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战争业已开始后的9月1日，魏茨泽克在一份通报中还在指示，所用语言应表明是波兰人犯了首先开始攻击的罪行，而最后却是英国由于它的“干预”而被指为真正的侵略者。这位国务秘书在9月3日的另外一份通报中写道，“事情的经过清楚地表明英国负有战争爆发的完全责任。”
在对付波兰方面，5月23日以后希特勒就再也没有倒退过：一经决定摧毁它，就永远不再变更。再试图劝说它或吓唬它退出“包围集团”——不论是指出后者的虚弱或是夸张地吹嘘德国自己的军事准备——因此已经是文不对题了。从此以后，德国的外交就根本不再把波兰政府的存在放在眼中，而只是使空谈的“但泽问题”保持足够的热气，以便在适当的时刻能够燃烧起来；而德国军方和纳粹党卫队的策划人员则在尽可能机密的情况下完成其灭亡波兰的组织工作。指令不断地在三军各部门中传递流转，秘密动员在第三帝国进行着，军火和士兵在偷运进但泽自由市，为了制造“事件”而策划种种阴谋。但是直到8月的第一个星期但泽问题被故意地造成一个危机为止，在局势中没有加进任何新的因素。
至于但泽自由市，国社党人制造的日益紧张的局势可以追溯到1939年夏季的那几个月。不过，威胁着这个自由市的不仅是日益增长的紧张局势，而且还有为突然行动进行的明显的准备工作。这一切在9月1日自由市终于再同德国合并以前，也已经在缓慢地扼杀它的商业活动了。
虽然在华沙和柏林德波两国的外交家们都很少会晤，驻但泽的波兰政府代表茨霍达茨基同但译参议院议长格兰泽尔曾有过几次谈话，并且经常互相递交语气激烈的照会，即所谓的照会战。与此同时，波兰人和但泽人又都同国际联盟驻但泽高级专员伯克哈特不时进行商量，他在双方之间担任调解人。格兰泽尔和德国驻但泽总领事扬松两人都有和好和愿意谈判的表示；但是纳粹的地方行政长福斯特认为他的主要任务是制造麻烦。他并不尊重国联高级专员，而只是利用他作为一块传声板。福斯特直接从希特勒那里接受命令。
关于但泽的军事准备，如果说在全德国范围内保守秘密是困难的话，那么在但泽小块领土上就更为困难，因为它的居民是在国际的众目睽睽之下从事他们的每天工作的。然而把自由市转变为一个武装的纳粹要塞，是希特勒认为他决不能稍加忽视的计划中的项目之一。由于错误地相信，波兰政府可能会乐于让德国的既成事实来把它不敢要求自己的人民以自愿的让步来解决的问题解决掉，但泽军事化的进程在1938年秋天已开始减慢，到3月底的暴动阴谋失败后似乎更遭到了暂时的中断。但从5月中旬起，它又恢复了，并且确实加速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全世界特别是但泽人在整个6月和7月都一直在期待突然袭击的随时来临。
可是，事实上德国人为了军事上和外交上的理由，都还不准备把这问题强加给波兰。他们狂热地进行准备，并以这个或那个庆祝活动为借口而把大量的德国人不断地运进去。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更可能是由于希特勒的没有根据的担心：他担心波兰人自己占领但泽而打乱他的时间表。
当那位但泽参议院议长试图减轻国际联盟高级专员对但泽警察人数不断增加所感到的忧虑时，他的辩解，即“由于外来的威胁而有这种必要”，并非完全不真诚。不仅如此，法国驻华沙大使诺埃尔在评论但泽当局的辩解，即自由市必须有能力防卫波兰人可能的入侵时说道：“这种说法，对那种事来说，并不纯粹是宣传。它同人民方面的真实焦虑是符合的。”在7月的最后一天，地方行政长官真的来到高级专员那里，声称波兰总参谋部准备在当天晚上军事占领自由市的铁路系统，因此迫切请求他“立即就这件事去同波兰当局交涉”。希特勒自己8月12日在上萨尔茨堡同齐亚诺谈话时，作为在那个月同波兰算帐的一个理由，也坚持说，“波兰完全可以在10月里占领但泽，它大概也打算这样干，而德国则毫无办法来阻止它，因为当然不可能有轰炸和摧毁但泽的问题。”
当然，波兰政府除非受到最可怕的挑衅，是决不会想要夺取自由市的，因为它知道这样的行动“将会有给波兰的干预加上侵略的外衣的风险”。但是，事实上它（至少直到7月中或7月底为止）如果愿意的话，是能够这样做的。7月6日贝克向诺埃尔保证说，但泽“是在我们的炮口之下。因此，相当于一个整师的军队和少数大炮在那个城市中出现，并不能严重地妨碍我们。”诺埃尔本人很早就在5月15日的一份电报中指出，“为了使自由市的军事化有它的充分价值，德国人……必须在维斯杜拉河两岸之间建立永久性的交通工具，以便把东部同东普鲁士连结起来”，因为“目前在切夫（维斯杜拉河边的最后一座波兰城镇）和大海之间没有一座横跨维斯杜拉河的桥”。而且，正如波兰报纸不止一次指出的那样，一方面自由市这样的同东普鲁士隔开，另一方面它同波兰内地之间却有三条铁路和七条公路在起连接的作用。所以，如果但泽内部发生暴动，已经部署在这地区南部和西部边界的波兰部队可以在德国的军事援助从东普鲁士到达前很久就占领了这座城市。
因此，从希特勒完全决定要于1939年内攻打波兰时起，在这地区内建立德国力量的紧张努力就开始了。但泽警察的人数是不受任何法令的限制的，1938年11月参议院曾发布一项法令，实行强迫的普遍警察服役制。根据这项法令，但泽公民开始被征召在德国受军事训练。从5月起，这些人在回到但泽后就被编入党的独立小分队，然后再转入营和团的军事单位中。同时，常规的警察力量也增强了。当伯克哈特就这个问题向参议院提出询问时，他只得到这样的保证：人数不超过一万人。采取有关的措施，则是为了阻止但泽青年“离开自由市地区去德国参加军队”。
接近6月底时，组成了一支志愿民兵。根据6月27日贝克告诉英国大使的波方消息，这支军队只有四千人；但驻柏林的法国代办一个月后报告说，大约在6月底和7月初已招募了两万人。6月底伦敦和巴黎的报纸报道，希姆莱曾亲自访问自由市，视察了当地的纳粹军队。这时它的人数已接近一个整师，完全由德国军官率领。据说有一千多德国青年已从东普鲁士来到那里组成新志愿兵的核心，凡年龄在十六至二十五岁的但泽人都必须加入这支队伍。但泽的学生和公职人员在假期中都不准离开自由市。意大利总领事写道，“一支志愿兵是由曾参加捷克事件的那些人所组成，也就是说有两三千人；秘密警察正在予以加强并改进装备；正在建造兵营和浮桥，桥梁也在进行加固。”同时，他报告说，“摩托化增援部队已派往东普鲁士。这些表面现象给人以行动即将开始的印象。”
在6月28日、30日和7月1日的电报中，英国驻但泽总领事谢泼德报告了一些使人不安的详细情况：在市区周围建造了防御工事；在维斯杜拉河上建造了一座浮桥；征用了房屋以储藏军火；检查了全部摩托车辆和动员了马匹。法国驻华沙大使在7月10日的一份电报中报告了更多的这类消息。7月3日，但泽参议院颁布动员劳动力的法令，4日它宣称已无力偿付它的外债。在同一天关闭了在死维斯杜拉河港湾内的霍尔小岛，以供存放武器和驻扎志愿兵之用。在7月6日夜间架设了八挺机枪以控制斯希豪造船厂大门。7月14日魏茨泽克提到了凯特尔的一项询问，即“让公众看到在但泽的十二挺轻机枪和四挺重机枪，这在政治上是否妥当”。对此，经决定予以这样的答复：“在让公众看到这些机枪以前，即在街道上列队行进和现场操练以前，再多等待些时候是得计的。波兰人肯定会再自我暴露，到那时就可以用公开显示枪炮来作答复了。”可是这种保密是不必要的，因为格兰泽尔在18日报告说，波兰人“确切地知道有多少部队和大炮”等等可供使用。据茨雷达茨基说，他们不想在目前的危急时刻利用这一证据，但已经作好予以公布的一切准备。
伯克哈特在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立即于3月间回日内瓦报告但泽的局势，此后他应国际联盟三人委员会的请求一直留在瑞士。可是，5月26日当“但泽的双方非正式地表示他们希望”他回来后，这位高级专员就又回到了自由市。6月1日，在同格兰泽尔、福斯特和茨霍达茨基分别商谈之后，他又飞往柏林，显然是去同里宾特洛甫非正式地讨论局势的。但是，虽然据报道里宾特洛甫这时曾向伯克哈特保证，如果“另一方不进行挑衅活动”，波兰报纸也不再攻击德国，那么德国就将尽力设法控制住紧张局势，然而形势仍在继续恶化。6月4日福斯特在一次但泽劳动服务队大会上讲话时所用的辞句，似乎——引用诺埃尔从华沙发出的电报——“证实了人们的这样一个印象，即自由市现在已决定实行一项抵抗和系统地破坏波兰权利的政策”。这位地方行政长官告诉他的听众说：“元首需要一个坚强的但泽。四十万但泽人民正坚定地等候在维斯杜拉河口，只注视着他一个人。”此外，整个6月上半月都在进行精心的准备，首先是召开了一次冲锋队运动会，然后是一个全区“文化周”。伴随着这些活动的是通常的那种德国人的大量涌进和即将发生突然事变的谣传，这次大家预料事变将于6月15日发生。据伯克哈特报告说，有这样的谣言：
即地方行政长官打算从那一天正在开会的参议院和议会得到一份直截了当地宣布但泽归并于德国的宣言。人们认为，这样在波兰方面就可能产生军事反应，而德国则将宣称这是一种侵略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总理并不认为法英两国的保证将会开始生效。
确实，高级专员这一次是如此的忧虑不安，以致去找了“两位地位很高的、能直接接近总理的人士”，以便把“他对一次政变会带来无法估计的后果的忧虑心情”转达给总理。可是，这时并没有打算要搞政变，而且也确实没有发生政变。五个星期以前库隆德勒曾写道，在德国报纸上出现了对波兰的“一些克制”，“似乎它的领导人是急于要防止气氛过快地达到爆炸的程度。很清楚，在柏林，他们急于要在合适的时刻还未到来之前不致被迫开始行动。”6月10日参议院议长去外地休假，据说要长达八个星期。14日，地方行政长官福斯特也离开自由市去柏林作短期访问，大概是去商量组织新的志愿兵的事。15日，象这样多的已过去的可怕日子一样，终于，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其时，从5月底起，德波关系的调子已经开始显得越来越尖酸刻薄。《德国外交…政治通讯》和波兰外交部分别于6月12日和14日向对方发出了语言刻毒的公报。前者抱怨波兰迫害德意志少数民族的事日益增多；宣称在但泽的事情上，最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给予波兰的政治空白支票已导致了一定程度的不合理状态，这种程度已开始具有危险的成份”。后者则否认波兰的态度有任何变得更加强硬的变化，因为它把但泽的不安宁归咎于“那些十分接近德国政府的分子”。6月14日，德国驻华沙大使毛奇到波兰外交部去（这是他5月6日回到任所后的第一次）抗议那些针对德意志少数民族的严峻的行政措施。17日，戈培尔到达但泽，这次访问是作为区文化周的最高潮预先安排好的。紧接着就在他讲明是未预先作过准备的演说中，猛烈地攻击了波兰和英国。他把英国人的演讲说成全是“吵吵嚷嚷的同假想敌人的拳击练习”，是想以许多空话来掩盖它的缺乏力量和决心。他宣称元首在4月28日的讲话中已说得很清楚，德国赞同但泽要回到德国中来的愿望；全世界应该已经从经验中认识到元首是决不说空话的；但泽的德意志人可以满怀信心地展望来来，因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是站在他们一边的。这次的思想倾泻和第二天发表的另外一次较为温和的讲话，据法国驻柏林大使判断，是想要在德波两国关系问题的演变中“标志出一个日期和一个时代”。而德国报纸的确也真的把但泽的欢迎这两次讲话说成是领土合并的第一次真正的表示，等于是一次赞同德国的公民投票。
在柏林，戈培尔6月21日在夏至节庆祝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据报告曾宣称德国打算“把历史上曾属于它的一切领土都收回”。大约在十天之后，但泽参议院新闻处印发了一本小册子：《但泽：什么正处在危险之中？》。其中明确地写道：“就但泽、走廊和其他被任意地从第三帝国分离出去的领土而论，它是一个德国土地的问题，要占有这种土地，波兰无论是道义上的、历史方面的、文明或文化方面的理由，都不可能提得出来”。
尽管受到那么多的挑衅和打搅，波兰政府仍然保持着惊人的沉着。在接近5月底发出的电报中，诺埃尔已经注意到波兰报纸不止一次地使用温和语气来评论卡尔托夫事件。6月11日他报告说，“冲锋队的集合和其中掺杂有德国正规军，这两件事似乎都不曾打扰波兰当局，因为据波兰当局的估计，他们将从他们来的路上离开但泽”。还有，在6月11日，他注意到“国民显得特别沉着，而且当政府劝告他们要表现得慎重和温和时，国民就十分驯顺地服从政府当局。”7月1日贝克向英国政府保证“波兰政府决不会被任何心理上的恐怖主义吓慌而鲁莽行动”；他接着又说，“就在昨天晚上有谣言（这是第四十九个这一类的谣言了）说，德国人马上就要开进但泽。他已见到了波兰总参谋长；已经作出决定，一个波兰士兵也不调动。他已去就寝，睡得很好。”这种“严肃的镇定”的一个理由是，波兰对实际的战略地位抱乐观的态度。可是，那种地位在每天改变，越来越不利于波兰；而波兰人也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仍把一项德俄交易的可能性视为是不可想象的而予以抹煞。6月27日接见英国大使时，波兰外交部副部长阿尔齐泽斯基表示他相信，德国还不“至于为了但泽而去冒打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但是它会只继续它的神经战，希望把波兰弄得在经济上精疲力尽，并破坏它对它的盟邦的信心。贝克本人于四天后也反复重申这样的意见，即德国人“主要是希望触怒和威胁波兰”。还说：“他们决不会成功。他们现在必须看看清楚，任何真的侵略就会碰到英国、法国和波兰团结一致的抗击。”7月6日他告诉诺埃尔说，波兰政府的态度“只有在波兰的主要利益（铁路、维斯杜拉河或港口的使用权）直接受到影响时才会改变”。他说，甚至到了那时，波兰政府也将首先求助于经济措施以保卫其权利，“保留其他形式的行动以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意外事故”。
7月12日福斯特从但泽飞往纽伦堡，13日在贝希特斯加登受到希特勒的接见，17日他又回到了自由市。19日他去国际联盟高级专员那里，告诉他说，总理“决定不让但泽问题引起一场全面的冲突”。福斯特继续说，如果波兰公众的情绪能够平静下来，他自己就要迅速地把他的警察队伍解除武装，并把人数减到1938年时的数目；但是如果德国的威望受到任何损害，那就不可能办到了。所以，波兰人必须以谅解的精神同参议院商谈象海关检查员之类的次要问题。福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