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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大利结盟一事是希特勒在外交政策中选择性的理论的最早实例，即牺牲较小的目标，以便为更大的目标赢得盟友。意大利和德国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意大利兼并南蒂罗尔问题和意大利禁止德奥合并问题。希特勒轻蔑地放弃了德国在南蒂罗尔的利益；当别处有七百万在外国统治下的德意志人时，二十万德意志人的解放并不重要。在他的政治生涯之初，这次放弃是他最显著的政治手腕的行动之一。奥地利问题花费了十五年以上的时间才解决；在错误地判断时机已至之后，他曾派人在1934年7月谋杀了陶尔斐斯，墨索里尼则集中了四个陆军师在布伦纳，这是在慕尼黑危机之前大国对希特勒侵略作出的唯一军事反应。1937年1月，在会谈中谈到政治考察方面最后和最重要的一个题目奥地利问题时，戈林对墨索里尼说：“在德国有一种印象认为，奥地利正在被一些尚未明确的势力有意识地抓在手中作为后备，象手榴弹一样，在适当时机就会用来炸掉意德战线。”尽管如此，希特勒仍然相信意大利和德国的命运最终会汇聚在一起。他曾经赞扬墨索里尼是欧洲修正条约论的创始人；他已看出意大利和德国有着共同的敌人。1938年，放弃南蒂罗尔得到了报答，希特勒于是确定布伦纳为意大利同大德国的确定边界。直到1943年意大利向同盟国投降，德国占领了半个意大利半岛之后，德国最终才又兼并了南蒂罗尔：较诸希特勒绝大多数的背信弃义事件，此事更可以用“情势不变”为前提来辩护。
希特勒始终追求同意大利结盟是他政治生涯中最突出的特点。对意大利作为盟友的军事价值，他从来没有表示过任何意见，尽管他的谈话中对意大利人的本领没有尖锐的指责，而这种指责在俾斯麦的谈话中却是津津乐道的，因为希特勒的谈话确实缺乏机智或任何辛辣的味道。他对墨索里尼的意见很难估价。他惯于描述意大利是“为需要所驱策和受一位天才的领导”，而他的态度似乎是把一般维护独裁地位同一定程度庇护个人结合起来。这是对成了附属和附庸的先行者的照顾，因此是不受到忌妒所危害的照顾，只有在最后几年这个照顾才变成幻想破灭，因为此人在一场殊死斗争中表现出缺乏“世界性革命者和起义者的宏伟气魄”。1934年6月，希特勒第一次越过德国和德意志奥地利的边界到威尼斯会晤墨索里尼，这位意大利领袖以有意的失礼来对待他。墨索里尼当时正在权力的顶峰，希特勒是一个陷入困境的新手，在那个月底他用流血办法解决了那些困难。他从未回敬这一耻辱。德国一旦获得优势，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权威就是意大利忠于同盟的保证。但是在1934年他们第一次会晤之前，希特勒的革命已经踏出了破坏和虚无的道路，越出了墨索里尼的范围，在同年年初希特勒谈到法西斯主义是以几乎是仇视轻蔑的口气说的，把它说成是一种权宜办法。“意大利人永远不能训练成为尚武的人民，法西斯主义也从不理解我们时代大动乱的真正意义。当然我们可以同意大利暂时结盟，但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最终将单独屹立，作为唯一理解这些巨大变化的秘密的人，因而也作为被选择出来把他们的印记盖在未来时代的人。”
使纳粹德国最终同法西斯意大利搞在一起的既不是它们的共同渊源，也不是它们的共同信仰，却是意大利作为盟友的用处，它的弱小不足以限制希特勒的独立性，或是除第二把交椅以外不求其他。
希特勒对英国的政策则具有多得多的矛盾心理。也许在他的外交政策中没有任何其他问题比这个更难以在目的和策略之间、在他的公开言论和私下谈话之间找到平衡。在这一点上，也更难容许有无限的伸缩性，使他可以随时把每一个联合都付诸实验，既看到想望的同盟者的弱点和潜在敌人的实力，也衡量一个今天作为伙伴而明天又成为攻击目际的国家的份量，劳施宁记录下来的1932…1934年的谈话中有很多内容表明，希特勒强调和指望的是英国的静寂无为、和平主义、傲慢和堕落，打算肢解它的帝国和侵犯它的海岸。但是纳粹的一些领导人，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幸存下来的里宾特洛甫，为俘获他们的人所审讯，他们说，他们和他们的领导人始终希望最终能同英国和解。
看来希特勒永远不曾能够理解大象，就是德国，同鲸鱼，就是英国，为什么不能在相互谅解与和平中开发各自的王国。在最后的混乱中他又回到了这个想法。
希特勒重新武装德国，避免了象上一代人蒂尔皮茨和比洛那样制订庞大的海军计划，而1935年6月英德海军协定标志着英德恢复和睦关系达到顶点。邓尼茨后来说，这表明希特勒的政策目标仅仅是“确保德国的陆地边界，防备敌对的邻国：他的主要潜在敌人是俄国，没有一个海军大国被认为是德国未来的对手”。戈林的观点则不那么局限。
纳粹分子认为里宾特洛甫于1935年同英国签订的海军协定是一项辉煌成就，而里宾特洛甫的声望也达到高峰。戈林说，纳粹分子本来打算按照低于百分之三十五的条件就认帐了；重要的事情是凡尔赛条约的桎梏至此业已打破，而军备状况可能重新调整。
但是在1935年秋季爆发了意大利同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以后，希特勒陷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的两个预期的同盟者发生利害冲突。施佩尔的印象是他在犹豫究竟是站在意大利人一边，还是站在英国人一边，他认为这是一项根本性的决定。即使在那时，他仍然强调，就象他后来一再重申的，他准备把帝国和国防军听任英帝国支配作为一种“保证”，如果英国同意他在东方“自由行动”的话。当时他为这个问题费了很多心思，特别是因为他认识到意大利作为盟友是不够格的。他说这是兴登堡留给他的政治遗言的一部分……德国永远不可再同意大利通力合作。因此在发生阿比西尼亚冲突的日子里，按照他所认识到的形势必得同意大利合作来反对英国，他为此感到沮丧。
但是在那个时刻，确保德国地位的下一个步骤就是重新武装莱茵兰，对英法利益的一次打击；而不是征服奥地利，对意大利利益的一次打击；所以希特勒在整个冬季进行等待而不明确表态之后，能够在他自己选择的时机内夺取莱茵兰，这也碰巧给了墨索里尼一个来得正好的转移其敌人注意力的机会。后来希特勒大大利用了意大利的感恩之情，因为“当它在阿比西尼亚为它的根本权利而进行英勇斗争的时候”，他曾“站在意大利一边”。从此以后，德意两国的政策就齐头并进了，德国此时期待于意大利的至少是亲善中立；而政治联系逐步发展为军事协定。最后一个障碍是意大利反对德奥合并。1938年，当墨索里尼没有再向布伦纳派遣陆军师以保护奥地利的独立，从背后刺杀德国时，希特勒向他千恩万谢。“不论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此事。如果他在任何时候需要有人帮助，或者处于任何危险之中，他可以确信，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坚持同他在一起，即使全世界都反对他。”这是一句诺言。五年以后，他戏剧性地遵守了这个诺言，这对希特勒是很合适的。
1935年以后＇戈林在押时说＇开始倾向战争。里宾特洛甫在伦敦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而希特勒本人又不能理解英国人和他们的政治思维方式。他对英国人关于占领莱茵兰的反应大为诧异，总的说来，反应是严峻的，即使英国有些人同意德国的所作所为。
里宾特洛甫于1936年8月11日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尽管他一直到10月才赴任。汉斯·弗兰克9月访问罗马时对墨索里尼说，“派遣里宾特洛甫去伦敦意味着作出最后努力，使英国理解德国的需要和立场”。因为德国已在考虑日本作为革命和革新国家的三头政治的第三个伙伴。希特勒本人于1936年10月24日同齐亚诺在贝希特斯加登一次长谈中解释了他的政策。
他认为英国无疑会进攻意大利或德国，或对两国同时进攻，如果它感到这样做很容易或者可以平安无事。……但是——这是元首提出的政策的积极部分——如果英国看到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旗帜下，逐渐形成一个愿同德国和意大利组成共同阵线的国家集团，如果英国感到＇在欧洲＇在东方，在远东和南美，我们拥有一支共同的组织起来的力量，它将不仅避免同我们作战，而且会向这个新政治体系寻求达成协议和共同立场的手段。
但是如果英国继续同反共阵线疏远——1936年11月25日的德日条约即将宣告这一阵线的成立，德国和意大利的重新武装的速度比英国快得多，并且能阻遏它的进攻计划。齐亚诺的结论是，希特勒仍然受到里宾特洛甫亲英乐观主义的影响，但是憎恶里宾特格甫的牛赖特会千方百计破坏他去伦敦的使命。
1937年1月，戈林在罗马见到墨索里尼的时候，他对同英国达成协议并不抱有希望：对典型的英国式的出价，以经济好处来交换政治让步，德国不感兴趣，而在英国，对德国的恐惧明显地愈来愈强烈，就象害怕布尔什维主义一样。5月，牛赖特对墨索里尼说，“英国的政策暴露得愈来愈清楚了——先进攻意大利，然后进攻德国，甚至对两国同时进攻。英国坚持签订集体条约，其目的是捆住两个独裁国家的手脚。”1937年6月24日布洛姆贝格的训令规定了并吞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在这个训令中，英国的中立被认为是可能的，并且对德国是极端重要的。但是从6月以后，英德关系迅速恶化，英国重整军备的速度在加快；一方面英法，另一方面德意，对于不干涉西班牙的政策的冲突是尖锐的。甚至抱乐观态度的里宾特洛甫现在也承认失败。10月21日，他抵达罗马敦促意大利参加反共产国际公约，只是在四个星期以前德国刚刚拒绝了意大利方面的同样建议。他对墨索里尼说，他多么希望通过出使伦敦能了解到，英国究竟愿意满足德国的愿望到怎样的程度，以及承认德国的重大利益到怎样的程度。今天，他必须坦率承认他的使命失败了。英国最近几个姿态——其中有保守党投票反对把殖民地让与德国——已经证明两国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他一度甚至考虑过把英国拉到反共国家的圈子里来。由于英国既感觉不到，又不完全理解共产主义的严重危险，这一点就不可能做到。
一个月以后，德英两国利益的不可调和，为哈利法克斯对希特勒的访问所证实，当时哈利法克斯的态度坚定。希特勒说，“解决国际问题的手段很难找到，除非政党变得通情达理，或者政府所采取的方法不再给予那些政党对政府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哈利法克斯回答说，英国不打算改变它的政府形式。哈利法克斯说，殖民地问题只能作为总的解决的一部分加以考虑，要包括其他有关国家；希特勒回答说，他是“会议的狂热反对者”。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在1937年11月6日，即里宾特洛甫访问罗马和哈利法克斯访问德国之间，意大利签署了参加反共产国际公约的议定书，享有创始签字国地位。这样轴心国与反共产国际公约便合为一体；三头政治至此正式完成，而以日本取代英国的地位，同时，反共产国际公约不仅是反对俄国而且是反对西方国家的联盟。
1937年6月，布洛姆贝格签署了他的关于国防军联合备战的指令；1937年11月，希特勒向他的总司令们详细说明了他的关于德国扩张的基本思想，如果他逝世的话，这些思想应视为他的遗嘱。
当我们问冯·牛赖特，希特勒在什么时侯决定打仗的＇普尔说＇，他只回答“1937年”。我们对这个回答未能获得更真正的补充。这位老人那天看来有点衰老，回答却很肯定。他可能是在发表一个一般或直觉的印象。也许他记得希特勒在1937年对农业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说（在此之前我们已从别人那里听到这个话），他将不得不“在西方打个小仗而在东方打场大仗”。
1937年是希特勒战争计划的分水岭，也标志着他最终断定英国的敌意而把英法二者放在一起的时刻。这一点已表现在1937年11月5日的会议上：“德国的政策必须考虑到两个充满仇恨的对手英国和法国，对于它们来说，德国巨人屹立在欧洲的中心就好象是肉中刺。”1938年1月2日，里宾特洛甫向希特勒呈递一份高度机密的备忘录，他在其中提出了“关系重大的问题”——“德国和英国最终会被迫投向不同阵营，并且有朝一日将相互向对方进军吗？”里宾特洛甫这时倾向于这样想，并因此提议同意大利和日本组成一个在军事上占优势的联盟。1938年3月由亨德森提出的英国解决殖民地的计划，没有引起希特勒的反应，他说他只是要恢复德国原有的殖民地，他又说他并不着急，“可以安静地等上四年、六年、八年或十年”。英国的提议迟到了三年，是在希特勒放弃了同英国结盟的希望，并且将它移到战争潜在目标的名单上之后才开始提出的。它是对绥靖政策的一个嘲讽。
希特勒在1938年的各次征服特意安排在英法虚弱的间隙，那时英法干预的可能性不大。只是在慕尼黑之后，德国的计划才从在西方对抗干涉的防御战，转变为预防西方未来干涉的先发制人的进攻战。慕尼黑本身就是干涉的例子，希特勒对此很憎恶。他同捷克人的一场局部战争受到阻碍，甚至对德国人而言，他作为征服者的光荣反倒少于投降者张伯伦，几天以后，沙赫特偶然听到他对随从警卫说：“那个家伙坑了我，要不我就进了布拉格。”此外，张伯伦从慕尼黑归来，不是松弛了而是加剧了英国的战争准备，而希特勒对绥靖政策之不可靠所产生的怒气，表现在他对英国反对党的公开抨击上。
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雷德在他所写的德国海军政策史中说＇确实引起英国舆情的恶化，元首开始感到到处出现英国的政治对抗，他也相信从英国可以看到全世界对德反抗的幽灵。……从1938年冬季开始的半年内，元首考虑了废除1935年的海军条约。英国在1938年秋季危机时的表现绐他留下了强烈印象，他坚信英国在当时不曾认真考虑战争问题，仅仅是因为它空军战备的薄弱，结果不得不寻求一项协议。
当里宾特洛甫在1938年10月去罗马力求促成三国军事条约的时候，他告诉墨索里尼说，希特勒深信，他们必须预计到几年之内不可避免地同西方民主国家开战。日本现已完全控制了中国，而“日本人紧接着的一个目标不是俄国而是英国”。德国的军事地位是极好的，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消灭，德国对波兰打算继续奉行友好政策；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希望同轴心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俄国虚弱而且还会虚弱许多年；“我们的全部精力都可用来对付西方民主国家”。12月16日，魏茨泽克向他的朋友哈塞尔悲观地细讲了“里宾特洛甫或希特勒政策”，他说这项政策明显地在走向战争：
他们犹豫的只是是否要直接转向对英作战，而在同时保证波兰中立，或者首先对东方作战以便彻底解决德波问题和乌克兰问题——自然还有梅梅尔这件事，尽管希特勒认为此事不需要动用武装部队，只需要给考纳斯一封挂号信就行了。
因此早在1939年3月15日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