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的挪威政府对瑞典的这种干涉表示感谢，但示意瑞典应该用停止对德国出口钢铁的威胁作为抗议的后盾，但瑞典人拒绝了这样做，因为他们唯恐采取这一步骤会导致德国人中断对瑞典至为重要的煤的出口，甚至把它拖入战争。然而，挪威学生的命运吉凶仍是瑞典人最为关切的事情之一，他们一直在为营救那些学生而努力，直至1944年11月2日，德国才同意把他们遣送回国，以此作为交换那些在芬兰重伤的德国士兵回国的条件。
1942年秋，挪威驻斯德哥尔摩公使馆提出了在瑞典训练挪威警察部队的问题；但是，在1943年4月之前，一直未能为此采取具体的步骤，因为瑞典政府直到1943年4月才声明他们不反对这项计划，甚至还愿协助实施该项计划。挪威政府乃于5月12日正式批准了这项计划，当月月底，瑞典社会事务大臣古斯塔夫·默勒口头上表示同意。由此建立起来的职业警察部队将从在瑞典的挪威难民中招募，名额限于一千五百人，包括官员和管理人员。这一安排被看作完全是一项民间事务，丝毫也不抵触到瑞典法律和国际法。然而有趣的是：训练的课程却包括传授和练习使用瓦斯、烟幕弹和炸药以备应付现行的破坏活动及防止破坏活动。1943年11月2日，瑞典政府同意将另一支人数限于八千人的部队训练成一支警察预备队。这支预备队将具有更多的军队性质，而且将受陆军军官的指挥。1944年秋，这支预备队的实力已增长到一万二千人，瑞典政府也同意预备队应在实战条件下进行演习。德国公使馆就这种“军事训练”提出的非正式抗议遭到了拒绝。1944年10月，当苏联军队越过挪威…芬兰边境时，挪威政府力主挪威警察部队应尽快进入挪威北部解放区。瑞典同意了这一要求，并表示愿意为这些警察部队配备必要的武器和给养。挪威白皮书就这一点指出：“瑞典政府官员，不论军官或文官，都为挪威的事业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但另一方面，瑞典又在4月14日拒绝了挪威提出的下述要求：为了防止挪威北部全部遭到德军的破坏，瑞典政府应向柏林提出抗议，并辅之以可能进行军事干涉的威胁，这些要求在1945年4月17日再次遭到拒绝，因为瑞典政府考虑到，以相对不流血的方式解决德军对挪威的占领的前景已相当好，而加以军事干涉相威胁，可能会招致德国人的愤怒而加强抵抗。这一答复使挪威人大为不满。
在挪威被占领的初期阶段，瑞典红十字会为帮助在德国的挪威平民囚犯所作的种种努力都遇到了简直是无法克服的困难，因为这些努力不属于1929年7月27日日内瓦公约条款范围之内，而德国人对这项公约是大体尊重的。因而，要对这些犯人提供任何帮助，就得完全取决于德国人的善意；瑞典红十字会也试图获得关于政治犯的情况，但这一要求一开始就遭到了拒绝，其理由是：在德国监狱里的所有挪威人都是普通犯人（习惯法的囚犯）。当德国在1942年2月1日拒绝承认瑞典继续代表挪威利益的权利时，瑞典为帮助这些挪威犯人所作的努力进一步遇到了障碍。尽管如此，瑞典驻柏林公使馆仍继续为这些犯人进行努力，瑞典红十字会和瑞典基督教青年会都向这些犯人寄去了装有食品和医药用品等的包裹，红十字会一直为此承担着全部费用，直到名为“支援挪威”的组织接管了这件事为止。1943年秋天，德国禁止投寄这类包裹，于是在1944年夏天就有大约一万五千件五公斤的包裹存放在柏林和德国其他适当的中心区，由瑞典公使馆在犯人中进行了分配。根据挪威白皮书所载，瑞典当局和瑞典公民继续给了他们以最大的帮助，并竭尽全力，使个别犯人免遭处决或获得释放。“但是，”白皮书写道，“当然，不论是挪威方面还是个别瑞典人对这些事情的奔走营救或主动帮助，其结果如何都是不大可能在挪威档案中找到文献证明的。”
在德国集中营里不仅挪威犯人，还有其他国家的犯人被遣送回国这件事上，瑞典所起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无需在本章里加以详述。因为，在挪威白皮书中以及贝纳多特伯爵和瑞典、挪威的一些作家的著作里对此都已有过详尽的论述。在贝纳多特伯爵代表他的政府和瑞典红十字会对德进行的艰难谈判过程中，据说报界始终保持着一种令人钦佩的克制态度，避不做任何评论，以免可能因此触怒德国人而使得谈判即使不致夭折也要更加困难。1945年5月1日，贝纳多特伯爵从德国归来能够向政府和红十字会汇报：已有一万五千名犯人（其中七千名妇女）获得了营救。这些犯人大部分是属于挪威或丹麦籍的，但女犯中也包括法国、波兰、荷兰、捷克、英国、美国，甚至阿根廷的公民。
（二）瑞典对丹麦的援助
在丹麦被德国占领的初期，德国人把这个国家当作“希特勒的保护国的样板”，因此，在那个时期，丹麦人并不象挪威人那样迫切需要援助。可是，从长远说来，他们对于这种“优待”并不领情，他们的反抗开始越来越激烈，而德国对丹麦的压迫也日益变本加厉起来。从那以后，瑞典便向丹麦和挪威一视同仁地提供援助。1943年9月23日，瑞典获悉：德国人打算把所有丹麦籍犹太人驱逐出境；第二天，瑞典就向德国提出一份正式照会，表示愿意收容那些犹太人，而且，如果德国人有这种要求的话，甚至可以在战争期间把他们拘留起来，从而防止他们进行反德活动。瑞典方面没有得到答复。但是，当得悉那些犹太人已于10月1日至2日夜间被兜捕起来的消息时，瑞典政府又提出接收全部犹太儿童的要求。这一提议也被置诸不理。但是瑞典人终于设法在德国人的许可下撤走了那些同非犹太人通婚的犹太人，甚至一些半犹太人和四分之一犹太人也连同撤出。并且，在丹麦地下运动组织的帮助下，另有一大批丹麦籍和无国籍犹太人也成功地迁徙到瑞典。在有些情况下，瑞典政府给予这些犹太人以瑞典公民权，驻哥本哈根公使馆还发给他们临时护照。瑞典还帮助在丹麦船只上建造了适宜的隐蔽处所，这不仅是为了运载这些非法的旅客，而且是为了把那些丹麦抵抗运动所迫切需要的补给品装回丹麦。从1944年8月起，在瑞典当局的帮助下，武器、弹药和炸药也通过这种途径被偷运到丹麦。在10月的上半月内，平均每天有四百二十七名丹麦人或无国籍犹太人都设法逃出了，在特别成功的一两天中，这个数字曾超过一千五百人。到战争结束时，瑞典有一万八千丹麦人。丹麦公使馆为此特在斯德哥尔摩开设了一个与瑞典政府合办的难民事务所。难民的安置费用由国家负担，虽则同时也组织了多次募集私人捐款的活动。1943年12月，应丹麦提出的请求，为五百名丹麦难民组成的一支警察部从进行训练，大体上按照训练挪成警察部队的同样原则办理。这支警察部队的人数不久就增加到三千零五十人。
第八节 战争期间的人道主义活动
必须记住：瑞典虽然逃避了战争，幸免于流血，但它却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分担了因正常的国际贸易关系中断而造成的苦难。早在1940年春季，瑞典便实行了定量配给的办法，当时配给的范围包括除肉类外的绝大部分重要食品，肉类到1941年方才实行定量配给。从1941年开始实行衣物定量配给，直至1947年一直没有间断过。私人用的汽油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是无法获得的。由此可见，瑞典是牺牲了自己国内需要的食品而用来向别国提供援助的。同时，瑞典还与盟国合作，向遭受战祸的其他欧洲国家提供了援助。它把它的船只交给盟国调遣使用，运送食品等货物给希腊，同时负责照料及管理这些补给品的分配。这些船只须得悬挂中立国的旗帜，为此，瑞典红十字会于1942年租用了八艘瑞典船只，载重量共五万吨；其中两艘于1944年在大海中沉没。
从一开始，瑞典的公民和官方组织就渴望能帮助那些来到瑞典的挪威老百姓和流亡者。1940年7月，应设在伦敦的挪威流亡政府的要求，挪威公使馆临时代办在斯德哥尔摩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以沟通国外对挪威的救济工作；11月5日，又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挪威全国支援会瑞典委员会”即所谓“斯德哥尔摩委员会”，以集中其他团体的救授事宜。这个委员会并不自己出面去募集资金，而是得到了瑞典的一些人道主义组织的协作，诸如救济中心、红十字会、“儿童救济会”、“瑞典北方协会”、“支援芬兰全国委员会”以及其他组织。关于支援芬兰全国委员会，挪威白皮书曾说到：在该团体所募集的二千七百三十三万零一百八十五克朗的总数中，共有四百万克朗用于挪威人。瑞典国家铁路准许让所有作为赠品寄给挪威的包裹免税运往边境。1941年9月德国国家全权代表特博文解散了“挪威全国支援会”在挪威的活动，“挪威全国支援会”在斯德哥尔摩的分部存各救济组织和挪威之间充当中间人，并在1942年6月20日缔结了一个所谓“捐款人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成立了一个瑞典…挪威…美国捐款人委员会。该委员会多次提出要在瑞典收留挪威儿童，却一再遭到在挪威德国当局的拒绝，其理由是：这些孩子们在挪威养育得很好，无需到瑞典度假。但问题很清楚。主要原因是德国人唯恐这些孩子会在政治上受到熏染。
英国政府在1941年4月12日的一份照会中虽然原则上同意瑞典粑食品送给被占领国家的人民，却又规定供给食品的数量必须是在目前和这些国家签署的贸易协定的范围之内，而且，由此产生的问题应提交伦敦解决。1943年，当瑞典未经事先通知盟国向挪威运送一批蔬菜的时候，瑞典向阿根廷出口的豆类定额就被削减了一倍于它运给挪威的数量。1943年9月以后，这些规定稍有放松。瑞典人民曾受到警告：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不要太大量地向挪威寄送包裹物资，免得遭受被占领军没收的危险，因而瑞典就改在挪威逐渐开设了一些食堂，这些食堂主要是为儿童和没钱的老人开设的。为了筹措必要的基金，另一瑞典组织“瑞典支援挪威会”在瑞典工会联合会（瑞典工联）的鼓励下，和在几个经济、文化组织、红十字会、儿童救济会和其他组织以及三十个工会的协助下，于1942年8月宣告成立。该组织在一个月年就募集了一百万克朗，其中大部分来自该组织内部，但很大一部分也来自私人捐赠。全部行政费用均由瑞典工会联合会负担，而雇主协会则支付巨额的广告宣传费用。据认为必须广泛宣传瑞典支援挪威会的活动情况，因为这样可以防止德国人从中渔利。援助并不仅限于供给食品和衣物。1943年期间，瑞典红十字会在奥斯陆开办了一所医院，因为挪威所有的医院都被武装部队占用了。这所医院由瑞典提供经费，并受捐款人委员会管辖，但其中工作人员全是挪威人。
1945年，德国人在从挪威北部撤退时，对该地区大肆摧残，挪威红十字会请求瑞典让妇女和儿童从这地区经由瑞典疏散到挪威中部和南部。瑞典政府有意答应这一要求，但挪威外交大臣特吕格夫·赖伊却反对这一提议，认为是行不通的；他提议，瑞典要么就地提供援助，要么将这些疏散者收留在瑞典，直到战争结束，那时就可以把他们遣返家园。于是，瑞典支援挪威会推广了供食办法，有时候仅特罗姆瑟一处每天就有一万二千人得到了食物的供应。
对那些已越过瑞典边境的挪威人提供援助虽然不及对那些在挪威境内的挪威人提供援助那么复杂，但也需要做大量的组织工作。这些难民的待遇是根据1937年6月11日颁布的法律规定，由社会事务部统一管理。1942年和1943年对该法律作了少许的修改。按官方手续说来，对斯堪的纳维亚难民的待遇是加严了，入境签证成为不可少的东西，但事实上，驻扎瑞典边境的瑞典官员授权发放临时签证。同时，瑞典当局还同挪威公使馆开设的难民局取得了合作关系。挪威政府的官方观点是这样的：那些越境进入瑞典的挪威人既然在这一点上已违反了挪威的德国当局所制定的一系列规定，那么他们可以要求被当作政治难民看待。不过，挪威政府也承认有这样的危险：即有个别反社会分子甚至罪犯会潜越国境，因而瑞典政府有权采取措施以防止这种可能性。在挪威偶尔有这样的说法，在对逃亡者的经历进行的初步调查过程中，某些瑞典警察对待他们过分苛刻。这种事例无疑是发生过的，但挪威驻斯德哥尔摩公使馆承认，经过深入查核，所谓苛待难民的那些怨言往往言过其实。另一方面，每逢占领国借口挪威逃亡者犯有普通罪行试图说服瑞典当局交出这些逃亡者时，瑞典当局总是一概加以拒绝的。到了德国人对挪威的占领告终，已有约四万三千挪威人在瑞典找到了避难处。
第九节 为战后援助和重建而作的准备
当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在瑞典人中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情绪：瑞典应该竭尽全力帮助重建被毁坏了的欧洲，特别要帮助挪威和丹麦进行重建。1944年3月10日，当一个名为国家重建委员会的组织在斯德哥尔摩成立的时候，上述要求便具体表达了出来。该委员会的第一个任务便是估计那些国家需要多少援助，以及在预算中应为此提供多少资金。起先共拨款一亿克朗，但很快就增加到五亿五千万克朗。5月1日，瑞典首相佩尔·阿尔宾·汉逊在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中激励瑞典人民应尽最大努力帮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进行重建。1944年6月，瑞典给予丹麦驻斯德哥尔摩公使馆一笔高达七千五百万克朗的贷款，以供丹麦购买即将于解放后立即运送到丹麦的瑞典货物。同年10月29日至11月6日间，瑞典、挪威两国外交大臣根瑟和特吕格夫·赖伊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会谈，双方一致同意，为了双方共同的日的，应将大量主要食品在瑞典贮藏起来，同时瑞典政府给予挪威一亿克朗的无息贷款，以此供作这项安排的资金。瑞典在大战期间和战后在救济工作方面所做的全部努力估计共耗费十三亿克朗，或者说约占战争结束前后几年中任何一年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其中将近六亿克朗来源于私人，其余都来自政府拨款。只要考查一下1939…1940年间到1949…1950年间的概算，便可看出一年用于救济方面的费用从1939…1940年间的一百七十三万七千克朗，到1949…1950年间增加为六千三百七十四万克朗，1945…1946年间则达到了最高总额三亿零二百四十八万八千四百二十二克朗，而当时还勾销了给予挪威和丹麦的一笔共计二亿克朗的贷款。瑞典国际救济委员会曾多次坚持：在请求政府拨款之前，为某项事业所需要的款项中应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由私人捐献。用于文化方面救济事业的全部费用超过了二千万克朗，其中就有四分之三是由私人捐助的。这笔金额的三分之二系用于重新建造教育机关和医院，重新为其提供设备，以及在挪威对医生和护士进行实际训练和理论指导。芬兰也从非正式的瑞典来源获取了这种类型的援助；瑞典红十字会和儿童救济会还花了将近二百万克朗的代价在德国建造了十二个设备齐全的学徒培训所。在欧洲大陆，瑞典从1946年开始对在奥地利和匈牙利以及西德、柏林的学生和教师提供伙食，并延续了许多年。
大部分的救济工作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