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开始同招工送往德国的工作发生了冲突。由于绍克尔作为劳动力分配全权代表，有责任为德国提供工人，可是被占领国家的工厂却不归他管，而归施佩尔以德国军备与军火生产部长的身分主管，因此这场冲突便有了个人的因素。从1942年秋天起，招募工作上的争执变得日益尖锐。越来越多的劳工被转到被占领国家内为德国工作的工厂去，绍克尔对于这种做法给他自己的招募计划所造成的有害影响发出了怨言。可是，为被占领国家的工厂招工的工作却继续进行。到1943年秋天，“限制性企业”的概念被设想出来了。它的目的是确保那些据认为对军备和战时生产必不可少的企业有劳动力供应，并且规定，除非事先征得施佩尔同意，否则军备和战时生产工业的工人不得由绍克尔调走。绍克尔抱怨得更厉害了。在中央计划委员会1944年3月1日召开的会议上，绍克尔叙述前一年秋天他为招募工作所尽的力时，说：
这个计划破产了。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人全都认为劳工将不再从这些国家调到德国来，因为现在工作必须在这些国家的境内完成。几个月来——我有时在一个月内要到这些国家去视察两次——人家一直说我是一个毫无理性跑遍了这些国家去榨取劳动力的傻瓜。说实话。甚至法国所有的省份都奉到通令不得满足我的要求，因为就连德国当局也在争论，绍克尔究竟是不是傻瓜。
在同一篇讲话里，他后来又说：
我要清楚而大胆地声明：我认为，就法国供应的劳动力而言，滥用受保护的工厂这一概念，包含着对德国劳动力供应的重大危险。如果我们不能作出决定，要我的助手同军备当局一起，到所有的工厂去进行搜罗，那末劳动力的这一来源将来也仍然会遭到限制，不能为德国所利用。假使这样，元首向我叙述的计划就很可能会失败，意大利的情形也是如此。
于是这场争论就呈交希特勒去解决。在1944年3月17日的一份备忘录中，绍克尔重申了他的不满，并且声称，他的1944年的整个招募计划由于在被占领国家内广泛储备工人而受到了危害。“为了确保军备任务和调拨分派到的平民名额而指定一些受保护工厂一事，在西方占领区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并采用了这样的方式，以致要顺利而有条不紊地执行招工任务已经不可能了。”作为答复，施佩尔于4月5日也提出了一份备忘录，阐明了这个问题的相反的一面。他说，被占领各国的生产，对德国作战是必不可少的，由此而产生的对后备劳动力的要求，并不过分，而且他认为是可以很好地得到满足的。从7月11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施佩尔发表的一项声明来看，很可能这场争执的解决是对他有利的。
施佩尔部长说，他对于推动为德国招募更多的劳工的工作和对于维持德国境外的生产这两方面都得加以关注。到目前为止，德国的战时生产有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是由西方占领区和意大利提供的，单是意大利就提供了百分之十二点五。元首新近决定，这项生产必须尽可能长时期地维持下去，尽管已经出现了不少困难，特别是在运输方面。
此后不久，西方盟国挺进的部队就使这场争论失去了意义，因为从那时起，生产不得不在任何有可能进行生产的地方在一种特定的基础上进行了。
除了在德国本上雇用的人以外，为德国的作战从事工作的总人数，至今还没有人作过全面的估计。在战争的全过程中，人口一直不停地流动，“不论运往德国的人数多么大，不是送往德国，而是送往他们本国的其他地方或者送往其他占领区的人数，也许还要大”。
可是，根据法国政府关于德国雇用法国劳工的一份正式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我们对于德国雇用外国工人在他们本国做工的规模可以稍许得到一个概念。在德国工作的法国工人，包括使用的战俘在内，相当于法国损失了七十七亿四千八百五十六万八千个工时，德国直接雇用的在法国工作的人，对德国的作战献出了五十一亿三千六百三十四万六千个工时，而德国间接雇用的在法国工作的人，另外又提供了九十九亿一千七百六十四万个工时。因此，可以说，德国人从那些在法国工作的法国工人那里得到了一百五十亿零五千三百九十八万九千个工时，而从那些在德国工作的法国人那里则只得到了七十七亿四千八百五十六万八千个工时。
德国对待外国劳工的态度以德意志民族人种优越的学说为其基本原则。这种“主宰民族”的理论由德国驻乌克兰的专员埃里希·科赫用下面这句话表达了出来：“我们是主宰民族，因此必须记住，从人种和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最卑贱的德国工人也比这里的居民高贵千倍。”这个方针的实际应用，必然使欧洲的非德意志人口的权利和利益完全从属于他们的德国主子的权利和利益。
一个俄国人，一个捷克人的遭遇如何，我丝毫也不关心。这些民族所能提供的象我们这样优良的血统，我们将予以接受，必要时把他们的儿童掳来，由我们在这里抚养成人。这些民族繁荣昌盛还是活活饿死＇原文用verrecken，是指牲口倒毙＇，只有在我们需要他们作为我们文化的奴隶这一点上才使我关心，否则，我根本就不关心。一万名俄国妇女在挖反坦克壕时是否累倒，我关心的只是为德国挖的反坦克壕是否完工这一点。在不必要的场合，我们决不应该粗暴无情，这是无疑的。……但是，为他们操心，给他们理想，从而使我们的子子孙孙更难以对付他们，那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同胞犯罪。
种族歧视的方针几乎影响到德国对待外国劳工的每一方面——招募方法、生活条件和雇用条件，无一不是如此。除了这种总的歧视以外，在不同类别的外国工人之间还有更进一步的歧视。大致说来，外国人在这方面被分为三类。最低级的是犹太人，这种人根据一项总的方针，被认为是应当灭绝的，不管他们的劳动对德国的战时经济作出了什么贡献。其次是所谓“东方”工人，这一类里包括从波兰、前波罗的海国家和俄国被占领区来的人。在这一类里，也有某种区别，俄国人被认为最不值得体恤，其次是波兰人，而前波罗的海国家的国民则得到了某种优惠待遇。第三类包括从盟国和中立国以及西欧被占领国家来的人，他们之间也有一些区别。不过，在这一类人里，按照技术高低给予的不同待遇不下于按照国籍的区别对待，因此，总的说来，匈牙利人、瑞士人、丹麦人和佛兰芒人作为熟练工人得到了最好的待遇，甚至政治上被认为不可靠的法国人和荷兰人也比技术较差的意大利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和西班牙人过得好些。
促使德国严厉对待外国劳工的另一个因素是，雇用大批外国工人在德国工作和明确表示“要划出更清楚的种族界限”的长期目标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存在，产生了两个主要的后果。第一个后果是，纳粹领袖们在战争期间一直不断强调这种雇用的临时性质，随后又未能提供必需的设施以解决这些工人的食宿问题。第二个后果是，行政当局经常感到有必要向德国人民证明外国人的卑贱地位。后者的结果是排除了把任何形式的民权给予在德国工作的外国人的可能性，并强调了把外国人同德国人隔开，以符合于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学说的必要性。
德国要靠得到额外的劳动力供应来维持其作战，这一点上文已经叙述过了。在它控制下的地区，主要有三种人是它可以吸收来补充自己国内日益缺少的劳动力来源的。那就是战俘、集中营的囚徒（其中有些是德国人）；以及最重要的，外国的平民工人。
大战期间，德国对于招募外国的平民劳工并没有遵循一项始终如一或前后一贯的政策。某一时候在某一国家所采用的具体方法受到各种因素的支配，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国和工人的祖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属于何种类型，当时需要劳工的迫切程度，以及对于人种低劣这一概念的应用情形。所用的方法各不相同，从自愿应征直到强迫押送。由于有时候在一个地方同时采用了各种不同的招募方法，所以情况更形复杂。不过，总的趋向大致如下：在德国以东的各国，等占领军取得控制权后，立刻就进行了强迫招募，但是在西方，这种方法一直推迟到劳动力情况恶化以后，也就是说，直到1942年方才采用。可是，某些地区在1942年前没有发生过直接强迫的事，并不表示大多数工人是完全自愿地选择到德国去的。根据绍克尔在1944年3月1日向中央计划委员会发表的讲话，“来到德国的五百万外国工人中，甚至没有二百万人是自愿来的”。
在任何办得到的地方，如数提供所需招募的工人送往德国去的责任，是留给有关工人的本国行政机构的，这样便减少了对德国劳工组织的压力。可是，这一点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取决于这些机构是否愿意合作。在有些盟国和中立国里，德国对劳工的要求被欣然接受，至少在战争的头几年是如此。对于某些国家来说，劳工移居到德国乃是一项传统的政策。鉴于战争爆发后，正常的经济活动业已停止，造成了就业人数的减少，这项政策就证明是更加可取的了。德国同这些国家签订了一系列新的双边协定，规定把季节工和长工运送到德国。根据大多数这类协定，德国的合伙国家负责对应召的工人先行挑选，最后的抉择则由德国劳动机构派驻当地的代表作出。
可是，在大多数国家里，德国并不能指望当地人民对它的招募政策给予多少积极的支持。它于是被迫成立了自己的机构来招荐劳工。这些机构有时同原有的机构并行不悖地工作，有时则完全取代了它们。在合并区，劳工组织全被并入了德国的劳工体系，招募工作大致按照旧德国的方式进行。
在战争的后期，德国在欧洲占领区各地的招募方法是非常相似的，强制性的征募往往总是通过暴力来进行——这已经成为常例。不过，在西方占领区，在实行强制性招募之前，先采用了种种其他的不那么严厉的措施，只是在劳动力情况变得非常严重以后，先前一直认为只适于用在“劣等的”东方民族身上的野蛮手段，才在西方广泛地予以应用。
最不费力的招募方法，也是在西欧最初使用的方法，就是说服工人自愿移居到德国去。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着重指出到德国去做工不仅对工人本人，而且对他的家属所会带来的好处。通过报纸和无线电广播，通过散发引人入胜的小册子和举办群众大会，德国人企图诱骗男男女女自愿到德国去做工。对于那些自愿前去的人，答应给他们高工资，答应提供方便让他们把工资中的很大一部分汇回家给他们的家属，答应给予良好的生活条件，答应定期有探亲假，不扣工资，还答应让他们参加比别处已有的远为先进的德国社会保险计划。
当时普遍存在的情况有助于这项政策的成功。在西欧，军事行动固然很短暂，却使生产资源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经济也全面脱了节，而德国侵略者直接执行的掠夺政策，则使这种情况更形恶化。失业现象十分普遍，德国人提出的高工资和优惠条件全很动听。
可是，几乎立刻就变得很明显，自愿应征不大可能为德国提供需要的工人的人数或工种。对于劳动力的需要日见增加，加上有关德国真实情况的消息的传播，这就有必要在西欧采用别的招募方法。他们使用了各种间接的强制性措施，其中最常用的是对那些被宣布身体合格但拒绝自愿到德国工作的人取消其失业救济，不发粮食配给证，以及把当时选定要调遣到德国去的某几类或某种年龄的工人强行解雇。德国在被占领国家实行的关闭工厂和延长工作时间的政策，也增加了失业的人数，从而使可以采用上述方法强迫前往德国的人数有所增加。
与此同时，在东欧被占领区，强迫应征从一开始就是常事。在总督辖区成立民政机构的第一天，对波兰人就规定了劳动义务，对犹太人则规定了强制劳动，而1940年2月的另一道法令更进一步规定：遵照第一道法令征募的人可以送往德国去从事农业和其他工作。德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长于1941年12月19日颁布了一道类似的法令，规定在以前的波罗的海国家和苏联被占领区内也采用强迫劳动的办法。
德国先对波兰劳工，后对“东方”劳工提出的需要是如此之大，以致强迫招募的方法势在必行。早在1940年5月10日，弗朗克的日记中就记下了下面这一段话：“根据德国的要求，现已颁布法令，鉴于自愿去德国服务的人力不够充足，可以实行强制。这种强制意味着大有可能逮捕波兰男女。”在德国以东的全部占领区内，为了使德国获得越来越多的工人，恐怖、暴力和纵火无所不用。那些拒不应征的人，他们的产业全被烧光，他们的亲属也遭到逮捕并被关进强迫劳动营去；不仅在大街上，而且还到住宅和教堂里进行搜捕。1942年10月25日的一份备忘录，对于在俄国被占领区所用的招募方法作了如下的笼统叙述：
在目前对斯拉夫人普遍进行的漫无止境的虐待中，所用的“招工”方法也许只有从贩卖奴隶的最黑暗时期才能找到其根源。经常展开搜捕，不同健康状况和年龄大小，把人民运送到德国去，结果立刻发觉有十万多人患有严重的疾病，或有种种缘故不能干活，因而不得不再遣送回去。
只要德国对它以东的地区还保持着控制，招募工作就以这种步调继续下去。诚然，俄国人的挺进，促使德国人试图把最后的一点后备劳动力在完全丢失给敌人以前全部搜捕起来。
从1941…1942年的那个冬天起，德国劳动力情况的急剧恶化，导致了在西欧各国全部采用强制劳动服役的方法，而不象以前那样主要是在东欧国家推行了。例如，在比利时，驻军司令官于1942年10月6日颁布的一道命令规定，凡年龄在十八岁至五十岁之间的男子和年龄在二十一岁至二十五岁之间的未婚女子，一律有义务接受强制劳动，并可送往德国。在荷兰，全体居民从1942年3月起，也有义务或是在本国，或是到外国去参加劳役。到了1942年秋天，强制劳动服役在大多数被占领国家和被统治的国家里已经成为常事，虽然在被统治的国家里，这种服役主要是为了提供劳动力来为德国当局进行建筑和其他工作，来保养运输设备和从事农业，而把劳工送往德国去则只是次要的。丹麦的情形是一个例外。在1943年8月的那场起义以前，它一直作为德国的“模范”保护国而受到优待。从那时起，随着在东方丢失了土地以后，在别处，特别是在法国和仍然受到德国控制的那一部分意大利地区，招募工作强化了，因为据认为这两处还有大量的后备劳动力。西方盟国于1944年夏天在诺曼底的登陆，带来了一个新的、更为不顾一切的招工阶段，终于把能够找到的体格健全的男子全都抓了起来。
外国人到了德国后所受到的待遇同招募其中许多人时所用的手段一样严酷。除了少数人（主要是从西欧各国来的熟练工人）以外，“奴隶劳工们受到了俘虏他们的人的几乎难以置信的催残和凌辱”。绝大多数人住得差，吃不饱，而且简直不大有或根本没有行动自由。官方对外国劳工采取的方针，从1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