瘛�1940年1月21日，英国巡洋舰在这里截获并强行登上了这条日本船，从五十名德国旅客中，带走了十三个军官和八个技术兵，其余的人虽是受过训练的海员，却不具备上述那些人的资格，因而获准继续航行。
这件事使日本报刊勃然大怒，出言不逊。“浅间”丸虽在日本领海之外的公海上被截获，日本报刊却说这是在“靠近富士山”和“皇宫附近”发生的；是故意侮辱日本；日本政府必须强烈要求对方立即赔偿损失。日本政府在1月22日提出的最初抗议中，宣称英国的行为不符合国际惯例，指出按照惯例，一个交战国在公海上固然可以要求交出另一个交战国的国民，但仅限于实际上已编入军队的人员，而这些德国人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它诬蔑英国的举动是“严重的、不友好的反对日本的行为”，并提出警告，这种行为如再发生，对日本全国的反英情绪，将更是火上加油。
英国政府在1月27日答复说，它绝不是存心要蔑视日本的荣誉或尊严，并对“离首都如此近的地方发生”的这一事件在日本引起的轩然大波表示遗憾。英国照会驳斥了日本认为英国的举动为非法的说法，声称带走那些准备回国入伍的德国人，完全有法律和先例可援，而且符合1939年德国捕获敌船条例的规定。毫无疑问，从“浅间”丸被带走的那些德国人，是要编入军队的，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其中有些人将在德国潜水艇上服役，而这些潜艇的非法活动，正在使英国也使中立国的人员和航运遭受损失，英国政府坚持其举动有国际法和惯例为根据，并对盟国也对中立国的利益作出了贡献。
日本政府在2月1日的复照中，对英国的道歉表示非常高兴，但是坚持日本原来的论点，认为英国的举动是非法的。它引证了“特伦特”号的实例和其他的先例，力图说明，不经捕获敌船的程序而把交战国的国民从中立国的船上架走，是不符合国际惯例的。因此，日本政府要求交还从“浅间”丸带走的德国人。
不过，尽管日本民情激愤，两国政府却都不愿为此事决裂。因此，在克莱琪和有田会谈后，达成了一个折衷的协议。根据协议条款规定，英国政府一面仍坚持其行为的合法性，一面则同意把被俘的德国人释放九名，交给日本方面，这九个人经查明“比较不适合”服兵役。日本政府则保证，命令日本的航运公司不准那些已经入伍或有此嫌疑的交战国国民乘船。
这个妥协方案是英国在外交上的重大胜利，因为日本政府作出的保证，意味着流落在北美和南美的大批德国后备役军人和技术人员将无法回到德国，英国则不必为了进行拦截而在太平洋上布置巡洋舰，毋需冒同日本发生严重纠纷的风险，就达到了这个目的。罗伯特·克莱琪爵士说，该协议为“东京的日本政府十分忠实地遵守，但是驻在北美和南美的日本领事馆官员却不是那样”。有些德国人经过乔装打扮，或巧立名目混了过去，不过为数不多。
在达成这项协议时，米内政府表现了值得赞扬的坚定意志和克制态度，它没有顺从公众的喧嚣，要日本行使其交战国的全部权力，反对英国在中国水域的航运，以对英国进行报复。日本政府不得不面临着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集团对这项协议的强烈批评以及德国的不满。日本政府同意达成这项协议，表明了海军大将米内决心不要卷入战争，也表明了英国称雄海上的实力这时对日本海军界产生的影响。
阿部大将在1939年8月31日和9月4日所作的政策声明，表明日本欲利用欧洲战争来促进它在中国的目标，表明日本继续保持中立——或是象它津津乐道的所谓不卷入——用作进行交易的筹码，以使欧洲的民主国家抛弃中国的合法政府。在执行这项政策时，日本政府立刻对外国在中国的租界和租借地增加压力。9月5日，日本外务省向英国、法国、德国和波兰这些交战国驻东京的代表递交照会，宣称欧洲各交战国的军舰和军队驻在中国，可能造成“不幸的事件”，“这种局面也许会迫使日本放弃其不卷入的政策”。因此，日本劝各交战国自动撤走军队。如果上述国家这样做了，日本将乐于对其侨民的生命财产加以保护。这份照会的抄本也交给了美国代表作为参考之用。
由于德国在中国没有驻扎军队，显然日本对这一措施公开声称的理由只是一个幌子，只是日本想使外国管辖的地区听其摆布所施展的计谋中的又一行动。这样做既要降低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威望，又将大大增强日本的实力来对付中国的合法政府。但是，日本照会中潜在的威胁，却向英法两国政府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英法完全有权利拒绝日本的要求，但是如果它们这样做了，结局将会怎样呢？英法两国深知德国人正在竭尽全力诱使日本人与苏联消除分歧，作为日本站在希特勒一边参加战争的第一步，而日本的亲轴心派则赞成这样的做法。更加直接的严重危险是，横行无阻的驻华日军可能与外国驻军发生冲突，欲借此来加速战争的爆发。天津危机的高潮虽然已经过去，但是日本军队仍然封锁着那里的英租界和法租界，并可随时发动进攻。如果西方国家的驻军进行抵抗，日本人流了血，那末日本全国的情绪就会很容易地被煽动起来，达到开战的程度。鉴于驻华日军制造的一连串“事件”，它非常可能采取这样一种做法。
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记道，早在8月29日，他就接到英国政府的备忘录，说英国驻华军队已接到通知，要避免同日本人发生冲突的一切可能性。英国政府询问，万一英日开战，美国政府是否愿同日本政府交涉以照料在华英侨的生计，如果驻华英军放下武器的话，美国政府是否能使其在美国的保护下被拘留。赫尔在9月4日答复说，美国政府不能预先保证，万一发生这类战争，它将采取什么措施，不过它大概会愿意同日本政府交涉，以保障英国侨民的生计，以及在美国的保护下拘留或撤走英国军队。美国军队将留在中国，以保护那些不能撤退或不愿撤退的美国侨民。
9月6日，赫尔指示美国驻东京代办杜曼告诉日本政府，日本的要求将被理解为是要排除西方在华势力的直接步骤，而对美日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第二天，赫尔告诉日本大使堀内说，日本的意图看来是要把西方国家一个一个地赶出中国。他宣称，美国不会让人家赶出去，同时又暗示，日本如坚持推行这样一种政策，美国将在金融和经济方面进行报复。9月11日，他向英国大使洛西恩勋爵建议，英国政府根本不必答复日本人。
显然，英国政府并不想做任何事来降低它在中国的地位和威望，并同美国在那里的政策不协调，但是，看来同样清楚的是，英国政府认为，除非美国作出可靠的保证，万一爆发战争，将给予支持，否则它就不能公然与日本对抗。9月19日，赫尔接到英国的第二份备忘录，说英国希望避免同日本发生摩擦，意欲在不久的将来无论如何撤退在天津的驻军。但是，如果美国采取与西方国家一致的态度，而英军的撤退将会使之变得软弱时，英国将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
赫尔在答复时详细叙述了他在9月15日同堀内再度会谈的内容，并在9月27日的备忘录中重申了美国要在中国保留驻军。
美国国务院不象英国那样担心日本会同苏联达成协议，从而腾出手来在远东向英国进攻。在这一点上，赫尔当时是正确的。但是，对这种事情显然是不能十拿九稳的，而英国政府则显然认为，美国在中国所能给予英国一点有限的支持，不足以保证使英国冒风险完全拒绝日本的要求。10月3日，英国宣布它在长江的炮舰有五艘将撤走。采取这一措施的官方理由是，这些舰只和舰上受过高级训练的官兵，调到别处将更能发挥作用。10月20日，赫尔接到通知，说英国政府已决定把它在北平和天津的驻军撤走大部分，但不从上海撤军。赫尔显然不赞成这样做，却拒绝加以评论。他只是说，美国在华的军队将留在那里。他提到美国可能再向中国提供贷款，并询问滇缅公路是否继续开放，对此洛西恩作了肯定的回答。11月12日，英国陆军部宣布，为了军事上的便利，将把驻在华北的英国军队撤走大部分。在东京，克莱琪把这件事通知了野村，野村听到这个消息“相当满意”。法国政府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两个国家都保留了少量象征性的兵力，以维护它们根据1901年辛丑条约所拥有的权利。
11月6日，苏联大使康斯坦丁·斯麦塔宁亲自赴东京；十六个月以来，苏联在日本一直只驻有一个代办。这位大使到任不久，就宣布将开始苏日商约谈判。在英法政府看来，这可能是莫斯科与东京达成政治和解的先声。它们害怕，果真如此，日本将会向英法在远东的利益发动猛攻。因此它们认为，还是设法同日本和解为妙，否则一旦发生战争，就无法自卫。但是，直接对日本让步，会引起英国一部分舆论和美国公众的不满。因此英国政府希望日本与中国恢复和平，这样将能消除英国与日本发生争吵的直接原因。英国政府希望，这样一种和平，如要英国、法国和美国都可能赞成，就必须建立在双方相互作出让步的和解基础上。
洛西恩在11月21日同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会晤时，阐述了这样的打算。可是韦尔斯根本不赞成。他不相信苏联与日本有可能达成政治协议，他声明，凡是答应日本在中国拥有任何军事特权或经济特权的媾和条件，美国决不会同意。美国政府也不会放弃其不承认满洲国的政策。他在12月初给英法大使的一份备忘录中，重申并强调了这些观点。但是，这些保证未能消除英法的恐惧。12月15日，洛西恩告诉赫尔，英国政府担心，日本会同苏联达成协议，或对英国在远东的利益造成某些损害。因此英国政府认为，不应错过任何缓和亚洲局势的机会。但是赫尔的答复同韦尔斯先前所说的一样。
苏日之间的政治和解没有实现，但是一种新的因素却以苏芬冲突的形式而产生了。苏芬冲突一度似乎很有可能把英法卷入对苏作战。有鉴于此，英国政府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无论如何要使日本保持中立。1939年12月和1940年1月间，英国驻东京大使和日本外务次官举行了非正式的商谈，讨论仍然悬而未决的日本封锁天津英租界和法租界的问题，但是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在伦敦，日本大使重光和英国外交次官R·A·巴特勒也不时举行会谈。3月23日，重光向有田报告了3月21日举行的一次会谈情况。重光说，他在这次会谈中向对方说明了中国的局势，并说新的（汪精卫）政府将在3月30日成立。他说明日本的政策是要在中国建立和平与秩序，除了共产党分子以外，不排除其他任何人。他还说，“如果新的中央政府与重庆政府之间能够达成某些妥协，那一定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据重光说（必须着重指出的是，这只是他个人的说法），巴特勒回答说，英国政府不能改变承认重庆政府为正式的中国政府的政策，“但是他理解我的说明，并希望新政府能够成立。”巴特勒还说，他在当天已发出有关解决天津问题的指示。对于苏联，巴特勒说，工党希望避免采取敌对行动，但是赞成采取这种行动的舆论却越来越强烈。他谈到在扩大反对德国的战争中，必需用封锁或其他的办法打击苏联。重光说，日英两国可能在未来达成进一步的谅解，这有多方面的理由，巴特勒表示同意。
英国政策的全部真相至今仍然藏在档案馆内秘而未宣。不过，情况似乎是，鉴于美国的态度，英国政府不能倡议中日之间达成任何妥协的和平，但是英国仍希望这样一种和局能够拼凑起来。这将为英日和解作好准备，并能消除英法在远东的忧虑。克莱琪于3月28日在东京公开发表演说，他在讲那些话时，未始不想到有上述的可能性。
但是，国际形势已经在变化。苏联和芬兰的媾和，排除了英国和苏联立即开战的可能。随后，在4月间，德国征服了挪威，接着在5月和6月间，低地国家遭到蹂躏，法国则土崩瓦解。
这些巨大的变动在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反应。亲轴心派兴高采烈。“军队、反动分子和南进‘扩张论者’再一次扬眉吐气。不久，这些集团就公开地为它们的朋友德国兵横扫法国击败盟国而欢欣鼓舞。”但是，日本政府并不把这件事简单地看作是见风使舵附和德国的问题。海军大将米内和日本海军界普遍关心这样的警告，认为希特勒不会轻而易举地压倒英国的制海权，认为胜负尚未定局。他们还接到驻伦敦的重光等人的警告，说英国人民正在丘吉尔政府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此外，美国和苏联这两个中立大国的态度，也需加以考虑。
而且，德国如果获得全胜，对日本是否纯然是幸事呢？日本政府不安地意识到，它对拟议中的1939年三国公约所持的阻挠态度，以及它事实上默许英国在海上行使交战国权利一事，象在“浅间”丸协议中所表明的那样，都不可能赢得希特勒的好感。希特勒如在欧洲得胜，会默认日本的东亚新秩序吗？他会不会对被他征服的那些欧洲国家在亚洲的属地扩张德国的统治权呢？东京方面认为，显然日本必须立刻坚持它对这些地区的权利，以排斥一切后来者，必要时也把德国排除出去。重光凭着一个老练的外交家所具有的自由权，正在极力要求有田采取这个步骤。
为了腾出手来对付可能对西欧国家在南洋的遗产发生的争夺，日本就更应结束同中国的冲突。法国的投降和英国遭到的极端危险，给了日本极好的机会，来迫使这两个国家撤走它们在中国的驻军和封闭它们所控制的道路（供给重庆的物资，就是通过这些道路输送的）。东京希望，英法这样撒手不管之后，将迫使蒋介石屈服，或者促使更多的人背叛他去投奔汪精卫。
6月19日，英国议会宣布，已在东京就天津英租界的银元和警务问题缔结了一项协定。十分之一的银元将予出售，以售得的款项用于赈济1939年间天津地区遭遇洪水的中国灾民。其余的银元将由有关各方的领事盖印，封存在英租界中国交通银行的保管库内，留待以后决定最终如何处置。法币（中国国家发行的纸币）将在英租界内继续流通，但将采取严厉的措施，以防其被滥用于投机或走私。（日本人发行的）准备票与法币同时流通。警务方面的安排，则为英租界当局和日本地方当局之间在与后者有利害关系的刑事案件上提供了比较密切的合作。着重指出，这类案件一般由英租界警方采取必要的行动。英租界在行政管理上的完整性全部得到了维护。
英国政府在谈判银元问题的“所有重要的阶段”，都同中国政府磋商，并就天津协定中有关银元处置的条款取得中国政府的同意。由于中国政府曾声称，所有在流通的银元，都是它发行通货的准备金之一部分，可想而知，要取得它的同意是颇不容易的，这一点能够说明，为何一直拖延到欧洲局势的发展迫使英国必须同日本解决这个长期争持不下而且危险的问题时，才缔结这个协定。在货币和警务的安排方面，中国政府向英国提出了抗议。
由于缔结了这项协定，日本军队结束了长期以来对英租界的封锁，华北的日本当局同意“在其控制的地区竭尽全力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