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只需要消耗不太多的军火就够了。日本的国债在迅速增加，但它全是内债，并且被战时生产的刺激和劳动力的充分就业造成的国民收入的增长所抵消了。日本人民对无止境的中国事变日益感到厌倦，对缺少消费品，特别是衣服和鞋袜，感到恼火。但是增加的捐税和储蓄，控制住了通货膨胀的趋势，因此在人民中还没有产生什么严重的不安。日本购买原料所需外汇储备日益减少；但它已经积聚了大量的存货。在1939年，日本很象是一个在从事一场令人厌烦的殖民战争的国家，而不大象是一个在竭尽全力和充分利用其一切资源来反对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的国家。
实际上，日本军队首脑是在利用中国事变来为他们的国家卷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作好准备，他们倒也并不掩盖他们的这种意图。在193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最有可能成为敌人的似乎是苏联，日本同这个国家的关系是最坏的了。1938年11月28日，当时的陆军省次官东条中将曾在一次日本企业家的集会上警告说，日本可能不久就会发现它自己在同苏联和中国打仗，战时生产计划的制订要估计到这种可能性。第二年1月日本国会开会时，有人曾就东条的这一讲话质问陆军大臣板垣将军。板垣答复说，日本军队没有侵犯苏联的意图，但他宣称，如果发生来自俄国人方面的敌对行动时，“我们准备击退他们，并且毫不犹豫地消灭他们”。他接着又说，当军队集中全力来彻底解决中国事变时，在这种解决和对付苏联的军事准备之间是有着紧密联系的。“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它们是完全相同的。”换句话说，日本的军事力虽必须强大得足以制止苏联站在中国一边进行武装干预，或打败这种干预，如果它发生的话。
这样，日本的军方首脑们就已预见到了，日本由于企图在远东称霸，可能会卷人同一个或几个大国的纠纷中去。因此，他们不想在中国战场上投入太多的武装部队。此外，如果欧洲大战爆发，就有可能——在日本的将军们看来是很可能的——德国不是打败它的对手，就是削弱它们，使得它们不能在远东做任何事来反对日本，从而被迫放弃它们对中国的支持并接受日本的新秩序。在那种情况下，失去了外国援助希望的中国，就可能无须再经过重大的战斗而屈服。这样，从日本人的观点来看，同中国人的观点一样，在中国的这场斗争的结局，将不可避免地同未来的世界冲突联系在一起。
由于这一切原因，日本人决定在中国不再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只是把他们的力量用在打击和击溃任何中国军队的集结上，这种集结可能表示中国人要对某处重要的日军阵地发动一次区域性的反攻。1939年初，日本人的确向长江以南发动了一次进攻，结果是在3月27日夺取了江西省省会南昌市。但除此以外，他们没有试图再去占领任何新的大片领土。1939年5月可以看到日本新策略的一个例证：当日军从汉口的西面和西北面越过汉江向前挺进时，似乎有攻取沙市和宜昌两市的企图，但经过三周的战斗之后，它又返回了原地。日本人声称已经切断和击溃了大批集结起来的、可能打算重新夺回汉口的中国部队；另一方面，中国人则断言，他们已打退并挫败了一次日本人向长江上游推进的努力。外国记者们倾向于对双方的说法都持怀疑的态度。但鉴于日本人没有能在中国打出决定性的一击，报纸的报道有点倾向于低估日本取得的成就，而接受中国人所作的关于日本正在变得衰竭和虚弱的宣传。实际情况远非这样；日本正在把大量的开支用于扩充和改善它的战争潜力。1939年10月，英国驻东京武官报告说，日军在人力、士气、作战经验和军火储备等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至于别的方面，日本人在1939年春夏之际对华北和长江流域的游击队发动了广泛的“扫荡”远征。但是，这些出击并没有产生什么持久性的结果，到7月，由于河北和陕西南部发生洪水，更是受到了极大的阻碍。日本空军加剧了对自由中国各城市，包括战时首都重庆在内的空袭；这就引起了外部世界的抗议，对于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地滥用空中武器，那时的各国还不曾变得麻木不仁，无动于衷。
但是当中日冲突这样有气无力地拖延下去的时候，虽然形势变得日益明显，最终的结果将主要取决于远东以外的事态发展，可是冲突仍在继续进行和日本已不能随心所欲地决定一切这一事实，却对世界的其他部分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日本军政界首脑中那些对于使日本卷入新的冒险的做法主张要谨慎、并且反对加强日本同欧洲轴心国的联系的人，可以用中国事变仍在继续这一事实来证明他们的态度的正确。同时，在征服中国的努力中消耗掉了相当大一部分的日本资源，这就使得日本成了一个不很得力、因此也就不太合乎需要的盟国，特别是在共同反对苏联方面，这并不是对德国的政策不发生影响的。另一方面，日本军方首脑既没有能单凭武力来解决中国事件，又没有能使自己从中国事件中摆脱出来而不损伤其国内威信，这种失败促使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特别是涉及外国在中国的权利和利益的措施，从而更加扩大了日本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裂缝，并帮助了那些赞成日、德、意三国更加密切合作的人。
第二章 日本人对外国租界施加压力
对华冲突未能胜利结束，使得日本人产生了挫折和愤怒的情绪。他们是这样一个民族，在他们彬彬有礼的态度和表面的含蓄后面，却隐藏着一种容易激动和十分活跃的性格，他们在处理任何问题时，容易动感情，而不是冷静分析。他们现在觉得他们受到欺骗而失去了胜利的果实，并因为他们的对华政策引起了普遍的敌视而感到怨恨。由于受到宣传的深刻影响，他们深信东亚新秩序的意图是好的，但他们不能明白为什么除了他们的轴心国伙伴之外，它在国外却得不到同情。这种同外国敌对的意识，在日本人中间引起了一种好斗的精神，他们的领导人就又很快地利用了这种心理。
日本陆军首脑们需要一只替罪羊。他们知道，日本舆论中的一个决非无足轻重的分量，会把中国冲突的旷日持久和最终结局归咎于他们，而这种追究责任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伤害，除非他们能够把继续进行一场使人精疲力尽、代价昂贵、已不再能以伟大胜利来吸引人的斗争的责任转移到其他地方。他们无疑还能记得1918…1922年间日军在西伯利亚的冒险，结果使它在日本国内的威望和影响大受损害，而且也没有得到一寸的土地来补偿生命和钱财的损失。自从1923年发生大地震以来，由于陆军能够很有成效地处理那场灾难后出现的悲惨局面，它已经重新获得人民的敬重；但是如果这次规模更大得多、耗费也更大得多的中国事件，最后证明同样也是对日本毫无好处可言，那么以后陆军对政策的影响，很可能要受到一次决定性的和持久的挫折。
日本军方首脑并没有正视这样一种前景。他们指望最后能拖垮中国的抵抗，并找到一种办法来控制他们所侵占的中国领土，以便进行广泛的经济开发。这样既可以帮助日本战时经济的发展，又可以通过向日本工业资本家提供新的赚钱机会来笼络他们。但这种拖垮敌人的过程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它势必要使日本经济持续地处于紧张状态，并使日本人民的生活更加艰难。它与1937年夏天欢呼的人群挤满火车站送别派往中国的军队时，人民心中所想象的速战速胜的出征，将会是很不相同的。所以陆军不得不为它的未能迅速结束战争进行辩解，并且它也急于想把一场令人厌烦而又负担沉重的消耗战所引起的人民对它的反感摆脱掉，这场消耗战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财政和经济方面也都消耗严重。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陆军指责西方国家——德国和意大利除外——所采取的态度和政策，应对鼓励中国人继续抵抗，以致剥夺了日本的胜利果实，负主要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英、法、美三国和苏联都受到了攻击。但是象在任何情况下一样，这个最后提到的大国，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原因，就被看成是最敌视日本的国家。因为觉得法国是在追随和仿效英国和美国的榜样，所以主要是对英国和美国进行指责。它们声言反对新秩序，它们在外交上继续承认重庆政府，以及它们对自由中国的贸易和货币给予财政上的援助：所有这一切都受到了强烈的攻击。在这方面，日本人并不仅仅是做出一种姿态；他们明白中国从国外得到的道义上的支持和为数有限的物质援助，是使它能够继续斗争的重要因素；而且，这场斗争越是多使用经济和财政的武器，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也就会越大。中国政府在日内瓦和别处虽然理所当然地迫切要求给予更多的援助和采取直接的措施以挫败日本的战争努力，但它也认识到它已经得到的援助的价值。在此期间，它知道它的斗争得到大多数国家的同情，并相信慷慨的援助终将到来，这对于鼓舞中国人的士气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日本的外交官和军部首脑同样清楚地觉得，如果能够把中国人的这些希望打破，并促成一个远东的“慕尼黑”，日本的任务也就会相应地减轻。从这场冲突一开始，他们就采取软硬兼施和对外国在华利益施加压力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
日本政界人士花言巧语地说，他们乐意同那些能够采取适应中国新情况的政策的国家合作（那就是要它们抛弃重庆和支持新秩序），在那个新秩序的总体制内有着广大的企业领域可以向第三国的国民开放。但与此同时，在中国的日军以军事上的需要为借口，仍在继续实行并增加他们对第三国的贸易、运输和航运所施加的限制。这些措施具有三重目的：阻碍外国的商业企业，从而为日元集团经济的增长扫清道路；对外国施加影响；以及让日本武装部队及其在华的随军人员能够中饱私囊，其中许多人以凶暴的特征在国外臭名远扬。因此，1939年春夏期间美国和英国政府虽然一再向东京提出抗议，但是日本人只在口头上讲好话，而很少采取行动来撤除对英美在日本占领区的商业和航运所设置的障碍，这也就不奇怪了。相反，这一年标志着日本对外国在中国的租界施加的压力大大地增加了，它的目的是企图迫使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放弃它们反对建立新秩序的立场。结果是在英日两国的关系上出现了一次十分危险的危机，以致在1939年夏天，两国已濒临战争边缘。
受到影响的主要是以下三个地区：上海的公共租界，或它的仍处于上海工部局控制之下的那一部分地区，厦门附近的鼓浪屿公共祖界，和天津的英租界。在所有这三个地区中的最紧迫问题，是日本人所谓的“恐怖主义”问题，即中国爱国团体暗杀日本人扶植的政府的官员或其他卖身投靠日本人的中国人。在这争端的背后隐隐存在着更加广泛的问题。日本军方首脑对这些在他们的势力包围之中但又不能加以控制的领土越来越憎恨，那里居住着有势力的中国金融界和商界人士，他们继续拥护合法的中国政府，他们所窖藏的金银财宝日本人渴望予以强迫接管，以便用来支持他们的货币体制。使他们感到同样苦恼的是，有一家不受控制的中国报纸仍在出版，它在工部局所规定的限制范围内，继续表示反对日本侵略者，鼓舞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这些外国人管理的地区——当然，天津和汉口的日本租界除外——是日本人道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因为它们是在日本所占领的大片领土中的一些孤岛，可以在任何时候用不可抗拒的胁迫来加以践踏，外国管理区就几乎成了日本手中的抵押品，并且给了日本军方首脑一个对西方国家施加压力的手段，而这种手段他们也是毫不迟疑地就要加以利用的。
1939年初，上海就是处于这样的地位。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当局仍然完全控制着公共租界的虹口和杨树浦地区。他们并不想放弃这种控制，除非要有一定的代价，而这种代价也许上海工部局不经西方各缔约国的同意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的。上海的中国地界，包括在属于工部局的沪西越界筑路中间的一些地段，是由日本人扶植的大道市政府管辖的，它的后台是那个亲日的南京维新政府。没有这些不同组织之间的充分合作，在公共租界镇压恐怖主义的暴行的问题，就几乎是不能解决的；但是这种合作如果需要承认这些日本人扶植的政权的话，那么工部局就必须同中国的合法政府相互妥协，因为后者对整个上海地区拥有合法的主权。
1938年7月19日，上海市工部局颁布紧急布告，宣称任何人如在公共租界内对武装部队有违犯行为，应即押送该武装力量；凡在公共租界内犯有武装罪行或从事恐怖主义活动者，应即驱逐出境。它还授权公共租界巡捕得进入任何场所搜查非法拥有的武器，并悬赏奖励提供有关恐怖主义组织的报告。难办的是，许多暗杀者在公共租界巡捕管辖区以外的地方有藏身之处，他们因此可以在公共租界内犯罪，然后逃之夭夭，逍遥法外。在1939年的前几个月里发生了一系列新的暗杀事件，2月19日南京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籙的遭到暗杀更是达到了顶点。2月22日，日本总领事由日本驻上海的海陆军司令官们陪同，去向上海市工部局总董提出了五项要求。这些要求是：（一）紧急布告必须严格执行；（二）为了保护日本国民和镇压恐怖主义活动，日本警察和宪兵必要时可随时随地在公共租界内采取必要的措施，这种措施应会同工部局巡捕房一起行动；（三）日本当局会同公共租界当局一起，可以搜查出入租界的华人，如有必要并可加以拘留；（四）工部局巡捕房的日本巡捕部分应加强力量；（五）应立即采取措施在公共租界的重要地点搜查华人。
当地的日本官员并非是好战的；的确，日本总领事曾宣称，恐怖分子活动的目的是要使日本同上海市工部局发生纠纷，从而同英国发生纠纷，因此，双方都应当小心，不要落入这种圈套。但是，在东京却出现了不祥的议论，特别是出自陆军大臣的一些话。2月21日，他谴责工部局缺少“诚意”，而不是没有力量来执行命令；并威胁说要采取“适当的和有效的自卫措施”。两天后，外相也说了大致相同的话。这些话似乎表明，日本政府打算利用上海这些事件作为一种手段来向工部局索取政治和行政方面的让步。因此，根据驻东京大使罗伯特·克雷吉爵士本人的建议，英国政府指示他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并说英国政府将以十分沉重的心情看待用武力改变租界现状的任何企图。美国大使也单独地提了一个类似的抗议。由于法租界没有直接卷入，所以法国人不愿意跟着办，而且也没有人硬要他们这样做。英美两国政府也都向蒋介石呼吁，要他尽可能地劝说亲重庆的恐怖主义分子停止他们在公共租界中的活动。蒋不承认他对这些行动负有任何责任，也没有作出直接的答复，但确实采取了英美所要求的行动。
与此同时，上海市工部局在2月25日对日本总领事作了答复。工部局宣称，它将继续使紧急布告充分发生作用，它邀请日本便衣警察参加搜查中国嫌疑犯，它还说，只要能得到补充人员，就可以使工部局巡捕房的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