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加利息。
帝汶就不如澳门那样幸运了。随着空军力量的发展，甚至连这个由葡萄牙占领东北部，荷兰占领另一端的迄今为止并不出名的岛屿也具有了料想不到的战略价值，成了澳洲、东印度群岛和欧洲之间的桥梁。葡属帝汶的主要城市帝力有一个良好的水上飞机泊锚地，从达尔文越过阿拉富拉海至该岛只有四百五十英里（1941年时航程为三小时），位于新加坡东南一千三百英里。根据1940年12月11日的一项协定，澳大利亚快达帝国航空公司从翌年1月开始，获权开辟通往帝力的航线，每两周有一次班机。自1940年7月以来，日本人一直在同葡萄牙进行谈判，1941年10月13日终于签订了一项实际与上述协定相同的协定，建立了一条从西太平洋的帛琉群岛到帝力两周一次班机的航线。1937年以来，日本的南洋发展公司一直在帝汶的各种植物园投资和收购产品，并试图取得石油开采权。但是澳大利亚怀疑日本开辟这条新航线的目的不是商业性的而是有战略意义的。
葡萄牙1941年10月23日的官方声明否认它是在压力下同日本签订这一协定的，同时也否认这项协定是表明了对有关国外航空业务的政策有所改变。然而，这时，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政府都已意识到保护帝汶的重要性，因为它是战斗机飞行于澳大利亚和爪哇间一个必不可少的着陆站，虽然在荷属帝汶的古邦已有一个机场，看来要求葡萄牙提供便利是不成问题的。1941年11月4日，英国政府讯问葡萄牙，假如日本人进攻帝汶，它是否愿意接受英国的帮助，并且建议事先应该制订一项共同行动计划。萨拉查根据自己的估计，认为日本发动一次进攻不大可能，他答复说，葡萄牙将抵抗日本人，并且同意讨论防御计划。原来建议在新加坡举行讨论，但是葡萄牙政府不同意荷兰参加，虽然并不反对同英国和荷兰分别进行会谈。
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一天——荷兰驻里斯本代办表示愿意用已在帝汶的澳大利亚军队和荷兰军队援助葡萄牙；但是，接着进行一周谈判的结果是，葡萄牙政府只肯在日本人进攻开始后才接受这种帮助，而盟国却要求一当这种危急迫在眉睫时立即有权采取行动。当这个困难尚待解决时，据报，日本的潜艇已靠近该岛，在荷属帝汶的盟国军队立即被派往占领帝力。葡属帝汶总督提出了抗议，但是并没有进行唯一可能做到的象征性抵抗。当时，盟国发表一项正式声明，葡萄牙的主权将保持完整，一旦来自日本的危险消逝，盟国军队就将撤离。
葡萄牙政府认为盟军的占领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因此拒绝参加发表一项共同声明。他们除了小心注意避免偏离中立立场，或者激怒日本之外，对于德国可能怎样做出反应或许也很不安。在国民大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萨拉查提出一项不失尊严而又有节制的抗议。其他发言者则不那么克制，据报道，有一位亲德的代表把他比作庞休斯·彼拉多（在萨拉查离开会议厅之后），因为他没有给英国的罪行以应有的惩罚。但这段话从记录中被删去了。可是，国民大会仅只通过了一项决议，对占领表示遗憾，并且表示绝对信任政府，尽管当地的纳粹分子和亲纳粹分子尽力挑起人们的愤懑，并且发生了几起反英示威，但盟军占领帝力这个事件在葡萄牙的情感上并没有留下持久的创痕。
当时葡萄牙政府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应由他们自行派遣足够的增援部队去帝汶捍卫他们的中立而无需援助，经过又一个月的谈判之后才最后商定，盟国的军队在这些增援部队到达时即行撤离。但葡萄牙在洛伦索马贵斯所结集的一千一百人的分遣队直到1942年1月底还未启程；而2月20日，当日军已在葡属帝汶和荷属帝汶登陆时，这支部队还正在横渡印度洋呢。除了在山区中残存的盟军进行游击抵抗之外，日本人几天之内即控制了整个岛屿。不久前曾保证尊重葡属帝汶和澳门中立的日本政府，借口出于自卫，他们需要帝汶的这一半来对付另一半，以及葡萄牙政府未能促使盟国撤出帝力等理由为他们的行动辩护。日本人答应一俟他们达到目的，他们就撤退，但条件是葡萄牙应保持中立。
这些辩解受到了萨拉查的公开驳斥，2月21日，他在国民大会演说时谈到了这是对葡萄牙主权的明目张胆和毫无必要的侵犯。他揭露说，日本政府一直获得有关盟军撤退的协定以及葡萄牙的增援部队正从洛伦索马贵斯开拔等情况的充分通知；但他却用了十分不同的言语称赞英国的真挚友好态度，英国（据他揣测）可能对12月事件承担了不公允的一份责任。甚至现在众议员阿尔维若·多斯·雷斯博士还说，好象在这两种占领之间不见得有什么差别，并且突出地对葡萄牙谋求同英国之外其他国家的友谊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许。
最初在帝汶的日军当局行为尚属检点，它承认葡萄牙的主权，并允许葡萄牙总督同里斯本保持接触，但是到5月底，他们关闭了无线电台。葡萄牙政府拒绝了他们发送明码电报的要求，因此除了来自葡萄牙总督的很少几封这类的电报之外，就再没有得到这块殖民地的正式消息了；但是，从走漏到澳大利亚的消息中和从一年多之后被盟国游击队救出的难民口中获悉，当地曾发生过起义，一些葡萄牙人被杀害，种植园也不再经营了。经过两年谈判之后，一位澳门的葡萄牙官员被允许访问帝汶，但是萨拉查极力试图劝说日军撤退所做的努力（或许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没有产生任何结果。海军上将邓尼茨在1944年1月就提出了德国应该代葡萄牙出面进行干预的建议——这还是他一贯对伊比利亚半岛在战略上的作用感兴趣的又一迹象——但是，希特勒对这种想法没有多少兴趣。
在谈判亚速尔协定时，萨拉查告诉英国政府，葡萄牙愿意参加重新收复帝汶的任何作战行动，接着他对美国也作了同样的提议。参谋人员讨论会在里斯本开始举行，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葡萄牙参加对日作战问题是和在1944年11月28日协定中所规定的为在亚速尔的盟国军队提供便利一事密切相关的。在那些协定中有一条是保证恢复葡萄牙的全部主权，这就提示了在葡萄牙人心中可能产生的某些优虑，他们唯恐帝汶会永久陷于它的解放者的手中。但是，在某一时刻（是在1944年11月协定签订之前还是在签订之后不清楚），盟军最高统帅部曾决定，葡萄牙军队将不直接参与作战，除非盟国没有他们就不能达到目的。总之，盟国正计划北向日本推进，留待主要战役结束后再来解决印度尼西亚问题。
日本把投降决定通知盟国之后不多几天，1945年8月17日东京方面宣布，已作了安排，恢复葡萄牙在帝汶的行政管理权。日本驻军撤到了荷属帝汶，并向澳大利亚人投降。从9月5日起葡萄牙总督恢复了正常的行政职权，27日第一批葡萄牙军队到达了帝汶。
第六章 土耳其
第一节 大战爆发时土耳其的立场
土耳其是一个约有二千万人口、工业不发达的国家，位于三个大国集团的会合处，西面是轴心国势力笼罩下的巴尔干半岛，北面是苏联，南面是英国及其盟友占统治地位的阿拉伯世界。此外，土耳其还扼制着这些集团之间的交通要道。自从十八世纪俄罗斯崛起成为一个强国以来，关于爱琴海和黑海之间水路的控制权问题，一直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为把巴尔干半岛与中东联接起来而建造的巴格达铁路，曾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因素。自基马尔革命以来土耳其所经历过的一党制政府，其独裁程度并不比过去奥斯曼帝国差多少，不过这个政府成功地唤起并集中了占这个国家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强烈民族感和纪律性。但阿塔图克的人民共和党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还是消极的承认，是很难讲的。主要的情况是，它毫不含糊是土耳其人的，撵走了外来入侵者，并使国内的少数外国商业巨头在政治上俯首帖耳。虽然土耳其军队还无法应付一场机械化战争，但是在捍卫国土顽强抗敌方面却早已闻名，再加土耳其国内的交通线漫长，质量又差。这些情况加在一起将使任何一个交战国在发动入侵土耳其以前都会趑趄不前，要先考虑能否使用外交手段来至少达到一部分目的，或能否通过一种更间接的渠道来达到其他部分目的。土耳其政府方面则意识到自基马尔革命以来，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现代化国家机构时所经历过的艰难痛苦，因而希望不惜任何代价都要保住这个国家机构，不使毁于战火。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使它对强权政治极不信任，虽然他们准备以结盟的方式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他们还是煞费苦心地为自己保留了某种例外条款，以防万一今后出现因缔约而必须承担的义务同国家利益相抵触的事情。他们具有地中海东部民族的那种本领：善于进行长期的讨价还价、善于寻找一些多少说得过去的借口来避免采取不适当的行动，和善于雄辩地说服谈话对手为其想象的自身利益着想，借以转移给他们造成强大压力的争议。
1935…1936年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战争的结果，使得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继承了昔日英国的地位成为土耳其共和国最害怕的一个强国。德国并吞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使作为巴尔干协约国成员的土耳其政府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但在1939年上半年，土耳其一直相信西方大国和苏联的结盟，将会保护它的南、北侧翼不致遭到轴心国的侵略，而早在1921年，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就和苏联签署了第一个友好条约。然而，由于1939年8月德、苏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使得土耳其有面临这种左右为难局面的可能，即根据1939年5月和6月的互助声明（土耳其现正准备将这声明改为正式互助条约），土耳其对英、法所承担的义务可能使它卷入与那可怕的北邻对垒的战争。9月，土耳其外交部长萨拉若卢访问了莫斯科，希望同莫洛托夫对即将签订的英、法、土条约取得一致意见，但毫无成果，10月19日，土耳其外长回到安卡拉两天后，英、法、土签署了互助条约。“二号议定书”使土耳其避免了采取任何估计会同苏联发生冲突的行动。在其他方面，一旦因一个欧洲国家的侵略而发生了地中海地区战争，一旦因英、法给予希腊和罗马尼亚的保证而引起了一场战争，或者一旦欧洲对土耳其采取侵略行动，则土耳其和两个欧洲大国就保证相互给予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
第二节 轴心国胜利初期土耳其的政策
在1939年冬天至1940年期间，土耳其政府首先关心的是试图加强巴尔干协约。在协约国年度会议上（1940年2月2…4日），萨拉若卢提议四个成员国的总参谋部应准备一个共同防务计划；但或许由于南斯拉夫的暧昧态度，此事毫无进展。土耳其和意大利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些改善，土耳其政府急欲避免卷入英、法计划对巴尔干半岛及（或）对俄罗斯的高加索油田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土耳其参谋长就这方面问题向在1940年2月和3月前来参加英、法、土谈判的英国地中海总司令表达了他的意见，即土耳其主要关心的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保持中立，并决心无论如何不受别国的“管束和指挥”。5月，德国的进攻突破盟国防线以后，土耳其首相于6月2日就对外政策发表了一项重要声明，但该声明只字不提同英、法的条约问题。两天后，一年前被称为“著名反意大利”的《黎明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说，假如交战国意大利把它的战斗行动限制在法国边境，那么，巴尔干地区和东地中海（土耳其的“安全区”）则仍可能保持中立。只是在意大利对西欧盟国宣战后的第三天，土耳其报刊才开始对此客观而不作表态地加以评论。6月13日，英、法大使按照约十天前接到的指示开始行事，他们拜访了萨拉若卢，要求他至少与意大利断交，给予盟国陆、海军以各种便利，并关闭海峡，禁止轴心国船只通行。但是，土耳其外交部长因已接到来自土耳其驻巴黎大使的情报（就在当天巴黎被宣布为开放城市），或许比英、法的来访者更清楚地掌握了这一时期在西方战场发生的灾难程度。英、法两国政府实在无力供给土耳其以既能满足其需要又能符合其愿望的足够的军事装备，而目前土耳其若严格履行它对英、法承担的条约义务，那就将使它自己遭受轴心国经巴尔干进犯的风险。依据1929年签署的土苏友好条约，土耳其政府不经苏联同意就不得与第三国达成政治协议，因此，他们就其采取的这一立场向俄国人征求意见；但是莫洛托夫的答复是那样“否定的和实在咄咄逼人的”，以致土耳其人决定以1939年10月英法土条约中的第二号议定书作护身符，俾使他们得免于采取可能与苏联树敌的行动并从而保持其非交战国地位。最后，土耳其总理勒菲克·萨伊达姆于6月26日宣布了这一政策；7月11日英国外交大臣在上院发表了一项声明，表明伦敦方面不会见怪土耳其拒绝参战的决定。
＇哈利法克斯勋爵说＇英王陛下政府完全了解导致土耳其政府做出这一决定的环境。……同时，我们与土耳其的条约仍旧存在着，而这一条约以之作为基础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同情也仍旧存在着，这种友谊和同情使这个条约过去是，今后也仍将是我们之间进行建设性合作的有益的基础，不论在战争继续下去时期内，还是在未来的和平岁月里都是如此。
1940年10月28日意大利进攻希腊，几乎将战火烧到了土耳其的“安全区”；但是，英国政府马上意识到，现在要求土耳其根据1939年5月和6月声明和同年10月的采约履行诺言，并以交战国身份参战，不会有多少好处，或根本没有好处。土耳其无法在不放弃它自己防务的情况下（西欧各国迄今还未能对加强土耳其的防务有所作为），派出一支远征军到希腊，甚至即使能够这样做，英国海军也无法为其提供必要的支援。因此，英国政府决定不要求土耳其采取行动，直到它能给土耳其更多的援助，而要它尽可能在不招致被攻击的危险下保持善意的中立。土耳其确曾帮助过希腊，保证它能够安全地从色雷斯东部边界撤回其军队，并担保如果保加利亚侵犯希腊，它将给予支援。希腊战争爆发后不久，土耳其就向英国大使纳奇布尔…休格森重申了这些保证，这时，英国和土耳其政府都相互发表了忠于1939年10月条约的声明。11月26日丘吉尔通知他的外交大臣说：“如果德军越过保加利亚，不管是否得到保加利亚军队的协助，土耳其必须在当时当地加以抵抗，这是至关重要的”；但到了1941年1月底，他
才明白……土耳其的处境已是多么危急。……他们没有任何一种现代化武器，而自1940年5月起这些现代化武器就证明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空军也极为落后脆弱得可怜。他们既没有坦克或装甲车辆，又没有制造和供应武器的军火工厂，更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和官兵使用这些武器。他们几乎没有任何高射炮或反坦克炮。他们的报警系统也十分落后，对雷达一窍不通。他们也缺乏包括接受所有这些现代发展的能力的军事素养。另一方面，德国却把从法国和低地国家缴获到的大量各式各样武器大规模地武装了保加利亚。……在这种情况下，与保加利亚军队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