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凶手（一个笨蛋）在伊拉克军事当局审问下所作的口供，萨比赫·纳吉卜（据说他在一次酒醉时曾辱骂过拉斯坦和什叶派）以及其他政界显要被捕。一个包括伊拉克刑事调查局的英国顾问在内而以一位素有清名的伊拉克法官为主席的调查委员会根据大多数的意见裁决，没有证据表明受控的那些政界人物是有罪的。这个时候，努里感到他一方面受到什叶派教徒和一些军官的压力，前者希望为已故的拉斯坦报仇，后者则与萨比赫·纳吉卜怀有宿怨而要清算旧账；另一方面，他又受到三位大臣的压力，他们要求释放那些被告。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他于2月18日辞职，遗下的真空几乎引起两个敌对的高级军官集团统率的部队之间的火并。在这个紧急关头，年轻的摄政在2月21日授命努里重新组阁。努里得到这两个敌对集团中较强一派的支持，于是遵命组阁。然而，他只答应在涉嫌的政界人士受审期间任职。除萨比赫·纳吉卜外，他们全部获释，纳吉卜则因其“言语容易引起仇恨情绪与纷争”而被判处一年徒刑。一般认为，这个判决不过是为了安抚什叶派教徒和纳吉卜在军队中的私敌；然后，努里就辞职，让位给以拉希德·阿里·吉拉尼为首的新阁。
此人是一个古老的贵族之家的后裔，1892年生于巴格达，经过在当地的法律学校毕业后当过法官的途径而在三十二岁的早年首次当上大臣。弗雷亚·斯塔克在描述他的时候，说他是一位“工作努力、言语动听的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野心勃勃，不顾一切，经常在激烈辩论时作出当时确是真诚、但以后却无法履行的保证”。上面提到过的一位有地位的权威人士曾经这样强调过他的鲁莽：当他登上高位的时候，他还几乎不曾出过国门，对伊拉克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因此他也就无法看出他的政策和措施将会造成的后果。他不是一个因为抱着民族主义或反英态度而在伊拉克政界出人头地的人：他的突出之处在于他是个毫不克制的人。努里尽管不喜欢他，却仍在1938年12月为他谋到宫廷总管的职位；但人们认为，由于处在这个有利地位，他的影响曾有助于阻止伊拉克象努里所盘算的那样，在英法对德宣战之后也对德宣战。到了1940年3月，努里似乎已经拿定主意，让拉希德·阿里当政比不让他当政要少些麻烦，因此就在上面所说的情况下一手策划，让他当上了首相；然而，这样一来也正好显出了努里的弱点，他制造了一个局面，事后又证明他自己无力加以控制。
新政府在人事方面没有多大变动，努里仍然主持外交部，塔哈·哈希姆蝉联国防部。公开宣布的政策还是同阿拉伯人民、英国以及萨达巴德公约各签字国保持友好。但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新政府立即解除“戒严状态”，在所谓1939年3月阴谋案发生后，努里曾经利用它把军官们约束在拉希德营里面。1940年4月德国向丹麦发动进攻后，拉希德·阿里同受人支配的丹麦政府断绝了关系；但德国人首先在挪威后来又在西线所取得的节节胜利，使得新闻界的审慎的中立态度越来越带有反对盟国的偏向。意大利参战后，一些意侨立即被关进集中营，但伊拉克政府仍然不顾英国大使馆的抗议，拒绝同意大利断绝外交关系，尽管意大利公使卢吉·加布里埃利被公认是轴心国安插在这个国家里的间谍头子，并且还传说他曾付给穆夫提一万英镑的津贴。伊拉克政府提出的借口是，有必要同埃及和土耳其就它们的政策进行磋商：外交大臣努里·赛义德和司法大臣纳吉·舒卡特在6月25日至28日同土耳其总理和外交部长在安卡拉举行谈判。所发表的公报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但可以认为，土耳其不愿断然与意大利断交，有助于坚定伊拉克政府的决心，继续同英国人拖延一阵。
采取这种延宕策略是由于拉希德·阿里和努里两人都试图利用战争局势为手段，以促使英国政府加速实现1939年的巴勒斯坦白皮书，立即让那个国家走上独立的道路。那里的阿拉伯人对犹太人以二比一以上的优势占据多数。S·F·纽科姆上校于1940年7月对巴格达作半官方访问，伊拉克通过他向伦敦提出，愿意根据这些条件宣战。然而，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却已热切地赞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主张让他们武装起来，实行自卫，他认为这样就有机会把巴勒斯坦的英国驻军调往别处，以供差遣。英国政府终于在8月29日拒绝了泛阿拉伯的建议。伊拉克政府因未能给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争得一点让步而陷于分裂，只不过在世人面前把这次分裂隐瞒了几个月。它严重地削弱了象努里那样的温和分子的影响，驱使野心勃勃、渴望成为巴勒斯坦解放者而被欢呼喝彩的拉希德·阿里去同意大利公使，同穆夫提和他的巴勒斯坦流亡人士组成的影子内阁，以及同号称“四大金刚”的四名上校的野心集团携手合作。
英国最后拒绝伊拉克政府关于巴勒斯坦的建议之后大约一星期，曾在6月份陪同努里与土耳其政府磋商的纳吉·舒卡特再度前往安卡拉，这次名义上是为了治病，但实际上是同冯·巴本商量。他在10月28日才返回巴格达；23日，德国政府和意大利人一致行动，在阿拉伯语广播中宣布他们对阿拉伯人的友谊，他们祝愿阿拉伯人万事顺遂，繁荣昌盛，并对阿拉伯人的独立斗争表示关注和同情。英国政府于是怀疑拉希德·阿里同轴心国的一些代表关系密切，接触频繁，怀疑他正在密谋策划，重新挑动一次巴勒斯坦骚动并与德国恢复外交夫系。因此，到11月末，英国大使巴兹尔·牛顿爵士受命极力劝说摄政要努里辞职，并劝说摄政趁此时机扶植一位比拉希德·阿里更加友好的首相。然而，摄政和努里都慑于极端主义者的势力，尤其是统率驻巴格达四周的部队的萨拉赫丁·塞巴格，因此他们暂时采取观望态度。拉希德·阿里此时对英国大使保证他对盟国的忠诚，并否认有关纳吉·舒卡特在土耳其同德国代表会晤以及有关同德国恢复外交关系的建议的传闻。英国人怀疑他在拖延时间，以俟轴心国对他所提出的军事、财政和经济援助的要求给予答复。根据可靠的权威消息，可以相信他已经提出上述要求。因此，他们明白表示，伊拉克政府在同意大利断绝外交关系以表明它对盟国的忠诚以前，不能期望获得英国的经济援助。12月15日，努里给拉希德·阿里一份备忘录，指出美国和土耳其两国政府最近均对伊拉克的外交政策倾向表示关注，并极力主张内阁对维护同英国所订盟约这个已经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合作的必要。他希望借此促使内阁倒台；但他认为本来会支持他的两位大臣却使他大失所望；接着拉希德·阿里在接到摄政要求他辞职的通知时当着塔哈·哈希姆和财政大臣纳吉·苏瓦伊迪之面告诉摄政，政府已决定留任。他于是对财政委员会发出一份有关政府对外政策的声明，在承认与英国有结盟关系的同时，他又说同“其他友好国家”正在加强和谐的关系。
到了1941年1月中旬，有很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拉希德·阿里已从轴心国那里获得了保证，而穆夫提的秘书则被秘密派往欧洲同它们进行谈判。但在这个时刻，尽管摄政的干预并未如愿以偿地引起内阁垮台，但这种干预却的确使努里、塔哈·哈希姆和其他三位大臣离开了内阁。拉希德·阿里向各方面谋求支持，终于同“四大金刚”联合起来，在以一次新的军事政变的威胁为背景的条件下，试图以他所提名的人员组成新阁。然而，议院内正在发展的反对派现在又得到刚辞去职务的几位前大臣的支持而加强，形成了通过不信任案的威胁，根据宪法规定，那是可以使政府倒台的。摄政拒绝拉希德·阿里解散国会的要求；为了避免受到强制要挟，他离开首都，前往位于首都以南九十英里的迪瓦尼亚，得到当地驻军司令易卜拉欣·拉维的保护。由于受到这番挫折，拉希德·阿里在1月31日辞职；2月3日左右，摄政返回巴格达，塔哈·哈希姆组成新阁。
这些事件给英国政府的教训是，它驻在伊拉克的外交代表如果是一位具有专家资格并对伊拉克人民的风俗习惯、性格和语言有丰富经验的大使，那末，他会更有效地代表英国政府。因此，英国政府在2月13日宣布任命基纳汉·康沃利斯爵士为大使，他毕生在中东任职，1935年退休之前曾经担任过伊拉克内政部顾问达十四年之久。可是，任命发表后整整七个星期的宝贵时间过去了，他才迟迟于4月3日飞抵伊拉克。3月底他路过开罗时，韦维尔向他明确指出，为了恢复伊拉克的秩序而要从中东抽调任何部队是十分困难的；但同时他与陆军中将奎南商讨了对策。为了达到使伊拉克恢复秩序的目的，有可能要从印度抽调部队，而奎南中将已被选派为这支部队的司令。在此期间，塔哈·哈希姆使“四大金刚”就范的努力已完全失败；同时，拉希德·阿里周围的文职政客一直活跃非凡，看来他们不仅夸大摄政对“四上校”所怀的敌意以吓唬这四人，而且呼吁这四人为了国家的利益去反对摄政，以免终于站在英国一边卷入战争。
3月份，已被任命为外交大臣的陶菲克·苏瓦伊迪首途赴开罗同艾登会晤，后者在不久前重新被任命为英国外交大臣后正再度访问中东。苏瓦伊迪回到巴格达后，内阁在3月26日决定首先拔掉“四大金刚”中势力最小的一个，它根据摄政的指示，命令他和易卜拉欣·拉维对调职务；但在“四大金刚”又一次发出威胁时，首相便缩手缩脚，结果不了了之。国会按时在3月31日休会。4月1…2日夜间，“四大金刚”出动了他们的部队迫使首相辞职。然而，他们为逮捕摄政而采取的步骤失败了。美国公使保罗·纳本休暗地里把摄政护送到英国在哈巴尼亚的空军基地。伊拉克参谋长宣布，摄政由于未能履行职责而丧失其地位；在拉希德·阿里主持下的国防政府宣告成立，该政府保证恪守伊拉克签订的国际条约，尤其是英伊（拉克）条约。4月10日，根据拉希德·阿里的建议，议会一致选举谢里夫沙拉夫为摄政。他是个六十二岁的汉志人，与伊拉克哈希姆王朝同一个祖先，他本人已是第五代了。拉希德·阿里一再声称，政府将继续信守英伊（拉克）条约，但与此同时，《独立报》却公开宣布，这个新运动必须摆脱“曾经使伊拉克的伟大形象受到侵蚀的那种相沿成习的政策”。
拉希德·阿里的声明之虚伪太明显了，岂能使英国人对政变政府产生任何信任之感。但伦敦方面来得太迟的反应看起来既带有挑衅性，同时又对可能招致的后果缺乏认识。4月8日，丘吉尔通知印度事务大臣：“伊拉克局势已变坏。我们必须确保巴士拉，因为美国人越来越渴望在那里立即建成一个巨型的飞机装配基地，以便直接向那里运送物资。”有可能立即从印度派遣一个印度师的主力旅，20日，丘吉尔通知外交大臣：
应该向基纳汉·康沃利斯爵士说明，我们派遣部队到伊拉克的主要目的在于掩护和建立位于巴士拉的大型装配基地；并向他说明，除了哈巴尼亚外，发生于内地的一切事情目前完全不在优先考虑之列。……不可就派遣部队到巴格达或假道前往巴勒斯坦，作出任何保证；对于一个通过政变而篡夺权力的政府，或在一个早已在精神实质上破坏我们的条约权利的国家，我们不承认它有权要求这种保证。然而，基纳汉·康沃利斯爵士也不应擅自解释，以免束缚自己的手脚。
康沃利斯在17日宣布主力旅将于次日到达巴士拉，这消息的确使拉希德·阿里为之愕然，伊拉克的参谋长当即奉命偕同英国军事代表团的团长前往巴士拉，协助办理部队登陆事宜。然而，他的政府接着便谋求对开抵巴士拉的部队提出下列条件：
一、必须将该部队迅速运往位于通向巴勒斯坦的大道上的边境防地鲁特巴。
二、今后应将有关英国部队到达的充分情报事先通知伊拉克政府。
三、伊拉克境内的英军总数在任何时候不得超过一个旅。
四、在已抵达巴士拉的部队越过边境之前，其他部队不得登陆。
他们宣称，在去年夏季同英国政府交换意见期间，他们最后在1940年7月16日的备忘录中坚持“不得在伊拉克境内建立基地或驻军”。这份备忘录发出的日期，是德国在法国取得胜利，伊拉克拒绝与意大利断交之后不久，现在值得注意的是，当伊拉克人试图单方面对他们应尽的条约义务加以更多限制时，轴心国军队已将消耗殆尽的西部沙漠部队逼回埃及边界，并切断了托卜鲁克的退路；再加南斯拉夫已降服，英国部队正退往希腊中部的温泉关阵线。
据伊拉克5月3日的备忘录说，英国驻巴格达大使已于4月28日给予答复，表示条约不容许有任何象伊拉克政府所建议的那样限制，英国有权在巴士拉建立一个基地以开辟并确保通过伊拉克的交通线。伊拉克政府接着宣布，英国的主张是违反条约规定的，伊拉克负有保卫交通线的责任；它还对英国部队最近在伊拉克的活动提出抗议。那时大使宣布，为支援已经开抵巴士拉的一旅部队，另外三艘载有辅助兵种、后备部队和给养的船只即将到达。拉希德·阿里当即拒绝准许这些人员和给养在已登陆的部队开拔之前登陆。当大使询问，如果这些部队实行登陆的话，伊拉克政府将怎么办的时候，拉希德·阿里回答说，对这种违反条约的行为，应由英国负责。29日，新到达的部队开始登陆，大使命令住在巴格达的英国妇孺撤至哈巴尼亚的英国空军基地。据说那时伊拉克政府认为，这一行动的含意就是将从哈巴尼亚出动飞机轰炸巴格达，并导致伊拉克政府调集一旅左右的兵力驻守在距哈巴尼亚约一千码而可加以控制的高地上。他们在那里掘壕据守，并架设大炮；好几个星期以来，伊拉克部队内就纷纷传说要炮轰哈巴尼亚，现在英国人在希腊部队投降，希腊首相自杀之后，正在撤离希腊，看来时机已经成熟了。无论如何，当英国大使在4月30日要求把这些部队撤离哈巴尼亚时，他被告知去查阅一下伊拉克先前发出的关于英国部队在巴士拉登陆以及关于他们通过伊拉克的行动的备忘录。与此同时，哈巴尼亚的伊拉克军队又得到增援，至5月1日傍晚，他们的兵力增加到九千多人，约有大炮五十门，而英军只有从巴士拉空运到达的大约三百五十名步兵，一个由十八辆装甲车组成的皇家空军装甲车中队，大约一千名皇家空军人员和六连伊拉克征募兵（亚述人和库尔德人），在没有炮兵的情况下，他们守卫的阵地外缘长达七英里。一名伊拉克军官向英国空军指挥官（斯马特空军少将）传达了一个口信，禁止一切飞行或部队移动，否则进行炮击。空军指挥官因此“决定，有必要不再提出警告就向这些部队发动进攻。于是，在5月2日清晨，一队临时凑合的空军……向伊拉克部队进攻，希望空中轰炸能够收到动摇伊拉克军队的士气并迫使他们退却的效果。”
尚未撤离巴格达的英国国民和受英国保护的人已经集中在英国大使馆，并在美国公使特许下，也集中在美国公使馆内。英国人威胁说，如果伊拉克部队不撤离哈巴尼亚，他们将轰炸巴格达的公共建筑物，此后，伊拉克当局也扬言要轰炸大使馆和公使馆以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