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停止袭击德国人。10月5日，德国人宣布了第七十五次处决，处决的人数逐步上升。10月20日，第一个德国高级军官，南特的驻军司令霍尔茨中校彼杀死了。德国人于是对该市征收了一笔沉重的罚金并实行宵禁，同时处决了五十个人质。几天后，一个德军少校在波尔多被杀死了。贝当和达尔朗在电台发出呼吁，戴高乐也从伦敦无线电广播中呼吁停止暗杀德国人，但又有五十个人质被枪决了。本来打算接下去再杀一百个人，然而维希一再提出强有力的抗议后，总算有了一些效果。红衣主教热利埃宣称，枪决人质使全世界的良心都为之颤粟。皮舍告诉德国人说，这种规模的报复正使共产党人和其余的居民之间产生一种团结一致的感情。
尽管每次袭击德国人之后，就实行宵禁，征收罚款和枪毙人质，但是，袭击德国军人的事件并没有停止下来。维希提出一种看法，认为这类袭击是外国人、犹太人和共产党人干的。莫拉斯在《法兰西行动报》上写道：“这些炸弹和子弹都是从别人那儿来的。我们的同胞不可能犯下这种性质的罪行。”看来很可能在这一阶段这些事情多数是共产党干的，不过它们却被利用来作为采取进一步反犹措施的借口。1941年12月16日，德军司令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宣布向占领区的犹太人征收一百万法郎的罚金，把“犹太…布尔什维克犯罪分子”放逐到东方去强迫劳动，并且处决一百名犹太人、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维希一反常例，发表了它提出的一份抗议书，其中讲到“全体法国人民感到深切不安”。在其他情况下，舆论本来可能会不赞同对孤立的占领军成员进行袭击的，可是现在它无疑已被德国人的人质政策激动起来，舆论的同情也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变化。而且，由于宣布一切分散的抵抗运动都是共产党人干的，德国人便为共产党恢复了它在德苏联盟时期丢失了的爱国名誉。
除了上述这些活动之外，很难对1941年的抵抗行动作出估计。肯定有许多小的抵抗组织正在兴起。《法兰西行动报》抱怨说，戴高乐主义在乡村里也有所发展。但是，在这个阶段，对自由法国的同情如何普遍，这种同情又引起了多少行动，还很难说。一个英国谍报组织在法国建立起来了，伦敦自由法国组织的第二局在德瓦弗兰（帕西上校）的领导下，正派遣代表到法国来同自发地兴起的各个分散的小抵抗组织建立联系。到了1941年底，非占领区的三个主要运动，战斗、解放和法兰西袭击队，都同伦敦的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取得了联系。还有许多往往是昙花一现的地方性团体。在占领区，情况则要困难得多，而且在1942年以前也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尽管有一些个别的英勇献身行动，抵抗运动还只是处于初期阶段。人们还不清楚它在一般民众中得到了多大的支持。戴高乐在1941年11月11日发出的静默五分钟的号召，据说也没有获得多大的响应。不过，有些迹象表明，法国的舆论在1941年正在发生变化。李海海军上将7月间汇报说，贝当的声望正在下降。这个元帅于8月12日发表的讲话反映出一种希望幻灭的伤感情绪：“几周以来，我感到有一阵不祥的微风正从法国好几个地区吹了起来。不安的情绪正悄悄地出现在人们的心头……有人对我的政府的权力产生怀疑。……复兴的力量正在丧失信心。……只有在舆论的赞同下，才能对法国进行统治。……今天这种舆论已经出现了分歧。”9月间，当元帅访问非占领区的主要城市里昂时，他受到的接待是冷淡的。至于占领区的法国人，莱昂·贝比于1941年12月在尼斯的《警觉报》上写道，他对来到里维埃拉的巴黎朋友的无知感到震惊：“他们不信任自己的报刊和无线电台，但是，他们却收听外国广播。他们对贝当的伟大工作一无所知，对政府的每一项行动都作出错误的解释。”
维希面临着对它自身的权力以及对德国人的日益增强的反抗，于是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新的法庭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成立起来，进行合并，加以改组。冈内的军事法庭（根据1941年9月24日的一道法令设立的）和承办黑市犯罪行为的特别法庭（1941年3月21日设立，分别在巴黎和冈内两地开庭）于11月间把权力都移交给了国家法庭（根据1941年8月14日和1941年9月6日的法令设立的，分别在巴黎和里昂两地开庭）。另外，设立了几个特别法庭来办理夜间所犯的罪行（1941年8月21日）和共产党或无政府主义者煽动的犯罪行为（1941年8月14日和25日）。军事法庭继续执行任务。8月12日的一道命令禁止举行一切公众集会，9月间又勒令《今日报》、《直言》周刊和《新时报》等较为独立的报刊停刊，这些都显示出当局对舆论的动向所感到的惊慌。在皮舍于7月间做了内政部长以后，政府对反对派所采取的行政行动变得更加残酷，虽然并不是不加区别的。
在1941年，当国外的事态左右看法国的历史时，维希的势力对比在国内也一直在发生变化。政令无法推行，莫拉斯和法兰西行动派的民族主义和非合作主义倾向的影响也降低了。达尔朗在1941年2月的权力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不过，同时，一个潜在的竞争派别也进入了政府。在法国银行界和重工业界里有一些势力强大的亲德分子，沃尔姆银行是其中的一个特殊的中心。这家很有势力的银行的合伙人之一巴诺在加布里埃尔·勒鲁瓦…拉迪里的鼓励下，于1937年创办了《新期刊》，目的是提倡一种大工业家的法西斯主义。财政部长布蒂耶同这一集团有联系，他们在1941年实际上控制了同经济事务有关的所有国务秘书的职位。巴诺本人成为法德经济关系的总代表，负责管理以前由亨茨格率领的停战代表团处理的全部经济问题。这个集团的另一些主要成员是同工业家雷诺有裙带关系的勒伊德，他是全国装备的总代表；部长会议副主席的秘书长伯努瓦…梅香，他同达尔朗一起主持了五月间同德国人的谈判；另一位秘书长保罗·马里翁，他从前是共产党员，后来成为多里奥的追随者；几家冶金公司的董事布舍，他主管工业生产，后来成为内政部长；劳工部长、工联主义者贝兰，他在战前同大工业家有接触，他的秘书长是沃尔姆银行的董事；还有交通部长贝特洛。随着法德两国工商界之间的经济合作范围有所扩大，沃尔姆集团的势力也增长起来了。德国人供应原料给法国工业，又拿走一大部分他们的工业产品，这项安排提供了一个获得厚利的机会，从北非把供应品运往德国的运输业也获得了厚利。
这个组织松散的团体——如果它能称得上是个团体的话——有时被人叫做共荣社。这个蒙上一层秘密团体的戏剧性外表的名称，首先是巴黎的左翼合作分子替它取的。例如，《呼声》宣称，蒙都瓦协定遭到了“共荣社”的破坏。戴阿也在《事业报》上发动了一场反对它的战斗。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犹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一个秘密工具。对“共荣社”的另一种看法出现在1942年1月的一份警察报告书中，它把“共荣社”同法西斯的秘密革命行动委员会和革命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似乎没有充分的根据可以接受这种把它作为秘密团体的说法，但是，也没有理由就此否认维希政权内部有强大而关系密切的金融势力存在。
贝当对这个团体的一些主张不大同情，支持他的有巴泰勒米（司法部长）、卡齐奥（农业部长）和两个国务部长吕西安·罗米埃与亨利·穆瓦塞。亨茨格（国防部长）和贝尔热雷（航空部长）的关系不很明确。达尔朗多少成了一个孤立的人物。除了仍在他个人控制下的海军外，他继续占有着部长会议副主席、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这种最有势力的地位。但是，7月间，他不得不把内政部让给了布舍，事实证明布舍是一个精干的行政人员，在镇压国内的反抗和清洗政府的工作人员方面冷酷无情。布舍有沃尔姆集团的势力为他撑腰，稳步地削弱达尔朗的权力来壮大自己的权力。11月间，当贝当屈服于德国人的一再要求，免去魏刚在北非的职务时，两派都可以认为这是他们的一种收获，不过到了1941年秋，达尔朗的运气显然在开始下降了。他在8月间从亨茨格手中接管了国防部，但是，这并不能补偿他把内政部让给布舍的损失。在追随他的海军人员以外，他是一个不得人心的人：贝当在1941年8月12日发表的演说中，公开提到达尔朗是一个“舆论对他并不是经常赞同，也不是经常公平”的部长。他的殖民地政策只是带来一场灾难；他想在5月份同德国人达成一项协议的计划也证明是一场失败。李海于1941年11月报告说，达尔朗本人也开始怀疑德国人最终能否取胜，并且打算静观俄国战事的发展后再进一步承担义务。虽然达尔朗心中很可能存在着这些疑虑，但是这些疑虑并没有阻止他继续努力以保持德国人对他的好感，例如，向德国人提供英国舰队活动情况的情报。12月10日在同齐亚诺于都灵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大大显示了一番他的激烈的反英情绪。
德国人企图不花本钱而有所收获，维希则只愿意按一定代价出卖自己的援助，他们之间所耍弄的这套惯用的策略在12月1日贝当和戈林于圣佛洛朗坦会晤时仍在继续耍弄。戈林提出法国人应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来保卫他们的殖民地以防英国人占领。贝当回敬说，法国需要更多的军队和军用物资。结果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会谈结束时，戈林拒不接受贝当的一份备忘录，而贝当则有失体统地把那份备忘录硬塞进了这个纳粹分子的口袋里。《新时代》能够有几分合乎事实地抱怨说，法德关系在它所谓的“1940年12月13日的犯罪行为”以前，比在1941年底要好些。
维希的最大的幻想就是认为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政府，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政策。其实它越来越受着环境的摆布，对德国人的压力它至多也只能进行一场阻滞的战斗。在法国维持秩序并且通过法国人来统治这个国家，这对德国人当然关系重大，但是，归根结蒂，问题还在于维希政府是否肯把德国人触犯到由赖伐尔来取而代之的地步。正如阿贝茨坚持的那样，赖伐尔的存在是维希对德国俯首听命——他说的是忠诚——的真正保证。当德国人发现贝当手中的唯一王牌——辞职，拒绝再当政府的名义首脑——是一张他并不打算打出来的牌时，他们就已经打赢这一局牌了。在这以后他们所要解决的仅有的问题就是防止有任何别人在维希变得势力强大，可以代替贝当来打这场牌，并且决定让谁来当贝当下面法国政府实际的首脑，成为他们最有用的工具。半心半意的合作、法国国内日益增长的反抗和动荡不安，以及镇压的一无成效，凡此种种，都不免令人感到，达尔朗和沃尔姆集团都不是德国政策的最合理想的工具。看来还要再拖三个月，可是，到了1941年底，导致赖伐尔于1942年4月卷土重来的那场谈判的舞台已经布置停当了。
1941年间在法国一直可以感觉得到的观望主义精神有所增长，这个情况反映在1942年1月1日贝当的讲话中。这篇讲话似乎是想用法德合作去抵制戴高乐派的政策，所以敢于把法国称为一个欧洲大国，并且暗示当时的局势应使德国想到，需要修改一下停战协定了。巴黎的报刊和电台都攻击这篇讲话，德国大使阿贝茨的政策是想从维希取得更多愿意合作的物证，这时他显然担心柏林方面对他这项政策的失败会有所反应，于是拿出一份据说是达尔朗的提议来反击贝当的讲话。这项提议被认为是在贝当及其政府的主要成员的同意下提出的，说法国将站在德国一边参加对英美作战。提议的内容本来是要保持秘密的，等到宣战的形式可以获得舆论支持的时候再公开出来。伯努瓦…梅香和达尔朗的朋友海军上将多特尔战后都明确地否认有过任何类似的提议，并且就算达尔朗采取了这一步骤，也不可能相信贝当和其他的部长会同意这样一项建议，因为这是同他们政策的整个趋向背道而驰的，他们的政策可以说是不惜任何代价要使法国不卷入战争。
事实上，这时候德国人在他们同法国的关系中，目标是比较有限的。鉴于轴心国军队在北非遇到的困难，他们已在1941年12月把朱安将军召到柏林去，由戈林向他提出一项要求，要法国提供物资支援他们。他未置可否，等他回到北非后，便下令采取措施以防德国人万一发动进攻。另一方面。达尔朗却在原则上接受了德国人的要求，只在一些细节上稍作变动。他在1942年1月2日写给埃斯特瓦的一封信中所表示的态度是，主要目的在于防止法属北非沦为战场，因此用供应品支援轴心国部队，使他们能够阻止英国人，不让他们打到突尼斯边界，这是符合法国的利益的。
尽管达尔朗采用了这种策略，维希政府总的说来却并不打算对德国人的事业承担义务。它在1942年初采取的一项积极行动是，终于开始在里翁审讯战争罪犯了。其中有四个人——达拉第、勃鲁姆、甘末林和居伊·拉尚布尔（他是为了答辩对他的控告而从美国归来的）——从1940年9月以后便受到行政拘留。1941年4月又把1936年以后担任国防和军政部秘书长的雅科梅列进了这份名单。雷诺和芒代尔已经由一个特别法庭定了罪，所以不在这次新的审判之列，不过，其余的人都于1942年2月19日在里翁出庭受审。审讯进行得并不完全象预期的那样。一些被告，尤其是莱翁·勃鲁姆，充分利用了法庭给予的机会为他们自身进行辩护。他们提出证据证明，法国当时的毫无准备应由参谋总部负责。为了避免提到贝当本人一直对法国防御计划具有占优势的影响的那个时期，法庭曾规定了时间限制，但是，他们拒不接受这一点。不久就很明白，这次审讯对于贝当和参谋总部的名誉所带来的损害远比对于第三共和国这些被控有罪的部长的名誉所带来的损害要大。从德国人的观点来看，这次审讯同样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并没有把战争罪责加在这些法国部长头上，反而变成了一场追究法国战败原因的公开辩论。这样搞了大约两个月后，维希和德国人对它都深感厌恶。1942年4月11日，审讯草草地暂告结束。被告们带着增高了的名声返回监狱，维希则小心谨慎地再也不对他们进行审讯了。
尽管阿贝茨极力掩饰当时局势，德国当局对他们的法国政策所带来的结果却很有理由感到不满。3月底，戈林会见了赖伐尔，开始商谈改组维希政府的问题。过去一段时间里，达尔朗的地位显眼地日趋削弱。许多部长，尤其是所谓“共荣社”的成员，都敌视他。据费尔南·德·布里农的看法，“沃尔姆的班子”愈来愈接近“赖伐尔集团”了。这似乎误解了他们的立场。法国的大工业家们直到1941年底一直把钱押在德国的胜利上，而现在，当美国参战以后，他们开始改变了看法，因为他们对美国的经济力量比法国任何其他集团都更为了解。但是，虽然不是为了投靠赖伐尔，他们却肯定同达尔朗疏远了。贝当的医师梅内特勒利用他的影响来反对达尔朗，而贝当本人也对这个海军上将的声望有点猜忌。这样，法国和德国两方面都为达尔朗的罢官准备好了基础，同时赖伐尔同德国人所进行的谈判又为他本人官复原职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