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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慧的小说秉承的是一种叛逆的精神，但她深谙张爱玲式的成名之道。或许同是生活在上海的缘故吧，卫慧的做法流露着过多的海派习气，她较好地将上海这块原先积淀的租界文化与全球化经济的当下状态结合起来，她小说里的躁动和敏锐对当下的文化都有一种预言式的警示。卫慧当然是心仪张爱玲的，但年轻的卫慧无旧可怀，她的骨子里看不出张爱玲那股陈腐的、糜烂的、老式的、摆阔的贵族气息，她能嗅到的并能迅速表达出来的是十里洋场的那股“混血味”。“宝贝”，是一个洋文的汉译，但其间传载的内容正是我们这个转型时代的表征。卫慧和棉棉是对应的、对称而又对立的一对星座。她们都具有表演的天赋，这或许是师承了张爱玲的风格，只不过张爱玲玩的是火候独到的冷表演，处处表演又处处不露声色。卫慧和棉棉则是被传媒利用的两个傻宝贝，当然，传媒也提前支付她们超额的名声以及作品的发行量。传媒是一把双刃剑。比之卫慧，九丹可操作的资源实在有限，卫慧虽然没有张爱玲式的祖上光环，可卫慧有复旦名牌大学的证书，而且卫慧知道很多青年未能进入和了解的城市禁区，yao头wan、大麻、群居、古怪的吧和各种各样的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内衣品牌、洋香水品牌，构成了卫慧小说的五光十色。更重要的是，卫慧年轻。年轻是一件让人嫉妒而又无法获得的法宝。九丹没有这些，但九丹有秘密武器，她敢把自己的小说称之为“妓女文学”，这个谁见谁躲的“封号”，九丹却可以坦然地当作凤冠戴到头上，这是骇世惊俗的。我记得古榕拍过一部电影叫《红尘》，是写妓女从良的故事，可“文革”中有人骂了从良的女主人公一句，主人公就含辱自尽，可九丹“无私者无畏”，她敢作敢为敢写。卫慧的《上海宝贝》里只不过写女主人公与洋人私通鬼混，而《乌鸦》里女主人公坦然地向洋人卖身收取美金。九丹的小说进入不进入文学史，不是由谁说了算的，这是由历史来作最后鉴定的。但九丹的出现，说明女性文学已发展到赤裸裸的地步，当卫慧对“身体写作”还颇有微词，“下半身写作”者自以为耸人听闻时，九丹的《乌鸦》撕开最后一块遮盖布，让女性写作的要害和痛点暴露无遗。
之所以把张爱玲、卫慧、九丹放在一起论说，是想说明近年来的女性写作是沿着一条商业化、时尚化的路径展开的，这条路径与媒体、绯闻、事件纠缠在一起。其实，女性文学的另一条路径也一直在发展，像丁玲、萧红、张洁、张抗抗、王安忆、铁凝等人便是这条道路上的苦苦追寻者，这也是我们文学史的教科书上常说的主流作家，在这样的教科书上，九丹显然是要被略去的。
四、被看：妖女写作成风景
“妖女”一词，并非我的杜撰，而是美国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M。Gilbert）和苏珊·格巴（SuanGubar）在《镜与妖女：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反思》一文中所使用的词，只不过文中的“妖女”是指女性主义批评家，而非女作家，但“妖女”的命名完全适用于今天的一些女作家。“妖女批评家的部分写作被看作是愉悦肉体和带有侵犯性的。妖女是迷人的，她就像一种流动剧团的女演员，演出一部具有这种诱惑性和叛逆性的戏剧，以反抗父权制结构对她的摧残，于是她成为对女人有诱惑力的叛逆，如同她对男人一样。”如果把这段话用来评论陈染和卫慧，是再恰切不过的，可见女性写作和女性批评是互为文本的。妖女这个词让我想起了1995年冬天与戴锦华女士的一次对话。小戴在一帮女性主义作家、编辑、评论家那里是个“爷”，她们称她为“戴爷”，因而小戴的讲话姿态时时要坚守、捍卫她女性主义的姿势和立场。记得我当时把新时期文学的女性创作分为“老三巫”、“中三巫”、“新三巫”。“巫”的称谓让戴锦华颇为不快，她对此提出诘疑，认为“巫”是站在男权主义立场，是典型的“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我据理力争，“巫”并不是贬义词，在文学艺术上指有超常艺术禀赋和艺术感知的人，文艺家带点“巫”气，往往会超凡脱俗，近仙近神。我们的论争一度被当作男权批评与女权批评的一次交锋。当时我没有读过这篇《镜与妖女》的妙文，要不给戴锦华戴上一项“妖女”的洋帽子，不知她如何反诘。
时过境迁，今日的女作家非但不嫌弃“巫”这顶具有男权色彩的帽子，她们自己自称“宝贝”、“小妖”，知识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凯琳的网络小说，题目就叫《妖言》，这让戴锦华一干女性主义者们大跌眼镜。当女性主义们在拼命为女性写作争取与男作家平起平坐的地位时，这帮不争气的“宝贝们”却放弃与男权平等的权利，心甘情愿地做男性视野里的风景——这是90年代末期女性写作的一个巨大捩转。
应该说由张洁、谌容、张抗抗、铁凝、王安忆、残雪、方方、池莉、陈染、林白等人开启的中国女性主义写作潮，一直是在远离、逃避，甚至抗拒男权主义话语的制约，令“美女作家”的代表人物卫慧的《像卫慧那样疯狂》也在沿袭这一传统，但女性文学到“美女作家”这一概念产生之后出现了惊人的“退步”，这就是对女性立场的放弃，对男性视角无条件地认同。“美女作家”源起于“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这一说法。这样一批时代的幸运儿，她们长相的平均美丽度并没有超过她们的前辈女作家，把她们称为“美女作家”完全是传媒的需要，也是传媒时代的必然。70年代出生的人，没有经历过文革，也没有感染大时代的革命气息，她们成年的时候，正是中国商业化、市场化全面挺进的90年代初期，也是中国视觉消费文化全方位掠夺传统审美文化的年代。化妆、广告、包装对一个人的成长和成功至关重要，我们可以接受5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毕淑敏的“素面朝天”，但如果一个女生不着妆去美国大使馆办理签证会视为一种“不礼貌”和“不尊重”。因而，当刊物上登载这些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的的照片时，会很自然地出现一片靓女的写真集。现代化妆术和现代摄影术几乎使所有的人都能成为“俊男靓女”，因而出现了“身体作品”和“身体叙事”的概念。“美女”首先是对身体的肯定，“作家”才是对写作和叙事的肯定。由于“美女作家”从一开始便是处于一种被观赏、被展现的位置，因而“美女作家”的写作也自然地带上了浓烈的商业色彩，这种商业色彩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欲言又止，而是坦诚的表白。卫慧、九丹作品的命运表现得最为充分，卫慧的《上海宝贝》创下了女作家发行的最高记录，而九丹的《乌鸦》近两年来也成为文学读物印数的“巨无霸”，还不包括那些难以统计的盗版书。
美女作家采用一种仿自传式的写法来招惹读者的眼球，满足读者的窥视欲。因而一本美女作家的作品，首先映入你眼帘的是她的艺术照，其次便是她的简历，而简历往往都隐隐约约和小说中的人物命运搭上一点联系。一些出版社和出版商在组稿时也对作者的年龄和相貌特别关注，最好能拌出些猛料来，“妖女”们不再担心能否摆脱男性视角的照射，而是关注如何进入男性的视野，能抓住他们的眼球。
我在前面曾说过现在不是一个革命的、动荡的、英雄辈出的大时代，是一个平和的、商业的、市民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似乎一切都在以女性为核心旋转，因为社会的消费主体是女性，拉动了女性的消费便是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我在感叹我们社会越来越女性化、越来越阴性化的同时，却忽然发现，所有的女性以及围绕女性展开的活动其实都是在按照男性的法则运转的，也就是取悦男性的。文学也不例外。这是我写作本文到最后不敢直面的问题！女人为什么写作？所有女作家都会说为自己。可实质上为谁呢？
我不愿将她们推入“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
2002年3月30日于碧树园
第22节 把女人还给女人？
有朋友从海外归来，说起域外新兴的“新女权主义”，其主要命题是“把女人还给女人”。乍一听，很新鲜，可仔细一想，不由得让人怀疑这是不是一些“男权主义者”的阴谋了。因为在这一命题中，使用的是规范的男性话语。
其一，命题中前后出现的两个“女人”都是男性话语的产物，不是女权词典里的女人，仍是沿袭的传统（男权）概念。
其二，“把女人还给女人”，意即今天的女人已经非女性化，是对女权主义的一种颠覆和反动，其实也在肯定昨日的女人，所谓“新女权市义”可能是一场复辟运动。
其三，也是最主要的就是话语的发出者，“把女人还给女人”是男性模拟女性所作的呼吁，是女性要求男性把某项东西还给她，“还”意味着首先被剥夺、被掠夺、被占有，谁剥夺了“她”做女人的权利，是“他”！那么，现在“她”想重新作为女人，居然还要由“他”还给“她”！这里已不是甘心臣服受奴役的问题了，男人差不多了成了女人的救世主了。女人就在女人身上，不是男人施舍的结果，也不是男人压迫的产物，要想成为什么样的女人，“全靠我们自己”，《国际歌》的这句歌词同样适用于妇女解放运动。因此我怀疑“新女权主义”极可能起源于东南亚地区，即是出自女性理论家和革命家之口，也不奇怪，只有这块地区的女性才有如此深层的受虐愿望。当然，“新女权主义”在调节整个社会关系的和谐，解决女权主义矫枉过正之弊，也许是非常清醒的现实主义作法，但它所使用的话语则混合着婢奴式的胆怯和男性的粗暴。
本人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也不倡导“新女权主义”，可对生活中有些肆意侵略女权的言语和行为得不到谴责和制止不能不表示遗憾。比如覆盖面达9600万平方公里的电视台的广告节目，就时常出现一些男尊女卑、男君女臣、男优女劣、男呼女随的画面和非常刺耳的广告词。如果电视台迄今没有收到女同胞或女权主义者的抗议，倒真是一件怪事。这是表明妇女解放的程度不高还是说明现代中国社会已经进入“新女权”时期呢？好像都不是。可能人们对司空见惯的事物已经做得去动脑筋了。
有一种全自动洗衣机，被誉为“爱妻型”，不能不说制作者绞尽了脑汁，让这种洗衣机充满了爱的温馨和家庭的和谐气息。但制作者忽略一个购买对象问题，也就是说“小天鹅”只能售给先生，不便售给女士、太太、小姐们，因为它是“爱妻型”，而女士倘若去购买便对其身份产生误会。一、寡妇，丈夫去世，无人疼爱；二、独身女性或大龄女青年（这个词本身就是践踏女权的），因为她们不想或不能成为妻子；三、家庭生活不幸福者，夫妇关系恶化；离了婚而尚未再婚的人，她们过去是妻将来也可能会是妻，但现在不是。丈夫不在身边但夫妻感情良好的妇女划入到那一类当中好呢？因此这则广告的潜台词意在说，只销男士，不销女士。这是不是会影响产品的销路呢？扩大产品的知名度来扩大产品的销路，这是厂家刊登播映广告的初衷，而“爱妻型”的广告词正是违背这一初衷的，这则广告虽然可以唤起丈夫的爱心和家庭的主人感，但弄不好，却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女士的购买欲，这恐怕是制作者忽略了的。
同样，“爱妻型”还可能引起全国妻子们的一个怀疑：广告制作者视妇女为洗衣工具，人们不妨对“爱妻型”作这样的误读，买了洗衣机就是爱妻，若没有洗衣机或不购买洗衣机，爱妻不就成了洗衣机么？如果这一“罪名”不能成立的话，但广告制作者把妻子当作洗衣妇的观念则是明确无误的。有哪种法令、哪种文件规定脏衣服必须非由女性来洗涤不可呢？家务的分工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女人可洗衣服，男人亦可洗衣服，就像男人要穿衣服女人也要穿衣服的道理一样简单。把家务的专利赐给妻子是封建社会农业文化的遗留物，正在走向社会并与男性同时拥有社会的现代女性怎么会接受这种带有侮辱性的称呼呢？家务的社会化与电器化并不只是为了解放妇女，而是整个家庭的共同需要。当然，广告制作者的动机并没有我分析、推理的那么可怕，他们的心思无非仍是为了多销产品、好销产品而已，但长期以来形成的男性话语中心思维使人们（包含制作者在内）根本不会去考虑女性话语的存在，才会出现“爱妻型”这种现象。
无独有偶，在一则为洗衣粉所作的广告中可以说是“爱妻型”的续篇。画面上，母女俩在操作洗衣机（必是“爱妻型”无疑了），接着出现了“白的更白，艳的更艳”的文字，这种画面本身就呼应了上述我所说的“爱妻型”现象，更糟糕的是，这时响起了小女孩清脆而可爱的画外音：“妈妈，我也要海鸥洗衣粉！”这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壮举”，制作者不仅要将这种置女性于洗衣机旁的画面肯定下来，而且还要通过下一辈的热情呼唤使女人等同于洗衣妇的观念世世代代的沿袭下去。童心本是一片洁白，你在电视上反复播“妈妈，我要喝娃哈哈果奶”的诱惑之言，果奶在幼小的心灵中便成为世界上最美好的食物。而“妈妈，我也要海鸥洗衣粉”这类广告词目的是让女性成为洗衣妇的男性要求成为女性的自觉行为准则，虽然小女孩长大后会受到女权主义的影响改变旧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