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国着手接管德国资产的时候，他们发觉比较高级的有关官员一般尚能合作，但是，这里也有这种情况，即下级官员却暗中帮助德国人隐匿财产，销毁文件和秘密装备。到1946年5月，盟国接管了大约估计达四千万美元的官方资产的半数，包括黄金、美元、其他货币、证券、不动产，甚至还有吗啡存货。惟独估计达六千万美元的私人资产却全部不会受到盟军的控制，理由之一是法律上的困难实在太大了。
各种事态的发生都跟法国的解放息息相关，在盟国大规模进攻日之前不久，西班牙政府同意盟国使用巴塞罗那港口撤退伤亡人员，并作为一个自由港，为法国平民提供给养。这些设施虽然压根儿不会真有需要，但假使法国南部不是这样快地获得了解放的话，这些方便就有很大用处。在英国和美国政府的要求下，想逃脱逮捕而翻越比利牛斯山的一千五百名德国人都被拘禁起来了，而进入帕萨黑斯和毕尔巴鄂的德国船只也同样被扣留了。当驻维希的西班牙大使何塞·费利克斯·德莱克里卡继霍尔达纳（在8月3日他因工作劳累过度，心脏病复发而致死）之后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时，没人接替他的大使职务。8月24日，德国人将贝当从维希转移到贝尔福，此后外交关系就破裂了。第二天，驻马德里的“自由法国”的代表雅克·特吕埃莱被承认为负责照管整个法国利益的代表。带有很浓的共产主义色彩的法国抵抗运动，它的胜利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摩擦；在马基中间有许多信仰共和主义者的难民，他们成群结集在比利牛斯山中，不时侵入西班牙。由共产党控制的图卢兹广播电台播送了有关入侵和叛乱方面的耸人听闻的报道，但是，虽然这在西班牙一度引起极大的恐慌，入侵的人群为数始终不多，并且轻而易举地就被打跑了。
就在撤销承认维希政府不久，西班牙又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以使西班牙的外交关系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莱克里卡正式接见了所有盟国流亡政府代表团的首脑，从而同他们恢复了全面的外交关系。虽然，塞拉诺·苏内不再接见这些政府的代表，但是，他仍然允许他们继续呆在西班牙，而且同意他们与他们的政府进行密码通讯。1945年4月11日，西班牙政府抗议日本在菲律宾杀害西班牙人及破坏西班牙财产之后，同日本断绝了外交关系。阿雷塞甚至告诉一名美国大使馆人员说，他将很高兴率领第二个蓝色师团前往太平洋。
1943年夏，佛朗哥的一位朋友问他，如果盟国赢得了战争，他对于政权可能发生的任何变化是否不致感到恐慌，并在这种情况下，他将采取何种政策，据说，当时他处之泰然地回答道：“我就送上我的帐单。”他深信，仅仅由于在1940年或是在1942年11月他没有加入轴心国，或者没有自己发动一切战争，他已赢得了盟国永志不忘的感谢。另外，他预计战争一旦结束，欧洲就将陷入来自共产主义的这样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致使英国和美国，至少其中的一个将会认为要与西班牙联盟，那么同国家主义政府和睦相处是完全值得的。官方发言人和社论作者从1943年以来就开始宣称这个政权是中央集权主义而不是极权主义；它首先关心的是个人的自由，它并不仿效国外任何一种格局，而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等级制的，有机的民主政体”，“它既不是自由主义的，也不是极权主义的，或是法西斯主义的”，上述这些宣传或许不单单是为了争取国内温和派的舆论而做的。
1944年5月11日，佛朗哥在阿利坎特的演讲中对于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和西方文明大国间的冲突这两者加以区别，并进而声称西班牙虽已派了志愿军去与共产主义作战，但是它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理想，以免卷入一场同文明国家的战争中去，而这些国家西班牙与之都保持有友好的关系。早在1942年6月9日，当海斯递交国书的时候，佛朗哥就提出了两场战争的理论，而西班牙只介入其中之一场。到1943年7月29日，他同海斯谈论到的却是三场战争，而不是两场。按照他的说法，西班牙在盟国同轴心国打仗时，对于讲英语的那些国家，是保持善意中立的。西班牙乐于同这些国家合作，共同反对那些野蛮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但是，第三场战争中的敌人共产主义依旧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就在这次对海斯的谈话中，佛朗哥断然否认了“西班牙主义运动”具有任何政治的或反美的目的，并且他建议西班牙、美国和说西班牙语的美洲可相互发展一种三角关系。在一年之后的7月6日，海斯注意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一些署名的照片已从佛朗哥的办公桌上消失了，只孤单单地留着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的照片，甚至还注意到佛朗哥对共产主义危险的警告，调子也有所降低。从此之后，他一再努力，向盟国求爱，特别是美国。9月11日，佛朗哥告诉海斯，西班牙需要的不是更少的，而是更多的美国投资。莱克里卡在10月8日的一次演讲中，把西班牙称作“实际上是一个美洲国家”。11月初，合众社采访了佛朗哥，佛朗哥讲到了西班牙的“有机的民主政体”以及战后恢复君主政体的可能性，还声称西班牙有权参加和平会议。最后，当海斯在12月5日拜访在马德里的外交部长，宣布他的辞职，并要求西班牙对他的继任者诺曼·阿穆尔予以同意时，莱克里卡强调指出，美国有必要使用西班牙充作欧洲的一座堡垒，他并希望两国之间有可能在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达成特殊的谅解，但他补充说，不能损及英国的利益。莱克里卡承认需要设法克服美国舆论的敌对情绪，他向海斯保证，西班牙的政治制度在一定的时期内将会进行修改。如果美国表示出同西班牙友好的愿望，那么这个修改进程就可能加快。但是，无论如何西班牙将照样能很好地为美国效劳，不管它的政府形式如何。
至于同英国的合作，1944年5月24日，丘吉尔在下院除了表明欢迎月初所签订的协定外，还回顾了西班牙由于没有参战而对盟国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特别是在1942年11月。因而他的演说在西班牙的报刊上获得了齐声赞扬。同时，丘吉尔还期望英西贸易能得到发展，西班牙能对地中海的和平起到强大的影响；他声称英国政府无意干涉西班牙的内政问题；他还把那些认为英国对西政策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将佛朗哥将军形象加以丑化的人嘲笑了一番。
可是，佛朗哥对丘吉尔所表现的这种友好姿态还不满意，10月18日，佛朗哥发了一封信给他的驻伦敦大使阿尔瓦公爵，要他转交丘吉尔，内容是有关需要扫除危害两国间友谊的严重障碍问题。他不仅埋怨英国新闻界（包括政府的报刊）、英国广播公司以及官方代表所抱的敌视态度，而且也埋怨英国的宣传和英国特务机关的敌对活动。过去五年间所发现的任何地下活动或不满行动，始终是跟英国特务有关联的。而且，这些特务所获得的情报一直都是来自最不可靠的方面。佛朗哥写道：一旦德国被毁灭，俄国和美国巩固了它们的地位，那时，除了西班牙，英国就再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可以求助了，但是，如果这两个国家对立的分歧不首先克服的话，如果“一个朋友的扩张被有保留地看待”的话，那么，英国和西班牙的友谊即不会富有成果，也不会持久下去。最后佛朗哥警告丘吉尔，大不列颠与共和主义逃亡分子之间的谅解只会使俄国坐收渔利。
丘吉尔在1944年12月初发出的复信，同样是直言不讳的。英国政府不能忽视西班牙政府过去的记录，或长枪党的敌对行为，他们也不准备考虑加入任何反俄集团。在扫除合作障碍之前，英国政府不可能支持西班牙要求参预和平解决的愿望。同样，他也认为西班牙是不大可能被邀请加入将来的世界组织的。最后丘吉尔要外交部起草一封给佛朗哥的复信（他的时间最近多被占用在更重要的一些事务上面），一个理由就是，他认为这样一封信会使斯大林感到高兴，并有助于抵消戴高乐在访问俄国期间可能造成的任何麻烦。丘吉尔依然真诚地相信西班牙为盟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因而当然不应该把它置于与轴心国的交战成员国同等的地位。丘吉尔是最不希望国家主义政体被推翻而代之以自命的革命集团或者直接从流亡中产生的无能的温和派。丘吉尔可能对一种有组织的君主复辟另眼看待，最好是经佛朗哥的同意。可是，当时还看不到这一前景，因为，迄今为止，君主主义者还没有足够的胆量向佛朗哥挑战，不是由于怕受镇压就是因为他们相信最终佛朗哥自己可能会恢复君主政体，并且除了他之外，别无他人能做此事。当然，有几名丘吉尔的内阁阁员和一大部分的公众舆论部极端敌视佛朗哥及其政体，他们觉得，盟国对他没有什么需要感恩报德之处。
佛朗哥对美国的接近也一无所得。在战争的最后一个冬天，美国国务院的态度是希望长枪党的力量能被削弱，而通过和平和有秩序的过渡，建立一个自由主义政体，但决计不为达此目的而进行干预。他们也希望西班牙的资源能用于建设解放的领土，并作出一些令人满意的安排来支持贸易集团，但是，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如在他离任前提接纳西班牙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他肯定是要反对的。罗斯福则更进了一步。他在1944年10月写给驻马德里的新任大使的信中宣称，西班牙在战争中的表现以及长枪党过去和现在的活动在他的记忆里都不会因为西班牙最近政策的改变而泯没的。干涉别的国家的内政不是美国的习惯做法，除非国际和平受到威胁，但他看不出于“建立在法西斯原则基础上的政府在国际大家庭中能有什么地位”。美国政府在许多方面，无论是经济上或是其他方面，都可以表示出其对西班牙人民所怀有的友好情意，然而“当美国人的感情是如此强烈反对当前的政权”时，那将毫无办法，因此，美国政府希望，“西班牙可以发挥作用并负起责任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而我们认为西班牙是应该在国际合作和国际协商领域中发挥它的作用和负起它的责任来的”。
旧金山会议通过了由墨西哥代表团（据说是在共和主义流亡分子的煽动之下）提出的一项决议，——象其他中立国一样，西班牙未被邀请与会——大意是：“凡是依靠同联合国家作战过的一些国家的武装部队援助而建立起政权的那些国家，只要它们还继续掌权”，就应该将它们从新的世界组织中排除出去。这里所指是显而易见的，因之榜上无名的国家就在波茨坦会议的议事记录上（1945年7月17日…8月2日）给揭晓了。会议宣布，鉴于当前西班牙政府的发源、它的性质、它的经历以及它同侵略国家千丝万缕的关系，三个大国不赞成接受该政府提出的要作为联合国成员的任何申请。如果依斯大林（大约就在这时，他对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与丹吉尔的地位以及意大利的北非殖民地表示出出人意料的兴趣）的意愿行事的话，可能连对西班牙国家主义政府外交上的承认也会遭到撤销，但是丘吉尔和杜鲁门反对这样做。
大国的敌意没有吓倒佛朗哥，他着手巩固他在国内的地位。1945年5月20日他在巴利阿多里德所作的一次演讲中，主题之一就是，西班牙新的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乃是来自福音和民族传统，而不是来自七嘴八舌和清规戒律；另一个主题是，应归功于使西班牙置身于世界大战之外的“国家主义运动”的成绩。同样的主题他在“国家主义运动”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中又加以重申。按照他的说法，在一个受尽蹂躏和苦难的欧洲中，西班牙是一块恬静快乐的绿洲，因此，其他一些国家的敌视态度是不会持久的。佛朗哥又回顾了西班牙国家主义政府胜利后不久，世界上差不多所有的国家就都立即主动承认了这个政府。当他把话题转到国内政治时，他提到了在同一天颁布的地方政府法和西班牙的法律大全，即一份关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他甚至于提出这一观点：在国家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君主政体是他唯一可能的继承者。
7月底，佛朗哥又一次改组了他的内阁，由于争取到天主教行动党的一名领导人马丁·阿塔霍同意出任外交部长，佛朗哥从而清除了至今仍然或多或少独立于“国家主义运动”之外的西班牙这一最强大和有组织的团体的隐患。只有四名长枪党党员得到了任命，但是，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君主主义者拒绝参加新政府的缘故。阿雷塞没有被重新任命，党务部长一职也被废除了，其后不久，甚至一部分党的民兵队伍也被解散了。现在，国家主义政体的估计寿命甚至似乎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要好些，这里对于共产党人在欧洲其他各地的作为所产生的恐慌，以及对于国外企图左右西班牙政策而引起的愤慨，这两者可能对它起了帮助作用。“要佛朗哥”，“不要共产主义”已成为最新的口号。经济形势并不象政治那样能轻易地加以控制，但是依靠他的军队和警察，并借助于在野党的无能以及人们普遍的厌战情绪，佛朗哥就能以他特有的镇静态度坐待大同盟的崩溃。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摩洛哥问题上法西关系的说明
1940年6月17日，那时的西班牙外长贝格贝德尔上校指示他的驻法大使何塞·费利克斯·德·莱克利卡，要求改变法属摩洛哥地区和西属摩洛哥地区之间的边界，把西边的贝尼…泽鲁阿勒部落地区和东边的贝尼…斯纳森部落地区划归西班牙管辖。在6月23日，莱克利卡和博杜安（那时的法国外长）会晤之前，贝格贝德尔已于21日和法驻马德里大使德拉博梅伯爵讨论了这件事。贝格贝德尔争辩说，因为在停战谈判中摩洛哥问题是不可能不提出来的，所以向西班牙让步而不向德国，或就此问题而言，不向意大利让步将会对法国有利，他认为意大利对阿加迪尔居心叵测。贝格贝德尔暗示法国只要能同西班牙立即达成协定，便可事先阻止德国或意大利单方面解决这个问题。据说，事实上墨索里尼曾想劝说佛朗哥占领整个摩洛哥，可能的话也占领达喀尔，但是，在意大利驻西班牙大使报告了西班牙政府决不同意这样做的消息以后，墨索里尼便打消了这一念头。然而，意大利大使馆在把报告发回罗马之前是否确已摸清了西班牙外交部的底细则不清楚了。
结果，意法停战条款中并没有包含占领摩洛哥的要求，贝当元帅的政府不愿马上拒绝西班牙提出的要求，唯恐这样会把西班牙推入轴心国的怀抱，或者，西班牙人会在没有任何协定的情况下径自夺取他们想要的领土。他们本来愿在实施总的和平解决办法的范围内把贝尼…泽鲁阿勒部落区划归西班牙管辖，但不想让与贝尼…斯纳森，因为若把贝尼…斯纳森划入西属区，就等于把西班牙区界扩大到奥兰省边境。看来要找到一个使法国驻摩洛哥高级专员诺盖将军和维希政府都满意的解决方案是有困难的，因为维希政府正在为如何不让西班牙有出面干涉的借口而日益焦虑。但是，9月份，博杜安给莱克利卡一个口头通知，大意是法国打算割让贝尼…泽鲁阿勒部落地区（包括诺盖曾劝阻过无论如何都不应割让的格兹纳尼阿突角和格鲁阿乌盆地），但这个问题须得经过长期研究。十有八九，法国是在塞拉诺·苏内开始他的柏林之行后才作出这个通知的。
9月底，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