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赶出了长春，接着继续北上向哈尔滨挺进，这样，他们自己就越过了1月10日的停战协定所划定的分界线。
马歇尔将军竭力设法遏制内战的蔓延，起先他得到一些成功。6月初，交战双方签订了新的短期休战协定，并通过谈判，在6月26日达成协议，停止在满洲的战事。可是4月到5月发生的事态，使中国两个敌对集团相互间的猜疑加深了。旨在达成永久和解以及真正统一中国而作出的努力，看来再也不会成功。同年7月，华北重新爆发战争，共产党人开始就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公开进行激烈的宣传。而且，他们并不满足于笔战，他们的部队同美国派驻华北的海军陆战队在7月下半月里发生了两次遭遇战，结果美方伤亡了十五人。
在1946年余下的时间内，内战扩大并日趋激烈。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官员都拒绝向对方作出任何让步，因而谈判变得毫无生气。到8月初，蒋介石显然已下定决心，要用武力一劳永逸地解决同共产党的争执了。同共产党军队相比，国民政府的部队人数较多，一般说来装备也较好，因此能够向敌人发动进攻。到1946年11月间，他们几乎已拿下中国所有的重要城市。但是共产党人并未打败。相反，他们重新运用游击战术，占据国民党军队守卫的市镇周围的农村地区，干扰运输，孤立人员少的分遣队，并一般地对交通线造成威胁，而蒋的先头部队必须依靠这些交通线。因此，国民党在1946年秋季取得的军事胜利大部分是虚假的，到年终时，蒋发现他的许多精锐部队在作战的过程中已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1946年8月间，马歇尔将军考虑到，明智的办法是不要再插手中国的事务。但是，当蒋介石提出他愿意重新停战的新条件时，马歇尔改变了主意，决定再次设法通过外交活动使中国平定下来。然而，使共产党同蒋介石重新谈判而作出的努力，结果证明同以前一样徒劳无益。1946年11月19日，共产党代表团离开了南京，从而使谈判中止了。这使美国为双方调解的长期努力也终于随之结束。
马歇尔将军感到，他的努力之所以失败应当归咎于国共双方。他不想使美国偏袒中国内战的任何一方。要是不可能继续进行公正的调停，马歇尔赞成美国撤出，不干涉中国内政。可是这一政策同美国对蒋介石政府所承担的种种义务是有抵触的，例如，购买剩余作战物资的信贷，派遣美国军事代表团训练中国军队的协定，以及给予各种不同方式的经济援助的保证。况且，美国政府内外的舆论，都被中国出现的新局势搅得一片混乱。有些人批评美国对蒋的支持，要求撤出仍然驻在华北的美军。另一些人则迫切地要求采取更坚决的反共政策。
1946年12月18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一项关于中国的新声明，以平息一些已经提出的批评，并向全世界表明美国官方政策希望在中国完成什么任务。他回顾了上一年发生的事态，并重申他于1945年12月为美国对华政策规定的目标，即协助中国实现统一与民主、国内和平、扩大国民政府使之容纳其他党派以及通过美援实现经济复兴。杜鲁门十分强调地指出，在那一年中已遣返将近三百万日本士兵与平民。他辩解说，驻华美军已从十一万三千名兵员的最高额减少到只剩下一万二千名，以后还要进一步减少，因为遣返日本人的任务已经完成。
至于未来的情况，杜鲁门宣称： 中国至今未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统一，这是令人深为遗憾的。……当中国走向和平和真正的民主政治时，我们准备帮助它。 本届政府一年前表达的观点今天仍然有效。……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我们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我们继续希望该政府将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我们保证不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的立场是鲜明的。我们避免卷入他们的内部斗争，同时坚持不懈地执行帮助中国人民在国内实现和平与经济复兴的政策。
但是，如果“帮助中国人民实现和平与经济复兴”必然导致“卷入他们的内部斗争”，那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杜鲁门没有提出答案。1947年1月7日把马歇尔将军从中国召回一事，也丝毫没有澄清美国人对这种抉择的反应，而实际上事态的发展已向美国人提出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在美国政界日益引起了争论，但美国政府始终未作出明确的决定。美国的政策在完全撤出中国和大力支持蒋打击共产党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结果是勉强支持国民党政府，同时又频频劝告它进行改革，从而显然使中国内战的双方对美国都失去了好感。
人们很有理由会问：中国共产党同国民政府谈判的破裂，是否由于俄国的政策有了某种秘密的改变？斯大林是否决定在加剧希腊内战的同时也给中国的内战火上添油？共产党对长春的进攻是否是由于莫斯科的某种示意？这些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战地司令员来说，他们受当地形势的影响可能比遥远的克里姆林宫发来的指示影响更大。然而上述的时间巧合是耐人寻味的。不管违反停战协定的苗子主要是来自莫斯科还是来自当地的司令员，看来到1946下半年，俄国人很可能已肯定认为，在中国保持骚动是划得来的，即使仅仅为了使美国难堪，并在苏联的亚洲部分同中国中央政府之间保持一个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缓冲地带的话。
不管斯大林对中国新局势的评价如何，俄国同美国在利害关系上的直接冲突，无疑在1946年间就已经开始了。在以后的若干年中，中国将同德国一样成为这两个大国争夺的对象。
从一个观点看来，在促使俄国于1946年5月撤出波斯北部这一点上，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这一成功却使俄国同西方之间的分歧更形扩大。安理会并未使罗斯福之类的人物的希望实现，并没有成为拥有世界性权威的、由融洽一致的各大国所支持的类似政府性质的机构。相反，这个组织成了敌对宣传的论坛，有许多会议已蜕化变质，成了为法律与程序问题进行的无聊争吵。这种演变基本上影响到联合国所有的组成部分，既反映了当时的国际紧张局势，也促使俄国同美国日益两极分化的状态变本加厉。
在1946年的最后九个月中，安理会举行的会议都符合那一年年初所确立的型式。会上讨论了议事日程上的四个主要项目：西班牙问题、希腊问题、接纳新会员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以及军备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各方都没有作出认真的努力以求达成令人满意的妥协。相反，各大国都企图压倒对方，并在国内与国际上大造攻击敌方阵营的舆论。
1946年4月9日，波兰代表通知安理会：“佛朗哥政府的活动已引起国际摩擦，并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他要求讨论此事，并采取适当的行动。接着，安理会就这问题进行了长久的纠缠不清的辩论，在辩论过程中，俄国人及其支持者猛烈地攻击佛朗哥，而英美两国则试图缓和这个问题。最后没有作出任何决定，而把这个问题提交将于1946年11月4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审议。
西班牙问题其实并不特别尖锐，而希腊的局势却相当紧张。因此在1946年中，同其他任何问题相比，希腊事务的辩论花掉的时间最多。双方争论的第一个回合，起于苏联指控英国部队驻扎在希腊（1946年1月），2月6日辩论告一段落，但希腊问题并未了结。乌克兰代表于8月24日向安理会指控，希腊政府的政策是对和平的威胁。他指责希腊当局造成阿尔巴尼亚边界事件，“其目的显然在于挑起同阿尔巴尼亚的武装冲突”。乌克兰代表进一步声称，希腊人正在他们的北部迫害阿尔巴尼亚和斯拉夫的少数民族。他还断言，对于希腊政府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归根结蒂应由英国在希腊的驻军负责。
这个指控激起了双方关于这个问题可否列入议事日程的一场长时间的争辩。待这个问题得到肯定的解决以后，接着又就指控的实质展开了甚至更长久、更激烈的辩论。结果没有作出决议。俄国否决了英美所能接受的任何行动，西方国家也同样坚决地拒绝了俄国或其卫星国所支持的任何建议。9月20日，这一问题从安理会的议程上取消了。
同年12月3日，安理会第三次讨论希腊事务，当时希腊政府通知该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支持目前正在希腊北部进行的猛烈的游击战，从而危害到希腊的公共秩序及领土完整”。这次讨论的时间较短。美国提出一项动议，要求指派一个调查委员会就地调查情况。这个提议在12月19日由安理会通过了。于是暂缓考虑希腊和巴尔干事务，直到该委员会汇报调查所得的情况为止。这一步骤并不表明对抗的各大国真正达成了协议。相反，俄国人希望利用该委员会把希腊的弊政公诸于世，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则希望在当地搜集证据，借以证明希腊对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指控是有充分根据的。因此，这场争吵只不过是移到了新的领域里而已。
有一个事实表明了安理会中僵持的局面：该会无法批准有关国家提出加入联合国的申请。1946年8月28…29日，在考虑这项问题时，俄国人利用否决权拒绝接纳在其势力范围以外的国家，西方国家则以牙还牙，拒绝接纳苏联的卫星国。当天，俄国提出一项建议，要求就所有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外驻军提出报告，为此展开的辩论也呈现出对抗的情况。9月23日开始讨论这一问题，双方唇枪舌剑，相当粗暴，当时俄国人提出，美国在冰岛和中国的驻军以及英国在希腊、印度尼西亚、埃及和伊拉克的驻军危及国际和平。英美两国的代表则愤怒地指出，如果接受俄国的建议，就漏算了俄国本身的庞大军队，而这支军队尽管实际上没有占领其他国家，却驻扎在能轻而易举地出击的距离以内。这一次，又未作出任何决议。
安理会最大的失败之一是，它未能使军事参谋团发挥作用。联合国宪章中计划成立的这个机构，是相当于战时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一种组织，其任务是协调五大国的军事政策和制订通过国际力量实现和平的计划。但是，1946年国际关系的普遍气氛使这方面的努力显然不可能取得成效。虽然军事参谋团于1946年1月25日正式组成，它却毫无成就，甚至无法就本身的议事规则取得一致意见。军事参谋团很快地从公众的心目中消失了，然而由一个国际军事委员会管辖的国际警察力量这种设想，乃是罗斯福原来计划成立联合国的观念中的精华。
旧金山会议举行时，人们普遍抱着乐观的希望，但安全理事会在1946年取得的很差的成绩使这种希望化为泡影。由于各大国公开进行激烈的争辩，国际合作肯定不可能实现。然而，联合国大会却能够作出相当好的成绩。在大会开会时，各大国也互相严厉地指责和尖刻地反驳，但从1946年10月23日到12月16日，在大会第一届会议继续举行第二部分会议时，尽管俄国作梗，会议仍然取得了若干可能是重要的成就。任何大国都不能运用否决权使大会的活动陷于瘫痪。因此，作为达成国际性决议的渠道，联合国大会变得比安理会更重要、更独立，也更能发挥作用。如果安理会的成员能精诚合作，那末情况就不会如此了。事实上，各大国却公开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小国便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决定；假如它们面对的是团结一致的大国集团，那就不可能起这么大的作用了。
但在某些问题上，大会的辩论同安理会的辩论相仿，而且同样没有效果。大会详细探讨了接纳新会员国、裁军以及对西班牙的政策等问题，结果只采取了一个明确的步骤，即于1946年12月12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联合国的会员国同佛朗哥断绝外交关系。大会也讨论了世界粮食匮乏、安理会中否决权的运用与滥用以及南非印度人的地位等问题，不过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已，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
在组织方面却取得了比较踏实的成果。大会批准同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难民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达成的协议。在这些“专门机构”中，有些是新成立的，有些是从国际联盟或战时谈判中沿袭下来的，它们都备有基金，并在各自的活动范围内有权设法逐步解决问题或增进国际协作。一个类似的成就就是建立托管理事会，并批准若干托管协定，指导过去国联管辖下的委任统治地的行政管理。
在另一个重要方面——即管制原子能的问题——在1946年这一年中始终悬而来决。原子能委员会于1946年1月24日成立，6月14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美国和俄国的代表各自提出了关于国际管理与管制原子能的建议，内容截然不同，但双方完全无法达成妥协这一点，一时还看不出来。
美国人建议成立一个国际原子发展管理局，负责管理可能具有军事用途的各项原子工作。此外，该局还有权视察和批准原子能的一切其他用途，并有责任促进旨在使原子能供和平用途的研究工作与发展工作。这项建议中有一个要点是，美国要求废除任何一国的否决权，以便在任何国家违反协议而生产原子武器时，能立即自动地加以惩罚。至于美国本身的原子弹，它们将听凭新成立的国际管理局处理，而且一俟适当的国际管制制度建立起来，美国将立刻停止进一步制造原子弹。
俄国人则建议订立一项国际协定，以禁止生产或使用原子武器，并使各签字国有义务销毁已存在的原子弹。俄国人还建议成立两个国际委员会，一个主管各国原子研究的科学情报的交流，另一个防止原子能被用来危害人类。后者应拟订采取制裁的适当办法，以对付任何一个把这种新能源用于军事用途的国家。
这方面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即应在国际管制实现以前宣布原子弹为非法并加以销毁呢，还是应在以后。除此之外，主要的问题似乎是，对于在军事方面制造原子武器这种行动，应采取何种制裁才能使俄国人同意。原子能委员会经过初步协商后，决定把国际管制原子能是否可行的问题交给一个技术小组去研究。后者探讨了可能用来侦察和预防在军事上使用原子能的各种方法。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后，该小组认为从技术上讲，有效的管制肯定是可能的，并提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应采取的种种方法。
这又使这项问题的讨论回到了政治舞台上。苏联会接受怎样的国际管制呢？1946年12月间，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安德烈·葛罗米柯明确地声称，由苏联政府看来，否决权应扩大到任何国际原子能管理的活动范围内，而美国代表伯纳德·巴鲁克则坚持要废除否决权，“即使只有我们赞成这种主张的话”。
尽管有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见解，原子能委员会在那一年年底仍然能向安理会提出报告，其中包括实质上同美国提出的建议相仿的国际管制原子能的建议。1946年12月30日，当委员会就这份报告投票表决时，苏联和波兰的代表仅仅弃权，并未投反对票。这似乎暗示，俄国并不那么强烈地反对美国的方案，以致可能在美国建议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磋商。虽然没有达成协议，往后还有可能取得一致意见。直到1947年，这一问题才陷入无可挽回的僵局，当时冷战已扩大到了苏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的各个领域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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