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德苏战争的爆发，欧洲大陆再次出现了一个战场，而德国也再度使自己陷入两面夹攻的境地，正象它在1939年9月1日进攻波兰时所预料的那样，这一次向东方的进犯将会导致英法两国同它交战。在那次战争的第一阶段，大陆上的东线在9月底前已经荡然无存，大陆上的西线在1940年5月和6月间在几乎同样短促的时间内也被消灭。这些惨遭蹂躏的经历使英国人民认为，欧洲大陆的任何国家，只要德国想要进攻，就会象波兰和法国一般以同样的速度落到同样的下场。因此，1941年6月22日那天，在英国有不少人无可奈何地预料将看到德国的摩托师在六星期之内开进巴库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可怖景象。但是这些英国旁观者却没有认识到，希特勒的战争机器象拿破仑的一样，只能用在那些面积只有欧洲大陆上的一个半岛这样大小的国家里作战，而在俄国的辽阔无际、荒无人迹的国土上，希特勒的坦克正同拿破仑的步兵一样，如果要想再象过去在欧洲的几次胜利那样，进行决定性的打击来达到最终的目标，就一定要遭到挫败。直到1941…1942年之交的那个冬天来到俄德战场以后——尽管这时俄国军队已经损失惨重，而且还作了长途撤退，但是他们仍然存在——英国人民才开始领会到丘吉尔在上一年夏天的作战季节迅即欣然把俄国人当作战友来欢迎的重要意义。
由于德国未能以一个战役来征服俄国，而使那些与俄国人协力作战的英国人感到出乎意外的宽慰。但是，在1941年将近年终的时候，有不少英国人却追忆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终究在第四个战争年头的战役中打败了俄国人。因此，虽然这次也象上次那样，俄国人没有在第一年内就垮掉，但是他们这时反复取得的这种消极成功，显然并不能保证在最后赢得共同胜利。但是当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了美国后，英国人一听到这个几乎难以置信的消息，却很少有人不立刻就认为，日本采取这种自取灭亡的行动，等于宣告德国和它自己最后必败。那天晚上，英国一般的人，例如本章的作者，都能睡得很熟，“不需要寻求什么美梦”，正象丘吉尔在1940年5月10…11日午夜几小时内睡得那样酣畅。丘吉尔记载自己在那个不朽的时刻的感受时写道，“事实胜于梦想”。而在1941年12月7日这一天，他的想法则是：“我们终于赢得了胜利！……我们的历史不会结束。”
第二章 英国的经济背景
就战备工作的完成程度而论，英国远远不及它的主要敌手德国。自从纳粹党在德国执政以后，就一直把德国的资源有意识地用来准备未来的战争，到1939年9月，军事、经济和行政方面的准备工作已经达到非常高的程度。国家的经济已经完全动员起来准备打仗。早在1936年，劳动力已感显著缺乏，在国民收入不断增长的同时，国家强行加以控制，以保证将这些增长的收入专门用于战争目的，而不是用于增加人民的消费。在行政方面，战备工作也进行得很好，已经建立起一套经济管制体制，一旦爆发战争，无需经过什么变动就可照旧运转。
英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英国很迟才开始参加重整军备的竞赛，而且甚至在那时候，它的准备工作也是慢条斯理的，这是因为执政者对未来战争抱着一种“有限责任“的观念，并且还希望尽量不要干扰国家的正常经济结构。只是在慕尼黑危机发生后，英国才开始为打总体战作全面准备。英国同德国在作战努力方面的大致差别，可以由以下事实来说明：在1938年时，英国的国防开支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德国则占百分之二十五，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英国大约仍有一百万人失业。再说，到1939年夏天的时候，英国还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建立一个能在战时指导全国经济的行政机构。在文职人员方面，也没有一个类似军事方面的参谋长委员会那样的中枢机构，受权去指导全盘的战时经济。英国虽在1939春天已开始把行政机构加以改组——把粮食（列入防务计划）部从贸易部中划出来，在夏天又成立了军需供应部。但是，国内安全部、经济作战部、粮食部、情报部和海运部直到1939年9月1日才成立。除了战时内阁之外，试图要成立的第一批中枢机构，如印花委员会和内阁经济政策委员会，一直拖到10月才成立。显然，在人员配备和职权范围这两方面，必然会产生一些困难，而这些困难反过来又造成因循延误和滥用职权的情况。不过，在战争的开头两年里，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方面已经有了许许多多改进。
只有在一个方面——但是后来证明，这个方面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英国的战备工作或许胜过了德国。英国是在作长期战争的打算，因此宁愿牺牲眼前的力量，以便为未来蓄积更大的力量。这就是说，它把军备的“深度”比军备的“宽度”看得更为重要。只要英国能顶住德国的初期进攻，它所能支配的潜在资源就可转化为实际的力量，这股力量将远远超过德国的实力。另一方面，希特勒却不肯听从他的军事当局的劝告，仍然坚持要牺牲未来可能有的生产，只求眼前能尽量多生产。他希望以几次闪电战来干掉他的敌人。英国所主张的长期作战的观点虽然在最后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在1940年夏天，希特勒的观点却似乎是正确的。
在整个战争时期，英国要保持不断从海外输入物资，自始至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总的来说，英伦三岛根本不能自给自足，英国人吃的、穿的都须仰仗外界供应，他们如要专门生产那些为坚持一次大型战争所必需具有的武器和设备，也须依靠外面供应的原料。虽然英国在潜在的资源方面远远超过德国控制下的那些国家，但是同德国相比，英国有两个极为不利的条件。第一，它不得不依靠那些供应它物资的国家的善意，在必要时，得准备好收到货物立即付款；第二，它必须通过危险的海路来运输这些物资。因此，“现金”和“运输”就成了一对孪生的难题。
在英国需要海外供应物资这个问题上面，美国的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从潜力方面来说，美国是英国急需的那些物资的最最重要的来源，也是英国最容易得到的物资来源。美国的政策受到中立法的约束，中立法的主要条款规定：禁止向交战国出口武器；撤销对乘坐交战国船只的美国公民的保护；在向交战国出口物资前，必须预先取得支付手段；禁止美国船只进入任何作战区域。毫无疑问，在战争初期，在这些有关的必要条件中，最重要的是对美国出口的物资的预先付款问题。
美国的决定意味着，在英国形成其政策的过程中，必然要着重估计外汇问题。1939年初，外汇管理条例草案已经拟订就绪，并且在战争爆发前不久开始生效。外汇管理条例实施以后，英镑区接受了该条例为“战时”所下的定义。英镑区成员国都表示，愿意采用类似联合王国已采用的外汇管理措施，并且还愿意将它们赚得的硬通货委托外汇平衡基金组织保管，该组织将起到一个中心分配者的作用。“英镑区实际上是一个金融联盟，以伦敦为中心，并由伦敦来管理。”英镑区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大大方便了英国从海外输入物资的支付问题，因为这些国家向英国提供的物资中，有许多并不要求立即结清，而是同意赊账。加拿大和法国虽然不是英镑区成员国，但是也愿意同联合王国结成在金融上全面合作的伙伴关系。另有一些国家介于要求立即付款的美国与英镑区成员国及法国和加拿大之间，它们与英国签订了特殊的协定，同意让英国把英镑收支差额累积起来暂不结清。
外汇管理办法的实施，以及同其他国家商谈签订一些协定使这些国家同意联合王国延期付款，这样英国就可望用以下三个主要方法来解决因需要进口物资所引起的财政困难。它可以强制执行严格的进口管理办法；它可以出售国外的投资；它可以努力保持它的出口贸易。
控制进口显然是最能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但是从战争爆发到1940年夏天这段时间内，进口管理毫不严格。管理工作的实施范围既不全面，连在那强行实施的有限范围之内，实施得也不大刀阔斧，在1940年6月之前，有许多奢侈品仍然进口。即使不算这类进口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但必需品的价格已在不断上涨，因此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找别的办法来解决。
一个办法是出售英国所持有的外国证券，美国有关当局在讨论英国的财政困难时，对之相当支持。英国在国外投资的余额估计超过三十亿英镑，但是其中有许多是无法出售的，或者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廉价出售。在1940年初，斯坦普勋爵曾经估计，按照英国准备要打三年仗的计划，出售证券每年只能指望获得大约七千万至八千万英镑。由于英镑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在战争的第一年里，赤字估计已经达到四亿英镑左右，而且在以后几年里这个数字还有可能再上升，而黄金和外汇储备每年只能指望获得一亿五千万英镑，因此情况看来是很危急的。
看来唯一的办法是扩大英国的出口。但是这也有其种种困难，例如出口许可证的颁发、各军种的需要、海运方面的耽搁与损失，还有要从心底里说服工人，使他们认识到，在战时，生产奢侈品往往与生产军需品是同样重要的，所有这些困难都为顺利推行这样一种政策带来了阻力。可是，尽管如此，在1940年春天还是开展了一个扩大出口额的运动。但是在这项运动还没有见效时，军事发展已经迫使它停止了。法国的覆灭和联合王国各党联合政府的上台，标志了英国在向海外采购物资方面开始采取一种新的政策。
另一个问题是货物的运输，这个问题在战争刚爆发时似乎不那么紧迫。有关部门根据战前对英国运输设备所作的估计，认为这时可以派用处的设备，将能胜任所需要承担的全部运输任务。这种过分乐观的想法，造成了许多近乎灾难性的后果。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没有哪一个机构能对海运拥有完全的控制权，除战时内阁外，也没有哪一个机构在负责规划如何进口。另外，各有关当局认为船舶的吨数已足够使用，而无视阿瑟·索尔特爵士（后为勋爵）等人的意见，他们认为，应当把那些体积大、在运输中占舱位、贮藏起来也不致有变质之虞的原材料堆存起来。在国内，政府也没有做什么工作去鼓励农业生产各部门，而这些恰恰是最有可能使进口需要物资数量减少的部门。
虽然说，海运危机直到1940…1941年的冬天才出现，但在1940年初就很明显，情况远远不象预料的那样妙。1月间，政府宣布征用全部远洋船舶，并采取了使进口计划更能发挥效力的措施，其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运输”和“现购”两方面的要求。在“现购”和“运输”这两种要求之间，也开始出现了困难。由于缺乏美元，必须减少向美国购货，而海运舱位的不足，则影响了运输的数量和时间，产生了更严重的问题。在战争的头九个月里采取的那些管理政策失败了，这一点表现于，虽然这一时期的输入量比战时任何一个时期都高，但是库存量却听任其急剧减少。
人力问题是战时经济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它不仅牵涉到建立一支人数多多益善的劳动大军的问题，而且还要做到在各军种、民防和主要工业之间合理分配人力，并在工业方面使人力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在战争爆发之前，有关武装部队征兵的计划和有关在工业部门保留必要工人的计划已经拟订就绪。征兵工作顺利开展，到1939年底已经有一百多万人应征入伍。1939…1940年的冬天，征兵的速度放慢了，但是到1940年春天又加快了。可是武装部队由于缺乏装备，所以需要的人力还不太多。在战争的头九个月里，尽管有专业人员登记表规定的限制，部队还是从工业部门获得了它所需要的全部劳力。
工业方面的情况有些不同。在战争爆发之前，对于工业劳动力的扩大和再分配方面的组织工作，没有制订过计划。政府的专家们曾经预言，劳动力的需要量将大大增加，但是结果证明，在所说的这段时期内，工业方面吸收劳工的能力很差。1940年4月，仍有一百多万人失业，即使不把暂时失业的人员计算在内，一个久治不愈的失业“硬核”仍然存在。可是，也有一个重要的例外情况。从战争爆发后，对熟练工人越来越需要，但是英国政府没有下过决心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并建立一支熟练工人的后备军，以应付即将来临的更困难的时期。有许多能解决问题的措施，理应在当时就采取，而不必等到后来。可是，英国政府错过了扩大和发展训练中心的机会；由于害怕引起工人闹事，政府不敢强行推广以非熟练工人来顶替部分熟练工人的办法，同时也不敢要求对可以调度的熟练工人强行重新分配。政府只得采取间接措施和利用经济形势，但是这些办法都未能实现重新分配熟练工人的希望，结果，出现了“偷挖”和普遍囤积熟练工人的现象。
在英国国内，1940年5月以前的一段时期，乃是踌躇狐疑和坐失良机的时期。虽然1939年8月24日的（国防）紧急授权法授与了政府几乎无限的法定权力，但是这些权力并没有被使用过。政府为了害怕引起骚动，不敢贸然采取不得人心的措施，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在多数情况下反而落后于公众舆论。政府的工作效率，还因以下几个因素而降低了，如：倾向于把作战努力主要看作是财政金融问题，而不是看作物质资源问题；在当时也缺乏为编制一些稍微精确一点的计划所必需的详细的统计资料。
英国政府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决心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以防止通货膨胀和投机活动。战争爆发后，物价立即上涨，更加强了政府的这一决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颁布了物价初步冻结令，到1939年10月，又代之以预先规定最高价格的原则，以弥补设备更新的费用。这些条例是有效的，因为这些条例确实制止了投机活动的泛滥，但是它们不能适用于所有商品，而且，它们的作用是保持利润稳定，而不能防止物价上涨。在战争爆发时，政府曾实行征收百分之六十超额利润税的办法，来全面制止投机活动。后来到1940年5月，这一税率又提高到百分之一百。
在防止通货膨胀和投机活动的工作中，英国政府所碰到的主要困难之一是，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去考虑利润的动机，因为利润可以刺激人们更加卖力。在农业领域，这一点更明显。增加粮食生产，对于解决从海外输入物资的问题来说，显然具有最重大的意义。在1939…1940年的那个冬天，制订农产品价格的政策，既要贴补生产成本的提高，又要允许农民的收入普遍有所增加。可是，由于缺乏远见，政府不能区别各种作物的价值，只是笼统地鼓励生产一切农作物，而没有鼓励生产那些从营养角度来看是最需要的作物。它要求每样东西都出产得多些，农业生产的水平确实是提高了。然而，如果把这种经济刺激的政策同样宽大地应用于同作战努力有极其重要关系的所有其他民生部门的话，那么，战时经济非常可能已经变得难以收拾了。
工资问题是使政府大伤脑筋的问题。工资不仅是生产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收入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