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相当小的独立的军，就意味着要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行动是困难的。邻近的各司令员之间个人的竞争以及通过莫斯科进行联络的不便，妨碍了军事效率。因此，快到1942年年底，这个制度又作了更改。较大的军区重行建立起来——即所谓“战线”。斯大林依靠他亲自同将领们的日常接触而使他们安守本分。
这样发展起来的制度，在随后的战争年代里一直效果很好。斯大林同各战地主要司令员之间几乎每天都通过电话进行联络，这使他们觉得斯大林的确是他们中的一员，是发布命令并给予帮助的最高权威。只要斯大林本人积极行使司令权，他就不会轻易地成为军事政变的目标，因为军方同最高民政当局之间不可能发展起一种心理上分离与对抗的意识。斯大林于1943年3月接受苏联元帅的军衔，象征了并且帮助巩固了他异常急切地想保持的军方与民政领导之间心理上的这种团结一致。
斯大林作为红军总司令的任务，只是他战时职务的一部分。在战争爆发前几星期，他就任了人民委员会议主席的职位，即苏联政府总理的职位。另外。他又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因此，所有的权力这时候终于公开地完全集中到了他的手里，政府、军队和党都直接隶属于他。斯大林的权力在三十年代中是半遮半掩的，现在通过职务关系已公开获得承认并受到了尊重。
苏联的出版物、示威行动、公开演讲、无线电广播等给予斯大林的奉承——几乎可以说是崇拜——在他的权力中是另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奉承很奇怪地跟斯大林的缺乏戏剧性作风或口才是一致的。他这种类型并不是西方的那种煽动群众的人，而是农民所想象的高不可攀的父亲般的沙皇。斯大林神话同沙皇神话之间相似的地方，部分是由于有意识的目的而造成的，但是这种崇拜表面上的成功和令人作呕的过度，只是由于俄国人民特别易于接受才出现的。
斯大林的个性是西方人士感到很难理解的。他有时温和、斯文，有时又故意粗鲁，而且经常十分多疑。也许，他也真正感到迷惑，这些西方人士的举止为什么不象资本主义政权的代表应有的那样——斯大林神话面对着斯大林这个真人，使西方人士感到很不容易应付。他个人的能力和勤劳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内心深处想些什么，他真正感到的和想到的又是什么，却始终只能加以猜测。作为一个迷一般的民族的迷一般的领导人，斯大林很恰当地象征着俄国和西方战时合作下面的那种含糊不清的情况。
俄国官僚政治（或者说是各个官僚政治，因为党、政府和军队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各自构成一类官僚政治）的传统，在一种意义上抬高了斯大林的权力，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又限制了它。各类官僚政治中，每一类都独具一种严格的独裁主义：命令就是命令，对不服从命令的惩罚可能是很严厉的。一道连续不断的控制权从最低级的公务员直达俄国政府、党和军队的最高一级：这就给了斯大林如此巨大的权力。
但是正象斯大林依赖他个人周围的顾问和同僚们帮助他作出决定并提供便于他作出决定的情报那样，这个苏联独裁者也是在他指挥下行使权力的行政机构的俘虏。这些机构是不灵活的、血腥的、牺牲人民的设施，对地方情况不能很好地适应。俄国行政机构的这种笨拙不便是由于它的内部结构和传统所造成的。当办事没有成效或没有显示出热情就有可能被判处死刑、流放或监禁时，各级属员便不得不尽力胜过他们的上级，过火地去完成派给他们的任务，不顾别人的反对，疯狂地尽力使他们的顶头上司获得良好的印象。但是下属的这种服从必然往往不能体现出最高领导人原来的意图。完全丧失了个人主动性的人们，不能够使自己的行动适应于当地的情况，或预先没有见到的新情况，直到由于愚蠢的、疯狂的努力去完成无法施行的命令而造成了也许是严重的损失为止。我们的确有理由可以假定，斯大林并没有经常预见到，也不是经常赞同他的工作人员在国内外的某些行为，但是除非在很严重的情况下，他几乎无法公开否认他们的行为，他也不能防止偶然造成严重损失的那种过火地去完成任务的举动再次出现。
害怕和拍马无疑是强有力的动机，但是它们在行政工作上并不有助于增加智慧和灵活性。特别是，下属很可能把没能完成任务的情况故意隐瞒起来不让上司知道。这样使会使上司对事实真相有所误解。视察人员和新闻工作者对这种行为起制止作用，但他们也可能受到腐蚀，需要有视察人员的视察人员，这样漫无止境地延伸下去。
这些弊病是任何官僚政治组织或多或少必然会有的。但在沙皇政体下和在布尔什维主义下的俄国，官僚政治特别容易发生这些弊病，这是因为有下列原因。假如个别官员在私生活中有机会到另外地方去发迹，他们有时就敢跟他们的上级顶嘴，并且总能够用反映出某种人类平等意识的精神去接近较高的权力，这种半独立性可以准许官僚阶层上上下下有效地交换意见和消息。可是在俄国，官员们始终没有可供挑选的职业，这种情况在布尔什维主义下比在革命以前更为确实。结果，一切事情都取决于获得主管当局的爱好——甚至对最愚蠢的命令也象奴隶那样服从，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后果。总的说来，由于这种情况而在官员中间产生的那种心情，建立起一个疯狂的不负责任的机构——一个不能由最高级充分加以控制的机构，因为当一项命令发布出来时，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可能出现的全部情况或预见到可能出现的全部困难。同时，如同已经说过的那样，最高级的人员有时也不能够防止他们原来的意图不被那些没有头脑、没有道德心的下属由于夸大或过火地去完成任务而有所背离。
尽管如此，无论俄国的官僚政治如何笨拙和反常，必须承认的是，它们的严格的独裁主义和冷酷的不顾人情却获得了它们的报酬。正象西方的军纪表明能够把人力组织成不然便无法获致的巨大的权力工具那样，俄国的行政机构也表明，它能够把俄国社会的全部力量组织起来去完成传统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中空前未有的各种改革。布尔什维克的成就应当与十八世纪后期法国革命人士的成就相比拟。正象法国人那时候向一个难以驾驭的欧洲所表明的，政府是人们意志和习惯的创造物而不是上帝建立的制度那样；俄国人在二十世纪似乎正在向一个难以驾驭的世界表明，经济和社会关系是人为的，能够依照周密的计划加以改变。在法国和俄国，革命人士使用暴力和流血的手段使局外人大为惊骇，但是为了应付每一个革命政权所引起的挑战，竟然有必要在原则上模仿革命的重要改革，尽管在细节上有所改变。因此，打败拿破仑的是一个国家化的、本质上多少自由化的欧洲；在二十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努力把它们的经济按照布尔什维克首先有意识地，考虑周详地创造出来的方式，改变成为有计划的、政府指导的政策工具。
布尔什维克所发展的经济和社会计划的主要优点是把社会的全部资源比较大规模地集中起来，这样可以用于任何希望达到的目标上。自从三十年代初期起，布尔什维克全力以赴的重大目标就是军事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充分表明了这个制度新发现的军事效能。
象布尔什维克所着手的这种宏伟的社会物质工程的成功，首先需要有一批干练的、辛勤的管理人员负责管理和计划。通过共产党，俄国人能够产生出这样一批优秀分子。成功还需要人民顺从。俄国人部分通过说服、部分通过强迫，也创造出了这个先决条件。管理人员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是工匠和材料的关系，结果对人生必然会冷漠无情——这种冷漠无情在俄国传统中根深蒂固，但是布尔什维克的学说使之更为加强而且在道义上受到尊敬。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理想变得很古怪地颠倒过来。自我任命的统治者奉行的原则是，他们比群众更知道什么是对群众有利的。这个学说从道义上批准了布尔什维克对自己人民和对邻近的各族人民推行的可怕行为——一切都是为了绝大多数人在遥遥无期的将来的更大的利益。这种道义上的态度或许可以看作布尔什维克在社会物质工程方面取得成功的第三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统治集团的勇气几乎肯定会受到挫折，而且群众的默认也更不容易争取到。
不管布尔什维克改造俄国的某些实例在西方人士看来可能多么令人厌恶，必须承认的是，他们的榜样已经间接地影响了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政府的政策。布尔什维克的榜样，通过证明在人类社会里政府控制的范围可以如何予以扩大，已经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性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交战国家发展起来的那种动员的方法就特别表明了这一点。
的确，布尔什维主义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就是它的战争学说和实践。从一开始，布尔什维主义就是一种战争的信条。布尔什维克就是在战争时期首次掌权的，他们作为在内战和对外战争中的领袖巩固了对俄国的统治。布尔什维克经常想到战争，并且致力于这种主张，认为直到世界革命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基础以前，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绝对的，因此布尔什维克的语言中尽是战争的隐喻，这决不是偶然的。生产战线、工业化的战斗、收割小麦的战役、革命干部等等，充斥了三十年代俄国报纸的篇幅，正象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的战役在1941年和1942年那样。
的确，人们可以说，苏联政权摧毁了战争与和平的传统区别。根据正统的学说，除了会产生太平盛世的世界革命以外，国内的阶级斗争以及国与国之间的阶级斗争成为正常关系。按照这种见解看来，公开的“合法”战争仅仅是长期敌对的一种非常活跃的状态。政治变成了仅仅是国内或国与国之间阶级斗争的代名词，战争并不被看作是使用强制手段的政治的一种暂时的、非常的扩张。
在实际战争中，俄国人的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他们乐于镇静自若地忍受巨大的损失。“当我们来到一片地雷区时，”朱可夫元帅于1945年对艾森豪威尔将军说：“我们的步兵展开进攻，就仿佛那里不是地雷区一样。我们认为，我们从地雷蒙受的损失只等于我们从机枪和火炮所会蒙受的损失，如果德国人选择用大量军队而不用地雷区防卫那个地区的话。”由于几乎所有的苏联公民都过着艰苦和困难的生活，苏联军队的吃苦耐劳、不顾死活和残忍凶猛是俄国将领们采用的政策取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
在战争年代里，俄国人作战方面的特点并没有促使盟国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俄国领导人们不能很容易地就理解英美将领们遇到损失时的那种神经质。这在关于第二战场问题的辩论中变得特别突出。英国对一次登陆可能蒙受的可怕的生命损失所表示的反对，在俄国人听来是虚伪的。英国的这种态度引得俄国人把它解释为根本不愿意站在苏联方面作战的一种薄薄的伪装，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条又无限地加强了俄国人的这种思想，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条，英国人和美国人是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让德国同俄国去搏斗，一面保全他们自己的实力。
当我们考虑到俄国社会和政府同英国和美国的社会和政府基本上多么不同，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于同西方合作多么有害，以及俄国的国家利益同它的盟国的国家利益分歧多么大——当我们考虑到所有这一切，那么奇怪的不是合作不久便失败了，而是合作竟然有可能变得象在战争后期的年代里那样有效。双方的克制和妥协——不仅在罗斯福和丘吉尔方面，而且也在斯大林方面——使所取得的成就成为可能，但是大联盟的主要建筑师并不是盟国的任何领袖而是希特勒本人，当他那只支撑的手移开以后，这个联盟不久就垮掉了。
但是不管希特勒在促成这个最终给他带来灭亡的联盟方而扮演了个多么重要的角色，不少事情还是取决于盟国对他的挑战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下文将试图追述一下美国、英国和俄国作出的反应的历史。
第二章 退却并适应全球性战争 1941年12月…1942年11月
丘吉尔不要花多少时间就可以作出决定，日本在太平洋发动的进攻所造成的新形势需要由他本人和罗斯福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如何对付日本的突然袭击这个紧急的军事问题，仅仅是“协约国”面临的问题的一部分。在丘吉尔看来，最为重要的是如何组织、如何分配、如何增加盟国支配下的军事力量以确保赢得胜利的这些较为长远的问题。因此，在他给罗斯福的那份建议召开一次会议的电报中，他提到需要磋商的问题是。检讨一下“整个作战计划”和“生产与分配问题”等。罗斯福对此起先并不很热心，而对丘吉尔个人的安全则表示关切。但丘吉尔却撇开了这一层顾虑。这次会议终于在12月11日商定了，十一天以后丘吉尔以贵宾的身份第一次出现在白宫里。
外交礼仪大半都取消了。事实上，丘吉尔住在白宫里，使两国政府首脑间的政治和军事关系中有了一种宾主之间的个人私交关系。这既象征着英…美关系的独特性又大大地简化了办事的程序。就餐时的非正式接触，甚至象传闻很广的一次在浴室的非正式接触那样。增加了外交家称之为“交换意见”的机会。1941年8月大西洋会议以后建立起来的初交，到1942年1月阿卡迪亚会议闭幕时改成为“一种接近友谊”的感情了。
丘吉尔并不是只身去出席阿卡迪亚会议的。陪同首相前往华盛顿的有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供应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以及许多助手、秘书和属员。这些人很快地就和美国方面对等的人员共同举行了会议，所以阿卡迪亚会议成了英美高级战略家亲密无间地交换意见的一个时机。虽然没有给会议规定严格的程序，但是通过白宫里那几天的忙乱，很明显地定下了往后的会议必须遵循的格式。
军事问题是这次会议所讨论的最为正式的事项。两国政府内部对于军事权限和职责早有明文规定，这就使会议的程序能有条不紊地进行成了一个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因此，英美两国的参谋长们在阿卡迪亚会议期间举行了十二次会议，他们的密切接触为著名的联合参谋委员会未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政治问题大部分是通过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的私人商讨加以处理的。至于经济问题，由于美国没有同英国供应部明确相仿的机构，这就意味着这类问题的商讨是通过一种不很正规的方式进行的，霍普金斯或许是比弗布鲁克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主要人物，但是霍普金斯的活动并不限于经济问题，而且他也没有任何直接的权力去执行已经达成的决议。
在各个磋商的阵地上经过反复研究以后得出的结论或出现的分歧则提交给总统和首相在他们的顾问陪同下出席的全体会议。全体与会人员通过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商讨，设法将各种特殊的计划汇总成为一个切实可行、协调一致的整体。当专门人员内部或是在一组专家同另一组专家的建议之间出现冲突时，讨论的进程就会变得缓慢、迂回曲折，得不出结论。但是一般说来，美国人和英国人的观点是非常融洽的。一再发生的问题不是该做什么。而是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