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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良好的军事训练外，我们认为思想训练十分重要（他后来对墨索里尼说），这可以用一个事实来说明：在当前战争时期，我们却继续着手来完成对武装部队灌输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作，我们要求所有的军官无条件地忠于国家社会主义。
因此，武装部队的纳粹化运动是通过两个阶段来完成的：
首先建立所谓“人民军官团”，然后又在最高统帅部内成立了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指导部”（NationalsozialistischerFuhrungsstab），它可以同纳粹党办公厅紧密合作去“协调”武装部队的政治训练工作。作为走向建立新的人民军官团的第一步，废除了以前为军官职业所规定的教育条件，在选拔未来的军官时，又以“无条件地准备为元首、人民和祖国而战斗的意志”，代替了“家世、教育和经济地位”等条件。
与此同时，希特勒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鸿沟不断地加深。1942年1月，希特勒授权戈培尔在武装部队与宣传部之间的联络官的协助下，起草一份有关陆军总司令部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内部的所谓“失败主义倾向”的书面报告，目的在于制订“适当措施”防止这种倾向。三个月后，希特勒于1942年4月26日向国会讲话时，含糊地把这场冬季危机诿过于陆军司令官，并且断言，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人“惶恐不安，不服从命令或者在执行任务时缺乏责任感”。后来在9月里，希特勒又一次大发雷霆，免去了哈尔德的陆军参谋总长职务，因为哈尔德显然主张放弃对列宁格勒的已经日见减弱的攻势。根据约德尔所述，希特勒的乱发脾气使元首大本营“最终成为将领们受难的场所”。在罢免哈尔德以后，希特勒便离开了由作战部和最高统帅部共同使用的军官俱乐部，同时又与卑躬屈节的作战部长约德尔争吵得很凶。根据戈培尔所述，到1943年5月，希特勒对将领们已经觉得“讨厌透顶”，以致他“简直不想同他们再打交道了”。他显然对他的宣传部长说过，他不能“再容忍看到这些将领了……。所有的将领都说谎……所有的将领都不忠诚。所有的将领都反对国家社会主义。”于是，他开始鼓励党卫队，特别是武装党卫队的发展，用来抗衡陆军。在哈尔德被撤职以后，元首大本营的日常会议经常邀请一名党卫队的军官参加。党卫队的将领奉命在前线指挥作战。希姆莱本人也获准接过了许多纯军事方面的职务：他于1944年2月负责军事情报机构以取代谍报局，7月间（在那次起义失败后），他成了国家军总司令，9月，又兼任战俘管理局局长。
希特勒维护自己在军队中最高权力的这场斗争，对德国作战行动的统一起着破坏的作用，可是希特勒自己的亲信中某些人经常想在国社党内部取得权势的尝试几乎也起着同样破坏的作用。这场发生在纳粹党中坚人物之间的所谓“迪亚多希之战”，大部分应归咎于希特勒本人，因为他在战前巩固党的权力时，未能在纳粹领袖之间培植起一种集体的责任感。因为尽管他使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完全掌握了政权，他却没有采取步骤在党的各个机关及社团的领导人中发扬一种真正的团结协作精神。的确，在他生硬地试图实施一套平衡监督的制度时，他甚至还怂恿党内不同集团之间展开一定程度的对抗，例如，他建立党卫队来抵制冲锋队，首先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结果是，尽管对领袖原则的运用字面上说得很好听，纳粹党组织内部却仍然存在着派性，甚至在危急的战争年代里，协调的领导一直只不过是宣传人员的一种虚张声势的愿望。
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的时候，“元首的干将”戈林正权势烜赫，他起先担任普鲁士的内政部长（是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创始人），后来又担任空军总司令和四年计划的总负责人，作出了十分卓越的贡献，因此希特勒承认了他的地位，于9月1日指定他为合法的继承人。在以后的两年中，戈林在策划占领区的掠夺工作时，他的话就等于法律。在军事领域里，他在法国沦陷后被晋升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德国元帅，从而使他的卓越地位也获得了承认。在这一阶段，他的确没有什么潜在的敌手。拿希姆莱来说，他当时还满足于自己所担任的德国党卫队头子和德国警察总监这双重职务，负责1936年从戈林手上接下来的国内保安工作。至于宣传部长和首都行政长官戈培尔，他这时还准备尊重戈林的权力，诚然，遇到必要时，还准备支持戈林的权力。打倒戈林，不论希姆莱或戈培尔都决不可能指望由此直接得到好处，因为排在戈林后面的希特勒的继承人是副领袖鲁道夫·赫斯。上文已经提过，根据1933年12月1日的法令，赫斯成为德国内阁阁员，又根据1934年7月27日的一项未公布的法令，他取得了参加有关德国政府所有法律的起草工作的权利。因此，他成为党和国家之间的主要桥梁，拥有广泛的权力。他没有象他的继承人博尔曼那样运用自己的权力，那是由于他个性软弱和出名的心神不宁症阻碍了他这样做。
1941年5月，赫斯突然逃往苏格兰，这件事使纳粹党的领导中原来有些不稳的均势遭到巨大的冲击而垮掉了。副领袖的这次轰动一时的逃亡，使里宾特洛甫“既紧张又沮丧地”赶往罗马向墨索里尼解释说，赫斯内心并不是一个叛徒，他只是“他自己的和平主义幻想的牺牲者”。赫斯的逃跑，给了他的助手和元首大本营的特别联络官博尔曼高升的机会。博尔曼不象赫斯那样软弱和古怪，是一个坚决、冷漠、残酷的阴谋家，他早已在阴谋取代他的上司赫斯，博得希特勒的信任。象戈林作证时所说的那样，博尔曼从这时候起便对希特勒起着“最为决定性的影响”。
希特勒对副领袖的行为感到十分恼火，因此决定，如果他有天回到德国来，就枪毙他。在赫斯离开后两天，他就任命博尔曼为纳粹党办公厅（副领袖办事处当时的名称）主任。1941年5月29日，希特勒颁布了一道法令，授与博尔曼过去赫斯作为德国部长和德国内阁国防委员会成员的所有权力。贯彻这项法令的具体指示由博尔曼本人和德国总理府主任拉默斯拟定。他们在1942年1月16日发布了一道补充命令，确认博尔曼有权参加全部立法工作，并规定党和国家的最高机构之间除通过他以外，不得进行任何联系。现在，博尔曼可以使自己成为党、国家和元首三者之间的主要桥梁了。在这项工作上，他获得了希特勒本人的十分重要的支持。希特勒这时坚持说，首先是中央行政长官和地方行政长官，其次是各部部长全必须通过博尔曼向他呈报公务。同时，他又任命博尔曼为他的正式“秘书”，从而使后者成了元首大本营里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
在希特勒纠集到自己周围的那伙令人惊异的机会主义者和阴谋家当中，博尔曼在多方面都是最一帆风顺的。他的实力不仅是由于他在元首大本营中窃据要职，而且是由于他能够集中在德国各地他的党羽手中的那股权力。事实上，在他担任纳粹党办公厅主任以后的几个月里，德国国内的权力均势出现了剧烈的调整，政府方面也起了彻底的变化。过去，纳粹党接受了这一原则：国家和党必须完全分开，党只不过设法去“领导”国家。现在，党享有监督政府的权力，往往甚至还在政府内部享有行政职能。例如，根据1942年3月26日的一道法令，博尔曼的直属人员——地方行政长官——有权监督文职人员的升迁事宜。一个月后，他们担负起了在行政区内指挥劳工征募计划的责任。随后，他们又通过行政区经济管理局接过了对地区经济机构的监督工作。最后，根据1942年11月16日的一道法令，行政区同防区合而为一，这使行政长官有权管辖行政区内的全部“民间防卫组织”。
在国家一级上，自从博尔曼出现以后，就试图把管理权移交给党内的“积极分子”，并把纳粹党办公厅不合意的那些人（不问是不是老党员）全部清除出去。因此，1942年1月，行政长官约瑟夫·瓦格纳被解除了全国物价管制委员会主任的职务，由赛斯…英夸特的门徒汉斯·菲施伯克博士接任（和瓦格纳同姓的、慕尼黑…上巴伐利亚行政长官阿道夫·瓦格纳在六个月后也奉命“长期休假”）。3月21日，原来负责在四年计划体制内总管劳动力的国务秘书聚鲁普博士也被免职，由纳粹党一名出色的“老卫士”，行政长官弗里茨·绍克尔来接替。5月22日，博尔曼的死对头，德国粮食和农业部长瓦尔特·达雷被迫把职务移交给他的国务秘书，党卫队分队长赫伯特·巴克。这样，纳粹党办公厅在物价管制、劳动力和粮食等重要经济领域里的权力，仅次于主管四年计划的那个权力极大的机构了。
起初，宣传部长戈培尔显然对博尔曼和三头政治的其他两个成员拉默斯和凯特尔在元首大本营中的飞黄腾达觉得不满。据沙赫特说，戈培尔是希特勒政府中唯一真正的“智囊”，他于1943年3月曾经试图拉拢戈林去说服希特勒，把“政治领导的职责……”移交“给德国内阁国防委员会”，从而“把‘三人委员会’排挤掉”。戈林在他那方面也很乐于支持这样一个计划，因为他必然看到，自己也在逐步被“东方来的这三位贤人”搞得日益失势，这“三位贤人”这时在元首大本营里已经把持着一切了。戈林“从内心里”憎恨拉默斯，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官僚，正企图恢复文官政治。他认为，凯特尔是“一个绝对无足轻重的人”，只不过受博尔曼和拉默斯两人的操纵，“使人看来好象武装部队也参预了他们的各项措施”。但是，戈林显然“不十分拿得准博尔曼本人”和他的意图。1943年春天当戈培尔叫戈林采取行动时，可能就是这种拿不准使他变得犹豫不决。无论如何，这使宣传部长得出结论：戈林不再有力量去完成他的计划了，戈培尔因此打定主意不去反对纳粹党办公厅主任，却去同他妥协，认为这样对自己最为有利。于是从1943年5月到战争结束时，戈培尔和博尔曼始终能十分融洽地一起工作，并且能同心协力地去应付党内的共同敌人（例如，弗里克、里宾特洛甫和罗森贝格）。至于拉默斯，戈培尔也不再害怕他的势力，因为博尔曼本人已经在利用他作为希特勒秘书的地位，把总理府主任排挤出元首大本营，从而逐步解决了他。
这样，戈培尔和博尔曼“谅解”的开始（这与其说是友谊的表现，不如说是工作上的谅解，因为博尔曼在希特勒的班子里始终没有一个朋友），标志着戈林权力衰退的一个重要阶段。由于他未能应付盟军日益猛烈的空中攻势，他在全国各地的声望本来已经大大低落。的确，在1943年夏天，他的威望降低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8月间不得不在报上发动一场特殊的宣传运动，使德国人民相信戈林并不是永远黯然失色。只要希特勒本人信任他，他的地位就很牢固。而希特勒却没有露出一点迹象来表示戈林现在已经不中用了。诚然，1943年7月墨索里尼垮台之后，希特勒面临新的危机时，他还安慰自己，认为自己仍然有一个“十分冷静的”戈林可以依赖，他说，在“这样的时刻”，他不可能“有比戈林更好的顾问了”。四个月以后在慕尼黑每年举行的纳粹“老卫士”的大会上，他公开拿一种传说——说希特勒“罢免了”他的“朋友戈林”——开玩笑。到1944年9月那么晚的时候，他还再次任命戈林为四年计划的总负责人，从而重申了对戈林的信任。可是，博尔曼为了排除他实现个人野心的主要障碍，一直在伺机使希特勒对戈林产生恶感。1945年4月23日，戈林终于被撤职并遭到逮捕，这就明明是博尔曼所使的一条诡计。
象戈林一样，直到这个政权的最后一星期，希姆莱一直都成功地充作希特勒的一根支柱。诚然，希特勒的“直觉”在前线越是失灵，他就越需要一个“忠诚的海因里希”那样有才干的人去应付国内和被占领国家内可能出现的反抗行为。所以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他让希姆莱担任了多种多样的职务，这在纳粹史上甚至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党卫队头子原来已经是德国警察总监和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会长，后来又成为德国内政部长、政治和军事情报局局长、国家军司令和战俘管理局局长，而且同博尔曼一起还是人民冲锋队的总指挥。此外，他对德国防空体系的管理也有发言权，因为防空警察归他管辖。1944年秋天，他还从德国财政部接过了海关和边防机构（Zollgrenzschutz）的管理权，从而使他在这方面也有发言权。希姆莱能够这样接管这么多职权，这对于党内外他的敌人不是没有影响的。对博尔曼来说，这就引起了相当顾虑，使他力图树立起希姆莱手下那个野心勃勃的卡尔登勃鲁纳的势力，尽量让他接近希特勒。对反对者来说，的确呈现出这样一个特殊的困难，即“没有希姆莱参加，任何人几乎不能想象这种制度会有所改变。”这就是说，如果不归功于这个党卫队头子，不让他的“威望”相应地增高，那就很难干掉希特勒。
正象在战争年代里纳粹领导人之间经常争夺权力那样，原则方面偶然也有些根本性的冲突。因为在纳粹运动内部，对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究竟要进行到何种程度，一直有相当多的争论。如果按照道理把革命进行到底，那就要同过去的事物彻底决裂，就要把德国政治生活过去一直依据的制度和传统全部否定。在1934年的“起义”以后，这种争论一直在幕后悄悄地酝酿着，可是在1942年德国司法方面发生危机时，这种争论又到了严重的地步，如同纳粹运动的法律专家汉斯·弗朗克指出的那样，这种争论使司法危机不仅成为“法律的危机，而且也成为国家的危机”。
对纳粹党的激进分子说来，战争为彻底实行“社会主义”规划提供了一个大好时机。在法律领域里，这就意味着使司法完全为政策的目的服务，因此象蒂拉克（当时的人民法院院长）所说的那样，法官变成“不是监察官员而是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助理”了。最赞成这种司法改革的人中有戈培尔、蒂拉克、法赖斯勒（当时是德国司法部的国务秘书），尤其重要的是，还有党卫队的机关报《褐衫队》。这份报纸的态度从希姆莱的一句“名言”中便反映出来了。他说：他的行动是否“破坏了某一项法律条款”，他可不在乎。1941年1月在德国司法部长居特纳逝世之后，希姆莱曾向希特勒建议，德国司法部应完全予以撤销，民法的执行归内政部，刑法的执行归警察部门，这也反映出《褐衫队》的态度。反对他们的是由汉斯·弗朗克领导的一批势力较差的人，他们得到胡贝尔（司法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