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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姆莱权力的这一新的扩大成为一种信号，德国及其占领区内的报刊随即发表了大批文章和讲话，强调德国人、荷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之间的关系，并且鼓吹要建立一个以这些人民和其他“日耳曼族人民”组成的牢固的“日耳曼人联盟”为基础的新秩序。《褐衫队》这时热情地采取的这一思想并不完全是创新，实际上，这个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起源于日耳曼人国家本身。例如，1942年2月，吉斯林（他在2月1日成为挪威亲纳粹政府的首领）曾经向希特勒献策，主张把欧洲的领导权交给在德国指导下的一个“大日耳曼联盟”。这个联盟将由一个定期在柏林召开会议的“日耳曼联盟理事会”予以管理，并由联盟的一支共同的陆、海、空军来提供防御。吉斯林期望得到希特勒赞同的答复——结果却杳无音信——于是把自己的挪威党卫队组织（即“SSNorge”）改名为“日耳曼挪威党卫队”，同时声称它是“大日耳曼党卫队的一个小队”，将“贡献其一份力量向各日耳曼族人民指出走向一个崭新的未来的道路，并为一个日耳曼大家庭打下基础”。吉斯林还鼓励在挪威全国发行一篇由克努特·克努松·菲恩写的专题理论性文章“日耳曼联盟”，旨在作为宣传日耳曼联盟的官方指导性文献。鼓吹成立这样一个联盟的日耳曼族合作者，也不仅是吉斯林一个人。在荷兰，荷兰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领袖米塞先在1942年5月17日于海牙宣誓就任德国党卫队直接统率的荷兰党卫队队长的仪式上（希姆莱亲自参加了这一仪式），后来又在7月31日于隆特伦发表的一篇讲话里，极力要求成立一个“日耳曼联盟”。米塞在这两个场合都表示希望最终组成一支日耳曼军队（“新的荷兰军队”将是这支军队的一部分）来保卫“日耳曼各族人民的联盟”。他认为，这样一个联盟应是建立新秩序的第一步。然而，这个联盟将不是德国某些报刊和电台评论员所鼓吹的那种紧密团结的组织，而是相当独立的“日耳曼族国家”的一种广泛的邦联。
在德国方面，纳粹发言人也讨人欢喜地提到使日耳曼族国家同德国联系在一起的种族关系。在挪威，特博文（1940年4月以后的德国专员）力图强调挪威人“不是波兰人或亚洲的布尔什维克”，而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同德国人有着“共同血统”的“民族”。他还说，因此他认为“促使德国人和挪威人作为平等的伙伴在一个日耳曼大家庭内团结起来”是他的使命。在荷兰，赛斯…英夸特好多次都力图说明，没有把荷兰置于军政府管制之下，而由一个德国专员来治理，这是因为它是一个日耳曼族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他这样希望）不久将准备并乐于为建立一个新欧洲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样，在丹麦，诺尔…斯勒斯维的德国人领袖帕斯托尔·施密特表示，正因为认识到斯堪的纳维亚人“血统相同”，德国人才决定不在北方扩大其征服区，这同他们在东方进行的广泛的进攻适成对照。其他人士则着重指出，所有日耳曼族国家都将获得参加这场重大的东征的机会。就在这时，荷兰为了发展在东方地区的民族利益，宣布成立了荷兰东方中队。的确，这件事或许不止是一个巧合，然而，突出的是，希特勒本人对于在俄国建立大片非德国人的殖民地显然并不十分热心。
在德国本土，有一时期，纳粹当局即便的确未曾加以鼓励，却给予日耳曼族内奸团体相当的自由，容许他们向在德国工作的本国工作人员进行宣传，尽管对其他亲德组织的活动则严加取缔。举例而言，根据海德里希（当时的保安警察和保安处头子）1941年9月3日和12月6日发布的两道命令，挪威民族统一党、丹麦国家社会主义劳动党、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佛兰芒民族同盟和比利时雷克斯运动等组织的代表，都明文规定不受那项取缔外国政治组织在德国境内活动的禁令的限制。同样，属于“国家社会主义瑞士联邦”和“大德意志瑞士联邦”的瑞士国民也可以举行集会。另一方面，当驻柏林的斯洛伐克公使馆要求德国当局同意在德国设立一个格林卡党国外办事处，以便把德国境内的五万名斯洛伐克工人组织起来时，这个要求竟遭到拒绝，理由是，德国政府认为，在战争时期采取这样一个步骤不会有任何益处。同样的禁令也推行于法国的所有同纳粹合作的团体和塞尔维亚的所有团体，“包括目前参加塞尔维亚政府的利廖蒂奇集团（兹博尔运动），以及斯托亚迪诺维奇的追随者。克罗地亚纳粹党虽然被认为是“特别亲德的”，却也没有获准在德国建立组织，德国境内克罗地亚人中的政治活动只能在乌斯塔沙运动的照管下进行。
德国纳粹党全党这时对日耳曼民族的问题十分重视。希姆莱在这种情况的鼓励下，指定南汉诺威…不伦瑞克行政区作为党的单位，负责“利用其影响促使日耳曼德国的所有日耳曼人组成一个联盟”，同时还在1943年5月在行政区首府汉诺威建成了一座“日耳曼大厦”，参加大厦落成典礼的有德国党卫队的领导官员和西欧各国内奸集团党卫队组织的代表。在党卫队内部，希姆莱委托一个所谓“党卫队日耳曼大空间工作组委员会”去研究有关日耳曼民族的理想的各项问题。这个委员会由所有对日耳曼民族事务感兴趣的党卫队机构的代表组成（遗传研究所、第六局、德国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会长办公厅、日耳曼族中心、种族与移民总局等）。
然而，作为一种学术性的，甚至思想性的活动来促进日耳曼民族的理想，党卫队倒并不是迫不及待的。事实上，它的主要兴趣在于日耳曼民族的实际团结方面，即推动武装党卫队各日耳曼族分队的招募工作。由于这些分队都宣誓效忠于“日耳曼民族的元首”希特勒，同时它们又都被正式称为“新秩序的党卫队突击部队”，所以这些分队的招募工作在政治上对党卫队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性。它事实上扩大了党卫队对占领区内各内奸集团的影响，并在制订纳粹党的占领政策时使党卫队“日耳曼总部”（所谓“德国控制区党卫队总部”）有了发言权。不过这种招募工作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用途：它补充了德国武装部队在东线挫败后兵员方面的损失，这在斯大林格勒惨败后到达了顶峰。当时他们作了疯狂的努力，把日耳曼民族的党卫队分队扩充成为正规编制的装甲军。只是当这种征募运动没有能达到预期的结果时，支持日耳曼民族的理想的大量宣传才开始减少了。这时，他们对非日耳曼族的武装党卫队队伍开始越来越重视。这些队伍在招募“志愿兵”时不是以种族为根据，而是利用人们对布尔什维主义共同怀有的恐惧心理。
虽然这些队伍中有些是在战争初期组成的，但是它们的实力也是在斯大林格勒溃败后才开始扩充的。拿瓦隆军团来说，它原来只是由一小群狂热的雷克斯党徒组成的，1943年5月却扩充成为党卫队瓦隆旅，并成为一次重点招募运动的对象。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所有适龄的人都被迫应征加入拉脱维亚党卫队军团和爱沙尼亚党卫队旅。希特勒原来坚持只有日耳曼人才可以携带武器，现在这种主张已由在东方这些地区和其他地区大规模强迫征召人员的政策所代替了。偶尔，就以加利西亚师为例——德国外交部发言人施图姆称这一师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同从前的奥利地军队一起作战的当地退伍军人”所组成的队伍——征召起来的部队即使在战斗力方面不十分可怕，在人数方面却确实令人生畏。但是，总的来说，正象军事评论员迪特马尔中将在1943年底觉得有必要指出的那样，征募这些“志愿兵”和东方其他“志愿兵”的工作，只不过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已。
然而，日耳曼民族理想的真正黯然失色，并不是因为征募了一些非日耳曼族的党卫队队伍，而是因为希姆莱决定使用俄国“志愿兵”，并使党卫队支持安德烈·A·弗拉索夫将军的“俄国解放军”。这件事象这个党卫队头子本人在演说中表明的那样，起初是一剂他很难吞服下的苦药。在1943年10月那么晚的时候，他对弗拉索夫的建议（“俄国只能由俄国人去征服”）曾经表示非常愤怒，他曾经强烈谴责“弗拉索夫的大惊小怪”（Wlassow…Rummel），这件事在德国其他部门已有不少传闻。然而，到1944年11月，东线战局的变化迫使希姆莱加入了支持这个俄国将军的那批“卑微的政治流浪汉”（用他本人较早时候所说的话）的行列。从那时以后，他同弗拉索夫的关系，至少在表面上变得极其亲切。他时常同那个“R。O。A。”司令互相致意。1944年11月5日，当“俄国解放委员会”在布拉格成立时，希姆莱就选派了自己的一个幕僚洛伦茨代表德国政府前去祝贺。
希特勒于1939年10月6日在国会发表演说时，提到需要“重新安排人种分布关系，即让各民族重新定居”，这样将使东欧和东南欧各民族之间的“界线更为鲜明”，从而“消除掉欧洲冲突的一个起因”。第二天，他颁布了一道法令，任命希姆莱为德国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会长，肩负起双重的责任：把分散在这个地区的德国人和日耳曼人组织起来送回德国，以及把可能“对德国和德意志民族大家庭构成危险”的大德国新边疆内的各外国民族分裂集团的“有害势力”消除掉。在执行这两项任务时，这个党卫队头子将负责“通过重新定居的办法，特别是通过为回国的日耳曼族人提供住处”，来建立和发展（Gestaltung）新的德国居民区。为了办理这项工作，他可以向财政部支取他所需要的全部经费。这个著名的移民计划就这样开始了。它的目的不仅在于使所有的德国人返回德国，象希特勒1939年10月7日的法令中所说的那样，而且还要利用波罗的海国家、意大利、俄国和巴尔干国家的日耳曼人从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来巩固德国征服和并吞的原波兰领土。
理论上讲，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会长应由政府而不应由纳粹党或党卫队委派。根据1939年10月17日的法令，希姆莱可以利用现有的“权力机构”和“公共团体”，因此在1939年10月17日关于成立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会长办公厅的命令中，他规定，在贯彻重新定居的计划时，国家和党的机构应在以下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一）德国人和日耳曼人应由日耳曼族中心和国外组织负责接回德国； （二）重新定居人民的健康检查工作，应由德国卫生当局领导人和党卫队种族与移民总局负责办理； （三）“对日耳曼民族性有危害性的外来分子”应由保安警察配合民政当局的首长加以处置； （四）农民的定居问题应由德国粮食和农业部长负责办理； （五）有关公寓和郊区住宅区的营造事务应交由德国劳动部长和德国劳工阵线负责办理。
有一时期，这项工作至少实际上是按照这样分工去进行的。可是，尽管希姆莱利用德国总督、州长和市长作为他在接收地区的工作人员，他却任命党卫队高级官员和警察头子作为他的“地区专员”，从而把这项移民计划的实际指挥权牢牢地掌握在党卫队手里。由于党卫队高级官员和警察头子实际上不受德国民政当局的管辖，这就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使重新定居的计划同德国行政工作的其他方面相互脱节。
1939年10月7日的法令指派给希姆莱的职务中，有许多最终全交给了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的“总办公厅”（Stabshauptamt）和“日耳曼族中心党卫队总办公室”负责办理。1941年6月11日，希姆莱正式组成了总办公厅，委派他的副手党卫队大队长乌尔里希·格赖费尔特负责主管。这个人据说是党卫队头子手下“整个德意志化计划的主要推动力”。根据官方的记载，该办公厅应负责“定居和重建的全部计划与执行工作，包括同它们有关的所有行政管理问题及经济政策问题”。日耳曼族中心在大战爆发前几年便成立了，它原来是国家机构，不是纳粹党的机构。这个机构负责处理“民族问题，尤其是德意志民族的问题”，并且照料着使“党卫队首长所决定的有关各民族的政治措施”全付诸实行。1937年初，它归维尔纳·洛伦茨负责。在希姆莱本人于1939年就任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会长后，他派洛伦茨负责移民的登记、移民由旧居撤走，以及移民迁移到德国本土或德国占领区内收容营等工作。1941年6月11日，日耳曼族中心无论是名义上或是实际上都成了“党卫队的总办公室”，由洛伦茨充当它的主任。
在重新定居计划中起重要作用的其他党卫队部门有：德国保安总局（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简称“RSHA”和种族与移民总局（Rasse…undSiedlungshauptamt）。这两个机构都有专门负责处理有关新秩序事务的部门。这项计划各个方面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安排放逐“不良的”异族分子的问题——一般总包括这两个局，以及日耳曼族中心和总办公厅，但是有关授与移民公民权这类十分重要的事务，则只能由保安总局（“第三分队B——民族精神”）作出决定。
这项重新定居的计划，在任命希姆莱为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会长后，马上就着手实行。根据1939年10月15日同爱沙尼亚签订的协定和1939年10月30日同拉脱维亚签订的协定，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国侨民迁移到了新合并进来的波兰领土上，并且还企图根据1939年6月23日和10月21日的德…意协定把居住在南蒂罗尔的德语居民也迁往那里。下月，根据1939年11月3日的德…苏协定，这项计划扩大到了波兰俄国占领区内的德国人。他们将与德国“势力范围”内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人进行交换。后来，根据1940年9月5日德…苏的另一项协定，苏联并吞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地区的十三万二千名日耳曼人也列入交换计划之内。接着，根据1940年10月22日德国与罗马尼亚签署的一项协定，南布科维纳和多布罗加的日耳曼侨民团体也包括在移民范围之内。随后，重新定居的计划仅限于轴心国控制下的地区，主要是把分散的德国侨民团体迁移出去，因为他们可能会被所谓“外国势力”所吞没——例如，1941年初迁往德国的、华沙的九千名德国人，根据同年11月的德…意协定撤走的卢布尔雅那省的一万四千名国外德侨和日耳曼人——包括一万名戈特沙（科切维耶）德国人。同一时期，保护国内某些小飞地中的德国人也被迁移出去重新定居。
为了腾出地方来按纳这些移民，希姆莱利用1939年10月7日的法令授予他的权力，把所谓“异族分子”全部从接纳地区迁移出去，因为这些“异族分子”的存在可能会妨碍德意志化的进程。因此，在日耳曼人由国外迁移回国的同时，非德国人却遭到冷酷无情的驱逐，他们不仅从新并进来的波兰地区，还从象阿尔萨斯那样的西方地区被驱逐出去。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