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非官方的外国人和穆斯林估计，穆斯林死亡人数在七千至四万之间。人们有理由相信较低的那个数字比法国官方发表的死亡一千五百人或许更接近事实。
总督委派的调查委员会终于报告说，这次暴动的近因是当时民族主义者普遍认为旧金山会议将宣布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及阿拉伯联盟的成立所激起的热烈情绪。而法国的威望低落、由于装备较好的外国军队到来而造成的印象以及粮食的严重缺乏，也都是重要的助因。至于法国官方在发生暴动后遽即对它的“希特勒式”的鼓动所作的种种说法都是感情用事和本能的，没有证据可以说明他们言之有理。相反，到7月份，内政部长已认为民族主义领导人当时的意图只不过要“检验一下他们的力量，展示一下他们的游行队伍，对他们的成员作一估价，加强他们的纪律性，巩固他们的行动能力，并在法国当局，或许特别是在同盟国政府面前，强调他们的重要性”。一个在暴动爆发后立即到达阿尔及利亚而又被法国政府匆匆召回的调查团发言人在议会里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并补充说，在地方当局不去干涉民族主义者游行队伍的那些地方，他们仍然是平静的。因此，看来正是那天早晨警察与示威者之间在塞蒂夫发生的那场混战为种族之间的仇恨和嫉妒、疑忌和恐惧“点燃了火药包，爆发定时炸弹”，而当时欧洲各国人民正在以宽慰和感谢的心情庆祝他们从六年的战争恐怖中抬起头来。
法国对这次暴动的镇压虽然被那些可怕的行动弄糟了，但至少阻止了原来可能发生的甚至更为广泛、更为血腥的叛乱。英国的读者们会想起，1919年戴尔准将在旁遮普的阿姆利则采取的类似的严厉镇压措施。虽然他后来由于越权而受到了纪律处分，但“许多评论家断言＇他＇制止了当时极为严重和危险的形势不致向远为恶劣的方向发展，而他所造成的伤亡较之由于混乱的局面可能蔓延而必然带来的灾难是微不足道的”。只有顽固的和平主义者或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才会否认在那样的局面下使用暴力有时是有道理的（而那些人中罕有在经受考验时会言行一致的）。而况在任何特定情况下，使用暴力到何种程度算是正当，不过是事后猜测而已，因为在当时、很难估计如果减少使用暴力，后果会怎样。历史学家将仔细研究的倒是采取这种“警察手段”的动机和时间。如果只是为了支撑一个已将完蛋的政治秩序或社会秩序，从长远来看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另一方面，暴力的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非常可能造成恐怖，对人类的长远利益有无好处也大有问题。因此，后世可能会认为一个统治当局镇压叛乱是正当的，即使这个当局本身的过分保守的政策也许就是导致叛乱的一个助因。然而民族自决的种子一旦在人民中间牢固地扎根后，也许只有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才能制止它成长，而这样规模的镇压将违反二十世纪西方文明的道德观，并且就统治当局的物质力量和精神负担来说，也会造成过度的压力。因此，我们可以作出结论：1945年5月阿尔及利亚的暴动虽然多半是由于法国过去种种违法的或不违法的罪恶所造成，但这次暴动发动了如此惊人的破坏力和非人的力量，以致法国人只能迅速对之进行镇压而没有别的抉择。有理由予以批评的是：法国人使用了塞内加尔和外国军团，而这些人在法国人的纵容下素有残暴之名；法国国民的士气在1870…1871年、1914…1918年，尤其在1940年遭到了一系列打击，从而滋生了过度的复仇心；占少数的殖民地统治阶级处于被夺去了财产并受剥削的土著“无产阶级”的包围中，双方易于相互憎恨，而当憎恨达到顶点时，就转而成为种族猜忌，对此现象，自由派人士的斗争显然并无效果。在本书以后的一卷中，我们将看到战后法国历届政府怎样力图医治阿尔及利亚政体内的这个痼疾，因为法国政府再也不能置之不理或躲躲闪闪了。
第六节 自由法国与摩洛哥
现在还得了解一下摩洛哥到战事结束为止的事态发展。在战前，那里的政治骚动远不如在阿尔及利亚或突尼斯那样势头大，因为阿拉伯语、伊斯兰教的神法以及苏丹政府的实际权力过去从来不曾远越西北低地及其非斯、梅克内斯和拉巴特等城市。另一方面，在阿特拉斯高地，那些残存的、实际上独立的部族酋长说的是柏柏尔方言，这种方言没有化为文字，更谈不上作为传布经义和伟大文献的媒介。这些酋长只是在名义上承认苏丹的权力，而仍旧依据伊斯兰教产生前他们祖先的习俗统治各部族。法国人从来没有考虑到要使柏柏尔人阿拉伯化。相反，法国人看到了一个机会，只要在军事上征服阿特拉斯高地，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富有生产力的白种野蛮民族的没有打开的宝库”中移植法国的语言和充分的法国文化，这些人已经证明他们自己是优良的战士。这一政策已经在阿尔及利亚某些地区使用柏柏尔语的卡比利亚农民中取得一些成就。在摩洛哥，1930年公布的柏柏尔法令使柏柏尔的不成文民法合法化而与伊斯兰教的神法并立，并使刑事犯受法国刑法的制裁。这就“立刻在使用阿拉伯语的非斯市的为数尚少而毫无经验的知识分子……几百个大、中学生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法民族主义”。我们已经看到，战前法国人在镇压这个初发的运动时采取了他们一贯的严厉手段。与此同时，1936年人民战线政府所委派的诺盖总督“用他的权贵政治胜利地获得了摩洛哥贵族的拥护，这种权贵政治就是支持和加强势力较大的帕夏和卡伊德原已被利奥泰的一些继任者所削弱的权力。”不幸的是，一位法国权威人士接着说，正在逼近的全球冲突使摩洛哥作为一个国家而发展的先决条件的两大改革不得不推迟，这两大改革就是在文化上、政治上教育人民并组织一个现代化政府。……
＇1940年法国战败后＇，为了要维持一个良好的相互谅解的气氛，诺盖将军不惜一切代价放松了法国历来对摩洛哥王室的严厉监督。……因此，苏丹政府立即又恢复了过去三十年有条理的统治所要设法根除的那些旧习惯。在接着产生的那个政权下，人们得再度用丰富的礼物来表示对权威的尊敬。统治部族的权力被用来勒索不正当和过分的贡品。与此同时，统治家族对自己的朋友优惠有加，对敌人则恣意报复。
这位权威人士在别处还说，卡伊德们从配给品的黑市交易中获得“巨大的利润”，因为这些物品往往是委托他们管理和分配的。
苏丹穆罕默德·伊本·优素福五世在1927年继承王位时，年方十六岁。法国人撇开他的两个兄长而选中他，因为他的性格似乎很驯良。1943年1月22日，在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他被邀请与罗斯福一同就餐，那时他才三十岁出头。当时胸怀宽大的罗斯福来到北非，乐观地设想在这些古老而荒芜的地方通过开发计划进行建设。他很快地断定，诺盖并无他那种热情。因此（据当时伴随他的父亲而比他父亲更加厌恶外国帝国主义的埃利奥特所说）他对这位年轻的苏丹给以希望：摩洛哥在战后可能在美国的帮助下获得主权，美国的企业界也可能会愿意开发这个国家的天然资源，为它训练技术人员，条件要比那些素有自私自利之名的法国和英国金融界的辛迪加优惠有利。6月间，这位苏丹到美军第五军司令官马克·克拉克中将的司令部去作了为期两天的访问。在那里他观看了美国和法国部队的演习，并接受了艾森豪威尔将军赠送的礼物——一辆美制七座小轿车。据说在这几个月中，苏丹政府的代表们向美英两国当局要求结束法国的保护关系，因为它不符合《大西洋宪章》精神，但是没有得到鼓励可以在战时抱有这种希望；看来那时法国人正在力图减少抱有过度热忱的美国人与摩洛哥知识分子之间的接触，并力图使美国人相信后者同轴心国有勾搭。
在这些情况下，那些由于美国人的到来而抱有过分希望的为数不多的民族主义者因美国人并不准备迫使法国人放松控制而幻想破灭。另一方面，近东国家于1943年末迫使法国作出让步的事实促使他们考虑采取直接行动可以得到些什么——当然是指通过谈判，因为他们对法国人的严厉镇压是深有体会的。他们由于个性不同，曾于1937年分裂成为两派，现在重新建立联系，并在一个拉巴特的年轻校长艾哈迈德·巴拉弗拉杰的指导下成立了统一的独立党，这位校长同马萨利·哈吉一样从泛阿拉伯主义过去的一位大师埃米尔沙基卜·阿尔斯兰那里得到了鼓舞。巴拉弗拉杰为了逃避法国人1937年的镇压，离开过摩洛哥，在流亡期间曾在德国呆过，后来诺盖准许他在1943年间回来，因为他那时似乎已经愿意同法国当局合作。1944年1月11日，五十七个主要的民族主义者向皮奥总督（他在1943年6月接替诺盖）、苏丹、美国和英国的领事以及军事当局提出了一份由他们签署的宣言，其内容如下：
1。 这个保护领地是在异常情况下使用武力强加于摩洛哥民族的政体。这个国家在1907…1934年期间对法国军事占领进行武装反抗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
2。 在实施1912年的保护领地条约中，正是这个应该尊重这一条约的国家违反了条约的条文和精神。实际上，从那时起，摩洛哥的主权已不存在。
3。 条约的执行被用作偏袒欧洲人的利益并推迟或阻碍摩洛哥人民进步的手段。
4。 同盟国的历次宣言，尤其是《大西洋宪章》，确认了民族自决权，其次，摩洛哥军队出现在整个西线使摩洛哥有权为自己获得一个较为美好的未来。
鉴于上述一切理由，独立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要求：
（1）在穆罕默德·伊本·优素福陛下领导下的摩洛哥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
（2）成立一个“民主政体，具有类似东方穆斯林国家所采取的那种政府形式，保障摩洛哥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权利并确定它们各自的义务”。
苏丹及其内阁于1月13日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同独立党领导人进行协商。这些领导人在18日由巴拉弗拉杰签署的信中说明，虽然他们认为坚持恢复穆斯林的完全主权是必要的，这在“经济发展和进步程度不如我们”的那些国家里已经做到了，但是摩尔人为了组织行政、经济和国防，倾向于同法国的专家们和著名人士进行合作。摩尔人并不抹煞这一事实：法国人和外国人在这个国家里有合法利益，这种利益必须加以保护。……我们也并不要求摩洛哥立即建立一个类似西方大国那样的政体。我们所要求的不过是……一个能够不断发展并在国家各个领域中具有活动能力的政体。
一位法国权威人士后来以也许是过分戏剧性的笔调，把宣言描绘成为一个在非斯策划了……一个多月时间（其间穿插了几次在王宫的秘密召见）……大胆而又极其隐蔽……的阴谋。……1月11日……北方各城市的墙上到处出现标语，街头充满着异常兴奋的气氛，被阴谋活动的头头们动员起来的城镇居民每天都在期待着彻底的、奇迹般的胜利。……阿尔及尔临时政府的坚定立场直截了当地提醒摩洛哥，它是一个保护领地，从而恢复了宁静。这时，继人们怀抱的奢望而来的是一种惊惶失措的心情，尤其是那时苏丹本人意识到他所负的条约义务，不承认那些自称得到过他的支持的人。清醒过来的城镇居民于是再度静静地各安生业，而在占全国面积十分之九的摩洛哥农村，人们对这些事情本来是模模糊糊的，这时也知道了危机的发生和结束。
法国的新闻检查官禁止报纸或电台对宣言作任何报道，与此同时，军方保安当局则在追查这次事件的组织者。1月28日，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外交委员同苏丹会谈；苏丹内阁的司法大臣和教育部的穆斯林高级官员奉命辞职，因为他们被认为曾对青年民族主义者给以鼓励；次日，保安当局“并无足够证据”就逮捕了巴拉弗拉杰和其他十四个民族主义者，其中三人曾在宣言上签名，这事立即成了开展反法示威运动的信号。在拉巴特，配备装甲车的正规军奉召去镇压数达二千人以上的穆斯林群众，这些穆斯林主要是用石头扔死了三个法国人，伤了十二人，他们自己也死了七人；在萨累，死了一个警察和九个示威者；在非斯，示威群众用石块袭击塞内加尔军队，这些军队立即还击，杀死了至少三十人，为了恢复秩序，还截断这个土著城镇用水供应达数日之久；在卡萨布兰卡，法国人展示了坦克和重炮的巨大威力，使局势比较平静。许多杰出的民族主义者后来被捕拘禁，数以千计的次要人物受到了严厉的审讯。这些示威运动意味深长的是，“以前的民族主义者只不过是居民中或多或少孤立的一小群行为反常的人”，但现在的青年“知识分子”、保守的伊斯兰教神学家和手艺人行会等，由于受到了战时黑市和通货膨胀所造成的苦难，都已经同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向外国统治者抗议，他们认为这些外国统治者是造成他们各种苦难的罪魁祸首。甚至连法国人在阿兹鲁（非斯南五十英里）设立的柏柏尔学院的学生也同他们那些讲阿拉伯语的同志们团结在一起举行罢课。
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外交委员1月28日同苏丹的换文中说：“法国注意到它谋取进步所作的努力由于战事而放慢了速度，现在必须在陛下的同意下……重新有力地在行政和经济、社会两方面重新迅速进行改革。”法国总督在听取了四个委员会的意见后，在10月份得到了苏丹对下列拟议的改革的正式同意：
1。 司法：设置穆斯林地方法官，逐渐接管目前由作为苏丹政府行政人员的帕夏和卡伊德所行使的司法权。这只适用于民事和商业案件，不影响法国权力机关在刑法上的权限。
2。 行政：苏丹政府的穆斯林文职人员今后应享有在这个政府中法国文职人员相等的干部地位，同级同酬。
3。 教育：建议今后十年中在学校系统增加一万名学龄儿童入学。学生可以选择完全法国式的教育以便升入公立中等学校和大学，或者选择“更为传统的法…阿课程”。
4。 土地：为了保护自耕农，建议确立不得侵夺最低额家庭占用土地的条例，类似基钦纳在1912年所采取的埃及土地丈量法，但主要侧重点应放在利用法国技术知识和摩洛哥劳动力相结合的机械化集体农业的发展。
1945年6月5日颁布的一项法令批准设立一批类似苏维埃集体农庄的模范集体农场，其中有五个各占土地五百公顷（一点九十三平方英里）的农场列入1945年计划，还有十个列入1946年计划。在摩洛哥，部族占有的集体土地约为二万平方英里（五百万公顷），“其中耕地面积仅约十分之一，此外至少还有十分之一的土地极易犁成耕地而无损于有关部族的畜牧业”。这一事实为这些促进农民利益的计划提供了现实基础。但法国有地位的报纸在宣布这些计划时所用的热情奔放的语调，却是象不久以后人们对那个注定要倒霉的英属东非种植花生计划所抱的那种乐观希望的前奏。
这一经济、社会和行政改革的计划当然不能视为政治上移交的序曲，而是为了保持法国统治权的一种手段，使之更易为广大人民所接受，从而防止民族主义理论的传布。1944年12月22日，总督在一次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