵魂吗？这些人的命运难道是永远在原处等待着这位精神的解放者，这位跨着飞马和半马半鹰飞兽的伟大天神，这①小投枪手，指射箭的爱神。
①“就是看三十六支蜡烛”，黑话称 Chandelle（蜡烛）为 camoufle。
位身披曙光长着双翅从天而降的战士，这位光辉灿烂代表未来的飞将军吗？它将永远毫无结果地向理想的光辉呼救吗？它将永远困在那黑暗的洞里，揪心地听着恶魔的进逼声，望着那狰狞严酷的头、咽着口沫的下颏、虎爪、蛇身、虺腹，时起时伏，在恶水中翻腾出没吗？难道它就该待在那里，没有一 线光明，没有希望，听凭祸害来临，听凭魔怪发现，只好胆颤心惊，蓬头散发，扼腕绞臂，象天昏地黑中惨痛、白洁、赤身露体的安德洛墨达②那样，永远受缚于幽冥的岩石之上吗？
三 哭的黑话和笑的黑话
如上所见，整个黑话，无论是四百年前的黑话或今天的黑话，都被那种时而把抑郁姿态，时而把威吓神情赋予一切词的象征性的阴暗气质所渗透。我们能在此感受到当年在圣迹区玩纸牌的那些流浪汉的郁怒情绪，那些人有他们自己独创的纸牌，我们还保存了几副。例如那张梅花八便是一株有八片大花瓣的大树，一种表现森林的怪诞手法。树底下画了一堆燃烧着的火，三 只野兔抬着一个穿在烤叉上的猎人在火上烘烤，树后面，另一堆火上一口热气腾腾的锅挂着，锅里露出一个狗头。这上面所画的是对那种烧死走私犯和煮死铸私钱犯的火刑的反击情绪，而它竟描绘在一张纸牌上，可以说再没有什么比这更阴森的了。在黑话的王国里，思想所采取的各种不同形式，即使是歌曲、嘲笑或恐吓，也全具有那无可奈何和压抑的特征。所有的歌曲——某些旋律已经收集——全是低沉悲切到使人流泪的。鬼蜮社会自称为“可怜的鬼蜮社会”，它总是象一只随时隐藏的野兔，逃窜的老鼠，飞逃的小鸟。它稍微表示了一点意见，便又抑制自己，一叹了之。我们的耳朵听到过这么一句诉苦的话：“我不懂，上帝，人的父亲怎么可以虐待他的子孙后代，听凭他们呼号而无动于衷。”穷苦人每到想问题时，总以为自己在法律面前是渺小的，在社会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他磕头作揖地乞求怜悯，让人们感到他已知错。
但在上世纪的中叶，却有了变化。监狱里的歌，歹徒们经常唱的曲调，可以说有了种傲慢和欢快的姿态。怨叹的 malure已被 larifla所替代。到了十九世纪，几乎所有的大桡船、苦役牢、囚犯队里的任何都有了一种疯狂费解的轻快趣味。人们在其中常听到这几句尖戾跳动的叠歌，它们好象被微弱的磷光照亮，随笛声被一团鬼火引进森林里一般：看啊在那里，就在那里嘛，大声歌唱啊，猛打牙祭吧！就在那里啊，你去看看嘛！歌声要响亮，狂饮要痛快！
在地窖里或在林中一角掐人至死时，人们便唱着这首歌。严重的症状。那些阴沉阶级的古老伤感情绪到十八世纪已经消失。他们开始笑起来了。他们嘲笑上帝和国王。在谈到路易十五时，他们把法兰西国王叫做“庞坦侯爷”。他们几乎是轻松愉快的。有种微光从这些穷苦的人群②安德洛墨达（Andromede），希腊神话中被献祭给海怪的少女。
中透出来了，仿佛他们心中的压抑已不存在。这些活在黑暗中的悲惨人群，已不仅是只有行动上那种不顾一切的勇气，也还有精神上那种无所顾忌的勇气。这说明他们已克服了那种自惭多罪的感受，并感到自己已在某些思想家和空想者中间，受到一种说不上来的不自觉的支持。这说明偷盗和劫掠行为已被列为某些学说和诡辩的论题，使它们的丑恶得以稍减，却大大增加了这些学说和诡辩的丑恶。总之，这说明，假使不变的话，在不久的将来，巨大的暴动便将出现。
且慢。我们在此地控诉谁呢？十八世纪吗？它的哲学吗？当然不是。十 八世纪的成就是健康的，美好的。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以杜尔哥①为首的重农学派，以伏尔泰为首的哲学家，以卢梭为首的乌托邦主义者，这是四支神圣的大军。人类走向光明的巨大进展应当归功于他们。这是人类向进步的四个方面进军的四位先锋，狄德罗奔向美，杜尔哥奔向功利，伏尔泰奔向真理，卢梭奔向正义。但是，在哲学家的身边和之下，有那些诡辩派，这是杂在香花中的毒草，是处女林中的霸王鞭。正当刽子手在最高法院的正厅楼梯上，焚烧那个世纪一些伟大而志在解放的书籍时，许多现已被遗忘的作家却在国王的特许下，发表了不可胜数的极具破坏性的文章，专供穷苦人去尽情阅读。这些著作中的好几种，说也奇怪，还受到一个亲王的保护，收藏在“秘密图书馆”里。这些意味深长但不让人知的小事，表面上是未被觉察的。而有时，一件事的危险性正在于它的不公开。它不公开，因为它是在地下进行的。在所有这些作家的著作中，把人民群众引向最不健康的邪路上去的一部，也许要数上勒蒂夫？德？拉布雷东①的。
这部著作，风行于整个欧洲，在德国比在其它任何地方为害更烈。在德国，经过席勒在他那名剧《强盗》加以概括以后，偷盗和劫掠便曾在某个时期揭竿而起，向财产和工作提出抗议，吸取某些浅雹似是而非、虚伪、表面正确而实质荒谬的思想，并用这些思想把自己装扮起来，隐身其中，取了个抽象的名词，使自己成为理论，并以这样的方式在勤劳、痛苦和诚实的人民群众中泛滥成灾，连那配制这一混合药剂的化学家都未察觉，连那些接受了它的群众都未察觉。每发次生这样的事，总是严重的。痛苦产生怒火，每当荣华阶级瞎了眼或睡大觉（这总是闭着眼的），苦难阶级的仇恨便在一些郁闷和怀着坏心眼、待在角落里梦想的人的心中，燃起它的火把，并开始对社会作研究。仇恨所作的研究，多么可怕！
因此，假使时代的灾难定要如此，便会发生人们在过去称作“扎克雷运动”②的那种骇人听闻的震荡，纯政治性的动乱与那种运动比较起来尤如儿戏，那已不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斗争，而是窘困对宽裕的暴动。到那时候一切都得崩溃。
扎克雷运动是人民的震动。在十八世纪末，这种危险也许已迫在眉睫，法国革命——这一正大光明的行动——却一下子截住了它。法国革命只不过是一种用利剑武装起来的理想，它挺身猛然一击，在同①杜尔哥（Turgot），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曾废除国内关卡，实行粮食自由买卖，减轻赋税，因触犯了贵族和僧侣的特权，被解职。
①勒蒂夫？德？拉布雷东（RestifdelaBreronne，1734—1806），法国作家。
②扎克雷运动（jacquerie），原指十四世纪中叶席卷法国北部的农民大起义，继而泛指一般暴力运动。
一动作中既关上了恶门也打开了善门。它解决了问题，宣布了真理，清除了瘴气，净化了世纪，替人民加了冕。我们可以说它又一次创造了人类，赋予人类以第二个灵魂，即人权。十九世纪继承并享受了它的成果，到了今天，我们刚才指出的那种社会灾难已干脆变成不可能的了。只有瞎子才会对它大惊小怪！只有傻子才会对它谈虎色变！革命是预防扎克雷运动的疫苗。
幸亏那次革命，社会的情况改变了。在我们的血液里已不再存在封建制和君主制的病害。在我们的体质里已没有中世纪。我们这时代那种引起剧变的内部纷争聚讼不会再发生，自己脚下那种隐隐可辨的暗流不会再听到，那种来自鼹鼠的坑道、出现在文明表层的难于形容的骚动不会再遇到，不会再有地裂，岩洞下坼，也不会再看见妖魔鬼怪的头从地底下突然冒出来。
革命观即道德观。人权的感情，一经发展，便能成为责任感。全民的法律就是自由，按照罗伯斯庇尔的令人钦佩的定义，自由止于他人自由之始。从一七八九年以来，全体人民都以崇高化了的个体从事自我发展，没有一个穷人不因获得了人权而兴高采烈，饿到快死的人也觉得对法兰西的诚实满怀信心，公民的尊严是精神的武装。谁有自由，谁就自爱，谁有选举权，谁就是统治者。不可腐蚀性由此而生，不健康的贪念由此而灭，从此，在诱惑面前人们的眼睛都英勇地低垂下去了。革命的净化作用竟达到了如此程度，一 朝得救，例如在七月十四日，例如在八月十日，所有的贱民全都没了。光明伟大的群众的第一声呐喊便是：“处死盗窃犯！”进步创造正气，理想和绝对真理决不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