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这个公约“极易损害丹麦在英国的好名声，并且危及丹麦和英帝国之间的历史悠久的关系”。
勒文特罗的话指的是这一事实，即早在1940年9月，英国的丹麦侨民组成了一个抗战的“丹麦委员会”代表丹麦的利益同英国政府进行联系。哥本哈根政府以前任命的驻伦敦公使参加这一团体，这自然给这一团体的威信增加了很大的份量。此外，在勒文特罗作出这一姿态以前，他的同僚丹麦驻美公使亨里克·考夫曼已经作了一个甚至更为出色和重要的姿态。考夫曼在1941年4月不仅脱离了哥本哈根政府，并声明自己是自由丹麦驻美国的代表，而且甚至主动同美国缔结了一项条约，使美国能够使用丹属格陵兰岛上的基地。丹麦政府觉得不得不把他撤职，不承认那个协定（虽然他们后来默认了它），但是，美国政府继续把他看作丹麦的合法代表。不久，大多数驻自由国家的其他丹麦代表，包括勒文特罗在内，都仿效他的榜样。丹麦和自由世界的另一种联系就是逃出侵略者魔爪的五六千名丹麦商船的船员，这时为盟国的事业驾驶着大约八十万吨丹麦船舶。
但是，自由丹麦运动的最大收获在于有克里斯马斯·默勒这个人。他是保守党领袖，于1942年5月从丹麦逃到了伦敦。德军入侵后不久，丹麦的社会党政府便扩大为联合政府，这时默勒在内阁中得到了一个席位，但是由于他毫不妥协地反对占领当局，而且公开鼓动别人仿效他的榜样，所以不久便表明他是一个令人为难的根源。于是不到六个月，他就不得不离开议会和政府，并被排斥于一切政治活动以外。因此，默勒一旦到了英国，丹麦委员会自然应由他来领导。他当了丹麦委员会的主席，并且立刻通过无线电展开了生气勃勃的宣传运动，劝告国内的同胞进行抵抗并破坏德国人的战争机器。但是，尽管有如此坚强的领导，丹麦在国外的抵抗运动要发挥影响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合法的政府留在国内——不是象挪威和荷兰那样流亡国外——因此，他们可能作出的任何决定性的领导，都容易受到以国王的名义的正式斥责。在进行破坏活动这个问题上，这种困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在占领的头两年中，破坏事件零零星星小规模地发生，主要是割断电话线和偷窃轻武器等，但是，到了1942年夏，随着德国军事胜利处于低潮和默勒从伦敦进行有力的指挥，破坏工作显得较为严重了。这时，主要的目标是为德国人工作的工厂，德国武装部队的财产，德国人所依靠的铁路和发电站。再者，这些破坏活动这时显然是为了这项目的而空投到丹麦来的专门人员和领袖们作的，虽然产业工人自己也欣然给予帮助和支持。直到这时，德国人的政策一直是封锁新闻，不让破坏事故公开。但是1942年9月布尔首相正式呼吁停止破坏活动，几天以后，工会领袖劳里茨·汉森也作了一次呼吁。后来又有过好几次呼吁，最后在1943年5月15日当国王重新执掌王权以后，他立刻作了一次特别广播。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他的抵抗力量由于前一年冬天他身患重病而有所衰退的迹象，但是，不管正确与否，说他依然认为不使他的人民触怒占领当局，免得占领国对他的人民强加上更厉害的束缚，是他的义务，这也许是比较公正的判断。不过，这时候，这些姑息的尝试已经是无益而错误的了，因为德国人已经表明他们决心要把处理丹麦事务和镇压抵抗运动的工作更加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们委派维尔纳·贝斯特博士为德国全权代表，以保卫他们的利益，镇压反对者，同时又迫使国王任命他们可靠的工具斯卡韦尼乌斯为首相以代替布尔（1942年11月）。
到这时为止，丹麦宪法并没有由于德国的占领而被正式废除，但是，对于宪法所保障的个人自由施加逐步的不知不觉之间加剧的限制，其结果是日积月累地损害了宪法。为了限制公众集会和批评占领当局，为了防止丹麦人帮助占领国的敌人，甚至为了防止他们对盟国表示同情，对刑法条文作了种种增加和修改。丹麦人接下来面临的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怎样对付德国人想获得并行使对丹麦人的审判权的企图。关于这一问题的轰动一时的案件就是丹麦历史学家维赫尔姆·拉库尔一案。他的罪状是“危害丹麦同一个外国（就是德国）的关系”。这次事件最后达成的妥协办法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德国人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丹麦当局为了抢在盖世太保之前，自行逮捕了拉库尔，但是，却被迫把他交给了德国人（1942年2月24日）。德国人对他的案件进行了初步的审讯后，又把他交还给丹麦法院。丹麦法院再次为了防止盖世太保先下手，判决他七个月的监禁。1942年11月，斯卡韦尼乌斯政府就任以后，为防止在未来任何这类偶然事件中发生任何模棱两可的情况，立刻采取了一些步骤。提出并通过了一项“委托代理权法案”（1942年11月11日），根据这个法案，丹麦议会被劝说得放弃了最为重要的宪法权力，政府获得了几乎无限的权力，可以剥夺任何公民的各种自由。事实上，新法律始终没有使用过，只是当作最有效的“大棒”保存在柜子里，以此劝说议会听话一些，并以议会的名义批准为占领当局的利益而必须采取的不合宪法的措施。
宪法方面的一切让步和歪曲，不管诚实与否，都是以使丹麦不遭受更大的耻辱，或不完全屈服于德国为借口。从表面上看来，丹麦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到这时为止一直都还可以照常进行工作，德国人的控制大都是间接的，主要是在幕后操纵。德国人最喜欢行使的控制方法是，由公使馆向丹麦外交部提出意见。德国公使馆的人员大为增多，公使的地位是特殊而有权力的。然而，德国新闻专员迈斯纳尽管表面上的职务是监督丹麦报刊，同丹麦纳粹党进行联系，但在纳粹党内的级别却比公使高，里宾特洛甫对他也比对公使更为信任，因为他经常同里宾特洛甫直接接触。公使馆的另一个成员坎施泰因是警察专家和希姆莱的朋友，他控制着盖世太保的秘密工作。盖世太保在丹麦是没有公开权力的，但是，它收集情报并监督丹麦警察的活动。
在占领初期，新闻检查是德国人控制丹麦的主要手段之一。不过他们却极端小心地把这一事实隐瞒起来。直接干涉新闻界的事是极少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处理国际政治新闻，偶尔也涉及国内新闻的指示来进行的。禁止提到下列这一些问题：不许就签订反共公约发表评论；不许就丹麦工人在德国的处境发表反面的评论；不许议论占领当局。
所有有关挪威的新闻都被严格地删节了。至于盖世太保的活动，同其他被占领国家的情况比较起来，水平是很低的。逮捕丹麦人一般总由丹麦警察执行，不过常常有德国警察陪同，以保证他们执行任务。最初，德国人（虽然颇为勉强地）准许丹麦警察、法院和监狱处理有关丹麦工厂、交通、物资等等的破坏案件，哪怕这些事件损害到了德国的利益。后来，德国人任命党卫军冯·汉内肯将军为总司令，而通敌分子斯卡韦尼乌斯的政府也于1942年10…11月成立，于是破坏德国武装部队产业（以及企图从事间谍活动），都要由德国军事法庭惩办了。
冯·汉内肯作为一个真正的党卫队队员，很乐于立即实行德国的全部恐怖手段（象他在1943年2月通过丹麦报刊扬言要做的那样）——判处死刑、扣押人质和集体罚款——以便扑灭对他的军队的安全的威胁。然而，德国新的全权代表维尔纳·贝斯特博士差不多和这个将军同时（1942年11月5日）到达丹麦，他虽然也是党卫队队员，但是，他那个尽可能继续采取温和与和解的政策却得到柏林的支持。这两个人都是在一次时间较长的危机中上任的，这一危机似乎主要是德国人策划的，目的是要威胁丹麦人，考验一下丹麦人对于使丹麦在更大程度上从属于德国和德国战争努力的计划有何反应。危机的开始是因为召回了德国公使冯·伦特…芬克和“过于温和的”德军总司令吕特克将军，持续的时期几乎正是组成一支“丹麦自由军”并到东线为德国人作战的丹麦纳粹分子获得一个月休假的时期。“丹麦自由军”的成员在休假期间通过他们的行为使国家受到最大的挑衅。在这期间，德国人还“制造”了一个谣言，说已向丹麦政府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为了德国的利益武装丹麦的商船（即还不曾投到盟国方面的那一部分），要求让盖世太保和丹麦纳粹党取得更大的控制范围。还包括其他一些条款，意思都是要丹麦更积极地站在德国一方参战。然而，这场“神经战”似乎没有削弱，反倒加强了丹麦人的抵抗意志。虽然国王最后被迫于1942年11月8日任命亲德的斯卡韦尼乌斯为首相，丹麦纳粹党人为了想表明他们对全国的控制，并为一次暴动铺平道路而于1942年11月1日组织的一次极大的集会却彻底失败了。
因此，贝斯特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用让步的办法把丹麦人争取过来——同时也怀有让当地的纳粹分子取得合法委托的目的。他于是说了许多废话以后，忽然准许在1943年3月23日举行议会选举。但是，德国人对一个被占领国家的这个独一无二、空前未有的让步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结果丹麦纳粹党只获得了略多于百分之二的选票，而组成政府的各民主党派的联盟却获得了压倒多数的信任票。这次选举有一个意味极其深长的特征，那就是一般认为最强烈地反对向德国让步的保守党却获得了十二万张选票，也就是获得了百分之四十的选票。虽然整个结果并不影响斯卡韦尼乌斯政府的组成和政策，但是，丹麦人却很重视这一结果，认为它是坚持民主原则和国家完整的一种表现。虽然德国人花了大量金钱津贴丹麦纳粹党，他们却始终不能抱很大希望，把丹麦纳粹党的领袖弗里茨·克卢森变为一个挪威的维德库恩·吉斯林那样的工具。克卢森这个人如此平庸，以致甚至在丹麦纳粹党这样一个小政党内都不能保持团结。到了1943年选举时，他的同胞K·B·马廷森已经多少使他黯然失色了。马廷森是东线“丹麦自由军”的司令，当时回到丹麦来开始招募一支通称沙尔堡军团的新“保安军”，他同克卢森和丹麦纳粹党都毫不相关，而且更为意味深长的是，他的独立行动是得到德国人的默许的。选举以后，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德国人即使没有完全终止，至少也已大幅度地减少了对丹麦纳粹党的财政支持，而且肯定已经撤销了对弗里茨·克卢森的精神上的支持，而去鼓励和支援那些纯军事性团体，诸如“丹麦武装党卫队”和沙尔堡军团。这给了克卢森对他那个已经四分五裂的党的朝不保夕的控制以致命的打击，此后各方面传说纷纭，说他已经被开除出丹麦纳粹党了，说他因为盗用公款而被德国人逮捕了，又说他已被送到东线去了。
以选举作为让步的另一目的也失败了，因为抵抗和破坏远远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到空前未有的强烈程度。一般公众对于德国剥削丹麦的劳动力和资源越来越感到不安。此外，盟军对欧洲大陆日益增强的空中攻势使哪怕是最爱好和平的人也深信，与其白白遭受空袭，不如去破坏德国人的财产而为自己取得荣誉。1943年8月4日到了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因为这成为丹麦抵抗运动发展的转折点——当时德国人递给丹麦政府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实行戒严令，对进行破坏活动和携带武器者处以死刑，甚至要求在德国法庭根据德国法律审判破坏分子。政府在得到国王的完全同意下，拒绝采取违反国家法律和宪法的措施，而且他们声称，这些措施将使维持秩序比以前更为困难。尽管政府对居民发出最后呼吁，要求他们克制挑衅行为，普遍的罢工和大大加强了的破坏活动依然爆发了。斯卡韦尼乌斯于1943年8月10日向贝斯特提出辞职，但是，贝斯特要靠斯卡韦尼乌斯作为工具，所以不得不拒绝他辞职。在进一步威吓政府的企图失败以后，只剩下一个解决办法了。德国人宣布戒严，解散了政府和议会，国王实际上成为一名战俘，陆海军军官都被拘留起来。丹麦的常任官员办理日常的行政工作，而德国人则在他们上面承担起了对丹麦的直接控制（1943年8月29日）。这些事件似乎标志着贝斯特的调和政策暂时失败了，同他争夺权力的对手冯·汉内肯得到胜利了。既然戒严令已经宣布，汉内肯便取代贝斯特成为德国在丹麦的最高领导，既有立法权，又有行政权。这些事件也使先前分裂为两个阵营的抵抗运动——一些是行动分子，另一些则宁愿等到“时机到来”再作出积极的贡献——在一场公开起义中团结起来。这时，德国军事法庭也是第一次对一个犯有破坏罪行的丹麦工程师判处死刑并予以执行。
1943年8月29日，在宣布戒严的同时，一个“自由委员会”组成了。它包括一名海外的自由丹麦运动的代表。委员会成员撇开党派成见，担负起抵抗德国和丹麦纳粹分子的责任。委员会包括所有行动团体的代表，这些团体过去彼此很少联系，这时却有了一个统一的政策和系统性的纲领。大力劝阻对个别德国人或丹麦纳粹分子进行无组织的破坏和袭击，一切力量这时都集中在破坏为德国利益服务的重要工业和交通运输事业方面。
当戒严令还未取消时，柏林作出了一项决定——显然是根据贝斯特的建议——必须把丹麦的犹太人全拘捕起来，押送到波希米亚去。他们很愚蠢地作了多次努力，想把一切破坏行动都归罪于犹太人的恶意，以便作为他们迫害犹太人的借口，但是，德国人的行动所引起的新的破坏浪潮却显示出反抗决不仅限于一部分人民。对犹太人采取行动发生在10月1…2日的夜间。结果被押送出境的不到五百人，绝大多数犹太人都已听到了风声，知道他们究竟会遇到什么样情况，因此都逃到瑞典去了。
几天以后，在1943年10月6日，贝斯特获准宣布紧急状态已告结束，并恢复了他作为德国全权代表的“正常职责”。不过事实上，除了宵禁以外，紧急状态的大部分规定依然生效。但是，由于在整个冬天破坏的强度逐步增加（据估计11月份每天有二十起破坏事件），贝斯特即使只是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抵制冯·汉内肯，也不得不采取更为严厉的办法去同破坏行为作斗争，因为汉内肯经常叫嚷要重新恢复戒严令。在11月的一个星期内，有十五人被判处死刑，一百三十人被捕，三十一人被送到德国集中营去。这一恐怖政策在1944年4月达到了顶点，当时宣布如果再发生破坏行为，已被逮捕的破坏分子都将被处决，还有就是由丹麦的纳粹分子和沙尔堡军团的成员实行“反破坏”（就是破坏纯粹是丹麦人的财产作为报复），以及进行政治谋杀。在政治谋杀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44年1月5日杀害了那位不屈不挠的爱国者和诗人卡伊·蒙克牧师。
贝斯特对于破坏的损失不断增大十分激怒，终于采取了另一步骤。这一步骤虽然不是十分血腥的，却在这个被占领国家内造成了另一场重大的危机。1944年6月，在夏季白昼最长的日子里，他实行了宵禁，这就使哥本哈根的丹麦人忍无可忍了。丹麦人公开不遵守宵禁（有若干人在街上被德国部队枪杀），并在1944年6月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