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报告说，当天上午德军又继续猛烈进攻，从中午起，波兰许多城镇已遭到狂暴的空袭。拉斯津斯基再一次呼吁履行英国的保证。立即就这一外交行动同巴黎进行了联系。在那里，波兰驻法国大使卢卡谢维奇也已经请求法国给予援助，尤其是要求帮助对付德国空军，从波兰领土上去掉一部分空袭的沉重压力。贝克在华沙也正在向英法两国大使作同样的呼吁。
在伦敦，9月2日议会再次开会，等待首相发表一项声明。当他下午7时45分来到下院时，他只能说，还是没有收到柏林的答复。他认为迟延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意大利提出了召开五国会议的建议。他明确表示，英国政府同意参加这样的一个会议的唯一条件就是，停止敌对行动和德军撤出波兰。英法两国政府仍在就这件事进行磋商。
下院表示出极大的不安。几位发言的议员提到迟迟不对德国宣战，自从它开始进攻波兰已经过了三十八小时，显然是忽视了英国对波兰承担的义务。历史似乎正在重演，许多人心中都在害怕会出现第二个慕尼黑。正如阿瑟·格林伍德在第二天下院会议上讲的：“不满、忧虑、愤怒支配着昨晚我们的会议。”首相知道议会的情绪，但是他不能随便讲话，他只能解释说，迟延是因为需要与法国内阁保持步调一致，它甚至到现在还在讨论局势。
在所提到的同法国政府保持步调一致的背后，在这和平的最后一天里，实际上是完全在为一个问题而争论不休，那就是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的时间问题。首先的难题是什么时候送出去，其次是送出后给予多长宽限时间。英国内阁在2日，即星期六下午的会议上，最后决定在2日午夜时刻送出它的最后通牒。而法国的部长们在星期六下午则坚决主张要等到3日即星期日中午才发出他们的最后通碟。宽限时间是法国总参谋部代为决定的。经过星期六整天的讨论，它仍坚持要等发出最后通牒四十八小时以后才有可能采取行动，直到星期日上午很晚时刻它还是不肯让步。
这确实是一个使两国政府都感到很为难的问题。双方都真诚希望在时间上彼此步调一致，然而每一方都受到内部因素的掣肘，而这些又是极其重要的因素。英国内阁对于是否要依从法国人感到踌躇不决，但发现最困难的是如何去安抚议会内外的舆论。在英国人民看来，法国宪法程序问题（即政府在议会批准前宣战权限的问题）和法国动员的技术问题都是些小事；他们只看到波兰正在被它的伙伴们抛弃，独自在危难中挣扎，而政治家们的拖延则显然是毫无道理的。意大利人的调停计划，英国内阁还在认真地考虑之中，法国人对它更是热心地在进行追求。然而下院并不相信它，所以也不想要它。再者，英国海军当局认为，四十八小时的间隔时间将使德国海军在进行部署方面得到极大的便利。另一方面，法国政府虽然急切希望能与英国步调一致，尽可能地早日行动；但是仍然被它的总参谋部毫不留情地挡住了。总参谋部明白表示，如果战争在它的计划布置完成以前爆发，德国人就可能在法国正在全力进行疏散和动员时开始他们的轰炸，那样就将带来混乱和灾难的后果。
于是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再拖延对波兰的援助，英国政府可能会倒台；假如英国坚持立即行动，则法国可能崩溃。
英国内阁面临在下院中的这种困难局面，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只能是独自行动了（哈利法克斯在下午10时30分用电话把这决定通知了博内）。尽管博内抗议这样会给人以可悲的印象，英国内阁还是选择了这条道路。不过，每一方又都作了一些让步：英国内阁放弃最后通牒在2日午夜送出、在3日星期日上午6时期限截止的最初打算。它不能象法国人那样延迟到3日中午送出，因为议会将在那时开会，而最后通牒必须在这之前发出。但是仍准备等到上午8时（后来在那天夜里又改为到上午9时），就在那时发出一份时限为两小时的最后通牒。（科尔班在3日上午2时从伦敦驻地将所有这一切都报告了博内，并警告说，如果张伯伦内阁不能以一个既成事实呈现在议会面前，它就有被推倒的危险。）至于法国政府方面，在不断地对总参谋部施加压力之后，最后总算使英法两国开始行动的时间间隔缩短到了六个小时。虽然后来人们对这最后的时间上的差别常常感到遗憾，然而这种妥协实际上的确体现了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双方都想达成协议并建立一个统一战线的真诚愿望。
直到9月3日星期日清早，德国政府仍然没有任何反应。于是，在上午5时哈利法克斯打电报给亨德森，指示他去要求在上午9时会见里宾特洛甫，以便把一份时限为二小时的最后通牒交给他；如不能见到他，就会见另一位德国政府的代表。（他还说，法国大使将另外单独行动——但是这一点不必对别人讲。）奥吉尔维…福布斯在上午8时把这消息告诉了达勒鲁斯，达勒鲁斯又作了最后一次进行调停的尝试。他在上午10时15分先打长途电话给英国外交部，强调只要英国政府“用最赞同的看法”来考虑德国对最后通牒的答复（他知道这最后通牒已在发送的途中），世界和平就还有一个良好的机会。这信息被记录了下来，达勒鲁斯并得知，它将送交给高一级的当局。据达勒鲁斯自己的记述，他然后极力主张戈林亲自飞往伦敦，设法消除里宾特洛甫造成的损害。戈林同意了，希特勒也批准了。达勒鲁斯再次打电话给英国外交部。但是在这里，计划失败了。从伦敦传来了哈利法克斯的不妥协的回音：对这样的一项建议不能加以考虑。已经向德国政府提了一个明确的问题，“它总应该也给一个明确的回答”。英国政府不能再等待与戈林作进一步的讨论了。
在柏林，英国大使未能见到里宾特洛甫，但是见到了德国外交部的官方译员施密特。他奉命代表外交部长接见亨德森，在上午9时正收下了英国政府的最后通牒。
这最后通牒指出，德国政府接到英国的警告已超过二十四小时，但是迄今没有答复，而对波兰的进攻则仍在“继续并加强”。除非陛下政府在当天上午11时（英国夏令时间）以前收到满意的答复，保证德国政府已停止一切侵略波兰的行动，并准备立即从波兰领土撤出其军队，否则从该时起两国即处于交战状态。
在11时以前并没有答复送到。于是在9月3日星期日上午11时15分英国首相向全国广播宣布，英国与德国进入战争状态。在同一时间，哈利法克斯以书面通知德国临时代办：他们两国现在已进入交战状态。同一天中午下院开会，首相向下院叙述了当天上午发生的事情，并宣读了致德国的最后通牒全文。与德国政府的最后一次接触是里宾特洛甫在上午11时20分召见英国大使亨德森，交给他一份很长的文件。文件的开头是：“德意志第三帝国和德国人民拒绝收下或接受，更不用说履行，英国政府提出的最后通牒性质的要求。”再一次把导致战争发生的全部责任推在英国政府身上。文件最后宣称，德国政府拒绝“召回它为保卫德意志帝国而集合起来的军队”。
这样，英德两国之间的关系就最后断绝了。
第二章 巴黎
面对着德苏公约这个既成事实，法国政府并不象英国政府那样，它没有完全放弃也许还可以同莫斯科达成某种协议的希望。它觉得，如果俄国对法国和英国可以“如此的靠不住”，那末它也可能以后证明对德国是同样地靠不住。据说博内“正在竭力对法国报刊做工作”。在8月22日的一次部长会议上，奥古斯特·达拉第提议，即使现在为时已晚，但仍应在华沙采取一个恐吓性的外交行动，迫使波兰给予俄国以军队过境的权利，从而消除同莫斯科达成协议的障碍。尽管有人反对，然而会议还是同意了，并按照这方针去努力进行，但结果毫无用处。24日，在阿尔贝·勒布伦主持下的一次法国部长会议上，所有的内阁成员一致同意仍应向波兰政府提出“忠告”。但是如果波兰拒绝接受这些要它有所节制的劝告，并把但泽归并德国看成是一个正当的宣战理由，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对波兰又应承担何种义务？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会议最后决定，法国应尽最大的努力来阻止波兰参加一场战争；但如果德国发动进攻，法国就应给波兰以援助；但如果波兰觉得自己是侵略的受害者而主动进攻，则内阁应再开会商议，并且，照达拉第的说法，“各人自负其责”。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大家还同意了达拉第的观点，即他们不应对同莫斯科的和解抱完全绝望的态度，而且，的确，也决不能让法苏关系破裂。他们还觉得，虽然俄国人显然同德国秘密谈判已经有好几个月，但是莫斯科对旷日持久的同英法的会谈感到不耐烦，可能也是有几分理由的。然而，在这一点上，一种和解的态度现在也毫无用处了，因为就在第二天，8月25日，苏联政府决定自行其是，中断了这一毫无结果的谈判。
而就在这时候，法国共产党，和他们的英国同志们一样，在8月22日发表了一项声明，称赞德苏公约是“对世界和平的一个巨大贡献”。接着法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一个长篇声明，刊登在8月25日的《人道报》和《今日晚报》上。它赞扬了俄国的“伟大领袖斯大林”，把公约吹捧成是一项使所有和平爱好者都感到欢欣鼓舞的条约，还把德国态度的转变归功于苏联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强大。这篇文章使得两家报纸立即遭到封闭。在以后的几天中，巴黎和外省的其他共产党报纸也都被禁止发行；并发生了反共示威事件。莱翁·勃鲁姆25日在巴黎和英国大使谈话时发表意见说，官方反对共产党的行动大概是错误的，公约本身就可以成为对共产党的致命打击。
法国部长会议上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得罪苏联的倾向，在国民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8月25日的会议上，却远没有得到反映。召集这次会议是为了商讨德苏协定的签订这件大事。一位社会党议员谴责它是一次“国际上的重大背叛”。在会上同四名出席会议的共产党成员（他们一共是五人）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一位社会党议员狠狠地把他们称作“敌党”。在此之后，除共产党人反对外，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动议，谴责莫斯科协定违反了苏联对法国的约定，并谴责它所使用的诡秘方法。动议最后说，这项所谓互不侵犯公约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笼罩在欧洲上空的战争恐惧；然而它决不可能削弱法国信守诺言和抵抗侵略的决心。
法国政府急于想使同苏联的关系不致破裂，并害怕波兰不妥协可能产生的后果。但是在这种思想的背后则是它对法国军事上的脆弱的担心。不过在这件事上它却受到了三军首脑们的奇怪的对付。这些军队长官对国家的无准备状态是了解得最清楚的，可是他们在这危急的最后关头却拿灾难性地引向歧途的意见来提供给他们的政界同僚们。产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们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多年来，在鼓吹改革，特别是鼓吹机械化的戴高乐、米特尔奥塞和埃兰等现代派同按照传统的，甚至顽固地依赖过时的战术、编制和工事的高级军官之间，一直存在着意见冲突。在8月23日下午6时举行的国防委员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老一派的那种过分乐观情绪是很明显的。这次会议是达拉第应博内的要求在当天下午临时召集的。23日清晨，博内在收到纳吉阿尔关于莫斯科所发生的事的报告后，立即去见达拉第，并提出两个紧急的要求：第一，政府应立即扩大，让其他政党的代表也参加进来；其次，立即召集国防委员会，以便博内能把外交形势方面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向三军首脑们讲明，因为也只有他们才能权衡为波兰而战争的得失。出席会议的有国防委员会的成员：达拉第、博内、康潘希（海军）和拉尚布雷（空军），但芒代尔（殖民部）未出席，据雷诺说是有意不请他参加的。还有就是三军的首脑们：总司令甘末林、维那曼将军、达尔朗海军上将，以及奥贝、科尔松、德康和泰杜诸将军和军需总监雅科梅。一共是十二人。
关于这次会议，有着一份记录，被称作会谈纪要，但据甘末林说，这个名称容易使人误解。它是由德康将军（达拉第的私人军事秘书）根据会议中笔记下来的东西编写出来的。这份文件（名为《1939年8月23日会议会谈纪要》）从未交给出席会议的人去修改或提意见，而是被放在达拉第的办公室里，直到1941年7月，在里翁审判前所作的调查中才被拿出来当作证据，在那次对法国崩溃的事后调查中，它将要起很重要的作用。
这份会谈纪要，据甘末林和拉尚布雷的意见（根据他们在里翁审判中的证词，这不是其他出席会议者的看法），已被节略和简化得走了样子。它在两个要害问题上给人以一种很奇怪的有利的印象（虽然比较模糊）：第一，法国武装力量的准备状况；第二，波兰能进行抵抗的时间有多久，在这期间德国不可能再攻打法国。甘末林和达尔朗据说都把陆军和海军说成是“已准备就绪”！而达拉第问的是（据甘末林后来的辩解），他们的各项措施是否已就绪。对于这个问题，他们两人都知道，询问者指的是关于动员和军队集结的措施；他们的回答同战争物资毫无关系，战争物资那显然是没有作好准备的。至于第二个问题，记录中有甘末林的一段话，说只要波兰进行“一场体面的抵抗”，就可以防止德军大部队在1940年春季以前转过来进攻法国。甘末林后来声称，他的回答事实上并不象会谈纪要中所记载的那样直截了当和没有条件的。他想要说的是（然而他肯定并没有说出来），德国人不是不可能掉过头来进攻法国，而是在它掉过头来以后仍不可能在来年春季前发动一次全面的攻势，到了那时法国人将得到英国人的并肩作战，还可以掌握到一批美国运来的战争物资，然而那时西方国家也只是刚准备好能打一场防御战而已（至于进攻性的行动，他一直认为在1941年或1942年以前是不可能的）。
除了甘末林本人在这次会议上应负的责任外，拉尚布雷关于空军力量的报告和达拉第关于边界防务的报告也都是相当乐观的。这位空军部长说，虽然轰炸机在1940年年初以前还不可能有足够的架数，战斗机生产的状况还是令人满意的。同样，他的回答也许并不象会谈纪要中记录的那样直截了当，不过，他的话确实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尽管德国的空军远比法国强大，但是法国空军的状况已不必再象1938年时那样成为限制政府的决定的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条件了。在讨论开始的时候，博内就在会上提出警告说，希特勒可不是在吹牛。他并且问大家：法国为了保卫波兰而贸然打仗是否明智（波兰现在已不能得到苏联的援助）；是否法国应竭力促使华沙同意让步，而它自己则暂时不要动手，利用这一暂息时间来加强自己的军备力量，这样做是不是更好。他提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与会者们的支持；而军事专家们随后提供的证词（据他后来说），当作出法国除履行它对波兰承担的义务外别无其他选择这一决定时，甚至对他本人也产生了说服力，正如它毫无疑问对所有与会者都产生了说服力一样。
尽管召开了这么一次奇怪的、自欺欺人的会议，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