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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工党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中区别出两个相当不同的方面。工党政府所实行的某些措施是出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例如，某些基本工业的收归国有，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和保险事业的扩大，以及旨在缩小收入不平等的一项税收政策。另一方面，政府所推行的办法中有很多都同社会主义理论没有多少关系。恢复进出口平衡，恢复国外资产与义务之间的平衡，这种绝对必要的工作几乎就不可能听其自然，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旨在限制国内的消费，限制对外国资金的需求和增加出口商品的措施。针对着这些目的的政府管制，至少同旨在使福利国家这一理想更为接近现实的措施同等重要。
一般说来，英国政府保持了它在战时所取得的大部分权力。分配原料给制造商、配给消费品、管制物价、政府大量收购某些必要的商品以及管制全部外汇交易，全都继续生效。唯一似乎可以放松管制的重要领域是人力。战时允许政府把劳动力支配到特殊的工作上去的规定仍然存在，但是一系列命令把这种特别权力的实施限定于人口中的某些特殊团体，实际上，强迫几乎完全放弃了。然而就许多工业部门和农业来说，劳动力的缺乏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种权宜之计，运进了大批战俘来帮助填补这个空隙。
当然，最大的改变是，政府不再象战时那样，使用它的经济能力来增加战时生产并使全国的武装部队保持着最大的兵力。相反，它试图推动出口并加快国内的复兴工作。为了取得一个平衡的、繁荣的经济，根据官方估计，英国的输出额将不得不增加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七十五。由于在1945年对日战争胜利前的头九个月里，输出额大体上只占1938年比例的百分之四十二，上述目标更是不易达到的。同战时的第二个重要的差别是，当战争结束以后，政府对军需品和其他商品直接订货的数量急剧地减少了。此后，政府对生产的控制变得更为间接，并且往往还给予私营工业更多的选择自由。但是，如同在美国那样，政府的支出在1946年仍旧为战前的四倍左右，而政府作为商品及劳务的买主，其经济重要性则相应地增加了。
为了重新建立稳定的国际收支，订立一些规章制度似乎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认为工党政府乐于把这些规章制度强加在英国的工商业上，那是十分错误的。相反，有些规章制度看来必然是一些灾难。例如，消费品的配给和外汇帐目的冻结就被认为属于这一类。政府希望能够先予以放宽，然后最终取消这些规章制度。
这种态度同美国普遍存在的态度没有很大出入。主要的差别在于在美国可以取消的管制，其规模远远超过英国。全民福利这一社会主义理想在美国也并不陌生，尽管人们十分强调不把它称作“社会主义的”，而且，当然，美国的社会立法也及不上英国的各项措施。
英美对于两国在大战初结束时面临的经济问题作出的反应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英国政府认为自身是社会主义的，而这个词在美国则是诅咒，这一点可能很容易把这些基本上相似之处搞得模糊不清。英国的社会主义是温和的、渐进的。英国工业有很多部门还掌握在私人的手里。工党政府并不试图或希望完全消灭私人企业和市场价格的涨落。同样，美国私人企业则受到一个急切地想确保工人和农民福利（与选票）的政府的管理和限制。差别在于程度的不同。公开宣布的社会主义计划和国家艰难的经济情况，促使英国政府走得较远，不过在两个国家里，政府对经济的管制都是片面的——对情况的一种经验主义的反应。在两个国家里，这种管制主要的用意都是想改善全体人民，特别是各个比较贫穷的阶级的命运。
英国推行的出口运动取得了相当成功，但是远没有促成国际收支的平衡。到1946年，往来交易的逆差已经缩减到三亿四千四百万英镑，这一数目大致不到1945年逆差的一半。然而，恢复国际偿付能力的努力并不象一眼看来那么顺利。英国的出口商品最容易进入软通货的国家，而要增加对美元区国家的出口则是很困难的。实际上，同美元区往来交易的逆差在1946年合计为三亿三千万英镑。只是靠了美国国会于1946年7月通过的那笔对英贷款，才没有使英美贸易由于结果出现的美元亏空而陷于瘫痪。
就俄国来说，租借协定和互助协定的终止，意味着突然一下又回到一种几乎全然自给自足的经济上去了。然而战争扩大了俄国对新领土的控制，俄国政府毫不迟疑地掠夺了东欧和满洲，以便多少减轻俄国人民自身蒙受的可怕的贫困。战争对俄国的经济是一场大灾难。据估计，俄国战前的主要设备约有四分之一都在战争中遭到破坏，再不然就是耗费掉了。全部生产在战争的年头里大概也有所下降，而把资源集中在军需生产上意味着民用商品的生产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极度的贫困、工作过度以及人民极端厌战的情绪，这些都是必然的后果。
在1945年，苏联政府并没有借助于一项宏伟的计划来处理它的经济事务。据推测，紧急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吸引了政府的注意力。战利品、赔偿和战俘的强制劳动补充了俄国经济的正常资源。这些项目的真正的重要性是无法估计的，但是无疑相当重要，而且可能不仅仅弥补了租借物资停止供应的损失。
等战争和重新过渡到和平这种迫切的紧急状态过去以后，对经济的比较系统的管制和未来发展生产的计划都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出来了。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宣布，一个新的五年计划即将准备就绪。它于3月13日递交给了最高苏维埃。两天以后，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在一篇很有趣的讲话中向最高苏维埃的委员们叙述了这项新的五年计划。他开始解释说，苏联武装部队所取得的胜利，是战前所推行的工业化政策和农业集体化的结果。现在，必须恢复战争所带来的损失，进一步前进。他在列举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时，把重工业和铁路运输的发展放在第一位，而把消费品的生产放在第二位。这种着重是同战前苏联政府的做法相一致的，并且预示着俄国人民将继续贫困。用沃兹涅先斯基的话来说：“生产资料的产量的增长率多少超过了消费品的产量的增长率。”这是必要的，因为“放慢复兴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步伐，就意味着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达到这项五年计划所设想的那种发展步伐的理由。”
落后的意思首先就是指军事方面的落后。这项新计划的五个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以最现代化的军事装备供给苏联武装部队”，因为“垄断资本主义能够产生新的侵略者”。诚然，军事方面的考虑构成了整个计划的基础，尽管沃兹涅先斯基的讲话和计划的文本用意都在于把这一点搞得隐晦一些。例如，计划中也规定了原子研究工作，不过沃兹涅先斯基解释说，这种工作将服从于“工业和运输的需要”。同样，新工业的发展将集中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而在苏联西部和比较暴露的地区，工业的重建将不过于超出恢复战前的能力，但沃兹涅先斯基辩解说，这种政策是正确的，理由是它将把新的企业带到“拥有必需的燃料、动力和原料资源的地区和城市中去”。
虽然这项计划明显地偏向于重工业和军备，但它对贫困的人民却的确提供了改善生活条件的希望。沃兹涅先斯基解释说，面包和面粉的配给将在1946年结束，同时答应所有其他形式的民间配给都将在1947年结束。工资将予以提高，生活费用将下降到使人民的生活超过战前的水平。
这项计划所制订的全部生产目标是很宏伟的。到1950年，工业总产量将上升到战前数字的百分之一百四十八，尽管在提出这项计划时，苏联境内遭到战火破坏的地区的生产几乎还没有从战争中恢复过来。此外，这将在没有外国的援助下来完成。用沃兹涅先斯基的话来说，政府是打算保持“……确保苏联技术和经济独立的这种久经考验的政策”。
看来很清楚，第四个五年计划表明要返回到曾经鼓舞过三十年代那些较早的计划的经济管理原则上去。斯大林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仍然是冷酷无情地使人民的福利从属于主要以军事实力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国家的安全。正如1945年的胜利被用来说明三十年代政策的正确性一样，新战争的危险也被用来在俄国人民的面前说明1946年继续推行这项政策也还是正确的。苏联政府把它的人民看成了工具，首先应当用来保护国家，防御它的潜在敌人。同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比较起来，他们的福利不得不退居第二位。诚然，俄国的多年穷困使这第二位显得十分贫乏。尽管沃兹涅先斯基作出了乐观的预言，看来很有可能就连战前相当低的生活水平，到1949年在苏联也还没有完全恢复。
有关苏联经济的资料非常缺乏和不完备，因此要估计实际的成就必然大半是一件猜测的工作。然而，下面的表多少可以说明1945年和1946年的趋势。
苏联的生产
…… 1940 1945 1946
煤（百万吨） 166 113 124
电力（十亿千瓦） 48。3 43。2 47。5
生铁（百万吨） 159。2 10。2
钢（百万吨） 18。3 11。2 12。2
棉布（百万公尺） 4；005 1；674 1；959
呢绒（百万公尺） 119。8 56。9 74。0
谷物（百万吨） 119 66 61
棉花（百万吨） 2。7 1。2 1。7
牛（百万头） 54。5 47。0 46。8
猪（百万头） 27。5 10。4 8。6
如果这些数字大体上是准确的，那末显而易见，俄国的生产到1946年年底还没有恢复到1940年的水平。重工业的恢复远远超过了消费品的生产，这从战时的方式并从苏联战后政策的偏重上就可以预料到。谷物生产的下降和牲畜数目的减少所反映出来的近乎灾难性的农业情况，大半是由于1946年的严重旱灾的后果。这场没有预见到的灾难，使得废除粮食的配给不得不延缓到沃兹涅先斯基所答应的日期以后。农作物的歉收一定使许多俄国人的家庭在1946年都忍饥挨饿。
俄国的贫穷和苏联政府不惜任何代价要在军事方面保持强大的决心，决定了俄国的经济政策。英国的贸易逆差和英国政府想改善并拉平人民生活水平的愿望，决定了英国经济政策的方向。两国中没有一国政府的政策是符合于美国想获得比较自由的国际贸易和金融汇兑的希望的。倘使美国愿意使租借协定在和平时期继续生效，并把美国商品调去援助它的两个主要盟友的工业复兴与发展，那末有可能（尽管就俄国来说，这是不大可能的）会实现某种近似于美国的自由的理想。不过这样一个步骤从政治上和心理上讲，都是绝对办不到的。美国人面对着国内的匮乏，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水平过分降低去帮助其他的国家，但是鉴于世界满目创痍，大力减少美国人的消费，从而提供一个比较近乎平等的基础，在这上面建立起美国人梦想的自由的经济秩序，则是很有必要的。
在波茨坦，杜鲁门的顾问中间那些主张对租借法作广义解释的人，在说服总统同意用租借法为英法在德国的占领军提供粮食这个问题上，赢得了一场胜利。但是对日战争的结束，使这个问题出现了一个新局面。租借法被看成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说特殊的情况并没有随着战斗的结束而消逝，这种议论并不能打消一般美国人认为给予其他国家的赠与应当随着战争而终止的想法。1945年，国会明确地禁止把根据租借法拨出的基金用于战后的救济、复兴或重建工作。因此，即使杜鲁门希望这么办，他也会发现在对日战争胜利后要继续执行借租协定是很困难的。他也并不希望如此。1945年8月21日总统宣布，从日本正式投降的时候起，租借协定就将停止生效。这样，杜鲁门一举便宣告解除了连结大同盟各国的国民经济的主要链环。
不过对于根据租借协定已经订妥的货物则将遵照另行商定的条件完成交货，这项附带的建议减轻了这一打击的影响。此外，要求偿还租借债务的这一意见也被放弃了。1945年9月6日，杜鲁门在致国会的一篇咨文中，宣称：“我们必须认识到，要我们的盟国对它们所负的那部分庞大的租借债务用美元偿付，那将是不可能的。”
要大多数国家对于根据租借协定提供的“油管”用现金偿付，那也是同样不可能的。在随后的几星期里，美国政府同各国谈妥了一系列协定，根据这些协定，交货将按信贷办法进行。1945年10月15日同苏联缔结的协定，是最早的一批协定之一。美国人答应把对日战争胜利时业已订购的一大批货物运交给俄国人。俄国人则答应从1954年7月1日起用美元偿付这批货物。这笔贷款每年附有百分之二点三七五的利息，其总数则将等货物交齐、价格确定后才能决定。根据这一协定递交的货物的价值，到1946年年底据估计为二亿四千四百万美元。到1946年年底，美国同十三个国家都缔结了类似的油管协定。根据这些协定的条款由美国输出的货物的总值，据估计约为十二亿美元。在大多数情况下，交货都是按信贷办法，但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安排了一种立即用现金偿付的办法。
美国政府对于随着对日战争的胜利立即终止租借办法的这项政策，作了两个较为重要的例外。中国的经济同它的政治和军事情况一样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提供给中国政府的任何援助希望得到偿付，那是一种荒唐的想法，然而不帮助蒋介石就会为北方的共产党人打开道路，并且会使中国境内的日本军队的解除武装和遣返工作受到阻碍。因此，美国政府决定对中国继续执行租借法予以援助。事实上，在对日战争胜利后提供给中国人的供应品和劳务的总值，几乎同战时根据租借协定递交的全部货物的总值正好相等。租借办法对中国一直实行到1946年6月30日，随后，一项“油管”信贷办法代替了它，为进一步递交的货物提供资金。
意大利的情况也需要特殊对待。1945年6月15日，从租借法经费中拨出一亿美元，专供在意大利救济平民。当对日战争的胜利到来时，这项计划并没有取消，而是继续执行到那年年底。此外，价值七千三百万美元的工业机器和供应物资在1945年里通过租借的渠道运送到了意大利。给予意大利政府这笔信贷，是为了补偿它发给美国部队作军饷的那笔里拉的。不过从1946年年初起，意大利的救济与重建的责任就移交给联总了。
当然，最为重要的租借帐户是英国人。英美军事供应体系在世界许多地区密切地混合到了一起，加之英国的民间供应又有一大部分是通过租借渠道而来，这就使得在9月2日突然终止租借协定几乎成为不可能。事实上，美国的援助和英国的互助协定一直执行到那年年底。规定两国间未来的经济关系以及同时偿付租借协定和互助协定的帐目的谈判，于1945年9月13日毫不拖延地开始进行。这次谈判所缔结的一系列协定，都于1945年12月6日公布了。
根据这些协定，将就对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