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的对待：即声明非洲是欧洲的延伸部分。这是应该作出的抉择。
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全盘被接受，赖伐尔于10月28日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一事标志着他的政策的明显胜利。博杜安卸职下来成为部长会议主席的国务秘书。10月30日，元帅在一次广播中宣称，同希特勒的会晤是他本人的意愿，他已经接受了同德国人真诚合作的原则，并且指望采取一项可以改善战俘的命运，降低占领费用的负担，使两区的分界线不那么严格，并促进向法国供应粮食的政策。他结束讲话时说：“以前，我一直以父亲的身分对你们讲话——今天，我是以领袖的身分在对你们讲话。”
很难讲贝当这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有一种突出的本领，能够同时执行互相矛盾的政策。在蒙都瓦会谈的第二天，他写信给魏刚说，他决心要保卫非洲，决不会同外国人结盟，并且决心不向英国宣战。有人曾经试图把蒙都瓦政策解释为一种促使德国战败的巧妙的马基雅维里式策略。他们争辩说，只是通过这种虚伪的合作，才使希特勒没有用法属摩洛哥去收买佛朗哥的支持，或是用武力去压服西班牙的反对来夺取法属北非。他们最后说，如果在1940年有一支德国军队在法属北非的话。那么军事形势就会完全改观，英国人就会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如此说来，事实上倒是维希为英国赢得了这场战争。亏得不需要讨论这些假设的论点。当时没有一件证据可以证明那时有哪一个法国政治家的头脑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盘算。他们竭尽全力把法属北非保留在自己手中，理由很恰当：它是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他们不愿意失掉它，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块地方对于打赢一场他们深信已经彻底失败了的战争会有什么价值。甚至在德国对英国的空袭已经减弱以后，维希仍然几乎没有人怀疑德国人最终将取得胜利。同德国人合作决不是为了使法国站在英国一边重新参战的深谋远虑的计谋：它是一种承认事实的现实主义态度，它就是它自称的所谓合作。
赖伐尔在受审时为蒙都瓦政策进行辩护，理由是，合作是停战协定的条款所规定的，这项新协议只不过是停战协定的合乎逻辑的继续而已。的确，博杜安在7月17日的声明中，曾经期望以一种合作的观念代替欧洲均势的老观念，但是，在博杜安所说的“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合作同赖伐尔所设想的合作之间却大有差别。认为有可能同纳粹进行博杜安所描绘的那种合作，这无疑是一种幻想，但是，蒙都瓦又朝前跨了一大步。无论如何，这一步已经走了，甚至连一向谨慎的《时报》也欢呼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的合作是一项新协定的基础。实际上却并不是如此。
希特勒并不信任法国人，甚至对执政的赖伐尔也是如此。希特勒在1940年12月5日写信给墨索里尼说：“我们对维希政府的态度并不是绝对的有把握……。稍微走错一步，就会引起北非与西非同维希破裂，这将给英国提供一个对我们极其危险的作战基地。”甚至在赖伐尔倒台之前，希特勒于1940年12月10日就已颁发了关于部署“阿蒂拉战役”的秘密指示：“一旦在魏刚将军目前统治下的法兰西殖民帝国的某些地区发生一场叛乱运动，就必须作好准备迅速占领法国本土迄今尚未加以占领的地方。”希特勒对魏刚的深刻怀疑，以及对他认为是支持这个北非司令官的维希那一伙人的深刻怀疑，甚至使他认为赖伐尔后来的倒台也是魏刚的势力所造成的。
德国人对法国合作的诚意所感到的怀疑必定使他们更加不愿意付出任何物质的代价，或是作出任何重大的政策变动，来换取一种价值如此可疑的商品。蒙都瓦政策所遭到的致命打击实际上是德国人自己在处理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时发出的。早在1940年8月，就有一项法令把这两个省置于德国民政当局而不是军事当局的管辖之下。巴登的行政长官罗怕特·瓦格纳成为阿尔萨斯行政首长，而萨尔的行政长官比尔克尔则把管辖权扩大到了洛林。有一股主张消灭阿尔萨斯一切法国影响的痕迹的日益增长的压力。9月间，规定德语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并下令将所有个人的姓名一律德国化。法国舆论可能已经勉强地接受了阿尔萨斯的丧失，然而，不久就变得很明白，德国人准备不仅要并吞阿尔萨斯，而且还要使洛林也德国化。8月15日在梅斯发生了一场爱国大示威后，便开始驱逐洛林人，这使法国人痛切地认清了德国的居心。纳粹分子根本不顾法国人的反应，驱逐行动大约就在蒙都瓦会谈时期达到了高潮。德·布里农后来把这一行动称为“对蒙都瓦的真正的破坏”，赖伐尔和阿贝茨两人也证实了这种意见，认为这是对他们政策的致命打击。虽然维希对德国人“变相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曾经私下向停战委员会提出过抗议，维希政府却尽可能拖延下去，避免正式提到驱逐洛林人一事。有关这件事的消息，同关于德国在阿尔萨斯的政策的消息一样，都没有见报。但是，关于洛林难民到达的报道却屡见不鲜，发表这些消息时都不作解释，也不加评论，只呼吁大家在住房、衣着和提供粮食方面给予援助，并帮助他们寻找工作。最后，维希为了替自己辩护，不得不承认事实。11月14日，司法部长阿利贝尔向新闻界宣读了一份公报，否认这次驱逐是德国人和维希商定后进行的。12月1日，贝当宣布非占领区接纳了七万名被逐出的洛林人。
德国人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处理办法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1940年夏，法德和解看来并非没有可能。思想上的密切关系超越了民族的仇恨。这场战斗为时太短，不可能引起强烈的怨恨，而德国人势如破竹的胜利，看来是可以接受的唯一合情合理的事实。胜利的德国军队军容严整，并且开头也颇有纪律。当时法国人正处于幻想完全破灭的状态中，如果德国人能够克制一下，不在胜利的果实尚未成熟的时候就去摘取，不把秘密警察派进法国，不从经济上把法国挤干榨尽，不把纳粹思想灌输给占领区的法国政府，尤其是不使并吞阿尔萨斯和洛林成为事实的话，德国人为在两国间建立友谊而大力开展的宣传运动本来是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成效的。
赖伐尔一手策划了希特勒和贝当的会谈，他却无法从这次会谈中找出什么重大的好处，足以压倒这次放逐所产生的后果。而且，美国又从旁施加维希对之极为敏感的影响来反对同德国合作的政策。因此，在蒙都瓦会谈后不久，维希的风向便转到相反的方向去了。贝当的那些部长大都敌视赖伐尔，怀疑他野心勃勃，但是，他们只能通过元帅采取行动，而这位元帅对赖伐尔的态度却自相矛盾得有点出奇。有很多情况可以证明贝当本人十分厌恶赖伐尔。可是，他始终不能忘记这个阴沉的奥弗涅人是他个人权力的真正创造者，他显然觉得很难面对面地反对他。德国大使阿贝茨认为，最终激起赖伐尔的敌人采取行动的是担心他正在把法国推向同英国交战的境地。但是，也许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动机，那就是，认为赖伐尔在同德国人进行谈判的掩护下。正在危险地扩张他自己的权力。的确，他似乎一直想不惜任何代价地向德国人证明，他这个人是不可缺少的，他可以在法国比任何别人为他们做出更好的成绩来。他自作主张地把博尔铜矿的所有权让给了戈林，并且答应把当时存放在西非的比利时国家银行委托法国照管的黄金交给德国人。
结果，赖伐尔做得太过分了。他搞了一套计划（据说是一贯亲德的历史学家伯努瓦…梅香向他建议的），要把拿破仑的儿子德·雷什斯塔特公爵的遗骸迁回法国，埋葬在残废军人宫里，并且建议贝当应该去巴黎参加这一典礼。元帅本人的反应是答应去：从一开头，他最热中的希望之一就是回到巴黎或凡尔赛去。其他一些部长都不这么天真。他们看出这个建议包藏着一个阴谋：想使贝当脱离他们的影响，把他置于巴黎德国人的控制下，并在那里成立一个法国政府，由赖伐尔和德·布里农、戴阿、多里奥、吕歇尔这一伙亲德分子执掌大权。在过去一段时期里，巴黎的报刊和广播一直对维希政府进行猛烈的攻击，唯独赖伐尔的党羽和贝当本人得以幸免，这种情况更增加了他们的怀疑。德国人居心何在，这是无可置疑的。他们正在凡尔赛腾出屋宇来，给贝当准备官邸，并在那里划定了一小片地区专供安置法国政府之用。
面对着这种危险，整个内阁实际上都一起向贝当献策。他们挑选了另一个奸诈的政客，赖伐尔本人的政敌弗朗丹，来代替赖伐尔。弗朗丹为促成法德谅解曾经出过力，他们希望凭他这一经历将能使德国人接受这一变动。他们使贝当相信赖伐尔一直瞒着他在同德国人谈判，但是，即使到了这时，他还是不愿意同赖伐尔单独对阵：12月13日，他把内阁召集拢来，要他们全都辞职，但是，只接受了赖伐尔和另一个部长的辞呈。赖伐尔似乎遭到了全然是冷不防的打击。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当场同德·布里农、戴阿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被阿利贝尔（据迪穆兰·德拉巴尔代特和佩鲁通说）或是佩鲁通（据阿贝茨说）派来的政治警察逮捕了。蒙都瓦政策就此完蛋。这是同德国合作的第一次粗率尝试的失败，也是维希同德国人第一次较量的开始。12月16日，阿贝茨由十名全副武装的党卫队头目陪同，来到了维希。法国人坚持说，让赖伐尔官复原职就需要让贝当辞职，但是，阿贝茨至少能够使这个倒台的部长不受维希警察的控制，而由党卫队来保护他。阿贝茨也坚持要贝当同赖伐尔单独会见一次，这是元帅一直切望避免的事。阿贝茨还坚持要德·布里农接替德拉洛朗西将军为维希驻巴黎的代表。进一步的措施必须等里宾特洛甫就所应遵循的方针作出决定以后再说。
与此同时，在维希把赖伐尔搞下台的人们并没有接替他原来的职位。由达尔朗、弗朗丹和亨茨格组成的三头政治出乎意外地出现了。接下来争取掌权的并不是弗朗丹，而是达尔朗。达尔朗认识到德国人仍然是当时形势的真正主宰，便极力想取得他们的信任。12月25日，他在博韦近郊的一列火车上见到了希特勒，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法德合作派，但是，德国人这时并不急于作出承诺，而宁愿让维希悬虑不安。当时控制着巴黎的报刊和电台的是一批五花八门的极端亲德分子，这些报刊和电台的观点当然完全是亲纳粹的，因此，德国人手头还有另一张牌好打。
维希和巴黎所表现的政治倾向泾渭分明。维希的主要舆论趋向是属于战前的保守的和天主教右翼的。代表左派的只有《奋斗报》，这是停战协定签订后在一批社会党众议员的支持下，由《人民报》以前的编辑斯皮纳斯主编发行的一份报纸。这份新社会党的报纸宣扬同德国合作来创造一种欧洲新经济秩序，它在维希没有什么影响。另一方面，在维希如此强大的战前的右翼，在巴黎那些主张同德国合作的分子中人数很少，只有蒙面党的一小批狂热分子。从前的蒙面党人已分裂成两派，右翼的“自卫委员会联盟”支持维希政府中的反动分子，而由德隆克尔领导的较有革命性的“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则参加了巴黎合作分子的队伍。正如勒巴特根据他的观点所说的那样，有“一个健康的巴黎蒙面党，另外还有一个令人伤心地和疯狂地维希化的‘英国蒙面党’”。除去少数这些右翼狂人之外，巴黎合作分子的领袖大都是和平主义者、新社会党人和战前左翼的前共产党人。他们主办的刊物中有和平主义者和反军国主义者乔治·絮阿勒主编的《今天报》。德国人办的、旨在迎合工人阶级的一份假社会主义报纸《劳动中的法国》，毫无成就，1941年11月由《社会主义的法国》取代。它坚持纯粹由法国人来管理，并宣扬一种独裁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和以法德合作为基础的欧洲革命。一群属于法国总工会中前工团主义和和平主义派别的工联主义者，在北方工会联盟总书记乔治·迪穆兰领导下，创办了《工地报》。一度是共产党人属望的新进人物、1934年同共产党决裂并于1936年组成法兰西人民党的雅克·多里奥，则是《人民呼声报》的社长。
如果说左翼的合作分子还有一个领袖的话，那就是马塞尔·戴阿，他的机关报就是从前激进社会党的《事业报》。在1940年7月的国民大会上，他曾提出成立一个统一党的计划，但是，贝当及其右翼顾问们全对戴阿十分猜疑，设法避开了这个建议。9月间，他把《事业报》搬回到巴黎这个较为适合的环境中，在那里同维希的报刊，尤其是同《法兰西行动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他参与了对英国人和美国人，对犹太人的高明理财手腕，对华尔街、共济会和君主主义的全面抨击，并主张建立一个以极权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为基础的统一的欧洲，法德两国就在这个新欧洲中进行合作。他对民族革命的支持并没有使维希动心。在《法兰西行动报》看来，他是一个“假改宗者”，他的阴险手段比共产党搞的地下密谋还要危险。
维希怀疑戴阿并没有错。赖伐尔倒台后，在德国人用以作为对付维希的武器的巴黎几个合作分子头目中，有一个便是戴阿。阿贝茨提出的口号是，维希在12月13日背叛了法国的利益，贝当的政府已被一些教会和反动势力所统治。作为反击，包括戴阿、多里奥、吕歇尔、德隆克尔、絮阿勒、马尔凯、卡塔拉、让·丰特努瓦等在内的一群人于1941年1月24日在巴黎成立了全国人民联盟。这个新运动的纲领包括下列几项：法国同德国自由合作参与欧洲事务，保卫法兰西帝国，创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加强权力，恢复道德和家庭生活，精神复兴，保护种族，实行计划经济，提高生活水平，消灭失业，在国家的保护下组织工会，以及消除世界主义的文化影响等。现在，巴黎的合作分子有了一个可以直接对付维希的武器了，德国人还鼓励他们使用这个武器。因为他们不过是一个反对党，可以把全副精力用于抨击对手，他们内部的冲突没有多大值得重视的实际意义。这种冲突于1941年10月导致了戴阿和德隆克尔的分裂，戴阿成了联盟的独一无二的领导人。在占领区，只有《奋斗报》在宣扬类似的主张，继续抨击“英国人的两面派手法和背叛”，主张欧洲在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秩序下团结起来，并对蒙都瓦会谈的失败表示惋惜。
维希起初无法保卫自己，对付这个联盟所带来的危机。民族革命就其现有情况而言，也是自上而下强加给被动的人民的。正如阿贝茨于1940年10月中正确地报告的那样，维希的弱点在于同群众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他们在1941年1月组成了一个民族革命联盟委员会，试图弥补这个缺陷，并作为对巴黎联盟的一个回答。这个委员会的寿命很短，而且一无成就。“战斗人员军团”的发展证明是比较成功的一着。8月24日的一道命令把当时所有的退伍军人协会（少数无足轻重的协会除外）合并为一个单一的法国退伍军人军团。它的组织是等级制的，全部军官都由上级任命。在贝当之下，到1941年3月为止，它的首长一直是格札维埃·瓦拉，他后来负责反犹运动。在较早时期，军团做了一些有益的社会工作，诸如照料获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