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和教育方面经过挑选并通过不断补充新进人士而代代更新的上流英国人，应该来领导和统治英国人民，但是这时候他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理想再也不能实现了。对于孤立无援的英国力量来说，丘吉尔是完全准备把美国人当作一种必要的支持和补充而表示欢迎的。
但是，如果丘吉尔隐藏在心底的这些想法大体上如上面描述的那样，那就同罗斯福对人类怀有的较为宽宏大度的理想发生了抵触。尽管由此而产生的意见分歧往往并不妨碍两人在战时发展起来的合作关系，但内心深处恰是不一致的。
尽管我们就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的差异作上述应有的考虑，在他们相互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互相尊重、非常的坦率和全面的同情，这一点却仍然是事实。罗斯福曾经说过：“跟您一同度过这十年，真有意思”，这句话反映出了他们两人各自感觉到自己的历史作用；他们两人也都深切地相信必须相互合作，以便做到几乎始终能够对对方的论旨随时作出反应，并体谅对方的感情。
两位领袖之间通常的联络方式是利用横渡大西洋的海底电报和电话，并有罗斯福的私人代表的访问，最著名的就是哈里·霍普金斯的访问，加以补充。这些途径使较为寻常的外交联系手段黯然失色。而且到美国突然被迫参战的时候，罗斯福和丘吉尔早已在1941年8月的大西洋会议中举行了第一次私人会谈。的确，从这次会晤发展起来的私人友谊是大西洋会议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时，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军事和经济同盟除名义未定外，至少已经存在了十八个月了。而且，在同盟的背后还有几十年普遍的同情和友谊可以凭借。同俄国就绝非如此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在美国引起的敌意，不亚于俄国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空论家对美国这个突出的资本主义堡垒所抱的反感。自从俄国革命以后，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直到1933年才第一次打开，但是有许多小冲突使两国关系仍然很冷淡，1939年的俄…德条约，接着是1939…1940年冬间对芬兰的进攻，使俄国在美国大失人心。还有共产党在军事工业中煽动起来的多起罢工，加上共产党报刊上刺耳的反战宣传，使所有的美国人都同俄国疏远了，只有平常最同情苏联的少数自由派人士不在其内。对于希特勒的进攻俄国，大家起先都以冷眼相看，当俄国军队对芬兰作出了拙劣的表演以后，美国人几乎都期待德国人很快就取得胜利。他们欢迎希特勒的这次进攻，主要是因为这样可以把德国的兵力从不列颠群岛引开。
到1941年8月，俄国抵抗的延长开始在新闻界的舆论中引起了变化。当美国政府决定允许俄国人在美国购买军需品时，这一行动并没有遭到什么公开的责难。随着秋季缓慢地过去，对俄国战斗力的钦佩开始得势了，为俄国清党运动（俄国没有第五纵队）以及为俄…德条约（以便赢得时间）进行的辩解，在自由派的团体中得到了普遍接受，虽然他们对俄国人所作的尝试性的同情，曾经受到1937年1941年间斯大林所推行的政策的强烈震动。不过，孤立主义者和保守派人士中，对俄国的不信任并没有那么轻易就消失掉。对革命的恐惧和认为俄国很快就会崩溃或投降的预测这两者不合理地混合到了一起。罗马天主教徒的舆论就其作为美国社会中实际存在的一股单独的势力而言，是强烈地反共的。1941年秋季，新闻界发动的一场广泛的谴责苏联政权进行宗教迫害的运动，使罗斯福感到十分不安。这场运动至少是部分地由罗马天主教统治集团煽动起来的。经过同梵蒂冈进行外交接触以后，这个运动平息下去了，于是对俄国表示示公开敌视的这个根源减弱了。
太平洋战争的突然爆发在美国对俄国的态度方面造成了一场危机，一般人原来都认为万一美国同日本开战，俄国便会参加，至少会允许美军使用东西伯利亚的基地。象《纽约时报》那样负责而严谨的报纸也在12月11日发表社论说：“如果苏俄在我们对日作战时不帮助我们，那末，美国便可以提出不止一个理由来中止它的援俄政策了。”那些曾经支持罗斯福的援助希特勒的敌人这项政策的报纸，广泛地发表了同样的意见。
俄国对德国人发动进攻的消息（同利比亚传来的消息一起，是珍珠港事件后那几星期中盟国方面仅有的鼓舞人心的消息），以及俄国新派来的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他个人作为一个拥护盟国反侵略行动的战士的声誉，被视为俄国人能同美国合作的一种保证）对美国报界的巧妙的应付，这两件事合在一起，使美国报纸接受了俄国在太平洋的继续保持中立。人们一般开始认为俄国迟早会参加对日战争的，而且也许只会早不会迟。
美国同俄国的官方关系，大体上是顺着公众舆论的趋向走的。希特勒对俄国的进攻并没有使美国政府感到吃惊。官方的最初反应是，用代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的话来说，欢迎“团结起任何力量来反对希特勒主义，不论这些力量来自何方”。同时，韦尔斯说明共产党的独裁政治“同纳粹独裁政治的原则和理论一样，都是同他们＇即美国人民＇自己的信念毫不相容和背道而驰的”。然而，尽管态度这样冷淡，俄国在美国的财产很快就解冻了，而且在俄…德战争爆发的头两个星期内，少量的货物已开始从美国运往俄国。作战物资则不包括在内，因为军需品都已指定供美国、英国或其他国家之用。美国的军事领导人并不指望俄国能长时期经得起德国的进攻，他们对于输送大量作战物资并不十分热心，生怕这些物资一到俄国可能就落入德国人的手中。
虽说这样，早在1941年7月21日，罗斯福还是下令，“立即将大量援助物资运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但是即使具有世界上最坚决的意志，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生产出这些武器来。只有把原来指定给英国的东西运给俄国，才有可能把驱逐机这类珍贵的武器第一批便运出，而且就连这批也到9月才付诸实现。
苏联在美国购货，起先是付现款的，但是1941年9月11日，俄国大使开始同美国谈判某种形式的信贷。谈判的结果由总统在1941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革命周年纪念日）发表了一项声明，他在声明中宣称：“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于保卫合众国是极其重要的”，并且命令租借法督办爱德华·L·斯退丁纽斯“根据租借法将防御性军需品转让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允许共产主义的俄国享受租借法的利益，反映出美国官方和公众的舆论所发生的迅速的变化。这也反映出总统派遣到斯大林那里去的两个官方代表团的工作。鉴于俄国同美国战时关系的模式（至少到1943年为止）是由这两个代表团确定的，因此对于这两个代表团必须简略地叙述一下。
1941年7月，霍普金斯前往伦敦同英国政府首脑商讨军需和战略问题。俄国参战所造成的新局面使这种商讨必须多少估计到俄国在军用物资方面需要些什么，并多少估计到俄国对纳粹进行的军事抵抗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前途，否则便很难作出决定。为了希望就这两个问题找出答案，霍普金斯在7月底飞往俄国。他同斯大林举行会谈之后，坚决相信俄国人是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的，并且编制了一份斯大林最急需的武器和军需品的清单。他把他所获得的印象和资料带回到大西洋会议上来。霍普金斯的报告起了很大的作用，使罗斯福深信，把可以匀出的尽可能多的军用物资运往俄国去是明智的。
在大西洋会议期间，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名签发了一份电报给斯大林，他们在电报中答应提供尽可能多的军需品，并建议在莫斯科举行一次会议，拟订较为长期的计划。斯大林同意了这个建议，1941年9月29日，由比弗布鲁克勋爵和艾夫里尔·哈里曼率领的一个英美联合代表团在莫斯科开始商谈。俄国人提出他们需要的物资清单，西方国家的代表则说明他们可以答应提供每种产品的数量。议定书中列出美英两国提供的军需品，预定有效期为九个月，从1941年10月1日起至1942年6月30日止。这份议定书后来一般被称为《对俄国供应第一号议定书》。它并不包括任何现金费用的计算。就美国来说，这方面的交涉，随后将通过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总理的一次交换信件来加以处理。罗斯福在1941年10月30日的信中写道：
为了排除财政上的困难，将立即作出安排，使价值达十亿美元的军需品可根据租借法办理。如苏联政府赞成，我建议这笔债款不计利息，苏联政府可于战争结束五年后开始占付欠款，并在以后的十年之内全部偿清。
11月4日，斯大林接受了这个建议。三天以后，罗斯福公布了交换的信件，并宣布俄国已取得租借援助的资格了。
关于这些谈判，有两件事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起初答应给予俄国租借援助的条件就一种意义上讲，比答应给予英国的条件严格。偿还的办法规定得很明确，而对英国人则不是这佯，但就另一种意义上说俄国获得的行动自由要比英国大得多。没有要求俄国提出详细的生产数字来证明它所要求的援助是正当的，也没有作任何努力去检查租借物资在俄国经济中的用途。在莫斯科进行的短暂的会议，同促成英美两国的经济那么彻底地结合起来的那种长期打算和经常密切交换情报，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种不同的对待，其主要原因无疑是，俄国人不愿把他们战时生产的秘密透露给西方国家。当然，这方面的守口如瓶是同俄国对它的兵力、军队部署和战略严守秘密相配合的，鉴于俄国的这种态度，直到战争快结束前，不可能有类似ABC…1中所筹划的那种联合战略，而即使到那个时候，军事合作的真实程度也是微不足道的。
人们可能会揣测，为什么美国和英国的谈判代表不坚持要获得更多的资料并拟定一个真正的三国之间的全面经济和战略计划。有关人员——霍普金斯、哈里曼和比弗布鲁克勋爵——的个性可能同这一结果有几分关系，但第一次谈判举行时的情况则更为重要。俄国当时在作战中正进退维谷，显然在军事供应方面，凡是能得到的它都需要，不会发生象1941年夏季打乱英美租借关系的重新出口问题。当哈里曼…比弗布鲁克代表团前往莫斯科时，人们仍然认为俄国最后可能崩溃，没有几个英国或美国的观察家指望俄国能够守住乌拉尔以西任何地方的一条战线。当俄国的武器随时可能遭到灾难的时候，在统计数字上斤斤计较似乎是很不值得的，特别是这种做法，会打乱通过慷慨的运交并答应还将运交更多的军需品，以加强苏联军事力量和士气这一目的，甚至会同这一目的相抵触。
最后，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西方国家代表们的心理状态。他们觉得，俄国人正进行着一场超出他们应当分担的那一份的战斗；其次，西方国家则还没有全力投入战争，在道义上讲是处于不利的地位；最后，冒着把俄国人激怒的风险，逼迫俄国人去揭开掩盖他们作战行动的秘密的帷幕，这种做法也是很危险的。这种心理状态1942年变得更加显著，但在第一次商谈时可能就已经存在了。许多人内心里都惴惴不安，如果斯大林从盟国方面得不到乐意的合作，他可能就会单独媾和。而且当西方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能把它们的地面部队和空军投入任何大规模的战斗时，在许多人看来，美国和英国至少可以做到向俄国人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物资，并在这种供应上不要提出苛刻的或者惹人生气的要求来。
当然，我们必须记住：如果英美人士中有人仍然担心苏联会单独媾和，那末，很多（就算不是大多数的话）苏联官员对英美也很不信任，认为西方国家是故意采取观望态度，希望看到俄国和德国两败俱伤，同归于尽。把战时生产的详细情报交给这样一些不可相信的盟国，那只会使它们更为精确地估计出俄国方面的力量正在如何衰退或增进，因而会让它们相应地调整作战物资的递交工作。对许多俄国官员说来，美国方面要求他们提供军事和经济上的统汁数字作为进一步援助的先决条件的任何尝试，似乎都会成为他们怀疑的证据。
1941年夏季斯大林和霍普金斯的仓促的谈判以及同年秋季哈里曼…比弗布鲁克代表团所商定的议定书，为战争头几年中俄国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确定了形式。实际上，俄国只不过是半个盟国，根本就没有和它达成一种稍许近似英美之间发展起来的那种协调一致的战略的东西，而且在英美两国同俄国薄薄的表面关系下面潜伏着一个互不信任的阴影。
同这种关系相适应，美俄两国政府之间接触的渠道一直相当受到限制。不错，罗斯福和斯大林是有私人信件往来的，但是这种通信同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几乎每天通信的情况相比，在数量上要少得多，而在内容上则大都流于形式。俄国的采购委员会大体上同英国的相应机构享有同样的权力，但一般说来，俄国官员私下对美国官员都敬而远之，交往以公务为限，另外加上一些毫无意义的社交活动。在美国同俄国的关系中，正常的外交联络途径，仍然远比在美国同英国的关系中重要，不过罗斯福通常也委托霍普金斯和哈里曼那样的私人密使到莫斯科去进行关键性的谈判。
战争使美国政府的行政工作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新机构不断增加，叠床架屋，互相倾轧。虽然常常作出努力，进行改组和更换领导人员，但各个机构内部的权力和责任不大可能说是已经划清了界线，更不用说各个机构之间划清了权限的范围了。经济动员的最值得注意的后果之一就是，许多实业人士转移到华盛顿来接管了经济部门中的许多重要职位。这些人一般都是初次参加政府工作的，这一点有利也有弊。一方面，例行公事和常规手续的羁绊对于新来的人影响不大，有些人至少还乐于摆脱开行政上的惯例去应付未曾遇到过的新情况。但另一方面，大部分正是由于这种想简化文牍主义的繁复手续的愿望，造成了政府内不同部门之间时常在权限方面发生冲突。
各级都出现了冲突。例如，在陆军军需处同战时生产局之间就不断发生争执，其中的利害关系不外是对整个美国经济的控制。此外，陆军和海军在物资供应、人力、指挥权等等方面彼此也常常发生冲突。在政府的同一个机构内，个人的冲突往往也一直要斗出个明白来才能罢休，例如，助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同他的顶头上司科德尔·赫尔之间长时期存在着的一系列半公开的争执。
总统作为政府行政部门的首长，他的职务往往更多地是一个调停人而不是一个管理者。总统的繁重已极的任务，意味着罗斯福分不出多少精力去制订出一个明确的行政制度来。而且他的个性生来就是那样，以致他无论如何并不想设法把官僚机构的界限分得一清二楚，他宁可等到某种危机出现时再出面解围。
能够向总统提供意见，是战时最可宝贵的特权之一；哈里·霍普金斯就是靠具有这种便利，才能起到他那极不寻常的作用，由政府中原有各部的首长组成的正式内阁，不曾也不能起到英国内阁那样的作用，就因为战时的行政工作，有一大部分都交给了同任何一个内阁成员完全无关的专门的临时机构去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