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名埃塞俄比亚青年去埃及在高级主教监督下就学，但结果并不成功，这或许是由于语言上的困难所致。意大利人征服埃塞俄比亚之后，担任教区主教的埃及人西里尔并未公开表示反对在新政权下执行任务，据说他还宣传服从新政权。1937年，在格拉齐亚尼总督险遭谋害时，西里尔也确实在场伺候总督。然而，当意大利人企图使埃塞俄比亚教会脱离对亚历山大的依赖时，西里尔主教拒不同意，并告退到埃及去。意大利人于是说服了两名埃塞俄比亚副主教接受他们的宗教政策。接着举行了一次大会，表示同意脱离亚历山大，并选举了一名大主教，由他任命了其他几名主教的圣职。在流亡中的埃塞俄比亚当局认为埃及的柯普特基督教会对埃塞俄比亚难民极少帮助，对安慰那些在诸如肯尼亚等国的难民的心灵也无所作为。因此，在1940…1941年，当柯普特基督教会当局得知皇帝即将回国时，建议由西里尔主教陪驾，皇帝非但置之不理，反而选择了“宫廷幕僚”，即由皇帝任命而始终由本国人担任的埃塞俄比亚教会的主管随行，这是毫不足怪的。重组埃塞俄比亚教会的责任这时落到这位主管身上。尽管西里尔主教于1942年回到埃塞俄比亚作短暂访问（据说不是受邀请而来的），宗教事务还是完全由这位宫廷幕僚一手掌管。1926年埃塞俄比亚教会与亚历山大的关系发生龃龋时，当时还是皇位继承人的海尔·塞拉西，是支持保守派的；但这时情况已发生变化，皇帝及其绝大多数的大臣都希望由埃塞俄比亚人担任教会的首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接受在意大利势力下任命的大主教和主教。他们于是在1942年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埃及向柯普特基督教会的大主教转达他们的愿望。由于大主教的去世及其继任者人选问题的争执，事情耽搁了很久。
1944年5月19日，在埃及有消息透露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已宣布，现任教区主教故世后，必须由埃塞俄比亚人继任。在两星期内，由四名著名的柯普特基督教牧师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启程去埃塞俄比亚讨论这一问题。虽然他们受到礼遇和款待，但发现皇帝固执己见，所能带回的只是埃塞俄比亚人毫不妥协的要求：
（1）必须选任埃塞俄比亚人为大主教；
（2）应由一个埃塞俄比亚宗教会议选任主教和副主教，并由大主教授予他们圣职；
（3）埃塞俄比亚教会应参与选任柯普特基督教大主教并参加柯普特基督教宗教会议的活动。
柯普特宗教会议几经推迟，至1945年6月16日才得举行，以考虑这些要求，并断然拒绝了前两项要求。在大战结束时，这个争端就是处于这种未能圆满解决的状态。不过，到1948年，柯普特基督教高级主教终于屈服，授予五名埃塞俄比亚人主教（包括那位宫廷幕僚）圣职，并且还同意让一名埃塞俄比亚人在西里尔主教去世后任大主教圣职。
1950年10月25日，西里尔主教逝世，1951年1月8日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埃塞俄比亚宗教会议上，宫廷幕僚当选为大主教，于是他就在亚历山大正式接受了高级主教授予的圣职。
总之，人们评论说：
在埃塞俄比亚，受过教育的人在全国人口中只是极少数，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是文盲。而这个上层阶层本身，对它所面临的任务的看法，又似有分歧。有些人，如皇帝驻美国的代表拉斯·伊姆鲁，似乎热中于希望埃塞俄比亚人民能够享受文明的成果；而另一些人，如现任文墨大臣，无疑地视其权位仅不过是剥削国家而同时使它始终处于蒙昧无知状态的一个方便手段。每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或多或少都抱有仇外心理，后一派人中这种情绪尤为强烈，其中有些人甚至希望欧洲人全部走开，好让埃塞俄比亚恢复其昔日的幸福。
在这两种倾向之间，皇帝似乎采取了一个更是与众不同的态度。一方面，毫无疑问，他希望看到他的子民能得到发展，同时却又犹豫逡巡，惟恐实现这种发展时采取的必要措施会危及他的个人权力；他既感到外国人的存在——说来也许显得有些自相矛盾——是他保持权力的关键，并意识到有必要给他们某些利益，方可继续取得支持，获得好处；但却又设法使外国人的势力保持均衡，避免使某个外国人以过分明显的优势，从而对他们采用了一种跷跷板政策，而这种政策，在处理内部事务上依然是埃塞俄比亚政府的传统。
第七章 前意属殖民地
第一节 意大利统治的性质
如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一样，意大利人占领殖民地是出于经济上、政治上和战略上的种种原因。这些殖民地的自然资源并不富饶，在实行法西斯主义以前，这里的意大利移民仅有三万三千人左右；只是从1935年起，墨索里尼着手在非洲建立所谓新的罗马帝国，吞并了埃塞俄比亚，并对利比亚开始推行“人口统计法”的殖民政策，这个数字才有重大的增长。与后一行动同时进行的，是意大利于1939年1月9日颁布一项法律，把利比亚北方四省（的黎波里、米苏腊塔、班加西和德尔纳）在行政上划归宗主国意大利管辖。
意大利的政策是使当地穆斯林居民成为意大利垦殖者的补充农业人口。贝督因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对此曾进行抵抗，其中昔兰尼加的抵抗运动直到1930年才告平息，这就促使意大利下决心要迫使顽强的牧民定居下来，并瓦解他们的部族组织。从此，穆斯林居民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不得不同他们的意大利“利比亚同胞”的制度趋于一致。当然，意大利人总是处于优越的地位，而且（如在其他强国的殖民地一样）所有的农业居民点、学校、医院病房、军队、法西斯组织和礼拜堂等都是按照一个原则办理，它在非洲的另一端就叫作种族隔离政策。阿拉伯人没有机会同意大利人竞争，他们在自由职业和行政机构中，除担任最低的职务外，是无门可入的。在1939年以前，阿拉伯人要取得意大利公民资格，就必须放弃穆斯林民法所规定的个人身分，而这个代价——如在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那样——除极少数人外，是谁也不愿付出的。1939年1月，意大利政府提出了一个妥协办法，以“特种公民权”形式使持有者不丧失其穆斯林身分，这样就吸收了一批低级官员和商人。为穆斯林开办的意大利学校，在利比亚培养了一个半知识化的阶层，他们的意大利文写得比阿拉伯文还要好些，并且被授予一些次要的行政职位，但他们对意大利人起多大作用却是个问题。他们对本族人民或他们的意大利主子都不很忠诚，他们主要关心的看来是个人利益。在厄立特里亚，“半个世纪的意大利统治教会了居民要尊重意大利主子，甚至使他们对主子怀有一定的好感。因此，意大利人为他们的土著部队招募新兵时并不感到困难。”但是，土著知识阶层也在成长中，他们嫉妒意大利人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优越地位，从而产生了民族主义思想的萌芽。索马里即使地处比较温和的沿海地区，其气温也要比北方意大利殖民地中适宜于移民的地区高得多。因此，意大利农业企业得依靠土著劳动力，而这种土著劳动力在以游牧为主的索马里民族中却并不容易得到。不过，在沿海地区却有一批历来经受奴役的农业人口，在法西斯统治下，他们中间成千上万的人受“一种在理论上极其残酷，在实践上确为野蛮……无异于奴隶制的劳动政策”的支配。
第二节 昔兰尼加 1941年
韦维尔将军在向西部沙漠意军阵地发动进攻的前一天，1940年12月6日，致电伦敦陆军部，要求立即注意占领意大利领土以后的行政问题。1941年1月25日，他通知说，对于他行将建立的军政府，建议采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中东采用过的形式。2月20日，战时内阁决定由陆军部负责占领区的行政工作，因为正如掌玺大臣所指出的，“外交部配备不足，不能担任行政工作，而如由殖民部去负责管理敌方的任何领土，我们就会冒英帝国觊觎领土的嫌疑”。
昔兰尼加是英军要占领的第一个意大利殖民地。1941年1月29日，在英军占领了托卜鲁克要塞并向绿山西进时，韦维尔决定把昔兰尼加从埃及英军司令部的范围内划出，而任命陆军中将梅特兰·威尔逊爵士为昔兰尼加总督兼总司令，并配备一名副首席政治军官负责民政事宜。奉派担任此职的军官于2月18日在首都班加西设立了他的总部。当时昔兰尼加约有二十万讲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土著居民。除军事人员外，该地原有六、七万意大利人，但到占领时人数略有减少。住在首都班加西的意大利人，原为二万余人，占领时只剩下三分之一左右，住在外省各城镇的则都已离去，但位于高地上的意大利农业居民点却仍有相当数量的意大利人。英国在阿拉伯居民中的宣传工作必须来一个大转变，因为自意大利参战后，英国的宣传一直是激励阿拉伯人起来反对他们的意大利统治者，而现在英国行政当局的目的却要他们容忍意大利人留居下来，并避免采取报复和暴力行动。严重的问题是缺少训练有素的警官和能够胜任的警察部队。原有的意大利警察仅在班加西和马尔季（巴尔切）两地留用了一个时期，主要是担任交通管理工作。占领初期，曾经制定过一个计划，拟用一批利比亚人作为警察部队的核心力量。这批利比亚人战前曾逃往埃及，脱离意大利的统治，意大利参战后，他们又被征召入伍，加入了利比亚阿拉伯部队。幸而总的说来，情况还算安定，土著居民对待意大利人一般还通情达理。主要的骚动发生在绿山地区，那里早先被意大利殖民计划剥夺土地的利比亚人这时想用武力夺回他们失去的土地。初创的警察组织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这些地区保护包括许多妇孺在内的大批意大利人的家庭。尽管那里的意大利农业居民点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至少还要过两个季节才能粮食自给，但行政当局意识到这些地方潜在的粮食生产能力，因此原则上决定，让它们继续存在。至于城镇的市政组织一般保持原封不动，或者略加变革，不少土著地方官员在审查其经历以后，又重新加以任用。以上就是1941年4月轴心国军队成功地向埃及边境发动反攻时的情况，之后，昔兰尼加的第一个军政府就此告终。
第三节 厄立特里亚
英军占领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之后，几乎马上就丢失了昔兰尼加，因此中东总司令部政治部职责的重心就转移到开罗以南更远的地点。同时，为了交通方便，总部也有迁移的必要；自从1940年2月3日起整个东非划归中东司令部统一管辖以来，该部在行政上已简化，因此它在4月18日于内罗毕重新建立起来。
1936年意大利征克埃塞俄比亚后，就把该国最北部的提格雷省并入了它原有的殖民地厄立特里亚而使它更为扩大。归并的理由是1896年到1935年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边界线把使用提格林雅语的民族分割开来，而提格林雅语与埃塞俄比亚统治民族使用的阿姆哈拉语虽近似而实不同。1941年4月5日，提格雷的塞约姆公爵向英国驻阿斯马拉的首席政治军官投降。该军官决定，由于意大利人仍控制着阿克苏姆与亚的斯亚贝巴之间的主要公路，他暂时可把提格雷省仍作为厄立特里亚的一部分予以管理。5月18日，意大利人在阿拉吉平顶山投降，塞约姆公爵和他的部队曾在这次战役中给予宝贵的援助。其后，公爵在交通情况许可时，就立即前往亚的斯亚贝巴，并于8月1日向皇帝归顺，同时提格雷省也划归埃塞俄比亚管理。
阿斯马拉沦陷二个多月后，英军于1941年6月11日从亚丁出兵占领了厄立特里亚东南端的阿萨布港，并仍把它作为一个单独单位进行管辖，直到1942年6月14日该港成为厄立特里亚一个行政分区为止，在行政上归并给阿萨布港管理的还有与法属索马里兰毗邻的埃塞俄比亚北部的一带领土，因为按照1942年1月31日英国…埃塞俄比亚条约规定，这一带地区划归英国军政府管理，以便对维希控制的吉布提港实行封锁。当时，奥萨苏丹是该地区一个有实力的权威，实际上完全独立于埃塞俄比亚中央政府而同英国人通力合作，实行有效的封锁。在吉布提归顺自由法国后，英国就把这一带保留地区归还给埃塞俄比亚。1944年初，也许由于奥萨苏丹对意大利修筑的通往阿萨布的公路征收通行税，埃塞俄比亚政府出兵讨代，并俘获了他。他被押送到亚的斯亚贝巴后不久就死了，以后由他的一个亲戚接任苏丹。
这时厄立特里亚老殖民地的人口中约有土著居民七十六万人和意大利人五万二千人（包括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难民，但不包括战俘）。土著居民分为人数几乎相等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居住在阿斯马拉周围中央高原上的柯普特基督教徒，另一部分则为居住在西部省和东部低地的穆斯林。由于英国行政人员不足，中东总司令部政治部有必要于1941年3月提出了下列意见：
如果英国政府要负责直接管理当地土著和意人利居民，而其中很多人行将成为无以为生的难民，那么所负费用将很沉重，实际管理的办法也将有困难。显然要找到足够和合适的行政人员是有问题的。……一个比较经济的替代办法是取得意大利当局的合作，让他们在我们的控制之下，继续管理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
前意大利总督兼总指挥官已带领意军残部向南撤走，但他的秘书长同意在英国控制下，作为意大利行政当局的负责人继续工作，不过仅限于管理中央部门（不包括已由英国军政府接管的政治事务局和土著事务局）、阿斯马拉和马萨瓦两城市及其外围的居民点，以及阿斯马拉附近的哈马西恩高原。埃及货币被采用为主要的合法货币，而意大利货币则作为官方承认的捕币，以四百八十里拉兑换一个英镑（一埃及镑合四百九十二里拉）。正如通常的情况一样，迫切需要的是组织一支警察部队，因为副首席政治军官最初只有十二名苏丹警察可资调用。当时从来也没有想到依靠由意大利人留下的那些政治上不可靠的警察，因此就需要招募和训练一支崭新的厄立特里亚警察部队，只是由于时间紧迫，未能进行慎重遴选，后来就遭致了麻烦。同时，借来了一些苏丹警察，并使用新兵和军事巡逻兵和少数经过慎重挑选的意大利警官和军士一起执行警察任务，但事隔不久，这些意大利警官和军士就曾不止一次地纵容意大利罪犯逃跑。起用意大利警官的措施立即使意大利秘书长企图重新建立他的权力，他坚持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先得到他的许可，免除他们对意大利政府的义务后才能受雇，但英国当局拒绝了他的要求，不费周折地直接招募意大利人。
轴心国在西部沙漠向埃及边境推进，德国又于1941年春占领了希腊和克里特岛，这样就大大增加了敌军对埃及各港口进行空袭的压力，因此有必要为英国的技术装置和美国答应增加供应的设备另找适当的安放地点。厄立特里亚是个具有吸引力的选择，因为它在马萨瓦有优良的天然港口，交通方便，从马萨瓦到气候温和的高原有铁路、第一流的公路和架空索道，又有意大利的技术装置，如果能够修复、改装和扩大，就可利用；它还拥有一批意大利的技工。到1941年夏未，中东总司令部所属各部门竞相提出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