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不为某个神经质的影星而担心，我也已经够忙活的了。
自从我第一次遇到那些姑娘们，两年过去了，我变了。
开始的时候，所有其他的女孩儿会跳到桌子上，唱啊，跳啊，而我总是会说桌子要坍了，也许我们不应该那么做。但是她们已经侵入了我的大脑，发现了真正的我，即现在的我。假如我没碰上那四个“辣妹”，我就会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她们激发了我果敢的一面、直抒胸臆的一面。如果你想要什么，去拿吧。如果你想穿什么，即使其他没有一个人穿那又怎么样，穿你想穿的吧。化妆、头发，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让一切都见鬼去吧。
那些合同我们尽可能地拖延着，把这个条款改改、那个条款改改。在做决定前，我们想和展示会上遇到的那些作者尽可能多地合作完成一些作品。鲍勃、克里斯和奇克以前几乎不来看我们排练，现在他们几乎成了看守。那样我们怎么能工作呢？问题是，和看守一样，他们也有钥匙。不是录音棚的钥匙，而是掌握着我们未来的钥匙——那些宝贵的歌曲录音带。鲍勃和克里斯看护着它，就好像它是中大奖的彩票一样。在很多方面，它确实是。
星期五。根据帕特里克·沃克（占星术专栏作者，2002年10月去世）的说法——我们每天都买《旗帜晚报》（伦敦的一家报纸）就是为了读他的文章——明星们在这一天配合最佳，今天不干，更待何时？洁芮和那两个梅尔去美敦赫德的经理办公室，两个梅尔设局稳住鲍勃和克里斯，而洁芮将设法骗取录音带。同时，我和爱玛将去沃金的工作室去拿我们放在那儿的东西，等待洁芮危险解除的信号。现在我们可真的成了一个团伙了。
我的电话响了。是洁芮。干成了。
当洁芮说在绿岛会合的时候，我没想到她真的会把车停在绿岛上。但是她那辆锈迹斑斑的菲亚特—尤诺就在那儿，停在中间的草地上。我们的车停下来时，洁芮出来了，手里挥舞着录音带。我不知道她究竟想了什么办法把它弄到手——一切都如《邦妮和克莱德》、《末路狂花》一样——我从来没问她。她把它藏在了内裤里，她说，防止鲍勃和克里斯追赶她。我和爱玛从菲亚特·尤诺上拿下了我们的东西，放进我的雷诺—克莱奥，开走了。
这出戏还没有结束。我们知道下星期二鲍勃和克里斯已经安排在谢菲尔德和一个名叫爱略特·肯尼迪的作者会面——他和“接招”有过很多合作。问题是我们从来没见过这家伙，没有他的地址或者电话号码，什么都没有。我们只知道他住在谢菲尔德。
所以我们在4号公路的绿岛分手后，洁芮和梅尔·B动身去约克郡——梅尔·C说好要去西德卡普看一些朋友——那天晚上她们在利兹和梅尔·B的母亲住在一起。
星期六下午大约四点，洁芮打来了电话：“我们找到他了，他愿意加入。因此尽快赶过来。”
她们对他讲了所有那些套话，我们要征服世界，而且我们确实，确实，确实想和您合作——然后，他说好极了。
我们太幸运了。他绝对有可能拒绝我们。鲍勃和克里斯在音乐圈里也许不是什么大腕儿，但他们确实是个腕儿。就爱略特所知，如果单干我们撑不到五分钟，比起对我们说“瞧，女士们，对不起，但是……”，跟我们一起干确实是一种冒险。
第二天早上，我和爱玛从芬奇里搭上了去谢菲尔德的长途汽车。三个激动的姑娘到车站去接我们——梅尔·C乘火车已经到了——还有一个让人兴奋的教授模样的人，姜黄色的头发和眼镜，开着一辆红色阿斯特拉车。
“你们几个姑娘有地方住吗？”开车往他家去的时候爱略特问我们。爱玛决定去和梅尔·B以及她妈妈一起住；我、洁芮和梅尔·C结果就住在爱略特家。
爱略特·肯尼迪是那种你见到后就感觉已经相识了一辈子的人。他的房子是一幢三卧室的半独立式房屋——相当大，他把餐厅改成了录音棚。第二天，我们正在谈论想要做什么，交换一些想法，就在这时，电话响了。
“是的，讲。”爱略特用嘴示意我们不要出声，并警告似地竖起一根手指。接着是很长时间的寂静，什么人在电话那头说着，而爱略特只是点头、听着。
“我想，她们没有患流感，鲍勃。在我看来，她们非常健康。我知道，因为她们就在我面前。”
接着就是刺耳的尖叫，尖叫，尖叫，鲍勃的喊声大得爱略特不得不把电话从耳旁拿开。可怜的老鲍勃。我一直都喜欢他。他在1999年底死于一次车祸。
那时，和爱略特在一起生活、工作是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最好的事情。它让我们不再去想“现在发生的事”。我们和爱略特合作写的第一首歌是《爱这东西》，这首歌在第一张唱片上——一首很棒的歌——尤其在我和马克经历了那一段以后——歌词都是关于破碎的心、不会再沿着那条路往下走以及我的计划不再包括你，你这个失败者。
爱略特绝对是个慷慨而可爱的人。他坚持让洁芮和我睡他的卧室，他却睡在楼下的沙发上，陪着他那只很棒的毛茸茸的大狗。一天晚上，我们出去吃了晚饭，我、洁芮和梅尔·C便想去休息。我们正坐在床上聊天，就在这时，门猛地开了，爱略特穿着一条非常可怕的前面的缝呈Y形的三角裤蹦了进来，径直往床上一坐，手托下巴，就像电影《热情如火》中杰克·莱蒙扮演的男扮女装的达芙妮在高低床上的样子，假装也是一个姑娘。
因为我们只是在室内工作，所以只穿着田径服、牛仔裤和袜子。洗澡间在楼上，楼下还有一个厕所。因此，我们在曾经是餐厅的房间里录音时，就会去楼下这个厕所。每次有人去小便，你都能听到她们骂“该死”。原来，坐便器旁有一块是湿的。接下来便是这位“辣妹”单脚跳着走，一只脚穿着袜子，一只脚光着。叫人气恼的是大家总是忘了这一点。我们谁都没有说什么，因为我们都认为这是由于爱略特没瞄准或是其他什么原因。但是，真相大白，原来那条狗喜欢把自己看作人。
我们不能永远住在谢菲尔德。现在我们又有了两首歌而爱略特还有其他事要做。他这个人真是少有。通常，在佣金没谈好之前，作者是什么都不会做的，但是，我们从来没谈过钱。他对钱不感兴趣；从一开始，他就对我们这个演唱组感兴趣。我们一直都保持联系，事实上，现在他仍然在谢菲尔德工作，在那儿，他拥有一个大型录音棚，叫“钢铁场”。
严辣妹演唱组“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找一个经理人。我们和爱略特谈了，我们五个人也谈了，结论是我们自己干不了。就是哥伦布，如果没有西班牙或者其他什么国家的国王和王后的那一点投资，他也发现不了美洲。但是得按照我们的主张来——这一点我们非常肯定。
再说那次展示，洁芮曾经和一个叫马尔克·福克斯的人谈过。他给了她一张名片并说如果我们需要帮助就打电话给他。
我们的名片，如果可以的话，就叫“想要”。它表达了我们的全部，无论是在音乐方面还是在说明我们的起点方面。
流行音乐被男孩儿独占的时间已经太长了。“辣妹”是女子演唱组，但是它采用男子的音乐——尖厉、率直——只不过我们把它打造成了我们自己的音乐。
我们的日常安排非常讲究实效。马尔克·福克斯，他是搞音乐发行的，为我们安排约会，我们轮流开车，要么我、要么洁芮。现在爱玛有了一部破烂的米托罗汽车，但是它太靠不住了，我们不敢乘。
现在我们都住在伦敦北部。我住在家里，爱玛还和她妈妈住，她为那两个梅尔和洁芮在塞浦路斯路，就在附近，租了一间公寓。从那儿沿着芬奇里路一直走下去就进入伦敦西区，那里是策划人、唱片公司、发行人集中的地方。
因此，每天早晨，我会开车去爱玛家，她妈妈为我们所有人都准备了茶和面包，接着我们就挤进洁芮或是我的车，带上那些面包。然后我们就出发到任何一家我们预约过的办公室——唱片公司、经纪人、策划人——这是一种地毯式轰炸，直扑要害部位，来一句“嗨，我们是‘辣妹’”，接着是《想要》，我们已经把这首歌输入他们的音乐系统，音乐一起，我们就在房间里随意地跳起来，确实如此——跳上椅子、跳上桌子，无论那儿有什么，默契的配合和歌词像篮球一样在我们之间跳跃着。
“我们会给你们打电话的，”我们在离开的时候会这样说。
不再会闲在那儿等着他们给我们打电话了。“辣妹”已今非昔比，要改写规则了。这些穿西装的家伙也许还没有意识到，但是，我们是在挑选他们。控制狂、斯文加利（英国小说家乔治·杜穆里埃所著小说中一个用催眠术控制女主人公使其唯命是从的音乐家，现在用来指喜欢控制别人的人）式的人、难缠的笨蛋没有机会。
在城里辛苦了一天后，我们会坐在会议室（就是我们的车）里，把我们见过的人再过一遍。第二天早上，我们当中的某个人就得给那些落选者打电话，说：“对不起，但是，不行。”我们不想树敌，所以我们尽量婉转地拒绝他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这个差事，因此我们就轮着来——除了梅尔·C，她确实有电话恐怖症，但是因为她在美敦赫德房子里干的事情总比她应该做的多，所以她就免了。
马尔克·福克斯还让我们接触了保罗·威尔逊和安迪·沃特金斯，作者兼制作人，人称“绝对”。和他们合作过的人有米克·帕里斯和莉莎·斯坦司菲尔德。我们和他俩一起制作的第一首歌是《有趣之事》。马特和毕夫的曲调更加优美，而“绝对”则更能引起共鸣。他们继续制作《爱这东西》和《说你会在那儿》，这是我们和爱略特·肯尼迪合作谱写的两首歌。
他们的录音棚在泰晤土河的一个岛上，靠近切特西，叫塔格斯岛。这是一个肮脏、相当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散乱地分布着一些造船厂。一天，我们正在船码头上闲聊，保罗或者安迪提到他们的经纪人和一个名叫西蒙·福勒的合作伙伴。他曾经做过凯茜·丹尼斯和安妮·莱诺克斯（活跃于90年代的美国女歌星）的经理人。·凯茜·丹尼斯是一个出生在诺福克的爵士灵歌歌后，她的歌曾经风靡美国。而安妮·莱诺克斯，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无须介绍了。事实上，安迪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把《有趣之事》的录音带送给了西蒙。
在80年代中期，西蒙·福勒是“蝶蛹”唱片公司的发行星探。他的公司被称为“19策划”，因为1985年，一个名叫保尔·哈德堡的鲜有人知的歌手一炮走红，当时，《19》（十九岁——这是越南战争中阵亡的美国士兵的平均年龄）跃居排行榜首位，连续9个星期名列二十支金曲榜上。为此，西蒙赚了很多钱。这首歌在那时很有创意——保尔·哈德堡采用了这首歌里的若干小节进行重新创作，其销路依然是当时这类歌曲中最好的——当我们问及为什么保尔·哈德堡没有再次走红的时候，西蒙经常对我们这样讲。
“19”的办公室很漂亮，就在巴特西的河岸上，在一幢称为“兰瑟姆码头”的现代化船坞综合楼里。在心理上，我们感到非常有优势，因为在我们抽出时间来给他打电话之前，他已经给我们打了电话，说他有意和我们见一次面。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办公室里多么明亮——开放式平面布置，有点像喜剧节目“不和蠢驴打交道”的豪华版——因为这儿阳光充足。那儿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忙忙碌碌，但很开心，那些职员主要是女性，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姑娘——也许大个六七岁吧——他们说话全都文雅而得体。
首先让我们吃惊的是西蒙本人不在那儿。他的私人助理向我们致歉并请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候——他有单独的一小间。
不该这样的——我们本想“嘭”地踏进他的办公室、“嗖”地跳上桌子、“哗”地用“活力”、“兴奋”和“态度”将他击中。离开鲍勃和克里斯已有六个星期了，我们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挥洒我们的“妹力”。我看了一下表。我们来的并不早，他迟到了。
我们把CD放进机子里，但是，那时我们只能等，看着墙上盖满了安妮·莱诺克斯和凯茜·丹尼斯的金碟。啊。印象深刻。
根据我现在对西蒙的了解，整个事情百分之百是计划好的。如果他早就坐在桌子旁，被“辣”了一阵后，他就得听我们的，而现在这样他实际上占据了主动。
三分钟以后，这个家伙走了进来，三十四五岁的样子，5。8英尺高，蓬松的头发——有点像全盛时期保罗·扬（红透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摇滚乐歌手，2000年7月逝世，享年53岁）的发型，剪着很时髦的发型，但是已经长得太长了。在这一堆像宠物“菲比”（有五个传感器的机器玩具，外观有毛，且又长又密）的茅草下面是一张棕褐色的脸和相当洁白的牙齿。他穿着一条牛仔裤，不是什么老式的牛仔裤——是阿曼尼牌的。一件“男孩一样”牌衬衫，颜色介于紫红色和淡紫色之间，熨烫得完美无缺。事实上，西蒙的每样东西都很干净，熨烫得很好，与其说是自然的，不如说是刻意的，就像他那辆打过蜡的大宇汽车。时髦的手表——百达翡丽牌。整体印象是随意而富有，一点点双下巴也突出了这一点，这与其说是他变得颓弱的标志，还不如说这意味着他能过得起好日子。
与我们见过的多数我们希望与其合作的经纪人相比，西蒙有点柔弱，甚至平庸。每件事都很低调，包括他的声音。
他知道如何通过低声讲话以一种平静的方式控制整个谈话过程。
通常我们进去以后，无论面对的是谁，我们都会以纯粹的活力展现在他面前，接着用《想要》来进行自我介绍。这一次，我们只是以普通的方式做了这一切。他说他已经从“绝对”那儿听说了对我们的好评。但是，他没有流露任何评价——比如，没有说他对那支曲子的看法——没有说任何可能会让他失去优势的东西。
介绍性的闲聊之后，我们终于还是在他的办公室里跳起来了并且用《想要》对他进行轰炸。我穿着一条黑色短连衣裙，洁芮穿着一条让人兴奋的紧身短裤，爱玛穿着她标志性的白色短连衣裙，梅尔·C穿着阿迪达斯田径服，梅尔·B穿着印有猎豹图案的上衣。音乐、形象，一切都汇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我们，“辣妹”。
通常外界都认为是西蒙·福勒成就了我们。然而事实是那天早晨我们到巴特西去见他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张唱片已经即将成形而且我们的形象也已确立。
我们在那儿呆了大约一个小时。这是一个相当专业而又敏感的人，他听着。“国际”是一个他不断提到的词。他给我们讲了凯茜·丹尼斯——正是西蒙带她去了美国，在那里，她的事业迅速发展。英国只是开始，他说，我们得“志存高远”。
无可辩驳。就是西蒙·福勒。我们甚至喜欢他的会计师理查德，他看起来像《大脚》（美国电影，香港译为《大脚八》）里面的那个父亲。
第二天，西蒙给我们指定了一个私人助理，卡米拉·霍华斯，为我们安排日程。一个很不错的女孩儿，约莫24岁，温文尔雅，带点暗红的金色鬈发，脸上的气色很好，蓝色带点绿的眼睛，有些雀斑。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