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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扮演既中立又结盟的双重角色，使得所有有关各方都能满意，这并不是容易的。萨拉查（虽然他后来在英国和葡萄牙的利益都迫切需要西班牙不参战时给了英国很有价值的帮助）从一开始对中立就采取了最严格的解释。他一方面采取步骤阻止德国渗透，另一方面却又拒绝答应英国政府所要求的若干让步，并对盟国的封锁采取了一项很坚定的方针。但是，就一般公众来说，官方对民众中表露出来的较为热情洋溢或富于和解精神的感情的限制，并不能阻止。葡萄牙人对于盟国、特别是对于英国表现出无可置疑的同情心。对纳粹主义的某些最强烈的指责（即使不指名，也显然是有意识的）不是来自别人，而正是来自萨拉查的一位亲密老友葡萄牙红衣大主教塞雷热拉。罗马天主教日报《呼声报》就是一家较公开反纳粹的报纸（在允许报纸直言不讳的范围内），然而这也并没有能阻止它对民主国家，特别是对美国的批评。这里，就如在葡萄牙人中间常见的情况那样，又把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都看成是最大的祸害了。英、美的谈判家常常发现，葡萄牙甚至比西班牙更难对付。它的经济地位强得多，而萨拉查本身又是一位非常顽强的人，他动辄在协定似乎已告达成之后又重新提出争议。
第三节 1940年的危机
到目前为止，战争（除了关于封锁之外）只发展到马其诺防线，尚未波及葡萄牙。但随着德国侵入低地国家和法国，所有这些都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从这些国家逃来的难民们吵吵闹闹地要求在葡萄牙容身；有一段时期，德国军队似乎不管有无西班牙的合作都很可能会翻越比利牛斯山而向前推进，其结果势将使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卷入战争；同时，在葡萄牙也有可能发生内乱。葡萄牙在经过一段时期惊慌失措和忧心忡忡之后，成了希特勒的欧洲和英国与美洲之间留存下来的主要纽带。英、美、德、意都有停靠里斯本的航空线，直至1941年12月，美国出口航运公司一直在载客和载货，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只在整个战争期间也都在横越大西洋。里斯本是国际红十字会为其遣送的战俘与拘留犯输送救济物资的主要转运港，红十字会租用葡萄牙船只作最后一段的航行。葡萄牙也成了世界上最繁忙的金融黑市之一，投机者们充分利用黄金和外币的自由交易追求暴利。
对来自交战国的旅行者说来，葡萄牙好象是一块令人难以置信的和平和繁荣的绿洲：没有灯火管制；在战争发生多时之前，一直不用配给卡；商店里摆满了食品和奢侈品，供那些有钱买得起的人尽情享受；旅馆里住满了有钱的难民，他们在那儿消磨时光，直至能订到一张泛美快速班机的座票为止；这里又是各交战国间谍（有真的，也有更常常是想象的）的藏身之地。
法国沦陷以后，葡萄牙政府对中立的解释甚至变得更加严格了（如果那样做是可能的话），并且采取了一切能够抵御进攻的预防措施。大约在战争后的第二年中，军队由战前的四万人增加到了约八万人，土著的征兵额还不算在内。这些人绝大多数被派往葡属大西洋诸岛或殖民地，预计假如葡萄牙自东面受到武力入侵，由于不能长久保卫其本土，政府即将移至亚速尔群岛。据报道已有大量的黄金储备运往美国。
在葡萄牙每隔一二个月就会出现到处流传的新谣言，但是待到这些谣言逐渐消失时，葡萄牙人则往往又沉醉于一种天真的信念中，深信他们无懈可击的中立具有保护作用。据认为，交战双方都不想对它进行干预，因为葡萄牙是太有用了。公众对英国的同情比历来都要强烈。1940年6月初，肯特公爵率领特别代表团参加葡萄牙王国建国八百周年和它在被西班牙并吞后恢复独立三百周年的庆典时，受到了热情的欢迎。英国单独作战的决心激起了普遍的赞扬，据报道萨拉查博士也不例外。人们抢着购买喷火式战斗机募款纪念章，是那么踊跃，以致当局认为还是禁止佩戴这些纪念章较妥当些，就象禁止出租汽车司机悬挂小小的英国国旗那样。在德国使馆提出抗议之后，丘吉尔头像徽章也被禁止了，于是，某个聪明的制造商用一种只有一顶帽子和一支雪茄的图案的徽章垄断了市场。还有更值得记述的是，那么许多的葡萄牙人对英国难民和遭鱼雷攻击的船上幸存者所表现的深情厚意，特别是那些居住在偏僻的渔村里的人民连自己几乎都不得温饱。在那里，天生的仁慈心肠甚至超过了党派关系的推动力。
葡萄牙始终如一地对英国抱有同情，尽管德国进行了大力宣传，而这种宣传在强调德国武装部队的威力（远远超过了英国在这方面试图做到的）以及在对知识分子实行特殊诱惑方面都是十分有效的。德国经常致力于挑唆人们对于英国或美国侵略葡属各岛和殖民地的猜疑，人们还认为，德国的宣传是导源于这样一些谣言，即是说英国的胜利对于“新立场”和其他独裁政权同样都是致命的——这些谣言不胫而走，以致1941年1月23日艾登在下院作了一项声明，大意是，英国的胜利将“保证各国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的权利”。
德国进攻苏联，以及欢迎苏联加入英美大同盟，在葡萄牙引起了相当的不安。从签订了德苏条约那天起，萨拉查就已预料到德国最终会背叛苏联；1941年6月萨拉查政府的政策，正如通过官方支持的《晨报》所表明的，是重申它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和继续遵守最严格的中立的立场。军团（葡萄牙的准军事组织）中的一些人要求志愿服役，在东方战线上抗击俄国人，但是该组织的领导者不主张志愿从军一举，并发表了一项宣言，确认同那些正在和共产主义战斗的人团结一致，同时号召军团成员在思想上作好动员准备，“在这欧洲的西端”一旦有此需要时就立即行动。《晨报》和军团宣言对于共产主义的宣传都作了警告。据说，这种慎重的态度使那些既同情英国而又反共的人（这种人必然是很多的）得到了宽慰。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据说塞雷热拉红衣大主教曾指示他的教士们不要把共产主义的异端同俄国人民混为一谈。
第四节 同西班牙的关系（1939…1945年）
葡萄牙对西班牙的态度已在本《概览》的前面一卷作了描述，这种态度把怕被这个比较强的邻国并吞的恐惧心理和同一个极权主义与反共的伙伴国家团结的愿望交织在一起，这里只需回顾一下这个事实，即除了从1580年至1640年这六十年这段时期外，这两个半岛王国都已各自独立存在了八百年之久，但是在这整个时期内，各个阶层的西班牙人，从国王到无政府主义者，都曾一再被统一伊比利亚半岛的理想所吸引而向往着它。1936年以来，两国关系似乎进入了一种新的局面。西班牙内战时期，葡萄牙人支持国家主义者，并且在1939年3月18日同佛朗哥将军的政府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如果一方面葡萄牙人愿意减少他们对英国联盟的依赖，那末，另一方面西班牙国家主义者就希望把他们从英国势力范围中拉出来。可是，一些比较极端的长枪党党员并没有放弃一个半岛联邦这样的想法；虽然塞拉诺·苏内宣称他已竭尽所能加以抵制，但是巴利阿多里德电台和长枪党日报《向上周刊》所采取的方针却引起了边界那方的关注。西班牙在和葡萄牙缔约之后如此快地加入反共国际同盟也是一个不愉快的意外。
虽然西葡友谊正在精心地培植起来，但是双方在观点上的基本分歧并没有消失。葡萄牙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行往往着重在他们国家的特性（甚至涉及到象音乐和诗歌这样一些显然非政治性的题目），它的悠久的独立传统，以及“半岛二元论”对西班牙自身利益的关系程度等方面。西班牙时事评论员往往倾向于详述两国在历史上的紧密联系以及它们的共同命运。《法兰克福报》驻马德里记者在下述观点上或许是正确的（1940年8月13日出版），即虽然西班牙政府准备尊重葡萄牙的独立，但是他们还希望看到两国对欧洲和拉丁美洲奉行一项共同的外交政策，一项能使葡萄牙保持它的属地，并使西班牙能够扩张它的属地的政策。更加极端的观点也有时表达出来。《星期日》周刊（马德里，1940年8月18日）就宣称，西班牙和葡萄牙共有一个灵魂：“它叫做西班牙主义运动”。同天《向上周刊》声称，“要阻止这种将会改变历史的伟大的西班牙主义……那么必须有人从外部来分裂我们。”1939年11月15日，《布尔戈斯日报》甚至讲得更加一清二楚：“没有英国的干扰，西葡联邦早已就实现了，因为这是地理上的需要。”
1939年9月之后，西葡和解的主要里程碑是在12月签订的一项商业协定；1940年3月一个携带着内战战利品的西班牙军事代表团的首次访葡和接着在4月一支西班牙海军分舰队的来访。5月初，葡萄牙向西班牙提供了一万吨小麦、六千吨玉米，西班牙报刊充分报道了这一姿态。但是甚至在法国沦陷之前，葡萄牙人已对西班牙的真正意图日益感到不安。5月1日葡萄牙各报登载了红衣大主教和各大主教写给教区教友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宣称图谋反对上帝法旨的将始终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上帝已为两个半岛国家安排了它们各自的命运。不久，就谣传西班牙到处是德国的“旅游者”，外国军队已进入西班牙向葡萄牙推进，并说，佛朗哥将军将被推翻。在马德里普遍认为，葡萄牙海军基地已被占领，并且正在酝酿一次推翻萨拉查的叛乱。
《晨报》（5月21日）在谈到这些谣言时说，有人正蓄意企图毒化西葡关系，借此来扩大战争。5月20日据宣布，萨拉查于前一天接见了最近到达的西班牙大使，大使郑重地重申了他的政府打算加强两国之间友好合作和谅解的意图。报纸报道，萨拉查在回答时也谈到了葡萄牙愿意加强两国政府一直正在奉行的相互信任的政策。在西班牙的报纸上出现了使人宽慰的文章，在葡萄牙举行了“新立场”成立十四周年的庆祝典礼，授予佛朗哥塔与剑勋位大颈章，这成为表现双方更为友好的姿态的好机会。由于西班牙期刊《摄影》在7月13日竟敢说在这半岛团结陷于分裂的三百年纪念日，西班牙应该收复它在1640年失去的东西或许是上帝的意志这样的话，于是官方的报复性惩罚就重重地落到了它身上。但是谣言仍然流传不息，公众通过收音机被正式警告不要去理会关于英国正在要求葡萄牙的基地，乃至已经登陆等的传闻。
1940年夏初，萨拉查在英、西、葡经济协定谈判中所起的作用，上文已经谈过了。为了加强西葡本身的谅解，他也采取了步骤。7月6日，他的驻马德里大使提奥多尼欧·佩雷拉博士从佛朗哥那里获得了有关葡萄牙独立以及整个半岛独立的保证，并于29日签订了1939年3月条约的附加议定书。根据这项议定书，如果出现或者似乎要出现可能危及双方宗主国领土不可侵犯的主权，或可能危及任何一方的安全和独立的情况时，每一方可以请求磋商（为捍卫共同利益和独立）。订约双方宣布，在同别国签订的任何现有的协定中，均无和该议定书相矛盾的条款。一如它适用于德国在西班牙的行动那样，这议定书对英国在葡萄牙的行动也同样适用，从而保障了西班牙能够应付出现德国人突然越过比利牛斯山的紧急情况，而预期这种紧急情况将会发生，使得西班牙政府为之焦虑到大大超过其实际可能发生的程度。
据报道，西班牙外交部长贝格贝德尔上校公然不顾塞拉诺·苏内的反对，坚持签订这份议定书。据说佛朗哥在最初规定的签字仪式时间之后曾对签署该议定书犹豫了几小时，并且推迟发表一项声明，虽然葡萄牙政府已被告知此项声明即将发表。在签字之前贝格贝德尔给霍尔出示了该议定书，但是，据说也通知过德国大使，葡萄牙在签字时口头上已表示同意，假如直布罗陀遭到进攻，葡萄牙将不进行干涉。
第二年左右，就进行友好访问和报纸发表的评论（带有某些轻微错误的）来说，双方还是保持了和解的气氛。1941年5月21日的经济协定进一步促进了贸易，这项协定给予西班牙船只在葡萄牙各港以同等待遇并为西班牙殖民地产品在里斯本起货转口到西班牙提供了便利，不久在该年7月初，又签订了关于殖民地产品的协定。在政治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尽管柏林、罗马和昂代之间举行了会谈，塞拉诺·苏内访问了萨尔茨堡，但是在1940年至1941年秋冬期间，葡萄牙政府并没有援用请求磋商的条款。而据塞拉诺·苏内在通知施托雷尔（德国驻马德里大使）有关1942年2月同萨拉查在塞维利亚会谈经过时所说，这好象还是传达给葡萄牙政府有关德国的要求和西班牙对它们的反应的头一份机密情报。他说，萨拉查曾经几次问到德国对西班牙施加压力之事，并且不仅高兴而且还以惊奇的心情听取了他们对此事的叙述，好象他曾经从其他方面听到过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似的。的确，西班牙的极端分子并不曾放弃他们的野心。1941年春季局势紧张期间，在马德里的墙上出现了粉笔写的口号，西班牙陆军和空军军官公开谈论入侵葡萄牙的必要性，认为葡萄牙在种族上和地理上都应归属西班牙，它实在太小了，不应该享有在新欧洲生存的权利；只有通过一场战争才能使西班牙摆脱内部的政治纠纷，并使将军们得以掌权。
下一个外交行动似乎是发端于西班牙政府害怕盟国在葡萄牙本土和葡属各岛登陆而产生的。塞拉诺·苏内早先即告诉过施托雷尔，葡萄牙可能不会抵制盟国登陆，而德国政府也曾经考虑如何能帮助它抵御盟国。萨拉查应邀前往塞维利亚，于1942年2月17日在那儿举行了会谈，实际上，为了避免在里约热内卢会议期间给英美造成不良影响，在萨拉查的请求下会谈业己推迟了几天。遗憾的是，可以获得的唯一有关会谈的详细报告仅是由斯托雷尔根据塞拉诺·苏内的所说而作的那份，而撰写这份报告可能是为了适应西班牙政策的眼前策略兼以掩饰塞拉诺·苏内自己地位的开始衰落。但是，似乎西班牙人曾经提出要求，根据1940年的议定书就可能入侵葡萄牙问题进行磋商，他们保证，将把这种入侵视作对西班牙自己领土的入侵，并使萨拉查明确知道，假如葡萄牙被迫接受入侵的话，西班牙将会做些什么，萨拉查否认存在任何来自英国或德国的危险，虽然对美国他显得有点不那么有把握。他宣称，葡萄牙将自己保卫自己，以反对任何入侵者。佛朗哥承诺西班牙将提供它所能给的一切援助，但以互惠为条件，如果西班牙遭到攻击的话，他并指出了德国可能会作出的贡献。会议讨论的其他课题是经济关系，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合作和共产主义的威胁。塞拉诺·苏内甚至警告萨拉查，英国正在公开地准备推翻他，对此萨拉查拒不相信。佛朗哥和塞拉诺，苏内还试图说服萨拉查不要担心德国会对葡萄牙进行袭击，不要相信英国能够赢得这场战争，也不要相信盟国的胜利将不如德国的胜利那么可怕。施托雷尔感到，在这一点上塞拉诺·苏内过高估计了他的成就；因此，事实上，塞维利亚会谈是最早的迹象之一，表明苏内的政治影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