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4年春天和夏天，有一些小股的游击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保加利亚的山区组成了。9月8…9日，一场军事政变使通称祖国阵线的政治组织在索非亚掌握了政权。祖国阵线是一些政党和政治集团的组合，共产党人虽不能完全支配这个组织，却占重要的地位。但是，当祖国阵线政府执政后，那些游击队侵入了保加利亚的城镇和村庄，他们在那里对当地的旧官员进行了有时候是血腥的清洗，并代之以委员会，在这些委员会里共产党人通常总能取得统治的地位。再则，以游击队为核心，民兵也迅速组成了。民兵不仅代替了旧警察，而且，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也采用了旧警察那套臭名昭著的残暴的手法。
这些发展大概反映了保加利亚内部政治压力的影响，而不是由于莫斯科对保加利亚共产党下达了任何指示。这些发展赋予保加利亚政治局面一种完全不同于罗马尼亚的特征。在罗马尼亚，共产党起初太弱，发挥不了多大影响，但是要说保加利亚出现了彻底的革命，那也言过其实。特别是，农民党继续在中央政府具有实际的影响。1944年秋天祖国阵线的联合，并不仅仅是一场骗局。
尽管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有这些不同之处，1944年10月28日最后签订的停战协定却完全接近罗马尼亚停战协定的型式。对希腊和南斯拉夫的赔偿没有规定数目，苏联政府则完全没有要求赔款。另一方面，苏军最高司令部“为了履行它的职务”，有权要求无限的供应与劳务，有权检查、有权在保加利亚领土上自由行动，以及在对德国及其卫星国家作战中对保加利亚武装部队进行“全面的指挥”。设立了一个盟国管制委员会，以管理和监督停战条款的执行，由盟军（苏联）最高司令部的代表担任主席，有联合王国和美国的代表参加。在停战协定生效和对德战事结束之前的这段时期内，盟国管制委员会应受盟军（苏联）最高司令部的全面指导。
这一条的措辞比罗马尼亚停战协定中相应的一条的措辞明确得多。也许部分地就由于这一点，直到对德战争结束以后，盟国之间在保加利亚问题上没有发生重大的误会。
红军进入南斯拉夫所引起的问题则完全不同，只要提出一点就可以说明：南斯拉夫算是一个盟国。在德黑兰会议期间，英国人明确地决定，在米哈伊洛维奇和铁托这两人之间，他们宁愿帮助铁托。大约在1944年9月，英国政府最积极地参与了南斯拉夫的事务。从游击运动作战的地区范围内容许任何外来势力存在这一点来看，的确，直到俄国人在罗马尼亚突破敌人防御（1944年8月下旬）后的几星期内，南斯拉夫与其说是属于俄国人作战的范围，不如说是属于地中海战区。上文已经提到，丘吉尔使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于1944年6月1日实现了改组。新任总理伊凡·舒巴希奇于6月16日开始和铁托签订一项协议。根据协议的条款，铁托同意暂时不急于解决君主政体的未来地位问题；舒巴希奇承认铁托“临时”管理国家，并答应进一步改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使它只包括“进步的民主人士”。
然而，不是一切都顺利的。1944年8月，丘吉尔来到地中海。在这次行程中他不仅观看了美国人在里维埃拉的登陆（8月15日），而且还着手修补他在希腊和南斯拉夫的政治篱笆。8月12日或13日，这位英国首相第一次会见了铁托。丘吉尔问他是否打算在战后使南斯拉夫共产化。铁托相当粗鲁地作了否定的回答。虽然会谈是热诚的，铁托的总的态度不能使丘吉尔十分安心。但是，英国人却继续支持铁托，的确，他们对游击队的军事援助增加了。
到1944年9月，德国人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抵抗崩溃以后，红军在巴尔干半岛的迅速进展，使形势呈现了一种新面貌。铁托对英国的友谊显著地冷淡下去。9月20日前后他秘密飞往莫斯科，中途在克拉约瓦的俄军总部停留了一下。1944年9月29日，塔斯社的一项公报宣布，已经达成一项协议，让俄国军队暂时进入“毗连匈牙利的南斯拉夫领土”。公报进一步说明，“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的民政机关在红军部队作战的南斯拉夫地区将继续行使职权。”可是这项声明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也许是下面这句话：“苏军司令部声明……苏联部队在完成其作战任务后将从南斯拉夫撤退。”
这个公报说得很清楚，红军在南斯拉夫的权限同它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权限大不相同。大概有两种因素使得斯大林比较克制。1944年5月和6月的预备性谈判曾暂时把南斯拉夫归在英国的活动范围之内，人们有理由推测斯大林希望尽可能最小限度地违背这一谅解，所以公开表示他准备在撵走德国人后马上就把红军从南斯拉夫撤走。鉴于南、苏关系后来的发展，也可能甚至早在1944年铁托就坚持他对南斯拉夫的统治不能受俄国的侵犯，无论是军事管制或是使国家的任何一部分长期被外国占领。
不管怎样，铁托同斯大林的关系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两国政府那种卑躬屈节的态度完全不同，这两国被停战协定的条款缚住了手脚。然而，这种区别不足以使丘吉尔和英国人感到安慰。这位南斯拉夫的领袖一有机会，就投入斯大林的怀抱，同时一脚踢开英国人并批评他们未能按照他的游击队应得的数量给予援助。从丘吉尔的观点来看，反对英美在地中海中部和东部地区使用较大兵力的德黑兰决议，正开始结出苦果来。
俄国新近显示的军事威力所引起的重要政治变动，不仅仅限于巴尔干各国和波兰。在匈牙利，1944年10月15日，当摄政——海军上将霍尔蒂——公开宣布他打算向红军投降后，发生了决定性的动乱。德国人得以在这一决定全部实行前就完成了一次武装政变。霍尔蒂遭到逮捕，被送往德国，德军接管了布达佩斯和匈牙利西部。可是一部分匈牙利军队，在米科洛斯将军领导下，根据霍尔蒂的声明采取行动，投奔到俄国人这一边。12月23日，米科洛斯将军在俄国的保护下，成为临时政府的首脑。盟国开始和这个新政权谈判订立停战协定。该协定于1945年1月20日签字。各项条文几乎和保加利亚停战协定的条文完全相同，只增加了这一条：匈牙利的赔款规定为三亿美元，分六年以商品偿付。其中一亿美元指定给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两亿美元给俄国。
俄国军队在1944年秋天只解放了捷克斯洛伐克东部一小部分地方。8月间，华沙的波兰人开始起义时，斯洛伐克人也起来反抗当时统治他们国家的纳粹傀儡政府。由于红军未能及时到达以阻止德军占领斯洛伐克，他们的起义于9月间完全失败了。但是，尽管华沙发生的事件和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表面上很相似，结果却完全不同。贝奈斯在伦敦承认领导起义的斯洛伐克全国委员会的权力，俄国人则承认贝奈斯政府的权力。的确，根据1943年12月的苏捷条约，一个捷克官员代表团于8月从伦敦奉派前往莫斯科，准备担任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区的民政工作。斯洛伐克的军事挫折使得这个代表团的到达有点为时过早，可是这种挫折并未造成象华沙起义以后所产生的那种敌意或者互相责备。在归入苏联军事活动范围的国家中，只有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在1944年给盟国的外交家带来棘手的问题。贝奈斯和他的同僚们似乎走对了路，能够完成同西方与东方都保持良好关系的这一艰难的功绩。
芬兰也顺利地和苏联人谈妥了条件。芬兰政府于8月25日请求停战，战斗于9月5日停止，停战协定于1944年9月19日签字。停战协定的条款和对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的条款很相似。除了在遥远的北方，把包括佩特萨莫的重要镍矿在内的一个地区割让给俄国外，其余则恢复了1940年的边界。成立了一个盟国管制委员会，对苏赔款规定为三亿美元，苏军最高司令部的无上权力规定得非常明确。有一点是不同的：芬兰被迫把某些军事基地永久割让给俄国。
在我们简略地概述了红军进入东欧时所出现的种种政治变化以后，有两个事实显得很清楚。第一，俄国人并没有露出想要建立由共产党独揽大权的政府的迹象，相反，到处成立了包括各种不同人士的“人民阵线”，使共产党和社会党、农民党以及其他的政党联合在一起。第二，停战条件使得俄国人可以不受限制地控制以前的敌国的经济生活，并且俄国对这些国家的政治事务的潜在影响差不多也同样巨大，因为俄国可以借口它们在军事上或者经济上不合作，而任意进行干涉。我们还有一点看不清楚，而且很可能是斯大林本人还没有断然作出决定的一点，那就是俄国将怎样利用它的支配地位。暂时，斯大林的兴趣似乎主要是在军事方面。他为红军觅取并获得了粮食和其他补给以及劳务，他从那些苏军攻入的国家的军队方面取得了直接的军事支援。人们有理由推测，斯大林对东欧的计划并不比1944年的计划走得更远。一切发生得很快，至少是斯大林可能没有料到会碰上这样突然的和广泛的胜利，不能立刻决定如何尽量利用他所获得的利益。
从盟国合作的观点来看，不能不感觉到两个痛心之处。关于波兰的问题，始终没有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而俄国势力在巴尔干的突然高涨，使丘吉尔感到很不安，尽管罗斯福对于西方势力在东南欧黯然失色，即使不是全不在意，至少看起来是不太关心的。
紧跟着1944年夏天在法国和意大利的胜利，英美在这年早些时候那么显著的政治分歧有了暂时的缓和。当年6月，博诺米取代巴多里奥，成为意大利政府的首脑，因此丘吉尔在意大利的政策受到了挫折。法国人民普遍表示愿意，甚至急于支持戴高乐将军和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使罗斯福对法国的政策也遭到了严重的挫败。由于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承认了这种新的形势，他们早先在探讨对法意两国最合适的政策时发生分歧的一些争执大部分都消失了。
1944年7月，戴高乐访问华盛顿后，盟国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法国国内实际上的权力机构。于是开始谈判，以确定这个委员会和盟国军事当局之间的关系。到8月25日，已经就民政和司法、通货、检查制度、平民救济，以及对于缴获的战争物资的处理这一类问题达成了协议。但是，美国政府很慎重。在签订这些协议时发表的一项官方声明强调，已授权艾森豪威尔同戴高乐的委员会的成员打交道，“只要他们继续得到正在为打败德国和解放法国而战斗的大多数法国人民的拥护”。赫尔和罗斯福以往的不信任感反映在进一步的规定中：“一俟军事情况许可，将给予法国人民以自由选择他们的政府的机会。”
可是这些限制不过是文字方面的一种烟幕，借以掩盖美国政府从一种已经维持不住的立场上的后退。随着事态本身的发展，戴高乐的深得人心已经没有理由再可怀疑了。他已经成为法国抵抗的显著的象征，因此受到法国人民的欢迎。于是，10月23日，美国、英国和苏联正式承认戴高乐将军为法国临时政府首脑。同时，建立了一个包括巴黎在内的内地区域，在这个区域里承认临时政府拥有最高权力。此后不久，在11月11日，法国被邀请为欧洲谘询委员会的成员。这一姿态是承认法国有权成为一个欧洲大国。在这方面的一个更为明白无误的步骤是（8…9月）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应使法国同英国、美国、俄国和中国一起成为拟议中的安全理事会的第五个常任理事国。
解放后的比利时的政治问题和法国的不同。比利时首都解放以后，比利时流亡政府于1944年9月8日从伦敦回到布鲁塞尔，他们几乎立刻就必须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1940年，利奥波德国王没有和流亡政府一起离开祖国，他的敌人指责他同纳粹勾结。事实上，他们这样说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是否应该让他保持王位，很快就成为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由于瓦隆…法兰德斯民族的对抗以及保守派…左派的斗争，这个问题更形复杂了，他们正好环绕着国王这个人大做文章。等到1944年9月20日成立了摄政体制后，问题遂暂时搁置，可是争端不会长此平静，在此后几个月中继续给比利时的政局带来麻烦。
在意大利，（1944年6月）罗马解放后立即就职的博诺米内阁，初上台就试图争取放宽停战条件。丘吉尔在8月间防问意大利时决定，应采取某种行动来减轻意大利人深受苦难的经济的和其他的困难。临行之前，他发表了一封给意大利人民“鼓舞和希望”的公开信。可是具体行动只有在取得美国同意后才能实现。结果，对意大利的救济成为9月间第二次魁北克会议议程上的一项问题。
另一方面，希腊则完全交给英国人处理。的确，美国人直截了当地不参预希腊的事务，除了一个办理救济的小组以外，还不准在这个国家里使用任何美国军队。1944年8月丘吉尔访问地中海时，趁机会见了乔治·帕潘德里欧——希腊流亡政府新任命的总理。这次会晤的结果，丘吉尔似乎认为帕潘德里欧正是推行英国政策的那种人。假使办得到的话，他会安抚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而不让它在这个国家里掌权。
在丘吉尔会见帕潘德里欧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阵线（即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经过长期的犹豫后，才参加了希腊内阁。这是英国计划能够成功的好兆头。只有盟国军事当局和两支对立的游击队（即全国民主同盟和全国人民解放军）之间的关系尚待解决。这一问题由1944年9月26日在卡塞塔签订的一项协议予以处理。按照这项协议的条款，希腊的两支游击队和希腊流亡政府都承认地中海盟军最高统帅威尔逊将军的军事权力，并接受他派来的一位英国将军在希腊担任指挥。
由于这些初步安排的结果，当德国人开始退出希腊时，小规模的英国部队登陆并没有遭到任何反抗，他们把退却中的德军追逐到南斯拉夫边境。民族解放阵线拥有全国人民解放军这支武装部队，有力量夺取政权，可是它没有这样做。它承认希腊流亡政府代表的权力，虽然有时颇为勉强，但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碍1944年10月18日在雅典重新成立内阁。然而，全国人民解放军仍然是国内人数最多的武装力量，只要希腊各党派之间对政治和社会政策的根本问题还争论不休，就不能排除左派发动军事政变的可能性。
英国人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可能性，于是尽快加强政府中非共产党党派所掌握的武装力量。第一步是把原来在意大利作战的一旅希腊军队调回雅典。他们于1944年11月9日到达。第二步是解散游击队，代之以新的国民近卫军。英国人努力贯彻这项行动，结果在1944年12月初突然引起了一次政治危机。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不想和平地放弃他们的统治地位，于是诉诸武力。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这使丘吉尔万分惊慌和狼狈。
如果人们比较一下英美势力范围内那些国家中的事态和俄国势力范围内那些国家中的事态，那末最显著的差别是，西方势力范围内所显露出来的固有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感情，它们表达的范围要大得多。虽说英美的政策无疑有一部分关系，但这不仅仅是英美政策的结果。还有两种因素也发生了作用。一是法国、比利时或者甚至意大利这类国家的政治传统——在这些国家里政党有悠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