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波茨坦的多次会议与其说是具有谈判的性质，还不如说是具有宣传的性质。第二种后果是，俄国和英国的对立比俄国和美国的对立更容易引起冲突。英国人自然比美国人更认真地关心欧洲的事务，而且比美国人更敏锐地认识到，如果德国的经济一点不复苏，欧洲的经济复兴是不可能开始的。不说别的，煤就不得不从德国的矿井里开出来，而这意味着要为矿工提供粮食。粮食，或者必须用德国的出口商品来支付，或者必须通过与俄国人达成协议从德国东部获取。这样，英国人就比美国人更顽固地反对俄国要从德国取得赔偿的要求。在美国人中，对战败的敌人进行惩罚的思想仍然得到一些支持。
因此，美国人发现自己再一次处在中间：他们离英国人比离俄国人近得多，但只要能够调解，他们仍然可以充作调解人。当美国人发现他们的全面解决欧洲问题的方案使俄国人不高兴时，他们愿意把问题搁置起来而只说几句虔诚的空话了事。除了在德国外，他们觉得自己对欧洲事务不负有什么直接的责任。如果他们的建议不能使最直接有关的大国满意，那么一个诚实的中间人除了体面地退场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再则，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完全真诚地希望同俄国人保持相当友好的关系，并且能够象罗斯福经常做的那样，希望会发生什么事情来改善未来的关系。因此把有争议的问题放在一边并交给外长会议去处理，暂时似乎是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所以贝尔纳斯离开会议时感到，总的看来会议是成功的。
美国的态度倾向于把他们自己的欧洲方案和俄国人支持的欧洲方案互相抵触的深度掩盖起来。或许斯大林还得到鼓励，认为美国人不会试图按照他们那些唱高调的原则行事，不会干扰他的保护国的安全区。英国似乎是主要的对手，因此，在此后的几个月中，俄国的宣传和外交工作都是针对英国的。
但是从非常现实的意义来看，波茨坦会议的根本问题与其说是英国和俄国之间的斗争，不如说是美国和俄国之间的斗争。美国人来波茨坦开会，带着一个全面解决欧洲问题的方案。俄国人对于如何安排欧洲的未来，有他们自己的完全不同的想法。当美国的建议没有被接受时，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十分爽快地撤回了他们的建议。但是这种撤回不一定意味着放弃：因为美国人比英国人拥有强大得多的力量来支持自己的政策，所以他们关于应该怎样解决欧洲问题的主张，从长远来看，比英、俄两国的代表关于彼此在欧洲小国内所采取的行动的争吵，关系要重大得多。但是，虽然这种支配着战后国际政治关系的根本对抗在波茨坦变得很明显，它却没有持续下去，也没有演成任何合乎逻辑的结论。
虽然斯大林迟到了一天，波茨坦会议仍然取得一个良好的开端。7月17日，斯大林首次拜访了杜鲁门，并留下来共进午餐。他很肯定地说，他相信希特勒仍然活着，躲在西班牙或者阿根廷，这使美国人吃了一惊。其余的谈话只限于寒暄谈笑。在下午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建议由杜鲁门主持会议。总统立刻开始处理正事。他随即提出他的顾问们拟定的四项建议：设立一个外长会议以准备和约；提出一个盟国对德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纲领；根据雅尔塔会议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采取共同行动，对意大利、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选举进行监督；放宽停战条款并接纳意大利进入联合国。丘吉尔对于杜鲁门的这种轻快活泼态度——这和罗斯福那种不拘形式的习惯形成强烈的对照——有点儿吃惊，他强调在根据杜鲁门的任何一项建议作出行动以前，有必要先进行仔细研究。斯大林已经准备好一系列他希望讨论的问题，并提出他的议事日程的提纲。他提到的项目有：德国船舶的处置，赔偿，俄国人关于托管某些前意大利殖民地的要求，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政府的外交承认，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丹吉尔的地位，叙利亚和黎巴嫩最近的事件，以及撤销在伦敦的波兰组织。丘古尔没有提出类似的纲领，但是说他将准备一个，以后交会议讨论。全体会议对提议的外长会议作了初步讨论后，把这个问题交给三国外长作进一步审查并提出报告。于是第一次全体会议就象开场时那样轻快地结束了。
在这第一次遭逢以后，杜鲁门由于看到斯大林彬彬有礼而感到放心，认为不难和这位俄国领导人达成协议。第二天的进程没有打消这种信念。外长们上午开会，一致认为设立一个外长会议是合适的。这个新机构将起草对欧亚两洲前敌国的和约。外长们商定每一条约应由曾和有关的敌国签订停战协定的国家的代表起草。当这项规定被接受以后，外长会议的组成问题也就解决了。此外又规定，法国应算作意大利停战协定的一个签字国。欧洲谘询委员会将由这个新机构所代替，但是在雅尔塔商定的由外长定期举行会议以考虑当前的问题，则不应与起草条约这项范围较为有限的工作相混淆。
同一天，7月18日下午，外长们把这一协议向全体会议汇报时，全体会议几乎没有经过讨论就接受了。这使这项计划的主要倡议者贝尔纳斯相当满意。7月20日的第四次会议上，一份明确规定外长会议的任务及其辅助组织的文件提出来并获得批准。伦敦被选定为外长会议的永久所在地，第一次会议定于1945年9月1日举行。就这样，一个媾和的机构建立起来了，至少美国人希望并相信经过几个月就可以正式缔结欧洲和约了。
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注意力集中在杜鲁门的第二项建议上：确定盟国对德国的政策。为方便起见，把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区分开来，而在这次会议上只讨论了政治政策。但是把两者完全分开是不可能的。在确定德国东部边界时发生的第一次重要冲突，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英国人不甘心让波兰领土扩张到西面的尼斯河。他们反对的理由既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根据人道主义的理由，丘吉尔为一个需要赶走几百万德国人的政策感到遗憾。根据经济上的理由，他反对使德国西部地区的粮食和其他资源由于增加几百万难民而变得格外紧张。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如果没有德国东部农业区的粮食供应，靠德国资源供应英占区居民的粮食是不可能的。英国人自己缺乏粮食，只能通过向外国，大部分向美国购买，才能供应英占区的德国人粮食。但是英国已经缺少美元，俄国在德国东部的政策如果进一步使英国对美国在同美国交往中的困难的经济处境更为紧张，那在英国领导人看来是完全不能允许的。
根据政治上的理由，丘吉尔认为如果波兰人取得德国的大片领土，那就为未来的战争布置了一个舞台。人们不能期望德国的民族自尊心会甘心失去那么多几世纪以来毫无争议地属于德国的领土。一项要使德国长久衰弱、无力进行任何报复的政策，也会使欧洲的一般经济和政治难以恢复，如果不是不可能恢复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当时觉得那么令人不安的俄国的军事优势，将不是暂时的而是持久的，英国就不得不生活于苏联在整个欧洲大陆上的霸权——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的阴影之下。
斯大林当然同样清楚地认识到波兰向西扩展边界的政治含意。在丘吉尔看来是危险的，在斯大林看来正是俄国安全的一种保证。这么直接的和严重的冲突不可能立时得到解决。在杜鲁门的建议下，各方同意应以德国1937年的边界作为讨论的基础，但是同意这个办法并没有立即缓和已经被激起的愤怒情绪。丘吉尔抨击俄国将德国领土割让给波兰的单方面行动，这激起了斯大林的反击。他要求迅速结束波兰流亡政府。他特别要求把波兰的陆军和海军遣送回国，如果必要的话，用武力强迫遣返。丘吉尔说，他永远不会强迫波兰人违反自己的意愿回国。在一场颇为激烈的辩论以后，整个波兰问题被交给外长们处理。
会议然后简短地回到议事日程上的问题——德国问题。大家同意应该在四个占领区的每一个区里建立同一形式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样达成协议后，三位政府首脑把起草对盟国占领军政治工作的详细指示的任务交给了外长们。会议于是休会。
实际上，起草对盟国在德国的占领军政治指示的工作，并不象表面上看来那么艰难。欧洲谘询委员会早已在这项工作上作了长时期的努力，并且差不多在一切要点上全取得了一致意见。外长们只须在他们下属的作品上签字就成了。因此他们能够在第二天，即7月19日，带着一个文本去汇报。这个文本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只经过马马虎虎的讨论就通过了。
这种进展之所以顺利的秘密是：关于在德国的政治政策的规定，大多是消极的。占领国政府的目的阐明如下：
（1）解除德国全部武装，使之完全非军事化，铲除或控制可用以作军事生产之一切德国工业。……
（2）使德国人民确信，他们在军事上已完全失败，并且不能逃避他们自行加诸本身的责任。……
（3）消灭国社党及其附属与监督的机构，解散一切纳粹组织，并确保此等机构组织不得以任何形式复活，制止一切纳粹和军事的活动或宣传。
（4）使德国政治生活在民主基础上最终获得重新建立，并使德国最终能在国标生活中参与和平合作作好准备。
的确，关于德国的宣言肯定了所有占领区实行一致的行政管理的原则，也规定了恢复地方自治。同样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以及工会和民主政党的成立都得到承认。然而这些都得服从于“维持军事安全的需要”。但是这一类规定并不侵犯占领军的最高权力，它们实际上也没有要求任何人必须实行一项共同的积极政策。象“民主”这样的字眼，可以有各种解释，“军事安全”的含义也可以引伸到包括占领区司令的任何独断的行动。
但波茨坦会议还是很快便接受了这个文件，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这是盟国发觉容易取得一致意见的最后一个问题。从7月19日直到会议将近结束时为止，会议就没有取得什么成就。的确，第三次全体会议变成了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的激烈斗争。丘吉尔在会议开始时采取攻势，指控保加利亚对希腊马其顿的敌对的计划。斯大林反驳说，这不是会议议程上的问题，应该在私下讨论。
在议程上的三个项目中，只有第一项，对德国的政治指示问题，可以获得解决。关于波兰的问题再一次被搁到一旁，由外长们研究后提出报告。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在第三个项目上——德国船舶的处置问题——又爆发了一场争吵。丘吉尔希望在分配战利品时应考虑到程度不同的损失，斯大林希望不折不扣地获得三分之一的战舰和商船，但是愿意等到对日战争结束后再取得商船。美国人准备在这一点上支持苏联，但是这一问题也被交给了那些已经工作繁重的外长们。
斯大林接下去就转到了西班牙问题上。他希望盟国撤销对佛朗哥的外交承认，但丘吉尔和杜鲁门都表示反对。接着，丘吉尔就铁托不容许南斯拉夫共产党和非共产党政治团体之间真诚地合作这件事责备斯大林。丘吉尔声称，这是违反雅尔塔协定的，虽然他可能更多地想到1944年10月在莫斯科商妥的各占百分之五十的原则。斯大林否认曾违反雅尔塔协定，并说没有南斯拉夫代表参加会议，他不愿意讨论南斯拉夫的情况。杜鲁门出面干涉说，他不想开庭为整个欧洲伸冤理枉：会议应该讨论三大国可以同意的一些问题。关于南斯拉夫的争论这才停止。丘吉尔立即又进行攻击，埋怨俄国没收了英美在罗马尼亚的石油资产。斯大林回答说，这件事应该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来解决，但他同意把这个问题交给外长们。第三次全体会议就这样散会，总共只开了五十分钟。这不是一次令人鼓舞的会晤。
第四次全体会议于7月20日开始时，先考虑了意大利的地位。斯大林指出，虽然他已经给予意大利和法国以外交承认，西方国家却投有相应地承认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政府。这个问题也交给外长们去进行例行的审查和报告。
接下去，丘吉尔重新发动他的口头进攻，他指责俄国人阻碍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官员进入维也纳，并且耽搁了西方国家对分配给它们的奥地利占领区的占领。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能够抓住丘吉尔的破绽了，因为，正如他以又气恼又惊讶的口气指出的那样，部队在一两天内开始作适当的调动，还刚刚商定哩。
斗争随即转移到处置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地问题上。斯大林说，他要求托管意大利在非洲的一处殖民地。这一次轮到丘吉尔摆出一副又气恼又惊讶的神气了。“我没有考虑到苏联竟会想在非洲海岸获得一大块土地”，他说，并主张这个问题应等到开和会时再讨论。杜鲁门做和事佬，再一次建议把问题交给外长们去研究。
第二天，7月21日，注意力转到波兰和巴尔干各国的问题上。各方面同意，波兰流亡政府的全部资产应转交给新的波兰临时政府。但是丘吉尔曾拒绝同意强迫遣返波兰部队。当波兰西部边界问题第二次提出来的时候，争论只是重走老路。对美国关于由大国派遣联合代表团监督意大利、希腊、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选举的提案，也作了简短的讨论。但斯大林巧妙地把辩论岔到关于承认的问题上去。杜鲁门说，美国不想承认在俄国控制下的地区的现有政府，直到那些地区举行了自由选举以后。丘吉尔支持总统，这样显然使斯大林恼怒起来了，他粗暴地宣称这样的态度不可能达成协议。
7月22日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在波兰边界的问题上继续进行了毫无结果的辩论。当斯大林提出对前国际联盟委任统治下的领土和对朝鲜的托管也应有苏联一份时，俄国对托管领土的野心多大就完全清楚了。丘吉尔于是提出俄国人对土耳其的要求的问题，以及他与罗斯福和斯大林三人在雅尔塔非正式商定的修改蒙特勒公约的问题。第二天继续辩论土耳其海峡的问题。杜鲁门试图解决这一难题，于是提出了在欧洲的所有关键性的国际水道：土耳其海峡、莱因河、多瑙河和基尔运河上建立自由和平等的通航制度的总方案。斯大林不感兴趣，并且声明俄国的地理位置需要在土耳其海峡享有特殊权利。英国人也不十分热情，因而未能作出任何决定。
至此，全体会议还没有明确地讨论会议面临的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对德国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德国的赔偿问题。英美两国渴望任何赔偿协定都不该把德国压到这样的程度，以致需要补助西方占领区内的德国人。它们也渴望不要把德国经济损害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引起革命、社会骚动和大规模的饥荒。另一方面，俄国人却顽固地坚持要得到他们的合法但不合理的要求。他们争辩说，罗斯福在雅尔塔曾同意由德国赔偿两百亿美元，如果给他们的赔款不到这个数目的一半，他们就不接受。但是美国人接受了英国人在雅尔塔所提出的见解，因此两个西方国家拒绝同意任何固定的总额。他们主张根据德国剩余的主要设备的百分比分配赔款。所谓剩余设备就是在没有国外支援的条件下对于保持一种不高于欧洲平均生活水平的德国生活水平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