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那儿吃了25年，”他说，“他们甚至连一杯免费的饮料都从没给过我。”
那一晚我们过得太开心了，所以我们都想再找个地方玩玩。
那时，除了一家叫“忧郁男孩”的同性恋酒吧外，其他地方都已打烊了，这家酒吧和《警察学院》里的“蓝蚝酒吧”一样。它不是那种又酷又新潮的同性恋酒吧，而是个普通同性恋酒吧。它非常具有80年代的同性恋特点，很热闹。像往常一样，只喝一杯葡萄酒，我就醉了。帕特里克麻利地把我拉上乐队指挥台，我给他们做了个凯莉（指凯莉·米洛，澳大利亚著名性感的歌星）的扮相。我穿着平生穿过的跟最高的绿色露跟凉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没摔倒。然后帕特里克跳到我下面的舞台上，我们两个疯狂地又旋又转。这时所有那些男同性恋们认出了我们。因为音乐声音很大，你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但你能看出来：哦，老天，“高贵辣妹”和大卫·贝克汉姆。人们都说我板着脸、噘着嘴，但在那里我没有。那儿的每个男同性恋者似乎都在想“老天给了我五分钟勾引一下大卫·贝克汉姆。”所以他们都在他面前跳起舞来，他们穿着紧身背心，扭着紧绷着的小屁股，双手搁在胯骨上，腹股沟突显着，山水毕现。大卫是我们当中惟一没跳舞的人，因为他从不跳舞。通常这样的事不会让他难堪，他对同性恋一点也不恐惧，我也如此。我喜欢这儿的同性恋气氛，我度过了最开心的一个夜晚。
但他转过身来，发现有五个家伙站在那儿，打扮成男人样子的女同性恋者，块头很大。真该死，这是怎么了？我能看到他完全吓呆了。大卫今晚不打算去男厕所，非常感谢。
珍妮特·斯特里特—波特、帕特里克·科克斯、维多利亚、大卫·贝克汉姆，这样的组合简直不可能，你肯定不会想到把这四个人放到一起，除非是在露比·沃克斯的节目里。但他们太棒了，多好的人。我们头一次觉得好放松，好放松。
我返回英国去参加被推迟的“辣妹”第三张专辑的拍照。与此同时，为《心神迷乱》的发行所做的宣传仍在推进。
我决定采用他们绝对想不到的激进方式，其效果比我预想的要好。《音乐周刊》写道：谁会想到“高贵辣妹”居然以最可信的“辣妹”形象重现舞台呢？尽管不及《烦扰》那么迅速……“真步者”推出的第二首歌无疑是排行榜榜首有力的竞争者。这支歌曲的推出是成功的。
《音乐周刊》这样的专业性报纸不会因为喜欢我唇膏的颜色而说那番话。这首歌在无线电台的热播令人惊奇，而MTV似乎从来没有终止过播放这首歌的影像。（歌迷们打电话来要买单独的影像带。）然而，还要再等两周才能在商店里买到。
在为“辣妹”拍照时，他们请了个我不认识的发型师。我看上去很糟糕，好像被“阿巴”乐队开除了一样。维京公司急于要为“辣妹”保持我的短发造型——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混淆长发造型属于“真步者”。其实，我非常不愿意每天比其他人早起三个小时。‘“我要接上永久性的延长发，泰勒，我决定了。”
“不，维多利亚，我真的认为你不该这么做。”
“但那会让我轻松许多。”
我的发型泰勒做得特别好，但他固执得让人难以置信。
他一旦形成定式就永不更改。正是泰勒说大卫在春天应该把头发都剃掉。大卫本来想留个平头。
“要么不剃，要剃就都剃掉。”泰勒说。大卫十分信任泰勒，就同意了——泰勒确实是曼彻斯特人，准确地说是利士姆圣安尼斯，黑泽最美的地方。
同时，由于大卫和布鲁克林的头发都剪得很短，我也非常需要做个改变。我很想有一头金发。泰勒说，“别，别那么做。”但无论如何我还是那么做了。可那一次我不得不承认泰勒是对的。
我现在想的是，在明年我的专辑出来之前，我得把发型改变一下。又短又硬的头发做不出什么发型，因此我一定要让头发再长些出来，但我又无法度过那段漫长的头发生长期，因为头上戴着个大大的假发很容易让我看上去像个士兵。那么在长头发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让别人看不出来呢？比如用长长的假发遮掩一下？
我真的希望头发更长些，只是因为长头发更好整形。我之所以把它剪成那个著名的“高贵辣妹”短发，是因为露易丝那时正在练习理发。她会第一个承认她不是一个很好的理发师，一边总是比另一边长，所以她就不停地剪，而头发也就越来越短。那可不是我想要的发型。
所以在唱片发行前两天，泰勒找了个人给我接发。那天我做了一整天的电台访谈（“嗨，伙计们，喜欢这首歌吧。那么，你认为对阵《斯皮勒》有多大胜算呢？”），我筋疲力尽。菲兰妮，别人这么叫她，六点钟要来。所以想像一下这样的情景。菲兰妮带着她的助手来了，在我妈妈家的厨房里做好了一切准备。我爸爸在打手机，我妈妈、露易丝、利伯蒂、布鲁克林在一起玩，开心地又吵又闹。接着大卫又来了，刚从曼彻斯特开车回来，布鲁克林像往常一样，见到他爸爸就开始发狂。然后我妈妈的一个朋友又来了，妈妈就和她聊起来。
接着为我做圣特洛佩棕色皮肤的朱迪又从诺丁汉来了。我告诉她，我得等菲兰妮停下来休息时，才能做棕色皮肤。她做的假棕色皮肤是最好的，看看珍妮弗·洛佩兹就知道了。
你知道吗，珍妮弗·洛佩兹的皮肤非常白，而她可爱的金色肤色就像我的指甲一样浑然天成。我说这一招很明智。谁喜欢在阳光下烤、让皮肤硬得可以做手袋呢？
同时，我建议我妈妈也做一个棕色皮肤。然后威尔又带着他的助手来让我试试在伊维萨岛我将要穿的服装。明天的CD：UK节目一结束——这个节目将在上午现场直播——我们都将飞往伊维萨岛。露易丝将与我一道去，因为此行只是为了消遣，她没去过，就谴责而言可以说我也没有去过。
然后泰勒来了——头发黏好后，他要给我剪出发型来。
当时我数了一下，厨房里有14个人。菲兰妮大约在十点的时候休息了一下，这时我做了圣特洛佩棕色皮肤，大约花了45分钟。然后又开始黏头发，因为它就是这么做出来的——被称为“织发”，但头发可不是编织上去的。一缕一缕的头发黏在我自己的头发的末梢，然后通过加热将它固定。
到凌晨一点钟时，只剩下泰勒和我了。其他人有的回家，有的上床睡觉了。为了不让我睡着，他给我讲他的两只猫“西德”和“弗瑞兹林”和他爸爸的故事。他爸爸可真是个50年代的太保，留有一缕“布莱尔克瑞姆”（生产男性护发产品的公司）的额发，“一个道地的酷酷的花花公子”。
至少，因为有了永久性的延长发，我无须像上星期那样那么早去工作室了：是八点半，而不是六点半，那就意味着我可以七点半从家里出发，而不是五点半了。我还可以睡上四个小时，因为在我上床之前我得把明天的衣服准备好。我们不仅要在CD：UK上表演单曲，我自己还要去SM：TV，爱玛客串女主持人，梅尔·C演唱她的单曲，那是本周第一。可恶的露易丝，我咕哝着，在房间里到处翻，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她借了我想在演出时穿的裙子，还没有送回来。
《心神迷乱》在8月14日，星期一发行了。既然人们确实可以买到唱片了，宣传策略也该变了——签名销售：周一在伦敦，周二在奥耳丹，靠近曼彻斯特。这是我做宣传的最佳时机。只有这时，我们才能见到我们的歌迷——那些出来买我们唱片的人、我们赖以成名的人。
当汽车到达皮卡迪利广场时，我简直无法相信看到的景象。整个广场沸腾了。有一刻我想他们肯定是在那儿等另一个人。但不是这样，他们等的是戴恩·波尔和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或者是我们自称的“高贵辣妹”和戴克斯。
45分钟后，CD销售一空。50分钟以后，磁带和唱片销售一空。经理说他们从没见过这样的场景。
我打电话给尼克·拉斐尔，告诉他我认为我们真的有机会拿到第一。
“瞧，”他说，“我真的不想这么说，维多利亚，但是你没有机会。”
我累极了。我们前一天很晚才从伊维萨岛回来。坦白说，传说中的“巴利阿里”效应（伊维萨岛是众多国际歌星、音乐节目主持人经常光顾的旅游胜地。通过参加这样的聚会，歌手通常会成功地宣传自己，提升唱片销量。此即所谓的“巴利阿里”效应）对我们没有用。
第二天早晨七点，我们在曼彻斯特的早餐节目里宣传了一下签名销售。我那模样就像“波卡洪塔斯”公主（是迪斯尼公司出品的《风中奇缘》这一动画片中的女主角。影片描写了一个从欧洲来到这一片新大陆的白人青年与当地印地安部落首领的女儿波卡洪塔斯之间的爱情故事），头上系了一条扎染印花大手帕。因为没有泰勒为我做头发，我看起来有可能像个女巫。
我早起没有问题。不像大卫，他早晨简直痛苦不堪，真是滑稽。我却很活跃。我已习惯和布鲁克林一起早起，我是那种不需要太多睡眠的人——在压力下我似乎更显精力旺盛，尽管我不时会感到疲惫不堪。但说到慵懒的生活，我可过不来。比方说，假如某个星期天我什么都不用做，我会坐三四个小时浏览一些文字材料。最让我放松的是整理卧室。
工作忙的时候，卧室简直就像垃圾场。或者最好的就是陪布鲁克林玩。我最不愿意做的就是无所事事。
但是，我知道我在这方面有点怪异。戴恩和其他人一样，直到大约十点钟才开始进入最佳状态。但跟我一起工作可让他吃足了苦头。我们很快就成了磨合得很好的二人组，总在说俏皮话，好像我们是斯金纳和巴蒂尔（英国著名电视喜剧拍档，以即兴发挥的幽默节目著名）。然后是接受BBC和另一家电台的采访，然后又上了一个电视节目。有人问我，长出这么长的头发花了多长时间。我告诉他，我只是撒了点仙土。
“她在开玩笑呢，”戴恩看到采访者有些吃惊，就说，“事实上是粪肥。”
戴恩脑子反应很快。就像我告诉他我和琼·柯林斯一起晒日光浴的时候，他说，“她晒化了吗？”
大多数时候，那些采访者并未发现他的幽默感，因为他们总是把注意力放在我和大卫身上。我总是尽力把他们的话题引开，说，“瞧，我们谈的可是音乐。”我不知道戴恩是如何忍受这一切的。他没有抱怨，没有发牢骚。他似乎压根儿就不好表现自我。
事实上我们恰好互补。
接着我们又去了另一间工作室，为该地区的地方电台接几个电话采访，说的话总是“嗨，伙计们，喜欢这首歌吧。那么你们两个是怎么到一起的？”
大约十一点钟，我们又转移到BBC在皮卡迪利的另一间工作室做电话采访，这时，电话响了。乔，戴恩的经理人，正透过工作室的门冲我们做鬼脸。因为工作室是隔音的，我听不到她在说什么。而戴恩正和电话另一端的采访者说着话，没看见她。
我对音效师打了个急着要小便的手势就出来了。乔看上去就像刚吞下一个炮仗。
“你们领先了两千五百张，”她尖叫着。
“什么？”
“尼克刚打了电话来，他刚拿到昨天的销售数字，你们比《斯皮勒》多卖出了两千五百张。”
我正需要有人在我的屁股上踢一脚。我立刻就像要成了一台机器。首先，我给尼克·拉斐尔打电话，想从那家伙嘴里亲耳听到这个消息。是真的，但我们不能高兴得过了头，他说，两千五百张唱片并不是多大的差距，接下来还有五天呢。
如果我认为维京的皮卡迪利已经很不错了的话，和奥耳丹比起来它简直不算什么。六千人在等我们；有屏障把他们挡在后面，还有骑警。事实上这太难以置信了，我突然感到眼睛刺痛，仿佛要哭出来。等候签名的队伍像长蛇一样穿过店堂一直排到店外很远的地方。周围的货架很高，每一次又一批人来到我们面前、看到我们，都会爆发出呼喊声、尖叫声。难以置信。
我们坐在贴满海报的大窗子前的桌子旁。后面的人群没有一点点减少的迹象。孩子们爬上了灯柱，对面公寓的阳台上也挤满了人。
还有人不断地来。
“你能写上‘送给约翰’吗？”
签名，微笑。“你的好了。”
“你能把这个给布鲁克林吗？”（一只玩具刺猬。）
“谢谢你。”签名，微笑，“你的好了。”
“你能在我的上衣上面也签上名好吗？这样我就可以给办公室的每个人看了。”
“你能写上送给佐伊吗？”
我在T恤衫上签名，在“辣妹”专辑上签名，在胳膊上签名。我甚至在一张十英镑的钞票上签名。我们还和大齿缝的孩子、扎着小辫子的双胞胎合影。每当一位母亲告诉我说她的孩子和布鲁克林一般大时，我心中总感到一阵刺痛，布鲁克林正在楼上，我妈妈在照看他。
一个小女孩发现她没钱买磁带了——不知是丢了还是怎么的。她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别担心，”大卫满面笑容地对她说。“你需要多少钱？”
“五十便士。”她含着泪水嗫嚅道。
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些零钱来，给了她一枚两镑的硬币。
我们签了一千五百多张唱片——店里只有这么多。
第二十五章 杂乱无章
从那时起，生活就变成了电话采访、签名、飞机、汽车。
有一半的时间，我不知道身处何方。我只记得那个星期飞机舷窗外或是我乘坐的任何一辆车的烟色玻璃窗外那最让人惊异的日落、火红的天空。星期三《太阳报》的大标题是“拼死一搏”，说我们如何旅行数千英里、不断地签名就是为了得到一个“第一”；还说我绝望到了不得不强迫大卫和我同去的地步。这两者根本没关系。大卫一直在训练，不在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因此只要他能，他总是和我一起去。
当我们三个人同时出现的时候，人们经常很惊讶。但是我们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大部分时候公众根本不知道大卫会到场。
至于旅行数千英里，我只是在以一种老式的方法在做宣传。我本来可以在大卫和我之间制造一些激烈的争吵——这则消息会占据报纸的整个头版。或者和其他什么人发生点什么关系怎么样——正如我知道的某些人的做法？但是我没有。我所做的所有宣传都是通过旅行、真正的努力工作。“辣妹”组合从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你可以说我过时了，但是我感觉这件事就应该这么做。
星期四，我们所有人在巴丁顿站集中，去德文参加无线一台的巡回演出。这是我们从伊维萨岛回来后所有人第一次在一起——我们的伴舞、安迪、约翰尼、卡琳、泰勒和乔——“真步者”家族。我们已经听说我们取得了半周内的第一，但是那不算什么。
泰勒试图在火车上为我做头发——列车员不住地告诉他不要用电插头——戴恩用他那套“阿里奇”式的动作不停地逗我们笑。他那种性格很少有——非常有趣、非常聪明、非常好的一个家伙。和一个男人一起工作而之间又没有两性关系的阻碍真是太好了。戴恩——惟一能让粗呢外衣显得近乎于酷的男人。他很专业，喜爱自己的工作。我可以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