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25日宣布建立新秩序以后，各工会立刻就决定通过自动解散、销毁会员名册和其他档案，作为哄骗特博文的诱饵，让继任的吉斯林分子按照德国方式去拼凑某种“劳工阵线”。
在挪威开始被占领后不久，德国人便在所谓“自愿的”基础上实行了劳动服务。1941年4月17日颁布了一项条例（于5月1日开始生效），规定劳动服务是强制性的。此后，二十岁到二十六岁的所有挪威青年男子都被征召去强迫劳动服务三个月。这一措施原来打算每年提供二万五千名青年人，可是，实际上，1941年只有大约一万八千人，1942年增加到二万人。但是在1942年，又颁布了一些法令，使这些安排都相形见绌，那些法令规定所有的商店企业应先拨出三分之一的人员去从事季节性的农业劳动（1942年4月），然后又得再拨出类似比例的人员为托特协会到挪威西海岸的飞机场和防御工事上去从事强迫劳动（1942年5月）：据估计，约有七万名工人立即被调去替德国人构筑防御工事。然而，在1943年1月至3月间颁布的一系列法令中，他们几乎毫不掩饰地企图把挪威的全部男女人力集结起来，迫使他们为德国服务。吉斯林获准设法给这些措施披上一种是为了本国而不是为了德国利益的外衣，他在宣布这些措施的一篇讲话中解释说，这是出于双重需要：既是为了加强国防以对付俄国入侵的威胁（他把这种入侵说成是迫在眉睫的）又是为了保证国家的供应。实际上，这种征召的主要目的是：第一，控制住所有服军役年龄的青年男子，使他们构筑防御工事和铁路；第二，控制住所有身体强壮的青年妇女，以便万一男子被送到前线去或送到德国去工作后，可以代替他们干这些工作。开始时，他们煞费苦心想消除工人们对于目的地的顾虑，直到工人们“掉进了圈套”为止，但是消息不久便泄漏出来，说人们正被装船送往德国，或者，同样非法地，正奉命去参加准军事性的单位，如托特协会等。
受害者越来越觉察到德国人的计谋，也觉察到德国人由于面临盟军在1943年日益趋向胜利而越来越感到绝望的心情（在挪威的德军中开小差的情况十分严重，以致德军司令官也提到了这种情况），这使占领国在执行劳役法令方面的进度极其缓慢而困难。逃往瑞典和其他地方的比率急剧地上升，挪威人使用了一切可用的方法去阻挠和拖延工人的登记。他们甚至声称，破坏征工计划的行动已取得了成功，使征召的工人人数从德国人预期的三万五千名减少到三千五百名。8月间，奥斯陆警察局长贡纳尔·埃利弗森由于拒不逮捕顽抗的妇女以执行征集劳工的工作而被枪毙，挪威警察和准军事组织全被置于德国军纪之下。另一方面，挪威陆军军官也遭到逮捕，被送往集中营。通敌的政党的士气也相应地下降了。在吉斯林就任首相后不久，他那个党的秘密名册和文件就落到了爱国者的手中，文件的摘录于1942年7月发表在秘密报刊上，使许多党员惊惶失措而都退党了。接着，在1942年9月，吉斯林珍惜的关于成立一个“总体议会”的计划由于工会（早些时候他已经接管了工会并使工会“吉斯林化”了）中的集体辞职而完全失败了。工会工作人员是为了抗议他在1942年9月10日颁布的使工会会籍成为强制性的法令而辞职的。1943年12月，奥斯陆大学被查封，大约有一千五百名学生和六十五名教授被捕，学生中后来有将近四百人被驱逐出境，大约有五百人被送进集中营，原因是这些人反对吉斯林企图以政治测验作为入学条件的办法。此外，在整个1943年中，关于吉斯林党内发生分裂并有许多党员退党的新闻，川流不息地传到外界。的确，吉斯林于1943年6月7日在特隆赫姆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已不得不说出他的虔诚的愿望，即希望总人口中每十个人里有一个能成为民族统一党党员，他说，管理人民和国家不需要比这些党员更多的人了。这是承认民族统一党到这时为止在国民中只代表极小的比例，而且还表明吉斯林已经放弃获得普遍依附的希望，只急想达到德国人所规定的、作为准许他继续充当挪威名义上的统治者的条件的那项百分比了。他的权力在1943年4月初已经被德国人的命令以羞辱的方式削减下来。德国人下令把所有吉斯林分子的市长都置于德国专员的代表或当地德军司令官的代表的监督之下。同时通知报界，将来决不可以提到法令是吉斯林“颁布”的，只说是由“首席部长签署的”。但是他的唯一真正的希望——至少暂时是这样——在于利用其同胞的躯体来安抚德国莫洛克神。然而，正是由于人们发现了他要这么做的意图，才使挪威人的抵抗坚强到无法缓和的程度，也加速了他自己和他的主子的灭亡。1944年这一年里，抵抗运动从消极完全变为积极，因为早在那年年初，抵抗运动的部队缴获了吉斯林的计划，发现他答应希特勒要动员七万五千名挪威青年替德国武装部队服役。这一计划的提前暴露，迫使德国人和吉斯林分子推迟了几个月才执行这项计划。这样一耽搁，爱国人士就有机会来组织对付他们的反措施，因此当德国人和他们的挪威傀儡在1944年5月终于企图征召三种年龄的人去从事强迫劳动时（表面上是根据前一年的劳动法令），受到威胁的挪威青年早已逃进深山密林去隐藏起来，这一网几乎没有捕到他们中的任何人。同这一行动同时发生的，是有系统地破坏德国人的档案，以及规模越来越大地破坏为德国人生产的工业。因此，德国人的报复也日益频繁和严厉，到了那年年底，据说大约有一万六千名挪威人被关迸监狱和集中营——有许多集中营是设在德国的。
吉斯林的党在这些事件以及德国人的前景全面恶化的压力下，更加迅速地开始瓦解了。在民族统一党内，温和派和极端派之间早就有了裂痕，这时尽管吉斯林拼命试图控制这个缺口，这条裂痕却变得更深更宽了。在这一年中（1944年），吉斯林的“部长”有三个人脱离了他的政府。吉斯林本人虽然名义上仍旧是领袖和“首席部长”，却已被他的对手“警察部长”约纳斯·利埃越来越推到幕后去了。约纳斯·利埃冷酷而残暴地同德国盖世太保头子雷迪斯合作迫害挪威爱国志士，从而得到了德国人的特别宠爱。极端派的狂热自然得到了德国人更大的支持，所以不可避免的趋势是：他们撵走了温和派，温和派不仅对德国人无用，而且也拼命想从德国人的网里脱身出来，逃避他们同胞的报复。大批温和派这时开始逃住瑞典，或是为时已晚地试图挽救自己，“加入划船俱乐部”（人们这时都这样称它）。的确，这时，促使这些人逃避他们自己领袖的动机就同促使他们逃避抵抗运动或盟军的报复的动机一样。因为那些顽固不化、不可救药的领导人为了努力保全自己的性命，这时都不得不千方百计地拼命加强他们的军事力量，并把这支力量交给他们的德国主子去支配。因此，这些领导人在力竭声嘶地号召人们志愿投军以后，这时又转而采取强迫的手段了。1944年9月初，据宣布，年龄在十八岁至四十五岁之间的民族统一党党员现在可能会被征召去接受军训并服兵役，虽然依旧保证说，不会要他们到挪威国外去服役。结果，数以百计的“吉斯林分子”都逃到森林里去躲避征兵，正如先前那些忠诚的居民逃避劳工动员时所做的那样。
1944年10月25日，红军在追击从芬兰溃退的德军时，越过挪威国境，迅速解放了挪威最北方的芬马克省全境。德国北方军参谋部立刻接到命令，要他们强迫疏散芬马克省的全体居民，并烧毁他们的房子。德国人以冷酷无情的效力贯彻了这项“焦土政策”——在当地的北极严寒和长夜漫漫这些季节性条件下，这一政策更显得极其可怕——焚烧城镇和村庄，屠杀牲口和家畜，并且能抓住多少人就疏散了多少人。当时北方的挪威人十分怨恨，因为祖国阵线的领导和流亡政府对这种史无前例的恐怖行径全不鼓励进行任何反抗。但是，事实上，他们极不愿意鼓励人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去取得相当小的结果，那是很有道理的，例如单独搞一些破坏行动等等，结果只会招致可怕的报复，使每个人的情况更形恶化。虽然在英国的挪威军队派了些队伍去支持俄国人，也很令人失望，流亡政府的首相甚至终于吐露说，盟国并没有从西方派出一支强大的远征军去切断德军南撤的后路。此外，这些十分自然的情绪又被共产党人加以利用，尽管利用得并不很顺利。共产党人一直径自采取一种独立的、更为波澜壮阔的抵抗政策。
然而，德军从芬马克的撤退决不是丝毫不受干扰的。11月，伦杜利克将军接替冯·法尔肯霍斯特将军指挥挪威境内的全部德军。他的任务是把从芬兰撤退下来的七个师调回德国去，以便把他们再从德国派遣到更加危急的战线上去。由于挪威祖国阵线的部队、从英国来的挪威空降部队，以及共同作战的英国皇家空军和皇家海军的不断袭击和破坏，伦杜利克直到12月底才只能顺利地运走了其中的两个师。而且，过了年以后，盟军的优势几乎日益增长，他们可以给予抵抗运动以较大的自由和较多的援助了。英国训练的挪威人以特工人员的身分回到本国来，在这些专门人员的帮助下，对油库、船只、铁路和工厂进行了一系列有系统的重要破坏活动。地下部队也得到了相当的加强。他们这时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和其他装备，大多数是空投的。另一方面，这一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结果是：报复变得更为严厉了。集体处决习以为常。受害者部分是从监狱和集中营里提出来的，部分则是临时从受人尊敬的知名人士中挑出来的无辜的人质，以便给舆论尽量造成最深刻的印象。这些迫害者，不管是本国人还是德国人，都知道他们对待挪威人民那种残暴和压迫的程度，这从解放的时刻他们中至少有四个人自杀便可以看出来了。这四个人是：德国专员特博文，盖世太保头子雷迪斯，“警察部长”约纳斯·利埃和保安警察头子罗格斯塔特。另一方面，吉斯林和他的几个“部长”及其全部六十名警卫队都向祖国阵线的部队投降了。
祖国阵线的部队在胜利时刻的行为是有纪律的，高尚的。因为他们早在几个月前就已同流亡政府密切合作制订了德国人投降以后接管全国的准备工作。的确，1940年下半年，祖国阵线组织成立后，就同伦敦的流亡政府有了密切的联系，虽然总的说来，流亡政府认识到祖国阵线在估计挪威国内的形势方面具有最方便的条件，因而愿意把内部事务尽量交给国内的人去处理。然而，直到1944年3月15日，从伦敦广播的一项声明才宣布有祖国阵线的领导存在着（没有提任何姓名）作为一个协调和指挥挪威国内各种形式的抵抗运动的团体，同时还宣布了这个团体经常同流亡政府保持联系和合作的这一事实。但是当解放的日子显然日益接近时，流亡政府认为应该审慎地使国内舆论安心，让人们知道等到解放的时刻到来，它既无意撇开抵抗运动，也无意忽视政治惯例。1944年12月26日，尼加德斯沃尔德首相从伦敦对挪威人民广播时肯定地说，他的政府准备在回到奥斯陆以后立即辞职，以便可以成立一个包括祖国阵线代表在内的新政府，同时还说，准备迅速审判卖国贼，并尽快地举行议会和市政选举。
这些表态看起来仿佛只是一种形式，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整个抵抗运动对尼加德斯沃尔德政府的态度（以区别于祖国阵线领导的态度），至少始终是有所保留的。在政府离开挪威的最初几个月里，人们普遍感到的那种强烈的怨恨情绪逐渐消失了，他们开始认识到政府的行动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明智的。幸而这种敌意始终没有波及哈康国王，人们仍然爱戴他，把他当作民族独立的一个超政治的和统一的象征。另一方面，在非社会党人看来，尼加德斯沃尔德政府的工党来历使它始终摆脱不掉这种嫌疑：即它的态度受到了党派政治成见的影响。此外，上文已经说到，挪威社会党人在被占领初期的态度，很有理由会使人们对该党产生更多的怀疑。可是即使到了后来，当挪威的社会党人已经全力同抵抗运动合作时，他们发觉由于造化弄人，自己再一次被排除于领导之外了。正因为有组织的劳工是秘密活动最好的渠道之一，德国人和“吉斯林分子”总是把他们的分裂行动集中在抵抗运动上。因此，由于各地的工人领袖遭到逮捕和驱逐，祖国阵线在有组织的劳工还存在的地方，要同他们保持联络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祖国阵线也不象较早时那样，渐渐不大代表挪威的劳工，而且迫于形势，往往还带有一种相当保守的色彩。可是在挪威，占优势的政治风向——不久选举就将清楚地显示出来——还是来自左方的。因此，解放以后，战时首相尼加德斯沃尔德和祖国阵线的领导人保罗·伯格竟然都不能被接受为战后首届政府首脑的候选人，而这种荣誉竟落在埃纳尔·盖哈德森的身上，这也许是很自然的，因为埃纳尔·盖哈德森这个人既象征着劳工，又象征着抵抗运动。
第六编 东欧的被占领国家和卫星国
第一章 波兰
根据1939年8月23日德苏互不侵犯条约附加的秘密议定书的条款，德国分到了一部分波兰领土。通过1939年9月25日的一道法令，希特勒命令在划归德国的那部分波兰领土上建立一个临时的军事管理机构。德占区和俄占区之间的分界线由9月28日签订的一项德苏协议确定下来。德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随即着手组织了四个军区，其司令部分别设在罗兹、克拉科夫、波兹南和但泽。每一军区由一名军区司令官统辖，他拥有全面的行政权力，并由一名文职的行政长官协助他办理行政机关的组织工作。罗兹的军区司令冯·伦斯德对所有这四个军区行使总指挥权，而他的文职助理汉斯·弗朗克则全面负责使占领区的行政机关都按一致的方针建立起来。
这个军事政权持续到10月26日，因为这一天希特勒签署的两项法令开始生效了：10月8日的一项法令把两次大战间波兰最西面的四省并入了德国版图，而10月12日的另一项法令则在德苏分界线以西两次大战间波兰其余的领土上建立了一个行政机构。
根据1939年10月8日的法令并入德国的波兰那几省，不仅包括1918年前属于普鲁士的全部领土，还包括过去从不属于德意志帝国的一条宽阔地带（其面积几乎相当于全部并入地区的一半），虽然在1795年第三次瓜分波兰和1807年提尔西特和约之间的这段时期内，这一地带曾被并入普鲁士版图。
1939年以前的东普鲁士省有所扩大，朝东把苏瓦乌基那个突角包括进去，朝南把1919年波兰割让给德国的齐亚乌多沃（佐尔道）那块小地方包括进去。此外，它还把南起维斯杜拉河、东起那累夫河构成切哈努夫（泽希瑙）专区的华沙省的那一部分也包括进去。东普鲁士的这次扩大使这个省的人口增加了大约一百万，其中绝大多数是波兰人。可是，在东普鲁士的西部边境，马林韦德尔专区连同埃尔平和马林堡两个城市则被划入但泽…西普鲁士这个新的德国行政区，其幅员包括但泽自由市和波兰的波莫瑞省。马林韦德尔划归但泽…西普鲁士的作用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