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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珍珠港事件以后，与轴心国相对抗的联盟应使用什么名称的问题，便引起了总统的注意。在起草宣言的最初阶段中，曾经使用“协约国”这一词。这一提法的目的是为了回避总统的权限这个棘手的法律问题。当然，各种条约都需要提交给美国参议院去批准，但是罗斯福并不想使提出的这个宣言经受参议院辩论的风险。因此，一项同盟条约——宣言中所包含的这样一种协约的正式名称——是办不到的。但是“协约国”这一平淡无奇的名称似乎强调了同轴心国交战各国之间的松弛的联系。12月29日，罗斯福想出了用“联合国家”这一词来取代它。1942年1月1日，当丘吉尔对渥太华作了一次短暂的访问后重返华盛顿时，时间已经很急促了，罗斯福闯到他的住处去找他，以便知道他认为这个词是否可用。当时首相正在洗澡，但他立刻从浴盆里出来对罗斯福的想法表示赞同。在这个新的名称正式宣布之前，似乎并没有再同任何别人商量过。诚然“联合国家”这个名称只是在宣言的正式文本的标题中才出现。
“联合国家”这个词打开了广阔的前景。联合国家和合众国之间的对比，使人联想起在世界各国中建立起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并在未来进行长期的合作。当罗斯福为战时的联盟选定这一名称时，他心里大概就想到了这样一种对比。当《联合国家宣言》最后从纷乱的电讯中传出来时，全文如下：
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希腊、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卢森堡、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马、波兰、南非联邦、南斯拉夫各国的联合宣言。
本宣言签字国政府， 对于1941年8月14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所作联合宣言通称大西洋宪章内所载宗旨与原则的共同方案已表示赞同，深信完全战胜它们的敌国对于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并对于保全其本国和其他各国的人权和正义非常重要，同时，它们现在正对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的力量从事共同的斗争，兹宣告：
（一）每一政府各自保证对与各该政府作战的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者使用其全部资源，不论军事的或经济的。
（二）每一政府各自保证与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
现在或可能将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给予物质上援助和贡献的其他国家得加入上述宣言。 1942年1月1日签字于华盛顿。
1942年元旦，罗斯福、丘吉尔、李维诺夫和宋子文（后者新近被任命为中国的外交部长）在白宫签署了这一文件。次日，即1942年1月2日，宣言被放到国务院里，由其他各国的大使在那里依次签了字。
赫尔热烈欢呼《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他说：“联合国家的宣言在历史上最大的共同作战努力中，把代表六大洲绝大多数居民的二十六个自由国家的决心和意志联合起来了。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说明遵守法律、爱好和平的国家到了必要的时候能够团结起来使用武力去维护自由、正义和人类的基本准则。”丘吉尔在回顾到这项宣言时。他的评论中的热忱则是比较有分寸的。他写道，“宣言本身并不能赢得胜利，但是它说明了我们是谁和我们为什么而战斗。”斯大林的评论要是有的话，也没有公开记载下来。其实，宣言的直接意义完全是心理上的。一个大联盟，联合国家，第一次公开地排列出来反对轴心国。签署这一文件的小国的数目形成了一份给人深刻印象的名单。随着其他的国家电向德国和日本宣战，名单变得更长了。或许，只有美国人认真看待宣言序言中的原则声明，把它作为将来的国际关系的纲领，不过美国人的思想当然远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因素。虽然宣言的原则事实上并没有决定未来的国际关系，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可以认为宣言只是一套空话，不过从另一点上看，宣言的确取得了重要的实际结果。在战争的年代里，宣言上签字次序所意味着的大国和小国的区分一直保存下来，作为联盟中法律与外交的结构，尽管给予中国的地位是不现实的。此外，当联合国组织后来成立时，它也具有起源于这一宣言的痕迹。
这一宣言可以看作是自威尔逊总统以后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推行积极外交第一次取得的成果。作为既充满了崇高的原则又具有舒畅的乐观主义精神的美国思想的反映，它象征着国际事务中的一种新发展。
《联合国家宣言》的文本是在1942年1月2日最后签字的那天散发给报界的。英国和美国的评论几乎普遍表示赞成，但是俄国报纸却慎重地保持沉默。总的说来，美国新闻记者比英国新闻记者更倾向于接受宣言的表面价值。因此，举例而言，《纽约时报》就在一篇社论中（1942年1月4日）声称：“这项协议……可能表明是和人类历史中所签订的任何政治文件同样重要的一个文件”，而比弗布鲁克勋爵的一份报纸，《星期日快报》，则较为审慎地说：“大联盟是一个事实——已经签字、盖章并发表了。……在纸上，大联盟是＇胜利的＇铁一般的保证。但是数字也好，文件也好，演说也好，都不会带来胜利。”
筹备《联合国家宣言》仅仅是阿卡迪亚会议活动的一小部分，在英国人看来，它简直是无关紧要的。对于丘吉尔和他的顾问们说来，主要的事是在军事战略上达成协议。事实上，战略、军事部署和军事管理等问题的确占去了会议的大部分时间。英国人担心太平洋地区事态的影响会改变英国的军事计划，但是这种顾虑在会议一开始便消除了，因为美国人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了一份备忘录，其中一部分是这样的：“从去年2月以来，出现了不少新情况，但是尽管日本参战了，我们还是认为，德国仍然是主要的敌人，它的战败是胜利的关踺。一旦德国被击败了，意大利的崩溃和日本的战败必然接踵而来。”当英国的参谋长们听到这些话时，他们一定很宽慰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一直是很担心的。
英国人所担心的第二件事是，美国人会坚持把他们的军事生产大规模地转向装备美国武装部队的任务上去，丘吉尔在他准备提交给会议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对于我们有损害的是美国将建立起一支拥有一千万人的庞大的军队，在这支军队受训期间，至少有两年将把可用的物资全部吸收了去，一面袖手旁观地保卫着美洲大陆。”这种顾虑同样证明是毫无根据的。罗斯福和任何别人一样急切地想看到美国部队出动作战，并且对于提出迅速部署这些部队去攻击德国的建议表示欢迎。
然而，提出建议是一回事，安排部署又是一回事。在随后的两年里船舶的缺乏竟然成了盟国战略家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它构成了影响事物进展的一个环节。会议面临的迫切的问题是在太平洋地区对船只和部队进行防御性的部署，以便确保同澳大利亚和远东的联系。马歇尔将军拟定了一个防守新喀里多尼亚作为通往澳大利亚途中的主要停留站的计划，但是太平洋地区的这一计划和其他计划所需要的船只，只有把船舶从其他的紧急任务中抽调出来才能筹集起来。在大西洋战场上，美国人同意派遣部队到北爱尔兰去，他们可以在那里完成训练。这些部队不仅将协助保卫不列颠群岛的安全，而且将使要不然便需要留下来保卫英国本国安全的好几师经过充分训练的英国部队有可能用于海外。行动是迅速的。阿卡迪亚会议还没有结束，美国部队已经开始奔赴爱尔兰了。这个行动公布出来作为一种宣传策略，既打击了德国士气，又打击了美国国内残存的孤立主义情绪。
当时的情况异常紧迫，因此在会议上不可能就长远的进攻性战略达成坚定、明确而详细的协议。虽然如此，英国人却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计划：这个计划所根据的假设是，当时正在利比亚展开的攻势将导致北非轴心国部队的全面毁灭。如果这件事实现了，他们希望看到一支美英远征军在法属北非登陆，当然最好事先能得到维希当局的同意，但必要时不得到同意也要进行了。这项以“体育家”为代号的计划实施的日期暂定为1942年春天，但是时间表并没有明确地规定下来。维希的变幻莫测的政策，使丘吉尔焦急地希望如果法国当局突然发出邀请，他就能立即至少派出一支象征性的部队去。
在北非的攻势如果取得成功，就会“收紧”对德国的“包围圈”，并为1943年在欧洲大陆大举登陆打开道路。丘吉尔所设想的最后对德作战方式是，由几支人数较少，但装备精良的装甲部队同时在几处地方登陆。他写道：“无须认为需要大量的士兵。如果装甲部队的袭击成功的话，当地人民的起义（必须为他们提供武器）就会成为解放当地的攻势中的主体”。
美国参谋部还没有时间为使用美国部队攻击德国自行制定任何详细的长期计划。因此，马歇尔在会议上提不出任何明确的相反的建议来。尽管如此，他对这项计划即使不是积极反对，至少也是不很热心。其他的美国高级军官也抱着同样的见解。
罗斯福个人对这项北非计划却很感兴趣。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他把达喀尔想象成对美洲半球的安全日益迫近的一种威胁，占领法属北非就会排除掉这一危险。此外，地中海的开放将使供应线大为缩短并减轻对船舶的某些压力。当然，最重要的军事上的考虑是，似乎没有别的计划为不久的将来积极使用大量的美国士兵去攻击敌人提供一个机会。然而为了减轻对俄国人的一些压力，英…美在不久的将来展开进攻，似乎是非常必需的。
罗斯福经常耿耿于怀的最后一种顾虑是美国舆论的捉摸不定的情况。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时期里，美国人的注意力立即大半集中到了太平洋地区，特别是集中在菲律宾群岛的防御上：不难想象，会出现强大舆论压力敦促美国把主要力量转到太平洋去打击日本人的这种情形。这一点如同我们知道的那样，事实上正是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属于孤立主义的那些大报所要求的。防止公众的注意力这样集中在太平洋地区的最可靠、最有效的办法是，在欧洲战场上发动进攻。到那时，新闻报道就会发生变化，不是完全由来自日本前线的新闻所占去了，而且对一切已经发动的进攻，美国公众的支持是可以信赖的。看来无可怀疑的是，罗斯福坚持要尽可能早日在欧洲战场上把美国部队投入战斗，骨子里就是考虑到这一点。
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取得了一项协议，即就“体育家”的后勤和其他要求进行研究。谁也没有否认这一行动对盟国的事业会是有利的。问题却是能否获得必要的船只、兵员和设备。甚至在会议结束以前就已经变得很清楚。在利比亚获得全面胜利的希望是不会实现的，而“体育家”计划原来的根据也随着这种希望而消灭了。一支胜利的英国军队在最近的将来不会立即出现在法属突尼斯的边境上，而缺乏这种支援任何登陆行动都不得不采取比最初所设想的更大的规模。因此，尽管罗斯福对英国的计划表示赞同，并不能商定对“体育家”承担任何坚定的义务，更不能商定一个明确的作战时间表。太平洋地区迫切需要的防御性部署和地中海地区敌人力量反击的意料不到的猛烈，使英美的进攻计划制定得未免过早了。
虽然马歇尔将军没有向会议提出任何条理分明的长期战略。但他对应该指导盟国作战行动的军事管理原则却有一些十分明确的想法。在这些事项上所达成的协议证明，对总的战争行动和英美合作的形成有着最为重要的意义。圣诞节那天，马歇尔向英美参谋长会议说明了自己的意见。官方记录里记载的他的讲话如下我说的这些话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并不是同海军或者同我自己的作战计划处商量研究的结果。鉴于我在法国所看到的情形，再根据我所注意到的我们自己的经验，我强烈地感到，应加考虑的最为重要的事项就是统一指挥的问题。我们目前正在解决的问题只是一些琐细的事，除非我们得出一项更为广泛的解决办法，否则这些琐细的事会不断地重新出现。而且除非我们在一个真诚直率的基础上进行作战，否则在各团体、各军种之间存在分歧的情况下，那种局面是无法忍受的。我深信，整个战场——包括空中、地面和舰艇——必须由一个人来指挥。单凭合作，我们是无法应付的。人类的弱点是这样的，他们会非常不愿意把自己的一些部队置于别的军种的指挥之下。如果我们现在就制定一个统一指挥的计划，那末我们的麻烦十之八九就会获得解决。
……我情愿竭尽全力来实现这件事。我们必须在这里决定一个行动的方针，决不能期望在战场上去决定。我赞成由一个人来统帅，不过他是根据这里规定的命令指挥作战的。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不得不这么做，但那是在1918年才办到的，在这以前，大量宝贵的时间、鲜血和财富已经毫无必要地牺牲掉了。
认识到马歇尔建议的激进性质是很重要的。鉴于盟国事业后来在战争中所取得的成功，很容易认为，联合参谋机构和战场上统一的指挥是英美战时关系必然的和自然的结果。但是在1941年，这并不是英国或美国战略家的意思和期望。在ABC…1计划中，各国对一定的地区分别负责的原则已经规定下来：每一战区由一国承担起指挥权，遇有必要，其他国家的部队、舰艇或空军将在外国的指挥下作战。但是马歇尔现在提出了一项更进一步的建议。他希望看到在每一战区，不同国家和不同军种的部队一概置于一个司令官的统率之下。另由一个由有关各国和各军种的代表所组成的单一的联合参谋部加以协助。这样一项建议包含着减少各国政府和各个军种对武装部队所行使的控制权。就实际上所实现的联合参谋部和统一指挥权来看，它们标志着一支超国家的武装部队的出现，当然最终并不是不受本国的控制，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而且在日常的管理方面是同正常的国家指挥隔离的。
很可能马歇尔和那些在阿卡迪亚会议时不赞同他的意见的人都没有这样看待这件事，美国海军不愿意接受这一建议，英国人也感到很难加以接受，英国的计划希望保持不同的地区分别负责的原则，甚至对入侵欧洲大陆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也是如此。可以假定的是丘吉尔至少考虑到英帝国的长远前途以及英国在远东这类地区的影响。组成联合参谋部并对英国、美国和其他盟国的部队实行统一指挥，这至少会使英国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变得模糊不清，并且会在世界一些重要的和广阔的地区导致美国的势力取代英国的势力。
最迫切需要作出决定的战区——东南亚——对马歇尔的建议实际上存在的障碍特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