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1年春天的那种形势下，能够作出入侵近东各国的决定的，只有英国政府。这一决定的根据，纯属军事性质，即维希政府正让德国武装部队利用法国委任统治下的领土向英国在中东的军事阵地发动进攻。但自由法国“帝国防务委员会”的成员在1941年3月3日就已接到了如下通知：
戴高乐将军希望知道防务委员会各位委员对于下列问题的意见，即一旦英国和土耳其为了保证对德国作战行动中的运输路线的安全和持续，以至于用武力占领法国在近东的委任统治地之全部或一部分时，自由法国应采取什么态度。我们是否应该提出抗议，谴责这样一种行动？我们是否应该保持默从，只限于提出书面意见，保留法国对这些领土的权利？还是应该以法兰西的名义参与这一行动为好？就我们而言，参加进去可以达到三个目的：（1）在法兰西帝国的一个部分重新创造必要的条件，以便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继续作战；（2）以我们的存在来保障我们的权利；（3）协助我们的盟国。
防务委员会的委员们意见不一，戴高乐向英国人提出要求，自由法国在中东的所有部队，都应集结在埃及，他主张一旦在叙利亚的维希部队对德国的入侵进行抵抗的话，他希望这些部队可以立即用于叙利亚。戴高乐在中东的代表贾德鲁将军于4月17日曾制定一项自由法国人协同英国人对近东各国作战的总体计划。当时仍在布拉柴维尔的戴高乐于4月25日催促贾德鲁迫使英国人接受这项计划，并提供必要的军需物资。但是韦维尔已经把他的资源几乎罄其所有地都投入到另外四个战役中去，所以也就没有多余的运输工具或武器可以让给自由法国。关于近东国家和法属索马里兰的“英国政府和统帅部的单方面决定”激怒了戴高乐，他于5月10日从布拉柴维尔通知韦维尔，他想把自由法国的实际可以作战的部队集结在法属赤道非洲，表面上是出于战略原因，实则借此使这些部队从英国对中东的防务中摆脱出来。两天之后，戴高乐命令贾德鲁尽速离开他在开罗的工作岗位，因为他认为“盟国对我们在中东的利益采取否定的政策”，因此，在开罗保留象贾德鲁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充任代表法兰西＇原文如此＇的高级专员，已无必要。但在第二天，英国防务委员会告诉他说：
自由法国部队要不要进入叙利亚，完全由该战区的法军司令官作出决定。英军不能增援法军，因为可供调遣的部队都已派往伊拉克。
贾德鲁也就在开罗留了下来。5月18日韦维尔接到他的通知说，他已确悉，在叙利亚的法国人正把其全部军队撤至黎巴嫩，而把剩下来的叙利亚交给德国人。他宣称，通往大马士革的公路畅通无阻，趁此机会立即派遣一支部队进入叙利亚，实为当务之急。他极力坚持要我当场立即照此发布命令。以往的经验教训过我，对待自由法国方面提供的来自叙利亚的情报，要小心谨慎，我从其他来源所得到的情报，不能证实贾德鲁将军所讲的情况。我坚持要对自由法国的情报进行核实，然后再采取行动。
我把贾德鲁将军的要求报告了参谋长委员会，他们再次催促我在叙利亚立即采取行动，并说如果我不能提供一支部队，就让自由法国人单独进入叙利亚。我指出，自由法国人没有运输工具，就不能行动，而我又无法提供运输工具，况且，如果没有一些英国的炮兵支援，他们也不愿意出动。我提出我的意见……试图用一支象自由法国分遣队那样装备不好的小部队去发动战斗，是极不明智的。
韦维尔还说，如果参谋长委员会采纳自由法国人的建议而不采纳他的建议，他宁愿被解除指挥权。因此，丘吉尔于21日电告韦维尔：
当前叙利亚的事务决不可妨碍我们在克里特岛战役或西部沙漠取得胜利。……
正如你所清楚表明的，你没有可供发动一次正规的军事行动的实力。……目前所能做到的只能是为参谋长委员会20日的电报中所说的那种武装政治入侵提供最好的机会。
……我们的看法是：如果德国人能运用小小的空军力量、游客和地方叛变而取得叙利亚和伊拉克，那末，我们就决不可畏缩不前，不敢去冒同样的小规模的军事危险，不敢去对付由于失败而可能出现的更加严重的政治危险。
但在这个阶段，贾德鲁于5月20日黄昏时在外约旦…叙利亚边境上的马弗拉克附近会见了叙利亚南线的彻尔克斯骑兵司令科利特中校，从他那里得知自由法国的情报是不正确的，维希在南线的集结并无变化。会见结束时，贾德鲁说：“因此，我必须放弃单独向大马士革进军的想法。我没有英国部队的支援不行。”贾德鲁回到韦维尔那里时发觉，近东战役早已决定了，韦维尔总算能够在25日把他可以实际投入战斗的兵力告知陆军部。
当贾德鲁预定在6月8日盟军从巴勒斯坦越过边界时代表戴高乐宣布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的文告草稿送到英国外交部后。艾登通知贾德鲁，英国政府建议把他们的保证加进法国的宣言里去，他还建议这项保证应该在文告本文内出现。然而，戴高乐回答说，英国政府可以采用任何它认为恰当的方式宣布他们的保证，但他不明白，自由法国承认法国委任统治下的两个国家独立的诺言，为什么需要得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保证。可是拉希德·阿里的叛乱尖锐地提醒英国政府，至少有必要取得阿拉伯各国中有政治头脑的各级人员的消极默许；6月6日丘吉尔给戴高乐的电报中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
我们正在竭尽全力支援自由法国的武装力量，我希望你对此感到满意。我相信你一定会同意，这次行动，乃至我们今后在中东的整个政策，必须体现我们双方和衷共济、同心协力的精神。我们对阿拉伯人的政策必须并行不悖。你知道，我们不想在法兰西帝国中寻求特殊利益，也无意利用法国的悲惨处境从中渔利。
……我同意，我们在解决叙利亚问题时，决不可危及中东局势的稳定。但是在此前提下，我们双方必须尽一切可能满足阿拉伯人的愿望和感情。我确信，你一定会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牢记在心。
……我不得不在这一局势严重的时刻向你请求，不要坚持宣布贾德鲁为叙利亚的高级专员。 戴高乐的答话部分地透露出他们之间意见和看法的分歧： 我将任命贾德鲁为全权总代表。 我们将宣布并尊重近东国家的独立，条件是同它们签订一个庄严地保证法国的权利和特殊利益的条约。 从法国的观点来看，任何可能损害这些权利和利益的政策，都是不好的，也是危险的。
在局势对我们双方都是同样严重的这个时刻，我认真地请你注意这一点，因为这个问题似乎始终没有被充分理解。
你对维希打击越狠，你必须越要表现出对法国的权利和情感的尊重。 贾德鲁的文告也相应地宣布： 我现在宣布废除委任统治，并宣布你们享有自由和独立。因此，你们从此以后就是享有主权和独立的人民。你们的主权和独立地位将由一项条约来保证，这项条约也将规定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但后面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将不允许把法国在近东积几世纪之久的利益交给敌人。”英国人的看法是，这样一种文告，在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的眼中，其本身并无多大价值：一年前法国就已惨遭失败；自由法国运动的人数很少，也不是一个政府；“自由法国”在他们自己的心目中才等同于法兰西；入侵部队的大多数，是英国人指挥下的英国部队。因此英国驻埃及大使受命发表了一个支持贾德鲁文告的声明；为了消除自由法国的疑虑，6月10日丘吉尔声明：
我们对叙利亚或法国领土中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领土企图。我们在这次战争中不为自己谋求殖民地和任何私利。但愿我们的法国朋友中没有一个人会受到德国和维希的无耻宣传的欺骗。恰恰相反，我们将竭尽全力以恢复法兰西的自由、独立和权利。
戴高乐也就设法要抓住这一番话来使它十足兑现，他在6月19日的备忘录中，把它解释为“英国的一项保证，法兰西在近东将保持其权利和利益”。贾德鲁在6月24日被任命为驻近东的总代表和总司令时所接到的戴高乐的指示，反映了他的意图，凡是关系到法国主权的问题，任何英国的干涉都不能容忍。贾德鲁的行动要“不受英国的任何控制”。
因此，甚至在它们发动联合进军之前，显然英国和自由法国对待近东国家的政治问题的立场和动机都是矛盾的。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严重争论产生于同维希法国的停战谈判，涉及对维希法国采取什么态度。早在6月14日，戴高乐和英国派驻自由法国联络代表团团长斯皮尔斯少将（后为爱德华爵士）就极力主张拒绝当茨可能要提出的把维希部队遣返法国的要求，因为他们希望把那些下级军官和士兵团结到自由法国方面来。6月19日，戴高乐要求英国政府保证给予当茨的文职和军事人员“真正的自由”选择权，让他们在维希和自由法国之间作出选择；他还要求停战谈判应有他的代表出席，并以他和英国双方名义缔结停战协定。英国人制服了维希方面的反对，让自由法国的代表出席停战谈判，但维希的谈判代表德韦尔迪拉将军坚持：维希部队人员在作出投向戴高乐或遣返回国的选择之前，为保持团队传统起见，仍应隶属于其原建制单位并受其原来的长官带领，不得与自由法国有个人接触，那时英国谈判代表感到自由法国已经无可争辩，贾德鲁也终于作了让步。
贾德鲁说他毫不知悉戴高乐向英国政府提出的有关停战谈判的条件。停战协定的最后文本，戴高乐不是在开罗收到的，要是在开罗的话，他倒可以找到两个意见一致的人，就是英国国务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和斯皮尔斯，他们都是不肯让维希军队隔离的，那时他又已返回布拉柴维尔（这是当时他已收复的主要的法国领土的首府）去庆祝7月14日。他的火气是一触即发的，当他获悉他竟没有机会从维希军队中收编数目可观的人员，而停战协定中对于自由法国收回维希方面缴出的重武器和在近东国家募集的大约一万五千人的特种部队，也未作任何规定，不禁勃然大怒。因此他飞回开罗，“决心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7月21日，他交给利特尔顿一份声明，其中说：
在帝国防务委员会主持下由法军和英军协同进行的战役结束时缔结的这一协定和补充议定书＇规定维希部队在维希和自由法国之间作出选择前的地位＇，是同法兰西的军事和政治利益不相容的。……
自由法国＇也就是法国＇认为它自己对于上述协定和补充议定书不承担任何责任，因此保留行动的自由。
……戴高乐将军和帝国防务委员会自1941年7月24日中午起，接收对近东国家的法国军队的完整的和全面的处理权。
第二天，利特尔顿警告戴高乐说，如果他坚持要照着这个最后通牒办理，那就等于是自由法国同英国的彻底决裂，撤销英国的一切援助；当天晚些时候，戴高乐的极端态度有所和缓，他给利特尔顿的信中解释说：
这一安排的动机，我已经对你解释过，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正在取消同中东地区的英军司令部及其部队的合作。相反，我准备同你研究这种合作的种种细节，我认为这种合作是必要的，而且必须建立在我们两国意见一致的基础上，我们是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中的盟国。
因此，自由法国和英国的代表德拉米纳和斯皮尔斯于7月24日达成一项“解释性协议”。利特尔顿写信给戴高乐说：它“在涉及英国当局和自由法国当局双方的一切问题上，都可以替代或取消任何其他的解释”。在重武器和特种部队问题上，协议满足了自由法国的要求，并规定：
停战协定第八条规定，各个人员愿归顺盟国或被遣返回国，应由其本人自由选择。这种自由选择的意义只能是，自由法国当局得向有关人员完整地和自由地说明其观点，程度与维希当局通过其在场的军官和军士同他们的士兵所作说明一样。
在这一点上，可能已经作出而可能同停战协定相抵触的任何安排，绝不能违反停战协定所确定的原则。
第二天，7月25日，利特尔顿和戴高乐签署了一项范围更加广泛的“英国和自由法国当局在中东的合作协定”，贾德鲁是第一个公布协定全文的人。协定规定如下：
中东构成一个单一的战场。盟国在这一战场的进攻和防守行动必须协调起来……（第一条）。
任何需要联合使用英法部队的作战计划，或直接影响近东各国领土的作战计划，必须由英国司令部和法国司令部共同拟订。鉴于目前中东的英国部队的实力大大超过法国部队，因此应由中东战场的英国司令部拟订作战计划，并确定法国部队在联合作战中应担负的任务。英国司令部……将根据戴高乐将军的授权决定此项任务，当中东总司令调派某部队进行与近东各国领土有关的战斗，或必须使用法国部队作战时，上述授权同样适用于该总司令属下的英军司令部的任何部队。同时，如果法国司令部认为所拟订的计划或派给法国部队的任务同它对近东各国所担负的特殊责任有矛盾时，它将向戴高乐将军提出报告。然后这一问题应由英国政府与戴高乐将军取得一致意见作出决定（第二条）。
在同一战区作战的英法部队的指挥权，在正常情况下由一名英国军官或一名法国军官行使，根据该战区英国部队和法国部队的实力以何方居于优势而定……（第三条）。
不论英国部队和法国部队的比例和任务如何，领土管制权（对公用事业、社会治安、宪兵、警察、地方资源开发等的军事管制或监督）属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法国当局。可能要在叙利亚和黎巴嫩领土上作战的英国部队……可以自行确保其战术上的安全，并利用他们所必需的一切资源。对此，领土管制当局应该给于一切可能的援助……（第四条）。
补充协定： 戴高乐将军承认，在近东地区的英国最高统帅部有权采取一切它认为对抵抗共同敌人有必要的防御措施。 若遇任何上述措施显得与法国在近东地区的利益相抵触时，应将问题报告英国政府和戴高乐将军（第一条）。
……英国军事保安局将派出一个小组，附设于近东各国的保安总部，目的在于保证与英国司令部和毗邻国家的保安机构保持联系，并与法国机构协调贯彻英国司令部可能认为必要的一般措施（第三条）。
在送出协定文本时，利特尔顿写信给戴高乐说：
我愿借此机会向你保证，英国方面承认法国在近东国家的历史性的利益。大不列颠除了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之外，在叙利亚或黎巴嫩别无他求。我们不想以任何方式侵犯法国的地位，自由法国和大不列颠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作了保证。当我们采取了这一重要步骤之后，在不损害这一步骤的前提下，我们自愿承认，在所有欧洲国家中，法国应在近东国家占有优越的特权地位。……
7月27日，戴高乐从贝鲁特复函说：
我高兴地注意到，你如此贤明地向我保证大不列颠对叙利亚和黎巴嫩都不怀私心，以及大不列颠预先承认这一事实，即在这两个国家成为独立国家时法国在近东国家中的优越的和特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