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之前，决不可能入侵缅甸。据说日本无力攻克新加坡，至少是无力迅速占有它。如果日本在未取得新加坡的时候竟然企图入侵缅甸，那末，据说高山密林便是天然的防御工事，而缅甸的小小军队就足以承担此项保卫工作。因此，很少或竟没有为战争作准备，更谈不上为日后在缅甸展开的那种作战规模的战争作准备了。但是，即便当局比较敏锐地觉察到了行将发生的事情，基于当时英国的力量要应付中东和其他各地的许多要求，是否还有余力抽出来用之于缅甸，这也很成问题。缅甸的毫无准备只是英国不作战争准备的总帐之一而已。
至今（1951年）仍在统治泰国的曼谷王朝的开国君主于1782年登上暹罗王位，此后一百五十年间几乎是久享升平，专制统治一般也还算仁慈。在国王朱拉隆功（1868…1910年）统治时期，有了一些进步措施，使暹罗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他放弃了古老的封建制度，设立了文官制度，废除了奴隶制，修改了司法制度，并停止执行包税制。许多暹罗人前往国外留学，其中包括王室子弟。在国王朱拉隆功的继任者们的统治下，改革继续进行，不过步伐有所放慢。但君主政体终究是一种专制主义，这类政权通常存在种种弊端，宠臣擅权即是其一。在瓦其拉乌国王（即拉冯六世，1910…1925年）统治期间，宠用亲信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引起曾在国外留学的低级官员的不满。巴恰提波国王（1925…1935年）在经济萧条时期大批裁减文职人员，更加深了他们的不满。这群官员联合了一批对专横独断的亲王们不满的陆军军官于1932年6月24日发动了一次成功的政变。
由于时代的趋势和外国政治理论对归国留学生的影响，政变后成立的政权具有民主色彩。但这次革命不是民众运动的结果，而是在那个又能干又坚定的銮巴立玛努他领导下的一群自称为“民党”的人指挥的。銮巴立玛努他是一位在巴黎受过教育的年轻律师。政变没有流血，也不曾引起什么大骚乱。巴恰提波国王接受了临时宪法。同年12月，临时宪法为一部持久性宪法所代替。立法权、预算控制权以及宪法解释权均赋予国民议会，后者由四年一度的国民普选组成，凡年满二十三岁、具有一定教育程度和其他必备条件者均得为候选人。但由国民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议员暂定百分之五十。国王在宪法上仍为一国之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元首和佛教的保卫者。他甚至可以不经内阁同意就解散国民议会。他拥有对国民议会的否决权，但国民议会得以第二次投票使国王的否决失效。所余行政权力统归国务院掌握。国务院具有内阁和枢密院双重职能。1932年6月28日，“民党”的国民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当即任命披耶玛诺巴功（披耶玛诺）为执行委员会主席。
政见分歧几乎接着就发生，因经济萧条而产生的社会骚动又更加深了分歧。企图在军官和高级官员中组织民族主义政党的计划又导致国务院的分裂，温和派的首领是披耶玛诺，一些进步分子则以銮巴立为首。披耶玛诺谴责銮巴立的国民经济计划——包括土地国有化和社会保险——是一个共产主义的计划。保守势力集结在披耶玛诺周围，他便继续发动进攻，促使国王颁布了一项御旨，勒令国民议会休会，直到新的选举能进行为止。接着又通过了宣传共产主义为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判处十年监禁和罚款。銮巴立实际上被放逐，领了一笔年金“上法国去继续学习”。
在当时占上风的人心趋向下，如果要使政变成功，那就必须要同进步思想结合起来。披耶玛诺想防止此种政变的危险，宣布了一项计划，其中包括在经济委员会指导下进行资源调查，由政府管理或参加公用事业，将无主土地分配给失业者。披耶玛诺这样做是企图暗中夺去銮巴立的声势。披耶玛诺的一个积极成就是建立了比较有效的选举机器。但是他的政府却愈来愈不得人心。它对国民议会采取独裁的态度，对新闻自由横加干涉。与此同时，军队日益引人注目，革命前的旧政权官吏又被任命为文官。
大家害怕暹罗可能会退步到恢复不太强暴的独裁制，这就为第二次政变铺平了道路。披耶玛诺的笨拙策略又使自己脱离了那些在解散了的国民议会中的军官们，他们是帮助他创建新政权的，而且是他的政权所依赖的主要支持者。1933年夏，披耶拍凤带着几名水兵和几辆装甲车一枪不发就占领了当时政府所在地王宫。銮巴立本属众望所归，这次政变就不可避免地终于把他召回暹罗，尽管保守分子对此忧心忡忡。銮巴立在离国六个月之后于9月间返抵暹罗，受到由法律系学生和劳工组成的代表团的热烈欢迎。虽然他没有在政府里立即获得职位，但人们认为经济政策的变革已迫在眉睫。
在銮巴立归国两个星期以后，前国防部长、国王的堂兄弟波翁德亲王利用保守分子对增加税收和恢复土地国有化方案的恐惧心理，领导了一次保皇主义者的叛乱。经过四天战斗，叛乱被政府军粉碎了。巴恰提波国王有支持这次倒运的叛乱之嫌，旋即出国，此事终于导致他在1935年3月退位。这次叛乱之被镇压还标志着贵族作为一支统治力量的告终，并为树立中产阶级的统治打通了道路。
在此种叛乱和阴谋起伏不定的局面中，民主政体很难获得力量。加之，国民议会还有半数议员是指定的，选民对选举则漠不关心，政府又不允许在国民议会议员中有党派组织，这都不利于议会。尽管如此，国民议会的力量还是在缓慢地增强着，这多半是由于国务院的领导人因争夺权力而削弱了的结果。在披耶拍凤的机智领导下，以銮巴立为首的自由主义分子和銮披汶领导的军人集团之间的消除了。銮巴立虽则在原则上决不让步，但在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一个军国主义者之间所可能迁就的限度内，他还是同銮披汶达成了妥协。他当了一个短时期的外交部长，后来在披耶拍凤引退以后，又在銮披汶政府里任财政部长，威望大增。随着走向民主政治方面的进步，民族主义也日益壮大。这导致1939年春天政府大搞排外立法。报刊上也充满了排外的叫嚷。这种对外国人又怕又恨的情绪在1938年年中讨论劳工法案、国家预算和航运法案时就已经表现出来，当时国民议会就有人要求新法规务须排除外国人的利益。政府发言人驳斥了这一类要求，指出外国的技能和资本对泰国的发展暂时还不可缺少。但是排外运动也有其国内的原因，这就是对为数众多而且还在日益增长的泰国华人感到恐惧。
对华人不满的情绪可以说还是从不久前的1911年开始的。那时以前，种族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大规模的摩擦。但1911年的新税法要华人缴纳同暹罗人一样金额的人头税，华人便起来反对，并罢工示威。商店一律罢市，营业全部停顿。暹罗人第一次认识到华人掌握着他们的国家的经济机器，这才大吃一惊。在其他各行各业中，华人垄断了碾米厂和大米的出口贸易。华人还担任着许多基本职务，如职员、店主、仆役等。他们把赚到的钱大部分转送到中国去。1914年以前，他们还娶暹罗妇女为妻，但从1914年以后，他们一般都把中国妇女带来暹罗（不用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接着，由于中国民族主义高涨，中国政府推行教育运动，通过以华族语言（国语）教育为媒介一劳永逸地把海外华侨同中国拴在一起。暹罗政府为反击使华人在暹罗人中间成为一个不可分化的整体的企图，便坚持在暹罗的所有儿童必须接受泰语初等教育。1939年达成妥协，华人学校既教汉语，也教泰语。但要取代华人在这个国家中的中间商的地位的企图，则似乎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泰人不重视商业，而且也缺乏经商的特殊禀赋。
在1939年初，暹罗华人有五十二万五千人来自中国，另有华暹混血儿二百万人，移民法对他们的人数增加迄未作有效的限制。暹罗政府一直拒不接受中国在暹罗派驻外交和领事代表，其原因可以归之于它害怕这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有中心组织。
在暹罗的最南端聚居着大约五十万马来人，形成了一块无法同化的地方。南方的马来诸省在十八世纪中曾多次起义，这些省或许还会这么干的。
暹罗同英国的外交往来历史悠久，1909年的曼谷条约使两国关系达到了顶点。根据这一条约，在暹罗的英国国民被置于暹罗“国际法庭”的管辖之下，而暹罗则将吉兰丹、丁加奴、吉打和玻璃市四个马来邦的宗主权转让给英国。差不多与此同时，暹罗和马来诸邦之间谈妥了一笔铁路贷款，用来发展暹罗同它的南邻之间的铁路交通。由于这四个邦都是马来人的邦，所以在1939年还看不出暹罗有何收复领土的想法。英国从1909年开始逐步放弃在暹罗的治外法权，这一过程完成于1937年签订英暹通商航海条约。这是暹罗和强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个完全平等的条约。英国在暹罗的对外贸易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还占首位，即占暹罗对外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七，日本则占百分之十一点六。英国资本在该国占有的利益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大得多。暹罗的金融也同伦敦货币市场联系在一起——全部公债在伦敦发行，偿债基金存放在伦敦各家银行或投资于英镑债券。最后，暹罗简直一贯地依附于英镑集团。
暹罗同法国的关系时亲时疏，但1925年2月14日签订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标志着一个至少是外交上长期友好时期的开端。1932年的政变没有立即改变这种气氛，但到了1937年，由于印度支那对日本渗入暹罗和暹罗执行新的重新武装计划感到害怕，友好关系受到了威胁。西贡的法文报纸《大公报》问道：“暹罗新的立宪政府妄想通过吞并寮国和柬埔寨的一部分来重建其过去时代的巨大王国，这是在重温其古代帝王的迷梦吗？”反过来，印度支那实行重新武装的计划也使暹罗人感到惊恐，尽管它在实行方面远不及暹罗的计划有效。由于暹罗人通知废除1925年条约，遂于1937年12月缔结新约，治外法权和对暹罗关税自主权的种种限制终于全予取消。1939年春天，双方都伸出了橄榄技，但丝毫掩饰不了彼此的疑惧。不过，暹罗人收复领土的想法只是稍稍显现，并不曾有要求归还失土的暗示。
暹罗同日本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虽然两国的外交路线各行其是，互不相干。但自1904…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以后，暹罗很自然地意识到远东的政治均势在发生变化，在此后的年月中暹罗政治家又进一步注意到日本的上升力量和它所宣称的抱负，而此种抱负迟早将导致日本同西方发生冲突。与此同时，他们也觉察到英法的力量日益削弱。暹罗观察家过去要注意的只有两颗政治星座，不日便会有三颗了，而且这颗新星座至少也会同原有的两颗向样明亮地闪耀在远东的天空。但是当1933年因日本侵略满洲而投票对它进行谴责时，暹罗弃权不参加，这也许是为了要维护它的中立，然而，日本人的无限感谢，却使它大为窘迫。根据接着出现的事态发展，有些观察家发觉暹罗在后来几年中有着“倾向日本”的趋势，而且据说在暹罗政府中还存在着一个颇具影响的日本集团。但此种说法后来也并无证据可资佐证，实际情况似乎是，暹罗虽然害伯日本，但也并不偏爱日本。
当我们观察暹罗在1939年头几个月的局势时，看到的是这个国家完全为一种好斗的民族主义情绪所控制。銮披汶颂堪已代披耶拍凤出任总理，领导着一个军人占优势的政府，銮巴立已任财政部长。有迹象表明，銮巴立终将获准实行他的经济方案。当时还有流产了的巴恰提波国王阴谋复位的消息。但是没有迹象足以说明暹罗将在三年内同日本共命运。
暹罗增加军备的订货单是受这一事实的影响，即它的财政情况只容许它向最便宜的市场去购买，所以它虽然从日本和意大利购买了驱逐舰，但它的购货单上也有美国飞机，而英国是决不会得不到订货单的。1939年春，暹罗对外政策给人的印象是：它急于盼望避免卷入强国之间的任何冲突。法国的陷落和珍珠港事件这时还是遥远的后来的事情。其时暹罗全力忙于国内事务——开发经济资源，使自己适应于进行社会改革和结构改革，并学会象一个现代国家那样地前进。
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南部一大片地区的推进，建成了一个人为的政治单位——法属印度支那。1858年，法国人建立了交趾支那殖民地，接着将柬埔寨（1863年）、东京和安南（1873…1885年）、老挝（1884…1893年）和广州湾（1899年）相继划入他们的保护范围内。到了1899年，这些领土便合并在一起置于印度支那总督的管辖之下。法属印度支那的面积总计为二十八万六千平方英里，1938年的人口是二千三百零三万。
法国在十九世纪后期的倾向是保护贸易。那时法国的重工业正在开始发展，工业家害怕生产过剩，他们需要新的市场。1892年的法律所体现的观念是，殖民地产品以供应母国原料或非竞争性的产品为限。根据同一法律，印度支那被宣布为“同化”领地。根据规定，母国产品进入殖民地可以免税，而其他国家的产品则须课以在法国征收的同样关税。一般说来，印度支那的产品亦可以免税输入法国。但对该项法律所作的解释更加清楚地说明了驱使法国立法者的乃是保护法国工业的愿望。起初对印度支那当地人使用的许多中国货和日本货的课税还不算重，但后来的税额便提高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设了许多开发印度支那的商业公司，私人资本自由流入该殖民地。1928年颁布了新的关税法，据此印度支那得定期调整其税额以满足殖民地的需要。凡当地工商业等团体提出的要求均被认为是得到政府默契的，除非母国政府在很短时间内作出相反的决定。
然而结果是，1928年的新税法导致实施甚至更为苛刻的保护主义措施。印度支那的欧洲人各界提出的要求超过了法国国内所提出的要求。对外国商品规定的新税率甚至比法国规定的税率还要高，结果使这个国家愈益陷入孤立状态，原先能够进口的许多中国货和日本货都无法进口了。
新关税法实施时，正值世界大萧条开始，这对改革是不幸的。萧条会在世界上造成以一国或帝国为基础的极端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这种趋势是对保护主义政策的鼓励，这就有把法帝国的经济变成封闭经济的危险。特别是许多批评家都认为，试图把印度支那同它所处的地理环境分隔是一个错误。印度支那工农业产品的性质以及当地人的需要和习俗都有必要使这些产品享有进入东方市场的便利。这些意见日益被人们理解，因此在后来颁行的法律以及同外国签订的条约中逐浙承认了印度支那的特殊地位。
法国人一向非常尊重他们自己的文化和风俗，很难使他们相信把这些东西塞给大异其趣而又身处远方的其他人民对蒙其恩赐的接受者竟是一无好处的。他们承认平等，不象英国人那样在他们的殖民地上倾向于种族隔离，但也只能对真正按高卢模式完全同化了的法国同胞才以平等相待。十九世纪晚期，法国舆论对法国殖民地的政治同化和文化同化大为赞扬，但即使在1900年之前，就已经有人为此担忧，大声疾呼地发出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