硖逖榈降鹿木铝α渴保飧鲂家丫砻髁耍耸狗ü⑼彩褂⒐芄患绦嬖谙氯ィ淖饔檬遣豢苫蛉钡摹Ｄ承┯性都姆ü渭液陀⒐渭遥�1904年和1904年以后，在当时还无法估计其大小的德国威胁面前，为了消除他们两国之间的矛盾，曾经互相作了让步，但是，甚至这些政治家，也不曾认识到，德国的实力究竟有多么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们才看到了德国威胁的严重程度；大战以后，英国的政治家对法国人当时痛心地意识到的那种现实状况，实在没有理由熟视无睹。英国不肯批准战后对法国的保证，这给英法关系一个狠狠的打击，使两国的关系从此没有恢复过来；从那时起，这两个曾经在1914年到1918年间依靠这一协约共同得到拯救的伙伴，步调就越来越不一致，直到1940年6月终于悲惨地分道扬镳为止。
对于这种指责，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英国政治家们或许会作这样的回答：光是向他们过去的盟邦法国提供军事上的保证，来防止他们过去的敌人德国万一再度发动侵略，只不过是在试图解决德国问题方面的一种消极措施。他们或许会提出这样一种积极的解决办法：应使德国与西方国家恢复相互礼让，使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结成伙伴，先是成为平等的，然后成为乐意合作的伙伴。为了收到这一积极的效果，英国人竭力帮助德国去恢复战前的繁荣，使德国与它所进行贸易的一些国家在经济方面能相互得到好处。但是，英国的这种建设性的、有远见的政策，却被法国想要使那个暂时被打败的德国永远贫弱的盲目企图所破坏了，这个企图到头来是注定要失败的。要是英国对此提出任何抗辩的话，法国会回答说，法国对英国的建设性政策之所以进行这一致命的破坏，其责任主要还是在于英国。因此，英国的政治家们理应早已预见到：没有法国的默许和合作，他们就无法帮助德国复兴，他们也无法使法国人欣然支持英国的这一政策，除非他们开始向法国提供军事方面的保证，因为如果没有这种保证，法国将永远不会感觉安全，从而使它对德国采取的行动也永远不会具有必不可少的睿智和大度。英国的政治家们理应还看到：由于他们自己在当初把该做的事情疏忽未做而犯下了错误，结果给了当时的法国总理普安卡雷一个促使法国对德国进行压制的机会，这时他们必须向法国施加事实上比以往任何时候要大得多的政治压力，以阻止法国不致走极端，而使德国人的怨气达到无可消除的地步。事实上，英国人是为了满足不承担任何义务的妄想而牺牲了一切。他们不批准对法国的保证，拒不承担义务，他们不肯负起责任去抑制法国，使之不致激怒德国；而当他们最后承担起那个公正无私的1925年洛迦诺公约规定的义务时，为时已太晚，无法弥补已经造成的心理上的损失。他们在保持自己行动自由的名义下，那时候已经反躬自责，不得不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这场灾难正是他们一直要想避免的。
英国在两次大战之间这段时期里失策的严重后果是：法国同中欧和东欧的那些继承哈布斯堡、罗曼诺夫和霍恩佐伦帝国的国家缔结了军事上既不可靠、政治上又预兆不祥的互相保证的条约；法国占领了鲁尔区；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后，英国要求法国同它联合起来，至少要做到援引国际联盟的盟约一起去对付意大利，却遭到了法国的拒绝；最后，在1940年6月，法国决心要退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宁愿由希特勒去摆布，也不愿接受丘吉尔在1940年6月16日提出的那个耸人听闻的建议，要英法两国结成一个政治联盟。从那时起一直到维希政权垮台，法国普遍表现出仇英的情绪，这种敌意在阿比西尼亚发生危机期间，从法国人对英国的态度中就已有预兆了。这是从1918年停战伊始就积累起来的怨气的公开爆发。可是，如果英国是在1919年，而不是在二十一年半以后，早就把丘吉尔愿意提供但已为时过迟的那些援助拿出十分之一给法国的话，法国人或许根本不会有这股怨气。
在法英两国的关系日益不愉快和恶化的这种心理背景下，两国人民都不得不正视希特勒领导下德国回到军国主义老路的威胁。在希特勒上台到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七年中，英国人的意志为一系列令人沮丧的考虑而削弱了，英国与法国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是令人沮丧的原因之一。使英国人感到沮丧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意识到美国人正如英国人一样，一心要维持“正常状态”——所不同的只是美国人用了另一个同义词“正规状态”，而且在实现这同一目标时，比英国人稍有把握。第三个令人忧虑的原因是：他们获悉英国和法国政府——它们是忠实地贯彻其选民的意愿的——已经让纳粹政权统治下的德国在新的军备竞赛中，尤其是在令人惊恐的空军实力方面遥遥领先。第四个令人沮丧的因素是：英国人也象法国人那样，在两次大战之间的这段时期内，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恐惧的心理，生怕在这一生中免不了要打第二次大战。
在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西欧国家中，仍然活着的人们对这样一次战争的严峻考验都感到几乎难以忍受。1918年停战日那天，他们都下定决心，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子孙，都永远不要再有一次这样的战争。科学技术一往无前地发展——尤其是在飞机和炸药方面——促使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他们果真碰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话，这次战争将比第一次可怕得多。他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甚至可能使他们和他们在近代的祖先所过的那种生活方式从此一去不复返。这种想法太痛苦了，令人不敢再想下去。人们在感情上不敢往这件事上想下去，因而也不敢往战争上想下去，即使他们在理智上不得不勉强承认，希特勒正在磨刀霍霍，准备战争，看来英德之间结果终于难免重新交战。除了这种恐惧战争的心理使他们感到痛苦以外，还有一种责任感，也使他们感到同样的痛苦；因为，既然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恢复了它传统的孤立主义立场，不愿与欧洲有牵连，英国就只有和它的那个不易相处的伙伴——上次大战中打胜仗的法国——共同把重担挑起来，尽管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感到，这副担子不是他们合起来的力量所能胜任，英国甚至还设想，一旦大难当前，两国能够矢志不贰，共同对敌。当德国军国主义疯狂般地卷土重来时，英法两国发觉自已首当其冲，它们知道，如果战争爆发，它们至少将在没有美国参战的情况下，打第一轮战役。这样，保卫西方文明将首先落在这两个西欧国家的肩上，但是它们觉得自己力不从心。同时，由于以下三个原因，它们已经使这个任务比原来困难几倍。第一，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它们听任自己的军备（尤其是起决定作用的新空军力量和机械化的地面部队）衰退；第二，让德国在重整军备方面超过自己；第三，当希特勒在军备竞赛方面仍然落后于它们时，它们却一再坐失良机不迫使希特勒摊牌。
1938年9月29日慕尼黑协定签订以前的那一个星期内，或许可以说是英国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内意气最消沉的日子。英国人知道，战争有可能爆发，而且他们对此毫无准备，所以他们在这些日子里的痛苦，肯定是比他们在1939年9月3日战争真正爆发前的一星期内感到的痛苦还要难受，因为他们那时已经知道战争事实上无可避免，而且自己至少已经为此作了一些准备。当同样的危机再度发生时，人们就不可能再以同样强烈的感情来忍受象上一次危机所带来的那种打击了；在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英国人所担心的已不是战争可能来临，而是害怕张伯伦或许仍然应付不了当前的明摆着的局面。德军于1939年3月15日入侵并占领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残余部分，这一行动终于使绝大多数英国人明白了希特勒的目标决不是局限于把那些有日耳曼人居住但不属于德国管辖的地区并入第三帝国。当张伯伦于3月17日改变了他对德国的语气，并宣称他打算抵制德国的任何进一步的侵略后，英国人的确普遍感到了宽慰。3月31日，张伯伦宣布英法两国给予波兰保证，英国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很镇静，这说明，英国首相这一次在德国人的“东进”途上亮起了红灯要他们停止前进，用这样的方式来阐明他的立场，从而正确地表达了英国人的意愿。更有意义的是，当英国人于8月21日听到德苏两国将于23日在莫斯科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时，他们都处之泰然。当德国人于9月1日入侵波兰时，英国人普遍担心的，不是害怕英国由于给了波兰保证使自己将与德国交战，而是怀疑英国最后或许不会履行它的保证；9月3日，星期日，上午11时15分，张伯伦宣布，英国这时又一次同德国进入交战状态。他的国民在听到这一消息时，就象3月17日听到他的演说时那样宽慰。
在英国人采取了断然行动同德国再度进入战争状态后，他们发觉自己面临的严酷考验同他们原来所想象的不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于战争是突如其来地临到英国人头上，故而在欧洲大陆上的英国远征军马上就投入了既迅速又激动人心的重要军事行动；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人在战争爆发之前的几个月和几年里就已经感到战争的压力，故而战争的第一阶段对他们来说是被动的。确实，这一次英国人没有预料到自己必须参加作战以防止德国立刻入侵法国，因为他们盲目地相信法国人认为马其诺防线牢不可破的想法，而没有考虑到，这一防御工事系统在法国与比利时边界的东南端就终止了，只要希特勒德国的参谋总部认为在军事上有利，它将会象旧德帝国那样，毫不踌躇地入侵比利时。英国人原来估计，这次德国将立刻从空中袭击英国本土，当德国并未进行这种空袭时，英国人的心情便由紧张而归于平静。大批儿童已从伦敦和其他大城市疏散，造成了家庭的分离。在白昼越来越短的季节里，实行灯火管制以后，整个英国岛屿就象被一幅黑幕覆盖着。然而，这些事虽然使英国人不愉快地想到自已是处于战争状态，但是，他们仍然由于自己未能参加实际战斗而心有不安。
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是行动迅速。这一次，他们的初期战役捷报频传，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在危急的时候，并没有受到象马恩战役那样的挫败。但是，这一次，德国的第一个目标不是取道比利时去进攻法国，而是进攻波兰，在德国机械化部队横扫和肢解波兰的四个星期中，驻在西线的英法两国军队却没有做一件事去营救波兰。在西线，唯一的军事行动是双方的巡逻兵在马其诺防线与齐格菲防线之间的无人地带偶然发生的冲突。姑且不论甘末林将军之避而不向齐格菲防线发动正面的强攻去达到突破的目的，在军事上是否明智，但是法英两国军队这样毫不光彩地按兵不动，终归对这两国的士气带来了很坏的影响。当又有一个小国遭到第三帝国的进攻和蹂躏时，这些西方强国再度不肯把这个受害者从德国的虎口中救出来。如果它们同德国在名义上交战后还是那样软弱无能的话，倒不如干脆同德国在名义上保持和平为妙。这些看法既是势所难免，又会使人丧失斗志。
这种扑朔迷离、不战不和的奇怪状态，使西欧人民又想恢复“正常状态”，这对希特勒是有利的。如果西欧人民能够采用这样的方式同德国再度作战而无需立刻就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去进行战斗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设想出一种比较没有痛苦的方法在这第二次战争中再去战胜德国呢？难道西方盟国就不能利用那条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盾牌似的马其诺防线，赢得时间把“封锁”的螺丝一点一点地拧紧，最后迫使德国屈服呢？封锁已成为西方国家的一张王牌，因为它们看不出自己手中还有其他这类的好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阶段，英国人存心视而不见这种令人不快的真情实况，即德国在这次战争中不象上次战争中那样，没有受到包围，因为这次俄国是它的帮凶，所以德国这时可以在欧亚大陆，朝东一直可以到达太平洋之滨的海参崴港，去取得一切的资源。英国人也故意对这一必然会发生的情况视而不见，即如果第三帝国发觉自己被人掐住脖子慢慢闷死的话，希特勒决不会甘心失败，他一定会在马其诺防线与沿海地区之间的缺口，用其威力强大的战争机器，朝其西方敌手猛扑过去，这种战争机器在他进攻波兰时已使用过，收到了非常大的效果。
的确，在“假战争”时期，英法两国争取胜利的意愿，就是想要不劳而获地达到目的。1939年10月6日，希特勒曾经提出媾和的建议，但是英法两国都没有作出反应。两国这时似乎都想当然地认为，德国征服波兰一事不容宽恕，一定要予以纠正，而且，不仅如此，战争也一定要打下去，直到把希特勒本人打倒为止。可是，这些非常难以达到的战争目的，却缺少相应的决心或努力去使其实现。在英国，人们仍然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大战”，这就意味着，当时正在打的这场战争将是一场比较小的战争，仿佛任何一场以德国为敌手和以打败德国为目的的战争，在结束之前都不可能被看作是一场大战。在这一阶段，当英国人获悉，德国在战争爆发后，对衣着和食品立即实行了严格的配给制度时，他们把此事看作是德国的虚弱而不看作是德国决心争取胜利的象征。在英国，“照常”进行和平时期的工作是受人欢迎的；而民间的备战工作则遭到人们的冷眼，因为它令人厌恶地提醒大家想起自己的国家并不是处于和平状态，尽管暂时还没有什么主动的军事行动。战争刚爆发的几天里，公众的怒气就集中在那个新成立的战时情报部上，这个部的九百九十九名工作人员成了令人烦恼的现实状况的象征，公众都不愿理会它。无疑，这只不过是神经紧张的一种轻微的症状。在法国，当1940年春天来临时，开始出现了一种比较严重的症状。到1940年2月，法国政府已经对许多经过军事部门检查过的信件表示担心，这些信件是在家里的农妇写给她们在马其诺防线服役的庄稼汉丈夫的。她们在信中气冲冲地责问，既然没有战斗，为什么要他们浪费时间，拿着枪在那里闲呆着，而农忙季节将到，田里正迫切需要劳动力。法国士兵本身对自己不作战而闲着的情况也觉得越来越难以忍受，这也帮助说明了，为什么在法国有人要求干预第一次俄芬战争。法国同德国已经交战，这时又想要同苏联作战，而在几个月以后，法国单同德国一个国家进行了不到七个星期的真正的战斗就告崩溃，回顾当时它还要求同俄国同时交战，看来实在奇怪。整个这一件事——它在本书中的另一处也作了叙述——说明了，在法国覆灭以前的那个阶段里，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对于如何指导作战都是愚蠢无能的。
甚至在1935年当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时，又如在1936年当德国还没有重新武装好就再度占领了莱茵兰时，英法这两个国家都不肯出兵进行干预。但结果呢，在几个月以前，两国却为了德国侵犯波兰而同那个已经重新武装好的德国开了战，一面不无理由地吓得瑟瑟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