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中分别享有代表权。
8月28日提出的这项建议在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团中引起了很大的惊恐。他们预见到谈判有完全破裂的可能。他们认为，西方的舆论决不会接受苏联的要求。罗斯福坚决主张对这个问题应严守秘密，并于8月31日急速打电报给斯大林提出抗议。9月7日，斯大林复电说，他希望能当面向总统说明这个问题在“政治上的重要性”。经过双方同意，这个问题就此搁置下来了。
俄国和西方大国之间出现无法调和的意见分歧的第二个问题，是关系到安全理事会的投票程序。鉴于安全理事会将是这个组织的真正中心，它应该如何作出决定，这是最最重要的问题。大家对于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应该享有否决权这个总的原则并没有异议，可是英国代表团却坚持认为，如果一个大国是争端的当事国时，它就不应享有否决权。美国人开始犹豫不决，后来也表示支持。英国代表团争辩说，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在有关自己的案件中当审判官，那就违反一切公正的原则。然而，俄国人却断然拒绝同意在任何情况下取消否决权。他们希望使大国之间的一致成为采取任何行动的一项绝对必要的条件。
这场争论背后的直接原因就是俄国和西方对于国际组织的目标的概念根本不同。这个组织是否将成为大国的工具，以便它们勾结在一起，把它们的意志强加于任何不听话的小国，同时通过其他的谈判途径去解决它们自己的分歧呢？或者这个组织是否妄图对大国本身行使权力呢？换句话说，这个组织是否将充作大国对全世界实行控制的工具，还是它将按照全人类大致承认的一般的公正原则，调节各国的关系呢？
当然，这个问题和俄国人萦怀的一种感觉有关：他们总觉得自己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和暗中敌对的世界中处于孤立的地位。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能蔑视资产阶级的公正的观念，而一个俄国人决不能忘记他的民族是一种特殊的人民，他们在世界上孤孤单单、与世隔绝。如果没有一种绝对的否决权来作保障，资本主义国家岂不是可以随便利用安全理事会为它们干涉苏联的对外关系作辩护，并按照一些虚伪的资产阶级原则对苏联的行动妄加判决吗？
9月8日，罗斯福用电报和斯大林讨论了这个问题。斯大林于9月14日或15日作出答复，建议拟订一种特别程序，用以处理任何涉及大国的争端。他强调不能容许违反一致同意的原则，并指出苏联不得不考虑其他国家常常表现出来的对俄国的“可笑的成见”。
为了摆脱因此出现的僵局，他们想出了一种折衷办法：任何需要执行的决议必须由常任理事国全体同意，同时所谓一个国家不应在自己的案件中作为审判官的原则，只适用于初步的调查研究，以及提出和平解决争端的建议。可是英国代表团拒绝同意这样的修改，而罗斯福也拿不定主意。美国代表团的一些成员赞成对俄国人让步，另一些人则希望坚持英国人的原则。结果，决定把问题搁置起来暂不解决。敦巴顿橡树园建议的原文中仅仅宣称，安全理事会的投票程序“仍在考虑之中”。
有两件事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显然没有加以考虑。一件是国际法院的性质和管辖权。这留给法律专家以后去讨论。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仅仅商定，这个法院应该和设在海牙的国际常设法庭相似或者相同。另一件完全没有考虑的事是属地的地位。对这种地区实行国际托管，是赫尔和罗斯福这种人长期以来最喜爱的计划。可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有他们自己的、和托管原则抵触的主张。特别是，美国的军事当局至少想对从日本人手里夺取来的某些太平洋岛屿享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美国代表团由于受到他们的压力，很谨慎地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
按理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是秘密举行的，可是实际上美国报纸却能报道会上所发生的大部分事情。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国政府竭力要唤起公众的同情，使他们赞成参加一种新的国际联盟的计划。赫尔和罗斯福都觉得必须对公众进行艰巨的教育工作，然后美国在新的国际组织中的会员资格才能保证得到有力的支持。为了促进这样一个过程，他们采取的政策是，尽可能多发表一些关于敦巴顿橡树园谈判进展情况的消息。
报纸消息的第二种来源是比较非正式的，但很能代表美国政治制度的特点。赫尔曾经答应把政府关于未来国际组织的想法随时通知重要的国会议员。尽管竞选运动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时正进入高潮，国务卿还是把内部情况告诉了共和党的一些领导人，要求他们支持政府的行动并提供意见。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保持秘密。勤快的记者们能从爱说话的国会议员以及曾受赫尔或他部下谘询的其他人士那里收集到不少关于会议进展的内部消息。结果，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事项变成尽人皆知了。更重要的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州长大体上支持美国参加新的国际组织，这就消除了在1920年曾导致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的一个主要因素。
到9月的第三个星期，安全理事会投票程序问题以及应该接纳哪些国家为这个组织会员国的那个尚未解决的问题，都已成为僵局，这引起了很多疑虑，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在大国对这些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以前，召开由许多国家参加的大会来讨论和通过这个组织的宪章，似乎是无益的。然而，9月27日，苏联、英国和美国的代表团一致同意了公报的措词（这一公报直到会议的中国阶段结束后才于10月9日发表）。公报说：“有代表参加讨论的各国政府……一致同意，在进一步研究这些建议以后尽速采取必要的步骤，准备全面的提案，以便作为在全体联合国家会议上讨论的基础。”公报的冗长词句反映出这样的决定：要解决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出现的意见分歧，只有等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第二次三大国会议上亲自讨论这些问题时再作进一步的努力。
会议的苏联阶段就这样于1944年9月28日结束。同时，按照预定计划，中国阶段立即开始。接下去的讨论无关紧要，因为中国代表从会议一开始就在华盛顿，美国人不时同他们磋商。会议的苏联阶段所拟定的那些建议在起草过程中出现的缺点，都被注意到了，但中国人并未提出什么很重要的改动，而且所提出的改动也没有一项被列入最后通过的文本。相反，同中国人讨论后认为值得进行的一些修改，却留待公报所提的正式会议召开时再作详细的考虑。
关于成立一个国际组织的敦巴顿橡树园建议公布以后，在所有盟国的报纸上都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它并没有引起狂热的激情，可是确实激起了即使是谨慎的却是普遍的赞许。国际联盟所带来的美好的希望和它的凄凉的失败，人们还未能完全忘怀。
罗斯福在公报发表时作了一项相当慎重的声明，对于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极端的满意”。10月21日，他发表了一篇竞选演讲，强调应成立一个组织“有权在必要的时候迅速和果断地采取行动，以便用武方保持和平”。当敦巴顿橡树园的结果公布出来时，丘吉尔正在莫斯科忙于其他事务，因此没有发表评论，可是斯大林在1944年11月6日布尔什维克革命周年纪念日的讲话中却宣称：
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关于战后安全的一些决议中，可以看到联合国家阵线团结一致的一种同样显著的标志。有人说三大国之间在某些安全问题上有分歧。当然，分歧的确存在，并且在若干其他问题上也会发生。即使在同一个党内的人们之间，也会有意见分歧。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党派的代表之间，分歧更是必然会出现。
令人惊讶的是并不是出现了分歧，而是分歧竟然这么少，并且一般说来，在差不多所有的情况下，这些分歧总是由三大国以同舟共济的精神解决的。
这些话，以及苏联代表团在会议上所表现的热诚而随和的态度，确实使人想到斯大林企图并指望使新的国际组织成为他的对外政策中一个重要的成分。这一点证实了使罗斯福感到鼓舞的那种对世界前途的光明希望，就是这种希望超过了任何一种其他的因素，支配着他对苏联的政策。分歧也许是有的，可是罗斯福和斯大林，以对立的观点来看，都不认为这些分歧是不可克服的。
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曾经达成协议，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阶段中，美国对英国的经济援助应该加以调整，使英国经济能够开始从战争转向和平。细节留待一个专家委员会解决。因为对英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所以谈判便立即开始。一个以凯恩斯勋爵为首的英国委员会于10月5日到达华盛顿，开始同以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为首的美国小组进行商谈。这次谈判继续了几星期，直到1944年11月23日才告结束。
英国人来时，抱有四个明确的目的。他们希望能说服美国人接受下列原则：（1）根据租借协定提供的军需品，其规模应使英国的某些劳动力能从军需生产转向别种工作；（2）根据租借协定提供的粮食和其他项目的平民消费品，其数量应足以使英国人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3）取消1941年9月的白皮书加在英国出口贸易上的限制；（4）调整租借协定和其他国际会计形式，以防止英国黄金和美元储备的减少。
美国谈判代表们总的说来是以同情的心情听取英国人的论点，但是美国国会反对任何为了与继续作战没有直接关系的目的而利用租借法，他们感觉到自己碍于这种情况，因此没有同意英国人所要求的一切。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不曾积极试探是否有可能给予一笔贷款（象在魁北克会议上提到过的那种）以减轻英国从战争过渡到和平的困难。这件事留待将来解决。
英国代表带着各种物资的详细清单来到华盛顿。他们希望这些物资能根据租借协定在1945年1月1日开始的一年中交付。他们还希望能够签订一份对英国提供租借物资的议定书，就象一开始对俄国实行的那样。在这方面，他们失败了。美国人坚持认为事态发展难以逆料，交货依然要视当时的情况而定，并且现有的那些管理机构应继续按照它们认为最好的方式管理供应品的运送。然而，关于军用和非军用物资的试行分配，其规模应足以使英国能够开始走向复兴，这一问题相对地说，尚不难达成协议。因为由英国分担的对日作战任务，数字上定得相当低。即使在这个基础上制订计划，租借物资的总值也大大低于1944年的水平——军需品约为1944年总值的百分之五十，非军用项目约为百分之七十。
解除对英国出口贸易的限制是一个更为困难的问题。美国商人和国会议员唯恐英国人在战后市场上的竞争会抢在他们前面。特别是，当美国人想到英国人可能会利用租借物资来促进他们出口贸易的复兴时，他们就很不开心：那仿佛是滥用租借物资，并且是一种荒唐的竞争——拿纳税人的钱去接济商业上的对手。
可是，对英国人来说，恢复出口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如果在这方面不开始干起来，战后想获得稳定的经济的希望就会成为泡影。美国政府的专家们认识到这种情况，他们同意这样的看法：如果大战结束时英国的经济全面崩溃，对美国和全世界说来将是一场灾难。问题是如何避免触犯美国公众和国会的感情而仍能在英国急于恢复出口事业时助一臂之力。
结果是变了一场戏法。在公开场合，美国官员们断言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同时，美国人宣称，英国货物的出口要在打败德国以后才不会受到阻碍，“因为这些出口货物那时已不再是按照租借协定供应给他们的东西，而是他们国家自己生产的或是用现金从美国购买的东西了。”然而，私下里，美国人却保证“采取行政措施”从1945年开始给予英国人全面的出口自由。这种明显的明一套暗一套的办法，实际应用的时候范围缩小到了最小的程度，因为若干类货物——金属、矿物、化学品、民用制成品等等——已不包括在1945年的租借物资交货清单内。于是用这类材料或其他类似的材料制成的物品便不受1941年白皮书的限制，一旦找到劳动力和工厂场地，英国人立刻就能开始出口这类货物，不受美国的阻碍。
然而，从租借协定中除去这些项目意味着，凡是由美国供应的这些英国所需要的物资都必须用黄金或美元支付。美军开拔到欧洲大陆去以后，维持美军驻扎在英国的美元支出减少了，因此英国政府不能很轻易地获得足够的美元补充。提出了一些措施来补救这个问题。美国人用了各种计算办法，把英国的美元储备增加了大约三亿美元。这笔数目虽然很大，还是没有达到美英双方专家共同认为理想的数目。然而，这已是法律和政治限制所能允许的最好情况了。
关于在华盛顿会谈中达成的协议，传出了一些流言，其中有些把事情歪曲得很厉害，这些话传到了美国国会议员和其他一些人的耳中，他们怀疑罗斯福政府花起美国的钱来简直是太慷慨了。结果，在1945年4月，当租借法到期需要再次予以延长的时候，几个审查租借法案的委员会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政府发言人感到明智的办法是，强调说明一下他们打算等战争一结束就停止租借物资的交货。关于租借法的前途，为了不使人们对国会的意图有任何怀疑，订出了一项修正案，明确禁止把租借基金用于“战后救济、战后复兴或战后重建”的工作。这个规定束缚住了政府的手脚。当对日战争意外地提早结束时，1944年10月和11月同英国人协商后作出的协议也就成为一张废纸了。
当然，在举行谈判的时候，完全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然而，10月至11月举行会谈的两国代表团已经预见到，并且也有意要使美英经济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逐渐分离。他们只是想些办法使这种分离尽量缓慢、尽量没有痛苦。在会谈中最值得注意的事情也许是，美国的专家们准备把美国本身利益的概念扩大到把英国战后的经济繁荣也包括在内。因此，1944年10…11月的会谈就成为1946年美国对英国贷款和1947年马歇尔计划的重要先驱。
然而当和平仿佛就要来到的时候，英美之间的经济合作却远不如在过去那些年代里（当时，战争的经济效率是政策的唯一标准）那么顺利。这一点在国际民航的领域里十分明显。1944年11月1日到12月7日，五十二个国家在芝加哥开会，试图起草一些规则，以便在和平时期的条件下管理国际航空。俄国人起初表示准备参加会议，后来又突然拒绝出席。会议因此为美国和英国的代表所控制，他们马上就表现出对于战后航空管理问题的意见根本不同。英国人希望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组织，有权对每一国家指派该国的运输份额。美国主张航线之间自由竞争，国际团体只有权建立技术规章。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会议起草了四个协定，基本上反映了美国的立场。这件事就象对中东石油开采权的冲突一样，表明了美国在战争年代里赢得的新的、能发号施令的经济地位。
在1944年的夏季和秋季，美国人同俄国人的经济谈判也同样由于和平的临近而陷入混乱。1944年6月30日，对俄供应第三号议定书满期了。当俄国人提出下一个会计年度想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