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占领区，但是当斯大林反对法国参加盟国委员会时（根据欧洲谘询委员会所接受的建议，这个委员会有责任决定盟国对德国的全部政策），罗斯福也说，他认为没有理由给予法国和胜利国家同等的地位。
这个问题于是移交给外交部长们讨论。果然，要达成协议是困难的，只是在三国首脑几次密谈以后，才达成最后决议。2月10日，罗斯福向全体会议宣布，他已经改变了主意，主张接纳法国成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平等的成员。斯大林只简单地回答了一句“我同意”。我们无法设想出导致事态这样转变的那种情况。会议已接近结束。有争论的各点正急忙一一作出决议，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人和罗斯福的几个专家顾问的论点终于取得了胜利。
赔款是一个同样难以解决的问题。俄国人来开会时，带有一项明确的建议。他们想把德国赔款的总数定为二百亿美元，他们自己要求得到总数的一半。他们建议，在战争结束的两年之内，一百亿美元的赔款应以可动资本的形式——如机器，铁路车辆等——拿走。其余半数想从德国战后的各项生产中，在十年的时期内拿走。苏联计划的用意是要使德国重工业的主要工厂减少百分之八十。德国国内剩余的重工业和对军工生产有用的辅助工业全将“国际化”，也就是置于盟国理事会的管理之下。
俄国人的建议没有五个月前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魁北克接受的摩根索计划那么严厉。俄国人并没有想把德国的重工业全部毁掉，而是保留百分之二十继续生产，也没有说要把德国变成一个农业和牧畜业的国家。因此，他们也许觉得提出二百亿美元这个数字的赔款是适度的，非常合理的。当英国人争辩说这个数字太大时，他们当然感到愤慨了。
但是自从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以后，英国和美国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丘吉尔，已开始考虑到，假如盟国把一笔沉重的赔款强加给一个一贫如洗、心烦意乱的国家，那末它对德国社会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经济上的苦难和绝望，会不会给革命提供一片肥沃的土壤呢？如果把太重的赔款强加于德国，那末英国和美国，出于人道的考虑，以及由于重建一个稳定的德国政权在政治上对它们的利益，它们会不会甚至发现自己不得不去资助德国呢？丘吉尔头脑里大概已经有了这些想法，因此他要求明智一点，在专家们研究出能期望德国负担多少赔款才算合理之前，不要定出任何要德国赔偿的数字来。他详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赔款问题上的大失败，并且发出警告防止重蹈覆辙。
罗斯福的立场并不十分明确。他宣称，在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不会象二十年代那样贷款给德国。他解释道，不应该过多地把德国的工业拆走而使德国人挨饿，但同时俄国和英国应该得到尽可能多的赔款。就美国来说，罗斯福宣称，他的政府除了没收美国境内的德国财产外，不要从德国获得任何其他的赔款。
在这次初步交换意见以后，三大国同意在莫斯科成立一个赔款委员会，负责研究技术细节，它们要求外交部长们拟定发给该委员会的指令。
这证明是个困难的任务。艾登和他的同僚们会谈时，继续主张对战败的德国采取一项温和的政策，并且提出赔款应如何在遭受纳粹蹂躏的各个国家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许多次要的问题证明易于互让解决，但是对于是否要确定一个赔款总值这个中心问题，却无法使英国人和俄国人两方面都感到满意。在这点上，斯退丁纽斯个人觉得，俄国人建议总数为二百亿美元并非是不合情理的。但是他根据罗斯福的指示支持艾登，并且力促在专家研究出结果之前，不应固定金额。
由于外长们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2月10日的全体会议上第二次又讨论了赔款问题。斯大林代表俄国的要求作了特别强烈的发言，他说如果英国人的本意是认为俄国根本不应该获得赔款的话，现在是公开说出来的时候了。丘吉尔否认有这样的意图，但是他象以前一样，反对在对德国的支付能力进行调查之前就提出任何具体的金额。罗斯福也比前一次讨论这个问题时更加公开地表示，他对于要德国付出沉重的赔款是否切实可行也很感怀疑。然而，当斯大林和丘吉尔之间的争执没有迹象能达成协议时，罗斯福决定不顾英国人不同意，接受下俄国人的二百亿美元的数字“作为讨论的基础”。
虽然要求德国赔款的总数问题因此未能取得协议，可是在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却都达成了令人满意的方案。大家商定，在各申请国中分配赔款时，对于在纳粹手中受过的损害和对盟国胜利所作的贡献两方面都应加以考虑。大家还商定，德国赔款应采取三种形式：转移资本，用当时的产品支付，以及强迫劳动，最后一点在国际惯例中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多少有点令人不寒而栗的新办法。
总的来说，这些有关未来盟国对德政策的决议是含糊的，而在赔款和其他一些问题上未能达成全面的协议，预示了五个月后波茨坦会议的总的形势。可是德国的前途的确是盟国面临的唯一最为重要的问题。当德国还没有被打败时，这个问题可以搁置起来，或者不着边际地说两句掩饰过去。但是现在回顾起来，至少可以看清，雅尔塔会议的主要失败之一，就是三大国对它们将来管理德国的政策未能取得任何真正的意见一致。欧洲谘询委员会建议的机构全都很好，但实际上可能起不了什么作用，除非每一个盟国的高级专员都接到同样的指示。而从雅尔塔进行的讨论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期望他们会接到同样的指示是不可能的。
德国问题为什么在雅尔塔处理得这么令人不满意，一个原因就是其他工作过于繁忙。美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联合国组织问题上，而波兰问题又占去了长得完全不相称的时间，这两个问题全是2月6日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提起的。
讨论安全理事会的投票方式是第三次全体会议议事日程的第一个项目。这是使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陷入困境的主要问题。罗斯福把打开这个僵局看作是他参加雅尔塔会议的主要政治目标。美国人草拟了一个折衷方案，他们希望俄国人会接受。这个方案已于1944年12月5日提交斯大林和丘吉尔审阅。当美国人发现斯大林还没有抽出时间熟悉一下这个新建议时，他们大为震惊。
斯退丁纽斯仔细而详尽地说明了美国的方案，力求挽救当时的情况。他把可以提交安理会的问题分成两类。某些问题需要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全体一致投票才能通过——这类问题包括接纳会员国和中止会员国权利，消除对和平的威胁和制止对和平的破坏，调整军备等等。但是还有些其他准司法性的问题，料想也可能被提交安理会——例如，一项国际争端如果长久继续下去是否会威胁和平；安理会是否应要求有关国家自行解决争端，或者采取安理会所建议的和平步骤；某一争端是否应移交国际法院解决；是否应要求某一区域性国家组织设法解决争端等。对于这类问题，美国人建议，如果常任理事国本身是争端一方的话，其代表不得参加投票。
当斯退丁纽斯结束了他的解说时，丘吉尔说他觉得这个建议完全令人满意。斯大林则要求有较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个问题。在随后的讨论中，斯大林强调说，国际组织的结构应能防止盟国大国之间的争吵。他说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德国重新进行侵略。他回想起1939年芬兰战争期间，国际联盟是怎样把俄国开除出去的，并且明确表示，他担心如果废止否决权，将来有朝一日可能会给类似上述的那种动员联合国组织的道义力量（即使不是物质力量）来反对俄国的做法大开方便之门。
尽管斯大林有这些疑虑，他在次日（2月7日）的全体会议上还是宣布，他乐于完全接受美国关于安理会表决程序的建议，因为他深信大国间必要的团结一致已经有了充分的保障。但是还是有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俄国人要求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中有三个或者至少是两个，应被邀请为这一新组织的创始会员国。这比起在敦巴顿橡树园要求接纳全部十六个加盟共和国来已是退了一步，但是这依然使罗斯福深感为难。总统试图谈些不相干的事情来回避这个问题。他于是建议由外交部长们就哪些国家应被邀请为新的国际组织的创始会员国进行全盘的考虑，同时还应为成立新的世界组织而召开的国际会议确定时间和地点。丘吉尔急于要维护印度在联合国组织大会中的代表权。自称他个人很同情斯大林的建议，但是却推迟作出正式决定。
当外长们会晤讨论这个问题时，艾登清楚地表示，英国政府将支持俄国在大会中争取多重代表权的要求。斯退丁纽斯未作正面答复，但这次会议刚一结束，罗斯福就决定他不得不打消顾虑，同意苏联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提出的要求。外长们还商定于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召开拟议中的大会。2月10日，罗斯福批准了斯退丁纽斯把会议地点定在旧金山的意见。
还有一层障碍必须越过。斯大林希望他要求单独享有代表权的两个苏维埃加盟共和国被邀请到旧金山去，美国人和英国人则想把这件事留给旧金山会议本身去决定，经谅解，无论苏联愿意在什么时候提出接纳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进入联合国组织大会的这一建议，美国和英国都将支持这一步骤。经过一番争论之后，斯大林作了让步。
决定邀请哪些国家出席这次会议的整个工作是很棘手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反对邀请与苏联没有外交关系、没有对德宣战的国家，主要是拉丁美洲国家。他们也提出，邀请土耳其和埃及到旧金山是否适当。罗斯福坦白地承认了拉丁美洲的情况，使大家不好再批评他。他解释道，是美国在1942年告诉这些国家没有必要宣战，他觉得它们不应该因为听从了美国的意见而受到处罚。最后决定，凡是在1945年3月1日以前对“共同的敌人”宣战，并在同一日期以前签署了1942年1月的联合国家宣言的国家，都应被邀请参加旧金山会议。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中没有谈到的问题之一就是，怎样处理不能立刻实行自治的“属地”的问题。斯退丁纽斯向艾登和莫洛托夫建议，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应在旧金山会议召开之前互相磋商，准备提出有关这类地区的国际托管的建议。他不打算提出哪些地区可以置于国际托管之下的这个问题，他只想在新的国际组织的宪章中规定一个国际托管的机构，以弥补敦巴顿橡树园计划的一个漏洞。艾登和莫洛托夫都同意了，但是当这件事提交全体会议批准时（2月9日），丘吉尔却大发雷霆。他认为美国人是在提出一种很可能把英国殖民地都包括进去的殖民地国际管制计划。斯退丁纽斯解释说，这种国际托管仅仅适用于前国际联盟委任统治下的领土、大战期间从轴心国夺取的领土以及殖民国家自愿置于国际管制下的任何地区，这时他才稍稍冷静了一点。但是甚至在这个解释以后，丘吉尔仍然是愤怒和怀疑的。他那口若悬河的辩才突出地表现了一番他对帝国这一概念的强烈的留恋。尽管如此，还是决定应该照斯退丁纽斯的建议举行磋商。
斯大林接受了安全理事会的表决方式，又达成了4月25日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的协议，罗斯福完全可以觉得他已经达到他为自己定下的主要政治目标了。除非有某种意想不到的绊脚石出现，否则在战火中诞生的联合国就会牢固地以一个国际组织的形式永远存在，而且如果事情处理得慎重得当，美国公众和国会中十之八九会支持这个组织的。
唯一的绊脚石就是俄国想在大会中享有三重代表权的这项要求。出席会议的几个罗斯福的最有经验的政治顾问，那些对美国党派事务异常熟悉的人，全认为如果这样，在美国很容易煽动起舆论来反对美国和俄国之间的任何这类不平等的现象。因此，2月10日，当会议将要结束时，罗斯福写信给斯大林和丘吉尔，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支持美国在大会中要求三个席位，如果这样的要求竟然是必要的话。第二天，斯大林作了肯定的答复，丘吉尔也是如此。
罗斯福甚至在得到这样的保证后仍然感到担心。他决定，自己同意支持俄国要求大会接纳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这件事应该保持秘密。然而弄巧成拙。几星期后，这种安排的消息泄露出去，传到了美国新闻界，逼得总统在十分尴尬的情况下，承认了全部事情。
尽管罗斯福因为苏联想享有多重表决权而感到忧虑，总的说来，他对联合国组织达成的协议，还能够感到满意。但在解决波兰问题上，就不能这样说了。波兰问题从2月6日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后一阶段开始谈起，到雅尔塔会议结束，一直是会议的主要议题。
波兰问题是尖锐的，在会议期间，波兰国内的事态并没有静止不变。当雅尔塔会议的辩论还在进行时，红军把德国人完全赶出了波兰领土。得到俄国承认和支持的波兰临时政府，一天天巩固了它对波兰事务的控制。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想看到一个新的波兰政府，一个能够把所有民主党派集合起来，而且至少根据推论，共产党人只占少数席位的波兰政府成立起来。另一方面，斯大林愿意考虑“扩大”当时的临时政府，但是他不愿意另起炉灶，或者成立一个共产党不居于领导地位的政府。
当这件事在2月6日第一次提出时，斯大林作了一篇在他来说是热烈而长时间的发言，他说，波兰问题对俄国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波兰构成了德国得以侵略苏联的巨大通路。他宣称，一个强大、独立和民主的波兰对俄国说来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能阻挡住德国人。虽然桌子四周的人肯定都意识到有关的真正问题是什么，但是没有人愿意追问一句，斯大林所说的民主和独立是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有两方面。关于波兰的疆界，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愿意接受某种接近于寇松线的界限作为俄国和波兰的边界线。当然，罗斯福还希望劝说斯大林把利沃夫和附近的油井给予波兰人，但是当斯大林拒绝这样做时，罗斯福就立刻把这件事丢下了。波兰的西部疆界争执更多。俄国人希望波兰人并吞德国领土直到奥得河和尼斯河。丘吉尔反对用德国土地把“波兰鹅填得”过饱。结果，决定把这个问题暂时搁置起来。根据议定书和公报，波兰将“在北方和西方获得广大的领土的让予”，但是新的德波疆界要在和波兰政府本身协商之后才能决定。
疆界问题和在波兰应成立何种政府的问题相比，无论如何总是次要的。在全体会议和外长会议上，三大国为了解决政府问题翻来复去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方案。我们没有必要细谈辩论的过程。挖空心思、大绕圈子和花言巧语地大谈其波兰的舆论及主权尊严，都只能伪装而几乎无法隐藏他们内心的真正动机。
起先，美国人希望能成立一个合理的中立机构，通过它来成立一个新的全国统一政府，用这个办法，劝说俄国人放弃他们新近承认的临时政府。2月6日晚上，罗斯福送了一份建议给斯大林，说明这种意思。它竟然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在2月9日收回了。从那时以后，看来很清楚，罗斯福是想几乎不惜任何代价以期就波兰问题达成某种口头上的协议。他终于认识到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