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王国 195 3；700 38 0。28 0。40 （0。07）
意大利 143 4 0。4 0。85 0。34 （0。33）
法国 76 207 77 1。62 0。65 0。63
表I以与人口相比较的方式展示了强国本土有可能得到的某些基本的工农业资源。该表（第8栏到第12栏）说明了1939年意大利和日本在可开采的天然资源方面与苏联和美国相比所处的相对软弱地位。此外，在近三十年中，日本和意大利迅猛增加的人口（第2栏）对这些资源的压力大大增加了。这种压力对于人的生活水平必然会产生灾难性后果，除非能够通过无求于这些特定种类的基本资源的工业化，通过大规模向外移民，或通过获得外国领土上的资源来解除这些压力。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以后，上述的第二条出路多半已被堵死，日本和意大利这两个鼓励在向它们开放的范围内发展工业的国家，都同德国一唱一和，成了领土扩张的最直言不讳的鼓吹者。
在这三十年中，美国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仅次于日本，那是有好几个原因的。在所考查的七个国家中，每一个国家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不仅反映了自然生育率和移民入境增添的人口，而且反映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丧亡以及战后时期的饥馑造成的损失的补偿情况。同苏联、德国和法国因战争和饥馑而遭受的生命损失相比，美国在这方面是没有受到什么损失的，至少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以前，美国由于大量接纳移民入境而保持了高出生率。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移民入境停止，出生减少，结果是，这三十年的平均年增长率趋于下降。另一方面，苏联的平均年增长率则趋于上升，这是因为自然生育率一年高于一年，开始超过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年代的饥馑造成的灾难性损失。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和苏联之间在人口增长比率方面出现的这种相反趋势，也反映在它们各自人口组成的相对变化上（表I，第3栏）。
1939年，美国和德国、法国以及联合王国一样，年轻人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小，而苏联同日本和意大利一样，则拥有年青的、精力旺盛的人民。马尔萨斯的幽灵，即关于人口的不断增长——象在日本和意大利那样——是对有限的潜在资源的压力的论断，对于苏联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的确，苏联尽管人口增长迅速，它的巨大的国内资源的开发（除其他困难外）还是因人力短缺而受到阻碍。
在法国，那个马尔萨斯幽灵是被紧紧锁住的。法国是三十年来人口几乎不变的唯一强国。它一直没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巨大流血牺牲中恢复过来。但是，法国虽然没有人口急剧增加的威胁——同法国的潜在资源相比，法国本来会比美国和苏联更早感到这种威胁，尽管比意大利和日本会迟一些感到——但它却面临在某些经济政策条件下，由于人口不变而将会出现的其他危险。人口不变的一个结果是，法国总人口中老年人所占的比例比当时的其他强国都大（表I，第4栏），而在所有的强国中，法国总人口最少（第1栏），潜在的劳动人口最少（第5栏），尤其是军事人力最少（第6栏）。
如果我们暂且不论后面将会谈到的其他因素，那末，实际情况大体上说来就是，这七个国家天然资源的不均确实给它们的工业化设置了不同的限度。由于最近几十年中人口增长的差异，1939年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在战后的异常情况下，远东的日本本土、欧洲的意大利以及在小得多的程度上还有德国，它们的原料资源从长远观点看将支撑不住象美国或苏联那样的累进的发展。但是，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统治者蓄意增加的人口压力本是一笔负债，然而却以精力旺盛而又年轻的人口形式成了一笔资产，因为年轻的人口中储存着服兵役的适龄男子，这对于执行野心勃勃的领土侵略政策可能会证明是非常有用的。
1939年的世界经济结构以及不同大陆各国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世界贸易的发展形成的。正是对外贸易的作用支持了发韧于西欧及美洲东部那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由于私人企业的首创精神，资本主义制造业中心的兴起逐步改变了濒临北大西洋的那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农业作为就业的一个领域相对衰落，而在农业活动收缩的同时，对遥远地区的农产品及工业原料的需求增加了。西欧和美洲东部的制造业中心愈是工业化，它们在自己国土内的农业和矿业资源就愈来愈少，对更遥远地区的依赖就愈大。在这种内部发展以及随后的对外贸易扩张的过程中，有愈来愈多的“开放边界”被越过，亚洲的人口稠密地区以及美洲大陆和大洋洲人口稀少的领土被打开。世界经济的金字塔在高度增加的同时也拓宽了它的基础。但是贸易的这种从最早的制造业国家作离心方向的扩张，创造了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的外围建立新的工业中心的有利条件。因此，世界贸易的扩大和加强刺激了比较遥远的国度的工业化和经济结构改革。随着更多的国家被卷入世界贸易体系并实行了工业化，这些国家也就开始在它们相对说来占有成本上最有利条件的那些生产行业中实行专业化。大体说来，效率上相对差别的存在意味着每个国家都从国际贸易中得到好处，因而在这种自由国际交换制度下，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或是其中的个别国家，其经济利益往往是朝同一方向发展的。
但还有一些力量在起作用，这些力量使得从世界贸易体系得到的好处分配不均。这里只能谈一谈几种这样的力量。在晚近阶段才被卷入世界贸易体系而且仅仅依靠私人企业积极性的国家发现，要建立那些它们似乎拥有某些“天然优势”的工业并非易事。较老的国家有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臻于完善的运输、信贷和销售组织，因而能吸引它们的“天然优势”根本不算最好的那些较新的工业。正如皮古所说，在自由贸易制度里，基础巩固的工业国家的有利条件要比新来的竞争者多千种，而如果听任事情“自然”发展，那末年轻国家的“潜在”力量的开发也许会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民族经济的利益而实行保护贸易制度便有了强有力的理由。
在某些年轻的国家里，私人企业由于缺乏资本，不能开发潜在的生产资源，国家就担负起企业家的职能，而不是仅仅为私人企业维持秩序了。日本就是这样的例子。有人谈到十九世纪后期日本的纺纱工业时说，“政府是这一工业孜孜不倦的革新者。……在提供资本方面，国家占主要地位；实际上当时所有引人注目的扩张都是直接或间接由国家提供资金的。”一般说来，如果由于国家的刺激，规模较大的生产最终提高了效率，那末对于国际专业化和合作是没有害处的。但是生产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提高生产率，抑或仅仅是为了威望和军事目的，则很难区分。许多欧洲国家的工业是在本来会经受不住公开的国际竞争考验的两次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美国和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都能够生产汽车、打字机和化学品，而且在较低的价格幅度上具有相当的质量。但是尽管日本工资标准低得多，还是要有高度的保护措施，才能防止同类的美国产品完全统治日本市场。
这是一个困境。新生工业有一个习性，即使它们的规模扩大了，也还是要依赖在它们诞生时援助过它们的支持者。但这种保护为什么要继续下去，而且，较老的国家既然维持低效率肯定不符合它们的利益，那为什么也采取保护措施呢？
解答必须从这些国家各国内部的经济和社会气候的变化方面去找。随着工业的发展，组成这些工业的各家公司在竞争的角逐中便面临着严重的风险。拥有和经营一家工厂的人除非运用他的才智，便无安全可言。为了在市场上立足而不至于被迫歇业，他就得紧紧跟上最新的技术发展。他必须通过降低成本的办法保持住他的公司的效率。只有那些不断创造新的生存条件的人才能坚持下去，那些落在后面的就被摧毁了。这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现实。生意第一，生意最重要，乃是一种没有人能够躲避得开的教义。在一个冷酷无情的世界里，软弱是不行的。对现实的清醒估计和为效率而奋斗——不论用什么方法，亦不论付出多少的人所能及的努力来提高效率——便是求得生存的唯一道路。在这场斗争的过程中，所有社会的内聚力破坏殆尽，而那些确乎生存下来的人所得到的报偿便是财富的积聚。
随着市场的扩大，商业的报偿和风险都增加了。随着更多的国家被卷入世界贸易体系，老的工业国家在开始的时候积累起巨额财富，但是一旦“正在工业化的”国家在某些活动部门推进到足以在它们的国内市场向较老的工业国家提出挑战的时候，重点就从利润转到了风险。随着在比较成熟的工业国家里竞争的加剧，企业家在看到没有希望把他们的营业扩大到独家垄断的规模时，就愈来愈热切地希望得到安全，希望把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这就导致在商人中间成立贸易联盟和卡特尔，目的是要局部地，即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调节和控制竞争。
在这种组织从一开始便不存在的地方，既得利益者组织起来了。这些垄断联合体不必把行将过时的工厂设备无限期地保存下去，就此而言他们也不冻结现状和阻挠进步，他们的目的更确切地说是分别做到“有秩序的撤退”和“有秩序的前进”。在一国之内获得局部的社会内聚力是一回事，要消灭所有导源于外部竞争而对内部稳定产生的不利反响，则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但假定这些垄断联合体足够强大，那末它们就不难使政府相信，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里，为了确保有秩序地进行调整和取得进展，实行保护贸易制度是合乎社会需要的。
这种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社会气候的变化，垄断组织的发展，以及保护贸易制度，各国均不相同。这个变化有代表性的一点是，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贸易是同世界工业生产的扩大以同一步调增长的，而在二十世纪的头三十年，贸易增长率却落后于生产的增长率，第四个十年更是停滞，乃至下降。
但最令人惊讶的是，虽然1938年世界贸易量超过1913年大约百分之十三，成熟的工业国家的贸易却绝对下降。例如，英国和德国的出口量下降了五分之二，法国出口量下降了五分之一，而美国的出口量则增加了五分之一。但甚至美国也在1929年至1936…1938年之间的这一时期出口量缩减过四分之一。更惊人的是，英国出口量的下降全是因为它同世界上的工业化国家和正在工业化的国家的贸易减少了一半，亦即同欧洲的工业化国家、美国，日本、苏联和印度的贸易锐减的缘故。它向三个正在迅速工业化的国家即印度、日本和苏联的出口实际上减少了三分之二。另一个说明较老的国家在世界贸易中地位变化的方法是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即欧洲所占的份额已由1900年的百分之六十六下降为1937年的百分之五十二。
那末，较老的工业国家把机器出口给世界的其余部分就是在破坏出口国自己的长远利益，这难道不是真的吗？斯彭格勒指控西方人民把他们的技术传给亚洲人，说那是在背叛他们自己的文化并为西方世界不可避免的衰落铺平道路，这种说法难道没有某些正当的理由吗？
总的说来，支持这些指控的证据是不足的，不过，从成熟的工业国家的经历来看，却也并不叫人宽心。它们是否会逆流而行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它们过去从国际专业化中得到过巨大的好处，而它们现在也没有保护它们原先的技术垄断的手段。
某些当代的观察家评论说，随着紧挨西方世界周围的开放边疆的消灭，随着开放空间的填补完毕，人同物质自然界的斗争必定要被竞争着的人类社会之间的政治斗争所代替。这个结论过分悲观。但变得明显的是，工业基础巩固的国家正象它们现在这样，面临的局面是从前不断打开新市场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国内人口增长速度放慢或固定不变，以及外国在它们的国内外市场加强竞争的威胁，因而它们会被迫接受在其工业中作非常痛苦的调整。它们缓和这些调整的一个权宜之计便是采取保护措施。
可是结果是，旨在便于有秩序的调整而征收的关税，象那些旨在保护年轻工业而设立的关税一样，往往蜕变为保护低效率的工具。某些国家推行经济民族主义的政治目的是直率宣布的。早在1930年国际行为准则彻底崩溃很久以前，德国——以及其他某些工业国家——通过一些蓄意采取的措施，从关税到补助金都有，企图为它的经济保留一个广阔的农业基础。工业国家的这种政策在许多农产品生产领域提高了生产率的同时，导致了生产过剩和农产品价格的严重下跌。虽然在1927年和1933年之间贸易条件变得对英国、德国、美国和法国非常有利，但只有农业在其经济中是个最小部门的国家英国才充分得到了这个好处。在象德国那样既得利益集团强大的国家里，根本就不想以任何有秩序的方式去拆除支撑农业的人为支架。相反，出于政治原因，农业得到更多的援助，尽管这些工业国家里的贸易条件的有利趋势部分地一直维持到1937年。显然，这种经济民族主义对世界贸易是具有抑制影响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贸易条件已经变得对包括苏联、意大利和日本在内的生产初级产品的国家不利。所以这些国家现在用一切可能的刺激手段去促进它们自己国家的工业化。在苏联——但日本不是这样——工业化的同时是伴随着进口量的下降的。加以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工业化是经过有意计划要实现自给自足的，所以世界生产和世界贸易之间的差距便不可避免要扩大了。
然而，经济民族主义除有政治根源外，也还有真正的技术方面的根源。这就是说，世界贸易的相对衰落虽然多半要归咎于垄断的“压力集团”对政治家们施加的影响，但把经济民族主义轻率地说成完全是根据荒谬的错觉提出来的，则过于简单了。主张世界范围的专业化和交换的论点所依据的是，物质资源、人类技术和资本储备向来分布得很不均匀这一事实。但是，在技术进步和工业化的过程中，正是这些曾经造成了有利可图的贸易的条件在不断变化中。例如，在美国或德国获得的技术知识很快也就可以在俄国或日本得到。不同国家之间工人技术的差异在工业化扩展和教育普及的同时趋于消除。而且，由于现代电力技术和化学方法的进步，某些或以活的有机生命为形式或以有机生命的化石产品为形式存在的自然原料资源，因其甚为稀少，或只有少数地方才有，或多或少被用比较丰富、比较易于得到的非有机物质制造的新的人工合成材料所代替，这也减少了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的依赖。把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加以考虑，我们便可看出一个总的趋势，即制造品成本的相对差距在缩小，从国际专业化和交换获得的经济收益在减少。
就经济民族主义中这个真正技术性因素所起作用而论，它确实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贸易停滞的部分原因，但还有两个因素意义更重大。一方面，大多数国家，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