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布兰迪教授从伦敦发出的呼吁已经取得了成功。他呼吁全体忠诚的荷兰官员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用一切办法拒不执行显然为了帮助德国人作战而颁布的种种法令。
大约就在这时，从两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掀起了一股正在增涨的反抗浪潮。首先是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向赛斯…英夸特递交了一份联合抗议书，并于1943年2月21日在荷兰所有教堂的讲坛上宣读。抗议书用最强烈的愤怒词句提到破坏正义，破坏基督教原则，迫害犹太人，把荷兰工人押送到德国去，在荷兰强迫服劳役，以及杀害人质等。第二份抗议书是荷兰医务界在1943年6月发出的。它用同样强烈的词句使人注意到压迫对身心的影响，荷兰居民的营养不良情况和由此而造成的肺结核的蔓延，以及把荷兰粮食输往定量较高的德国这种不公平的情况。它还提到强迫荷兰人制造武器去打与盟军并肩对德作战的同胞的这种心理上的折磨。但是，德国人那种迅速恶化的战局使他们简直不可能倾听人道主义的呼吁了；相反，这种形势却促使他们采取甚至更加残忍的行动。在他们强迫沿海地区的居民疏散以后，看来甚至还有采取更为强烈的防卫措施的迹象。1944年元旦，米塞发表了一篇演说，他在演说中对盟军入侵可能带来的恐怖事情渲染得极其可怕，他特别指出，鉴于荷兰大部分土地都低于海平面，入侵可能导致淹没新开辟的低地（抽干了水的沼泽地）。于是这个题目便被德国控制下的荷兰报纸大肆发挥，企图威胁荷兰人民变得俯首帖耳，使他们吓得不敢反抗，不敢与盟军合作。后来，这种情况又有所缓和，着重在荷兰作为抵抗欧洲“布尔什维克化”的堡垒这一“足以自豪”的任务和淹没低地作为防卫武器的价值了。的确，当这种宣传在1944年春出现时，德国人实际上正在某些地区放水——尽管德国人试图缩小这件事，并且对它作出最好的解释，但是，不久便被地下报纸传开了，使人们直接预先知道了情况。
但是，总的说来，德国人在涉及自己的利益和安全的地方就不愿意直言不讳了。1944年5月13日，赛斯…英夸特发布了一道新的命令，规定如形势需要（即盟军登陆），立即实行戒严，并规定对荷兰人进行最严格的管制，以免他们在任何方面妨碍德国人。实际上，所有的荷兰人都得执行德国人的命令，违者处死。7月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不久，同荷兰人共同负责的伪装，由于撤销了米塞的“谘询内阁”而告结束。荷兰人在德军占领的余下时间里都遭到了赤裸裸的德国军事专制的统治。然而，当荷兰人看到盟军在1944年夏末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欧洲时，他们自然想到解放的时刻就在眼前了。正是在这样的期待中，并在希望加速这一结局的到来时，荷兰流亡政府与盟军最高统帅部和国内抵抗运动取得了一致意见，于1944年9月17日命令铁路举行总罢工。这个命令立刻得到普遍的执行。在四十八小时内，荷兰各地的火车，除了几列由德国人自己驾驶的以外，全部停开。德国人用恐怖手段或答应给双薪和双份配给品的办法都没有能破坏罢工。但是，这时盟军的攻势在阿纳姆遭到严重的挫折。德国人对自己在荷兰仍控制着的地区加紧压制，罢工开始受到报复，不仅对罢工的工人，而且对全体居民。德国人认为荷兰人这时已经丧失了一切应得照顾的权利，于是开始有计划的、无情的破坏和洗劫荷兰国家财产。在荷兰，被严寒加剧了的一个可怕的冬天开始了。盟军频频轰炸，粮食、燃料和电力都极端缺乏。荷兰最大的一些城市所在的西海岸地区的粮食储存根据德国民政当局的命令，于1944年夏季已经减少到只够两三星期之用。为了报复铁路罢工，禁止从较远的东部农业区运送粮食到大城市，禁运直到11月8日才解除，可是到了那时，严寒季节业已开始，再也无法储存粮食了。除了德国人的报复措施外，罢工也使得供应品无法运往城市，因此煤和粮食的储备不久便告枯竭。此外，三万名铁路工人在罢工——连家属在内，总共有十万人——全都得隐蔽起来，都得吃饭。到11月，德国人开始在街上和屋子里围捕荷兰人，把他们押送到德国去。由于遭受这些苦难的结果，1945年1月和2月在总人口超过二百万的六个城市中，死亡率几乎比1944年同期加倍。根据报纸上的报道，仅鹿特丹一地，饿死的平均每天就有四百人。
德国人沿着荷兰南半部宽阔的河口构筑了他们的防线。在1945这新的一年年初，他们仍然占据着荷兰的大部分地区，人口约有六百万。盟军占领的地区濒临饥饿的状态，而在德国人占领的地区则是彻底的闹饥荒。但是，荷兰人的精神还是没有垮下来，反抗德国人的活动并没有停止。3月初，有人企图谋杀德国警察头子和公安委员会常务专员劳特尔，又引起了特别野蛮的报复。为了这一罪责，3月7日，约有四百人被处死，其中许多人是在斯开文宁根的海滨沙丘上被枪决的。直到4月初盟军才开始从德国进入荷兰，1945年5月6日，才解放了荷兰全境。到了这时，荷兰人民肉体的痛苦才算结束了。在大战的最后阶段，德国人对这个国家进一步给以沉重的打击。在鹿特丹港和阿姆斯特丹港，他们进行了毫无战略意义的破坏，似乎纯粹是出于报复的心情。他们还破坏了海堤，使海水进一步淹没了大片肥沃土地。
威廉明娜女王自从到了英国以后，在整个大战期间面临敌人篡夺政权的情况下，始终不失时机地强调她作为国家统一的合法象征的地位。的确，女王在解释她逃往英国的理由时，强调了她必须继续“自由地行使国家权力”，她“要回国的坚定意志”，以及王国继续是“一个主权国家”。荷兰人民和他们的盟友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这种合法连续性的说法，而对德国人说来却是如芒在背，他们千方百计要破坏女王的权威，禁止陈列王室的照片，控制报纸，清洗教科书，惩罚所有提到奥伦治王室的人。但是，这些做法同德国人自称对荷兰的意图显然太不相符了，因此只会引起荷兰人重申他们的忠诚。有一种打击的方式较为阴险，因为它戴上了“宪法问题”的假面具，那就是援用宪法第二十一条来“证明”女王和她的家族离开荷兰后，实际上已经退位，而流亡政府由于同一原因，也无权对荷兰发号施令。米塞和他的宣传部长布洛克泽伊尔都利用了这项条款，企图劝说荷兰的文武官员不受效忠宣誓的约束。但是，如此来源的这类建议，即使不是完全遭到拒绝，也必然受到相当保留的看待。
的确，这场战争的结果，使君主政体在荷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威信和影响。这一发展的最重要的方面对未来事态的影响就在于，抵抗运动和地下报刊在德军占领时期一直忠诚不懈。整个抵抗运动忠实地接受了伦敦流亡政府通过“奥伦治广播电台”传达给他们的指示，并且始终相信女士最后一定会回国。各政党在最初试图同德国人订立某种暂时性的条约时，也曾坚持王朝具有无可争辩的连续性。德国人拒不接受这一条件，首先导致了大多数政党的自动解散，后来又导致了德国人的正式镇压。1944年8月，保守党和社会党报纸发表了一篇联合宣言。它虽然强调必须进行彻底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却甚至竟然主张在战后扩大王权。但是，荷兰人对于女王的忠诚，以及他们承认女王政府的合法地位的最为确凿的证据，从下面一件事便可以看出来：1944年9月女王政府命令铁路举行总罢工，立即得到了铁路工人和抵抗运动的普遍响应。甚至这道命令的悲惨结果也没有影响到这种感情。
女王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种象征，她通过经常同她的顾问和大臣商议，通过断断续续地向她的臣民发出无线电呼吁，来进行积极的、坚强的领导，更为重要的是，她任命被迫逃离荷兰的抵抗运动领袖在政府中和政府周围担任要职来支持抵抗运动。同时，在流亡时期，她对宪法形式表现出审慎的尊重。1942年3目，成立了一个十四人的“特别谘询委员会”来协助政府，并代替议会。然而，在盟军即将进攻大陆时，女王广播了组织一个新的合法议会的计划，并解散了谘询委员会。抵抗运动组织了一个“理事会”，代表他们的全部利益，并在过渡时期向回国的政府提供意见。这个由天主教徒、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新教徒（不过，应该注意，没有共产党人）组成的理事会，在1945年5月担负起了它的任务，特别是同政府的民政部门共同工作。1945年2月初，从部分解放了的本国增选了五个抵抗运动的领袖，使抵抗运动在伦敦政府中的代表权很明智地有所加强。当德国人最后投降时，女王履行了早些时候的诺言，接受了盖布兰迪内阁的辞职，并委托抵抗运动的两个最主要的领袖——荷兰人民运动的领袖威廉·舍默尔霍恩和前下院社会党议员威廉·德勒斯——组织临时政府。
第三章 卢森堡
德国入侵卢森堡大公国是在1940年5月9…10日夜间与入侵比利时和荷兰同时进行的。鉴于对法国有计划的进攻，这显然是一种战略行动。然而，除了卢森堡的价值极大的钢铁的诱惑力外，这次入侵也是纳粹领土扩张总计划的一部分。因此，德国公使照例保证说，他的国家“现在或将来均无意采取措施破坏大公国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他又重弹老调，说因为盟国对卢森堡的入侵迫在眉睫，所以德国必须采取行动以先发制人，这些现在都已同样是熟悉的陈词滥调。在两个月内，德国人不仅开始把德国的行政制度强加于卢森堡，而且已经表明卢森堡实际上将并入德国。采取的方针是，卢森堡人实际上是德国人，他们经过适当的开导后，就会欢迎这样的合并。这种观点是对事实的歪曲，因为卢森堡人从一开头就对德国人表现出很大的敌意，而他们对于女大公和自身独立的忠诚始终不曾减退。德军入侵的当天，政府向英国和法国要求援助。虽然英法答应给予援助，但是，这并不能使这个国家不受全面的蹂躏，于是女大公和政府逃到了英国，手中掌握着一切必要的合法权力，使他们可以把大公国同英国和其他对德作战的国家联合起来。第二天，即1940年5月11日，卢森堡议会开会，通过了一项对德国侵略他们的国家的抗议，并且声明他们效忠女大公。
最初几个星期，大公国被置于德国军事管理之下——起先是由居尔曼将军领导的战地司令部，后来是由舒马赫将军领导的战区司令部。与此同时，卢森堡的一些行政官员，在外交部秘书长（韦雷尔）的主持下，组成了一个“行政委员会”，作为执行日常行政工作的一个机构。但是，由于这个委员会试图为卢森堡人的利益而不是为德国人的利益行事，它无法同军管当局取得任何有效的合作，因此它逐渐被后者排挤得不能存在。实际上，德国人到7月底已经决定把卢森堡从军管改为民政管理了。据宣布，科布伦茨…特里尔的行政长官古斯塔夫·西蒙被任命为卢森堡的民政首脑，他就以这种身分直接对希特勒负责。1940年8月2日，西蒙奉希特勒之命接过他的职务。希特勒命令他“为德意志帝国收复原先属于德意志帝国的卢森堡”。西蒙立即执行希特勒这个指示，当月便宣布，女大公及其政府因逃亡国外，已丧失其权力；除日耳曼群众运动外，一切政党均已解散；卢森堡宪法已不再生效；“女大公”及卢森堡“国家”等词不应再行使用。10月23日，众议院和国务委员会被解散，甚至上文提及的行政委员会也被取消，它的主席被拘捕起来，因为他竟敢送给希特勒一份声明，维护卢森堡保持其独立和王朝的意愿。
此后，卢森堡同德国的合并工作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中进展迅速，纳粹的各项种族法律、德国马克、德国的物价与工资水平、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都被采用了，最后，在1941年初，德国的强迫劳动制度也被采用了。到1941年2月，一切都已部署停当，可以采取走向全面并入德国这个重大步骤了，因为在该月9日，大公国同科布伦茨…特里尔合并为一个单一的行政区，改名为摩泽尔区，此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纳粹党）在卢森堡开展活动，仿佛它是德国的一部分似的。但是，卢森堡仍旧保留其独立的民政机构，因此，西蒙这时拥有双重的任务和权力，既是民政机构的首脑，同时又是摩泽尔区的行政长官。事实上，德国强制实行的新制度，在一个局外的观察家看来，是极其混乱的，因为同时并存两套官员——正式的德国国家官员和一套用以保证民政机构充分注意到党的利益的纳粹党组织体系。另一方面，这两套权力往往是合而为一的——例如，西蒙本人就是如此。
与此同时，他们又通过有系统地引进德国的——或者不如说是纳粹的——行政法规、方法和官员，并且（当德国人实际上没有取代卢森堡官员时）通过为卢森堡官员举办训练班，教授德国法规和方法，不遗余力地来使卢森堡德国化。地方政府也按照德国的格局彻底进行了改组；为了行政目的，全国被划分为许多地区，每一地区设有一个地区长官——一个由上级任命或罢免的政治官员，并由一些指定的议员来协助他。市长这时成了一个小小的地方独裁者，而不是由选举产生的地方机关的首脑；选举产生的各种议会都被解散，最终为具有纯谘询作用的指定的议员所取代。在司法领域中，德国化的工作也进行得同样彻底。根据1941年3月至1942年4月间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德国的刑法在卢森堡已全部生效，德国的民法根据1942年3月15日的一项法令也已（部分）生效。还采用了德国的“特别法庭”，这个法庭应用德国法律来审判所谓“政治罪行”，而不得上诉。卢森堡的司法制度被废除了，许多本国法官和地方推事都被解职或放逐，他们的职位大都由德国人占去。1941年2月，为全体律师成立了一个所谓“荣誉法庭”，应用纳粹制定的律师条例，结果，大多数卢森堡律师都拒绝合作，而被押送到德国去服苦役。大公国的警察控制由威斯巴登地区的党卫队队长和警察局长（贝克尔曼）执行。当地警察则大都被押送出境，而由德国警察和党卫队队员所代替。
在他们企图使这个小小的国家德国化时，他们在外表方面狠下功夫，这是德国人的，尤其是纳粹的特点。虽然卢森堡的普通人讲的是低地德语，但是受过教育的阶级都讲法语，并且在德军占领以前，法语还是官方行政、立法和司法所用的语言。宪法规定法语和德语同样通用，所有学校里也都教授两种语言。然而，西蒙于1940年8月取得控制权以后颁布的第一批法令中有一项便规定，今后应以德语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也是学校中教授的唯一语言。法语报纸禁止发行，接着又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法语。
与此同时，地方当局和商行店铺都必须遵守一项命令，把所有招牌文字、街道名称等等德国化。接着在3月间又命令把所有的姓氏也德国化。
在着手实行这一套包罗万象的合并计划时，德国人并非没有得到来自这个国家内部的一些援助。卢森堡早就有相当多的德国侨民，在这些居民中，有一个可靠的纳粹核心，人数之多，足以构成一支有用的第五纵队，并且通过提供行政人员、地方推事、教师等等，成了推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