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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首先我得去做每一个流行歌星拿到他们的第一张巨额支票后都要做的事。去购物。哪儿？除了邦德街，其他什么地方都行。有关我只穿“古琦”和“普拉达”的那些宣传就是指那个。我确实有一只“普拉达”手袋，这是我用参加《鸟人》演出得到的钱买的，但是其他东西没有一件是真货。每星期250英镑，我怎么可能付得起那笔钱呢？
原来那件黑色小连衣裙其实是洁芮的，但是她从来不穿。她从来不穿的衣服有几百件。我们每样东西都合用，从衣服到短裤、鞋子、化妆品、护发用品。男朋友不在其中。我第一次穿它是和斯图亚特出去吃晚饭，每个人都说：“上帝，多漂亮的裙子，它非常合你的身。”但是它只是购自“塞尔弗里奇”百货公司或者“顶级”商店或者其他什么公司——我们都没有钱花在衣服上。不管怎样，因为那时洁芮比我瘦，那件裙子有点太紧了，因此我让一个名叫维奥莱特的裁缝照着它的样子做了一件，那个裁缝现在还住在戈夫橡树的路边上。原先那双和整套衣服相配的鞋子没有专利号，是从卡纳比街一家廉价商店买的，有一只鞋跟总是掉，所以我总要用胶水把它黏回去。那件裙子，就是大家都说是一件小“古琦”裙的那件，根本就不是“古琦”裙。布料和做工总共花不到20英镑。
在这位钱多得不知道怎么用的流行歌星的购物单上排第二的显然是一部跑车。那么要买一辆什么牌子的呢？保时捷？法拉利？它们可不适合“明智”太太。我去了沃尔瑟姆克罗斯我爸爸认识的一个经销商那里，买了一辆没有进行商品宣传的MGF。因此这部车可不是摇滚乐之类的时髦货。这就是我的风格；甚至在我刚得到一笔比我祖父母一辈子挣的还多的钱时，我也不买新款车，我买了一辆不知名的型号，节省了5，000英镑。我从来都小心翼翼，现在也不打算停止这种做法。毕竟，一切都有可能烟消云散。不管怎么说，我喜欢那辆车，鲜艳的紫红色金属，漂亮的轮子，所有那些附件，还有一个一摁按钮就会落下来的顶篷。
那年圣诞节，铺天盖地到处都是“辣妹”。你喜欢哪一个“辣妹”？在槲寄生树下你想亲吻哪一个“辣妹”？谁是最受大家喜爱的“辣妹”？
那可真滑稽。鲍勃和克里斯曾经想让我们看起来都一样，但是“辣妹”成功了却是因为我们都为这个组合带来了不同的东西——不只是男人们幻想的东西——虽然这么说可能是公平的，即当“辣妹”处于鼎盛时期时，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男人可能喜欢我们当中的这个或者那个。
“辣妹”跨越了民族的偏见。我们不仅在欧洲和美国声名显赫，而且盛名远及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南非。没有一个国家不流行“辣妹”的歌，每个人都有他们最喜爱的歌。我们有每个人喜爱的某个东西，那也体现在我们的观点方面，不仅是我们的外表。
每次我为克里斯、鲍勃和奇克没抓住90年代的流行乐的脉搏而感到遗憾的时候，我都得提醒自己，如果按照他们的方式，我们就都得穿上同样的服装，我们中就会有一个主唱歌手。“辣妹”如此轰动正是因为我们一点都没那样做。现在，只要看MTV，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在仿效我们。但是让“辣妹”与众不同并将永远使我们区别于其他的是我们开创了先河，就像埃尔维斯｛（1935—1977），美国摇滚乐巨星，俗称“猫王”｝、“甲壳虫”、“性手枪”演唱组。首创者为所有其他人提供了可能。
到圣诞节时，《想要》已经卖出了三百万张，在27个国家位居排行榜首位。我想要是不看地图册，我甚至都无法说出27个国家的名字。
在加勒比海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在格林纳达，第二个星期在圣—卢西亚。这是一次真正全家人的度假，每个人都在，甚至有露易丝的前男友，沙基，我仍然很喜欢他，还有斯图亚特。对我来说，不去想我穿着什么或者我看上去如何本身就是度假。我不能忍受在阳光下着妆。我最多也就是把头发向后梳一个马尾辫，再涂上防晒油。这真是非常有趣，因为那儿的一切都和美国发生的事如出一辙，我不断地听到播放《想要》的音乐——这首歌1月1日在那儿发行了。不久就有传闻说旅馆里住着个“辣妹”。时间不长，照相机就喀嚓喀嚓地响起来了。我知道我看上去让人不愉快，但是这些都只是孩子，我并没有真的在乎。直到我们回去以后，我才发觉我的运气有多好。可怜的爱玛和她妈妈在下海的时候被《每日邮报》拍了照，让她们的臀部曝了光。
我们已经征服了英国，现在轮到美国了。这是重头戏，西蒙不停地对我们这么讲。无论你在英国取得多么显著的成绩，假如你在美国也能这样的话，这就好像镀金。它会让你有说服力。美国有如此的魔力，梦想的国度、机遇的国度。
如果你在英国成功了，你只是出名了，但是，如果你在美国成功了，你就是超级巨星。
接下来的六个星期像是噩梦般的万花筒，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年圣诞节得到过一个万花筒。乱糟糟的色彩，摇一摇就变成不同的图案，但其实还是一样。
什么地方你都得去。遍及全世界。你得去那些你甚至都没听说过的国家，你会遭到围攻。人们了解你的一切，不仅是你的名字，还有你父母的名字。真是不可思议。我仍然无法真正相信这一切有多么严重。有一天，我穿着比基尼和我爸爸在某个海滩上散步，碰到一个采摘椰子卖给旅游者的人。他不向我们兜售椰子，却说你不会是某一个“辣妹”吧，是真的吗？你会认为这个人甚至连收音机都不会有，更不用说知道“辣妹”是谁了。
《想要》一路进了“金曲100排行榜”，列第11位，这是单曲首次亮相曾经取得的最高排名，无论是在英国还是美国。
随着《想要》在排行榜上的地位日升，我们每天要接受的采访量也增加了。美国差不多有几百家无线电台，每一家都想采访“辣妹”。而且马上就要采访。幸运的是，因为这是无线电台，我们从头到尾都是坐在纽约的一家录音棚里接受采访。但是没有画面、在广播里诙谐又疯狂可不那么容易。有时，给节目增添点作料的惟一东西就是说些无聊、粗俗的话。尽管美国的电视、电影里有暴露的性镜头，美国在道德观念上还是相当保守的。
既然我有了一张在许多商店都能用的信用卡，我就一直盼望着能在纽约买点东西——所有那些商店名字，如巴尼司、梅茜、布罗明戴尔。更不用说蒂芬尼了。但是可能性不大。总是采访、媒体拍照、更多的采访。早安，美国。
从一开始，我就说我要像“飘洗”牌洗衣粉（英国著名洗衣粉品牌）那样出名。
为什么要停留在卖唱片上？我们决定，只要我们谨慎选择签约人，那有什么坏处呢？我们现在出名了，我们可以卖任何东西。不过受害者是有的——首先就是我过去依赖的“健怡可口可乐”。现在百事可乐成了我们的主要赞助人，我们与其签订的金额巨大的协议。另外一项协议是早些时候和奔驰汽车公司签订的。作为对推出麦克拉伦新型F1赛车的回报，一种小型梅塞德斯SLK敞篷汽车将供我们每个人使用一年。事实上，又过了六个月我们才收到这些汽车：它们在我们的《辣妹世界——电影版》拍摄的最后一天运到了，这部电影是那年夏季拍摄的。
麦克拉伦推出新赛车是在圣瓦伦丁节（即中国人所谓的“情人节”），那时我们刚听说《想要》已经在美国的“金曲100排行榜”上跃居第一。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我们正在为《你认为你是谁》的录像制作进行包装，这是我们的第四支单曲。三天的拍摄中有两天不同于我们以前曾经拍摄过的、或者今后可能还要拍的任何一部录像的拍摄。
西蒙·福勒的弟弟基姆，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是莱尼·亨利的朋友。莱尼·亨利是“红鼻子日”（这一天将有许多各界名人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主要目的是为慈善事业捐款，因活动中大家都戴上特制的红鼻子而得名。2003年的“红鼻子日”定于3月14日）和“轻松一刻”（一慈善组织，从事英国国内以及国际慈善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我们都同意第四首单曲的版权归“轻松一刻”。而给“红鼻子日”的有一部讽刺录像。
我们知道已经有一模一样的乐队在进行模仿巡回表演，但是只有“块糖”（模仿性表演团体）会得到我们的许可。猜猜她们让谁来演“高贵辣妹”——多恩·弗兰奇。我感到无上荣耀，因为她是最具魅力的喜剧明星。因为她得在举手投足间幽默、夸张地表现出我的形象，而不是通过她的长相，所以，看她进人角色真的有趣。那一切确实让人捧腹。但是，多恩，我的嘴真的噘得那么厉害吗？
詹尼弗·桑德斯演“姜汁”，凯茜·勃克演“运动”，卢埃拉·吉迪恩演“疯狂”，虽然梅兰妮其实花了很长时间想让莱尼·亨利演她。露露演“宝贝”。我第一次遇到露露是在牛津：大街的一个鞋店里。我和妈妈、露易丝、克里斯琴一起出去‘购物，那时我肯定还很小，因为克里斯琴还坐着婴儿车。不管怎样，我们走上去请她签名。因此她签了一张“给维多利亚”，接着又签了一张“给露易丝”。
“那么，有人喊你‘露露’吗？”露露问我那鬈发的小妹。
我妈妈讨厌把名字缩短，快如闪电地回了一句：“绝对不可能。”等她意识到她所说的话已经太晚了。
虽然我经常见到露露——她是埃尔顿（即埃尔顿·约翰，著名歌星，在戴妃的葬礼上演唱挽歌《别了，英格兰玫瑰》。这首歌系他本人根据早年他为悼念玛丽莲·梦露而创作的《风中之烛》重新填词而成）的一个密友——我从来不敢告诉她在撒克逊尼的那位卤莽的妇女和那两个小女孩儿就是我妈妈、露易丝和我。当然，我妈妈现在还感到尴尬。
接着是到处去赢得更多的赞誉。这就像在环行路口，你从来不知道你将在哪儿下车。
尽管我们在美国取得了成功、尽管西蒙不住地告诉我们这场演出多么重要或那场演出多么重要，但是，就我们个人而言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是一件大事。我们获得了一些奖项，还会继续获奖，但是，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就好比奥斯卡。它由音乐界投票选出。而他们是最难取悦的一帮人。
一年前，我们作为维京的嘉宾出席了颁奖典礼，夹杂在那群人中间，啊，上帝，瞧瞧那是谁。仅此就这么让人兴奋。
但事实是那时我们都是无名小辈或者应该说是《想要》。12个月以后，我们不仅得到了五个奖项的提名，而且我们还将集体表演《你认为你是谁》为这次盛会揭幕。
至关重要的那一天是2月24日，星期一。前一个星期，西蒙问我是否想去看上星期六的足球赛。他说阿什利·牛顿，我们在维京的歌手选拔和签约人，有票。阿什利和保罗·康罗伊都是切尔西队的超级球迷。而那个星期，切尔西将迎战曼联，他们知道西蒙是曼联的超级球迷，因此他们问他是否也想一起去。
因此我说好吧。反正我也没有别的事可干：斯图亚特要干活儿。星期六是花店一星期中最忙的一天。
很久以前西蒙就一直想拉我去看足球。他总是说我的男朋友得是个名人。我会说：“你在说什么呢？我和斯图亚特在一起，记得吗？”他就说不要担心斯图亚特，我一定要让你和一个名人在一起，比如一个足球队员。
我不感兴趣。我曾经见到的所有的足球队员都是些混蛋。他们闲散地聚在“埃平”乡村俱乐部追逐任何一个走进门的漂亮的埃塞克斯姑娘。他们都是些放荡之徒。
“那么我应该穿什么衣服呢？”我在前一天问梅兰妮。在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上演唱《你认为你是谁》我将穿一件白色比基尼上衣和一条白色裙子——我爸爸说更像是一个窗帘盒——罩着锁子甲。我告诉她我想穿着它去。而且我想她真的相信我会那么做。
关于那场比赛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主要原因是我没戴眼镜，所以一切都是模糊的。比赛结束后，我们被带到了球员休息室，在那里，VIP们得以见到他们的英雄。我站在那儿，端着一杯香槟。有一个人真的让我很生气。他喝得太多了，摇摇晃晃地走来走去。我尽量不去理他，可是他踉踉跄跄总往我这边靠，嘴里说着“你经常来这儿吗”。
“瞧，”我说，当他差点撞翻我的杯子的时候，“我不和喝醉酒的人讲话。”
我被称为“高贵”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刚想溜到洗手间去，西蒙来了，把一只手搭在这个醉汉的肩上。我本以为他要做出一些护着我的举动让他滚开。
但是他却开始对着他微笑，继而大笑。我站在那儿，眼睛看着没人的地方。
“他是，你的朋友？”那个醉汉终于踉踉跄跄地走了，我这才问到。
西蒙告诉我这人与他同名，并且很惊讶我没有认出他来——西蒙·勒庞（“杜兰杜兰”演唱组的成员，风行于80年代）。
如果他以为这会让我感兴趣，他就错了。我十几岁时挂在房间里的照片是“兄弟”演唱组。（我知道。我知道。用不着说。）我对“杜兰杜兰”演唱组从来不感兴趣，因此我的腿并没有打软。
这时那些球员已经从更衣室出来了。
西蒙拽着我的胳膊，指向靠门口站着的一个。
“他是谁？”我问。他说这就是大卫·贝克汉姆。
“谁？”
他又说了一遍那个名字，大卫·贝克汉姆，并且说我曾经说过喜欢他。
我听得一头雾水。我怎么可能喜欢一个我甚至从来都没听说过的人呢？他在说些什么？至于说大卫·贝克汉姆其人，我想他一定是个踢足球的，但是那一场究竟他踢了没有，他究竟是切尔西还是曼联，我不知道。谈到球员的时候，西蒙绝对是个追星族，很显然他决心要见见这位贝克汉姆，正在拿我当借口。我甚至都无法看到他说的是谁。房间的另一侧一切都模模糊糊。他可能正在谈论一个衣帽架吧。
说着话的时候我们已经走过去了。
西蒙和大卫打了个招呼，伸出胳膊，以男人的方式握了一下手。西蒙自我介绍说是“辣妹”的经纪人，然后介绍了我。那时，我记得我在想这可真可笑。
我微笑，对那个留着长而直的棕发男孩打了个招呼。接着，西蒙说起了那些套话，什么精彩的比赛、漂亮的横传、那个比分让人感到遗憾。我只是站在那儿，感到有点傻。在这位据说我一直都喜欢的球员谈论任意球和角球的时候，我在试着为他计时。其实，我认为，他长得很好看。他偶尔朝我看一眼，腼腆地笑着，而西蒙继续说着如果他在场上他就会怎么做。接着他走了，我们站在那儿，谁都不说话。
“比赛不错，”我终于挤出了一句。
“很高兴你能喜欢，维多利亚。”
我喜欢他称呼我名字的方式。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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