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开辟其他较为安全的通往俄国的运输路线，曾经作了很大的努力。一条路线是从波斯湾港口出发取道波斯，另一条路线是用俄国船只驶过太平洋。但是这两条路线都牵涉到漫长的陆上和海上行程，所以直到1942年下半年，它们才变得相当重要。
《对俄国供应第二号议定书》是在华盛顿签定的。有效期是自1942年7月1日至1943年6月底为止。尽管早在5月份谈判就已经开始了，但议定书却拖延到1942年10月才最后签订。拖延的一个原因是英美两国政府对于同苏联的经济关系所应采取的政策意见不一，另一个原因是在安排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这条航线的吨位数量上还在同俄国磋商。
英国人希望对俄国的物资供应工作应当做到象美国对英国的关系那样。他们看不出为什么俄国人在申请物资时无须要象他们那样说明理由和提供数字，他们建议关于分配给俄国的物资应当通过已经成立的联合委员会来处理，或许把联合委员会改组一下，让俄国作为成员也参加进去。然而美国人竭力反对，最终否决了整个建议。
1942年间，盟国缺乏船只的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由于进攻作战计划即将成熟；很明显，节省船舶的方法之一是减少运给俄国人的物资数量。当莫洛托夫在1942年5月访问华盛顿时，美国以开辟第二战场为保证，设法说服他同意减少一些船只。然而莫洛托夫不同意，直到西方盟国拟定了对北非的进攻计划以后，同俄国人的这场交涉才告一段落。美国和英国终于在纸面上签字同意运送原来商定的总额为四百四十万吨的货物。俄国人对于取消1942年在法国登陆的计划一事甚为不满，这个协定多少是为了平息俄国的不快而签订的。
实际上，《对俄国供应第二号议定书》的推迟签订对运往俄国的物资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驻英国和美国的俄国物资供应代表团的日常活动，在两国政府的官员的配合之下，控制着物资的输送情况。由于俄国人不断有新的需要，以及美英两国的经济中经常出现无法预知的物资缺乏或新的供应来源，议定书的具体条款常常有所更改。尽管第一号议定书已经满期，而第二号议定书尚未签订，物资的装运却一直没有中断。
真正妨碍装运的是运输方面的具体困难和敌人的行动，早在1942年7月，编号为PQ17的一队护航船在企图绕过北角时被敌人驱散，几乎全被击沉。结果，由于发生了这一灾难，第二队护航船只得暂缓出发。1942年9月初又作了一次尝试，企图冲过德国潜艇和空军的攻击，但是由于在北非登陆的准备工作正在开展，美英两国海军都准备参加，护航工作只得再次停顿下来。有些个别的船只企图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冲过德国海空的袭击，但是能安全通过的很少。结果，直到1943年初，才恢复了正常的护航航行。这些困难意味着运送率大大落后于第二号认定书的顶定计划，1943年，情况开始好转一些，这部分应归功于波斯的公路和铁路运输量的增加，可是在第二号议定书行将满期的时候，不足之数仍然无法得到弥补。
尽管租借物资供应局尽量记下了给予其他国家的物品和劳务的价值，但是从官方的统计数字中仍然不易看出准确的实际执行情况。一个理由是，当1942年军需品分配作紧急变更时，租借物资的变更并不是全部都记录下来的。从租借物资中扣除的这些项目至少在理论上讲，将来有一天是可以补偿的，即使实际交货的日期已经推迟了，租借法受惠国还是渴望把物资的转让情况记录下来，因为这是作为将来提出这种要求的根据。因此，只要物资一经分配，这些项目就一律记入租借物资的帐目，即使有时这些物资的实际启运还要拖延好几个月。因此官方的统计数字只能粗略地说明在任何一段时期内提供的租借物资的规模。
互助物资的记录甚至更不完全。部分原因是，互助物资的主要供应者英国政府和自治领政府开始时并没有把给予美国人的劳务和物品的价值记录下来。只是在美国人敦促之下，他们才于1942年秋天开始记录。互助物资记录的缺点也在于援助的性质，有些东西（例如雷达的设计）几乎无法以现金来估值。鉴于英美军队之间的关系和性质，大部分东西不是通过一个有记帐制度的中心单位来提供的，而是从散布在不列颠群岛上和整个英帝国内的机场和军营中获得的。给予其他盟国以及来自其他盟国的互助项目则更难记帐和结算。既然互助制度所具有的主要优点是可以摆脱盟国经济合作方面的财政限制，那末，现在回过头来再想计算帐面差额，也许是很愚蠢的。
虽然如此，有些数字还是可以稍许说明一下已经交换的物资的规模。从1941年3月11日租借法实施的那天起，到同年底为止，美国给英帝国的货物和劳务的价值据估计为十亿零八千二百万美元，其中有四分之三以上是给予联合王国的。在同一时期里，给予俄国的货物和劳务的价值仅为二千万美元。1942年，可比较的数字如下：
给予英帝国的援助，四十七亿五千七百万美元； 给予俄国的援助，十三亿七千六百万美元。 因此，运出的租借物资的总数增加了三倍以上。如果要将这些美元金额换算成实际的价钱，应该记住，美国物价在普遍上涨，而新投入生产的军需品价格往往总是很高的。
英国给予美国和俄国的援助无法分为一个个相同的时期。因此直接比较是不可能的。英国给予美国的物资和劳务在1942年中期之前无论如何并不很多。直至1943年6月30日为止，物资和劳务的价值总额据官方计算为二亿二千九百七十万英镑。在同一时期内，给予俄国的援助总额是一亿八千七百七十万英镑，物价水平不同而交换的商品又无法进行比较，所以，要把英镑折成美元（或美元折成英镑），这是没有意义的。
的确，如果把这些数字看得过于认真，那将是大错特错的。重要的是，通过1942年建立起来的互助制度，盟国不是以财政标准，而是以更为有关的实际战略标准来控制各国经济间货物和劳务的交流。如果要了解租借物资会计制度的荒唐情况，人们只要回忆起这样一件事：一架美国制造的飞机由英国飞行员从英国机场上驾驶起飞，那就要记在英国欠下的帐目上，而同样一架飞机由美国飞行员在同一个机场上驾驶起飞，如果使用的汽油是来自海法的，那就要记在美国欠下的帐目上——的确如此，如果有人不怕麻烦，愿意这样去调查一下的话。
由于统一指挥、联合参谋和联合作战的制度发展起来，作战用的武器和物资应当归一个国家“所有”的这一概念已经变得陈腐了。租借物资的账目实际上是租借法刚通过时留下的一种遗迹，那时美国还没有全面参战。当时，有许多人，特别是那些接近或者待在英美两国军队并肩作战的战场上的人，意识到将有这种改变。然而在美国，由于害怕国会和公众的反对，没有人愿意公开和正式地提出要取消租借物资的会计程序，即使当时有无数的小额交易已经不记账了。
上文引用的数字清楚地表明，互助关系主要存在于美国与英联邦国家之间。俄国的贡献体现在战场上的牺牲，其他国家则起了有限的作用。美国和英联邦之间的劳动分工相当简单。美国以数量不断增加的军需品运往英国、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等国去；此外，还供给英国以粮食和工业原料。作为酬答，美国取得各种各样的劳务，并在英国和英帝国各地享有使用各种军事设备的便利。还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于在太平洋作战的美国军队提供了大量的粮食。人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种分工的话，英国就得从那些南方的自治领去购买粮食，而美国却需要从本国把粮食运给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的部队，这种分工使船舶的使用大为节省，这就给盟国方面增加了力量。然而，如果在共同作战努力方面还让一些财政障碍存在下来，那是因为它们显然是协助维持英镑收支平衡的一种办法（诚然，是一种必要的办法）。
互助制度对于盟国首先小规模地在新几内亚和印度、后来又在北非所进行的那种联合作战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在这个制度下，美国坦克可以使用英国的汽油，英国坦克也可以使用美国的。备用零件则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交换，不管哪一国军队需要口粮等等，粮食都可以随便领取。如果没有这种灵活性，那末，后勤工作的重复，以及对急需物资供应的拖延简直会使英美联合作战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并不是在所有的盟国中都采用了互助制度。加拿大的特殊地位已经提到过了。此外，英国同埃及或者印度这类国家有物资供应关系而没有采用财政上的注销方法。由于英国在战争的年代里向这些国家购买军需品和雇用民工修建工事，所以它对这些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欠下了巨额的债务。英国和俄国之间虽然也有相互关系，但是很不完备，军需品和医药用品都是“免费的”。但是其他项目，属于民用范围的项目，则根据一项协定提供，按照这项协定，政府必须以黄金或美元支付货物价值的百分之四十，其余部分则作计息债务来结算。鉴于苏联向美国进口的民用物资并没有这样的限制，无怪乎根据这个协定提供的项目为数很少。
美国工业动员尽管在早期出现过一片混乱，但后来还是十分成功，英国和俄国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等方面作了非凡的努力，各联合委员会种种努力也使工作合理化，互助制度又卓有成效，当我们考虑到这些成绩时我们似乎可以很公正地说，为了在一场共同的战争中更为有效地进行合作，各盟国的确表现出了非凡的魄力和想象力，打破了在国际和国内经济关系方面的各种传统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来就没有取得这样的成就，轴心国也从来没有取得这样的成就，甚至在1941年，事先也从来没有想象到会取得这样的成就。
到了1942年底，指挥盟国作战的行政机构已经成功地发展起来，事实证明，在战争后期只有少数几次改变是必要的。盟国之间合作的新的行政机构也开始发挥它的作用。以前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大规模的军需品生产和物资供应，这些东西与其说是按照财政标准，还不如说是按照军事和政治标准分派给了世界各地的盟军。这个事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伟大的创举之一。各国经济的界限都被冲破了。以华盛顿为核心的盟国指挥中心已经强大到足以对各国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已把它们联合成为一个或多或少通力合作的整体。大联盟不仅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联盟，更真实的还是经济上的联盟。
1942年的头三个月里，日本在西南太平洋和东南亚获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日军的兵力比盟国在这些地区所能提供的全部力量都占优势，甚至当日本部队在当地人数较少的时候，象在新加坡的时候那样，他们的战术、士气和热带作战的训练也比盟国方面优越得多，足以确保他们相当轻易地取得胜利。
在太平洋，盟国唯一有希望的地点是菲律宾群岛中的主要岛屿吕宋岛上的巴丹半岛。在那里，守军誓死保卫，成功地抵挡住了日军四个月的进攻。美国和菲律宾部队在占优势的日军进攻下，撤出了马尼拉（1942年1月2日被攻占），在巴丹半岛上建立起一条连续不断的防线。日本人感到这条防线很难突破。当时负责指挥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迅速地获得了很大的声望。看来只有他的部队才能够阻止日军的进攻。但是这种英勇的抵抗没有外援是不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的。辽阔的太平洋和日军所掌握的制海权与制空权使增援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只有少数船只、潜艇和飞机成功地到达菲律宾，带去了少量的补给品。当日军的进攻向南伸展时，救援的希望越来越少了，而随着希望的渺茫，补给品和作战的人力也都在减少。1942年4月9日，巴丹的守军投降了，5月6日，在马尼拉湾的一个岛屿要塞哥黎希律上，当菲律宾最后残余的守军全部投降时，美国国旗降落下来了。
在这惨痛的结局到来前，麦克阿瑟将军已于3月11日乘坐鱼雷艇和飞机到达南方的澳大利亚去承担起更高的指挥职务。菲律宾的挫败，使他个人受到很大的刺激。麦克阿瑟对菲律宾的感情和他要尽快打回去的强烈愿望，对于太平洋战争中后来的战略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在1942年的黑暗年代里，巴丹的保卫在心理上产生了重大的意义。美国人对自己及菲律宾部队的战斗可以感到相当自豪。
然而，从全面的观点来看，巴丹的后卫战斗仅仅是一个插曲。日本人的主要矛头是指向更东南的地区。在阿卡迪亚会议上，盟国已经委任韦维尔将军去保卫那个受威胁的地区。但是要求他建立起来的统一的盟军指挥部还没有开始工作，日军的攻势已经把它打得粉碎了。1942年1月10日，韦维尔到达爪哇的巴达维亚来就任他的新职。可是要他统率的部队实在太少了。盟国的海军显著地不及日本，盟国的空军甚至处于更不利的地位。日本人具有海空两军的优势，几乎能够随心所欲地进行攻击，他们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西南太平洋的岛屿上一处又一处登陆，还在马来亚包抄到英国的战线后方，并且威胁着澳大利亚。
韦维尔还不得不面对着他自己阵营内部的复杂的矛盾。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决定成立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时，事先并没有同荷兰商量过，因此荷兰感到不快是可以理解的。后来经罗斯福和丘吉尔抚慰解释，荷兰才同意了这种安排，但是尽管如此，还是留下了强烈的反感。成功本来会很快消除这种反感的，然而灾难却起了相反的作用。荷兰的海军将领们因为发觉他们岛屿的保卫工作掌握在英美军官的手里而感到很愤慨，同时又没有多少时间去解决参谋联络程序和信号布置等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结果，最高司令部始终没有很好地工作过，特别是在新加坡沦陷以后。随着英国的军事威望大大下降，韦维尔将军的军权也下降了。
不仅是荷兰人难以应付，澳大利亚人也对他们本国的安全感到一种强烈的忧虑，他们不愿意看到澳大利亚部队或舰艇在其他战线上支撑不堪一击的防御。当日军进攻开始时，澳大利亚有四师人驻扎在中东。澳大利亚政府自然想把这些有作战经验的部队调回本国，而且越快越好。在新加坡，澳大利亚损失了接近一个师的兵力，这使许多澳大利亚人确信，英国的司令官是笨拙无能的。美国人在巴丹进行的抵抗和英国人在新加坡的惨败两相对比，使他们越来越把得救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
当船舶问题获得解决后，澳大利亚在中东的四个师里有两师人立即起程回国。领先的一个师刚绕过印度次大陆的南端时，突然又出现了一场新的危机。韦维尔以美英荷澳联军战区最高司令官的身分决定，缅甸是这些开往本国去的澳大利亚军队最需要去的地方。日本军队已经开始攻打缅甸，并且有切断滇缅公路的危险，但是及时的增援看来或许可以阻止日军的前进，甚至迫使他们后退。丘吉尔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希望能说服澳大利亚政府同意。他的意见是假使美国军队能去澳大利亚本土保卫那个大陆。阻止日军在东翼的前进，那末澳大利亚军队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