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官员是可行的，特别是因为满洲的政权基础比起日本人在其他地方新扶植起来的政权较为牢固。这样做，不会削弱日本人的控制，因为新京政府背后还有由日本的司令官兼大使统率的关东军。他身旁还有宪兵队，宪兵队的主要任务是侦查和处理对政府不满和背叛的行为，它的方法，正如在别处一样，是极其冷酷无情的。司令官兼大使本人对东京的对满事务局负责。该局成立于1934年底，由陆相主管。1942年，该局并入新成立的大东亚省，然而这似乎没有引起什么实际变化。同1931年9 月的著名政变以来的情况一样，日本军队仍然是满洲国的真正主人。
满洲国与华北和日本帝国本部（即日本和朝鲜）一起组成了一个大东亚“内部防区”。1931年关东军占领满洲后，就着手在这个国家内建立起一个大陆作战基地。
为了这个目的，它加速开采满洲的煤、铁，开发水电动力资源。它还准备建立和发展钢铁、化学和军火工业。军队梦想发展由它自己支配的一整套复杂的军火工业，摆脱日本国内大财阀集团的影响，而在满洲国政府（实质上就是日本军队）控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因此，它设法从满洲排除日本资本家的影响，同时削减南满铁路公司的权力，尽管这个公司是半官方的。军队希望通过满洲国政府的借贷机构开辟渠道，获得投资基金以发展工业，并通过国营公司实现其野心勃勃的建设规划。但是它不久就陷入了困境，不得不让所谓“新财阀集团”的代表进入满洲。这样。1937年，日本日产公司的头头鲇川义介担任了满洲重工业公司（满业）的总经理。但是鲇川很快就发现自己也陷入了困境。他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援助的愿望，由于中日之间重起冲突而破灭，中日冲突使美国在满洲国投资的可能性成为泡影。接着就爆发了欧战，基本上切断了日本与德国的联系，严重地阻碍了三角（德国一日本一满洲国）贸易协定，根据该协定，满洲国出口大豆以换取德国的机器；欧战还使日本无法从德国获得技术援助，特别是发展合成油工业方面。而且，军队从未容许鲇川自由行动，鲇川发觉他与日本直接扶植的满洲国国营企业经常发生矛盾，还遭到满铁（南满铁路公司）的暗算。1942年12月，他在绝望之中辞职了，由高崎继任满洲重工业公司总经理，军队显然感到高崎比较听话。
尽管在满洲的实际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对抗利益的冲突，但物质方面发展的记录给人的印象却是深刻的。到1941年年底，日本在满洲的投资已超过七十亿日元，据说到1945年曾上升到一百十亿日元，虽然这后一个数字可能是夸大了的。然而尽管有夸大的可能，加以日元贬值，自1931年以来，日本在满洲的投资总额很可能已超过五亿英镑。
日本改进了满洲原有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并建立起一个新的交通网。1937年，他们开始了全面发展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接着于1941年开始了第二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遇到了上述国内外困难；至于第二个，当然无法完成，而且太平洋战争导致日本资源越来越枯竭（特别是从1943年起），计划大受影响。尽管如此，1944年，满洲国已有年产二百五十万吨生铁、一百三十万吨钢锭和七十五万吨成品钢的生产能力，虽然由于燃料和劳动力不足，实际的产量没有能达到它的生产能力。
煤的生产量为二百五十万吨到三百万吨，电力生产大约为三百万千瓦。
应该特别提一提日本在电力生产上完成了两项大工程，因为这两项工程在战后的年代中很出名。一个是位于安东上游四十英里的鸭绿江水坝和发电站。这项工程由满洲国政府和朝鲜总督府共同举办，于1937年动工，打算给北朝鲜的工业供电，也给南满东边道边区的工业供电。大坝高一百六十米，长八百五十米，建成后可构成一个长二十英里的水库。到1941年8 月，大坝竣工，三年后，安装了五台巨大的涡轮发电机。
第二个大坝和发电站位于松花江上的小丰满，在满洲城市吉林东南约二十英里处。1937年至1942年期间，又在这里修建了另一个大坝，形成一个长一百多英里的人工湖。到1943年，大坝竣工，安装了五台巨大的涡轮发电机，并开始输电。
即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关东军已迫于环境，修改了它原来打算在满洲建立一个独立工业基地的方案。太平洋战争迫使他们更加集中力量开采矿产品，运往日本，并生产半成品，运到日本的工厂去加工。满洲的工业与日本的工业就这样紧紧地连结在一起。1944年，取消了日本与满洲国之间的贸易关税，从此，这种贸易实际上就成了内部事务。
然而，随着煤、铁、钢和轻金属生产的发展，出现了生产机器、机床、电气工程设备、飞机、汽车、炸药、化学产品、橡胶产品和水泥等一系列工厂，特别是在沈阳和大连周围地区。1944—1945年间，日本经济状况的迅速和普遍恶化，也影响到满洲的工业、损坏了的机器无法更换，由于中国沦陷区的需要而大量调用了车辆，因而车辆也无法补充。城市缺乏粮食和商品，劳动生产率下降，造成全面衰退。伴随着苏联入侵和随后满洲国垮台而来的是，中国民众不分青红皂白地掠夺设备。接着，苏联当局有选择地搬走了一些机器。除此以外，又发生了国共两党的内战。但是，尽管有这些破坏和损害，日本的成就并没有完全被摧毁。日本在满洲建立了比中国其他任何地区远远先进的工业体系。这对于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对待满洲的政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虽然1945年以后，日本统治满洲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似乎很快被消除了，但是它的经济影响却仍有经久的重要性。
（二）中国沦陷区
从1937年7 月以来日军所侵占的广大中国土地，表面上是在以注精卫为首的中央政府的统治下。这个政府是于1940年3 月30日在南京成立的。同年11月30日，这个政府与日本缔结了条约。条约的条款规定了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合作，特别是规定了共同防共；为了这个目的，日本将继续在内蒙和华北驻扎军队，甚至在预期中的自由中国垮台以后也驻扎下去。该条约还规定，在内蒙、华北和长江流域实行“特别紧密的经济合作”，并规定日本对中国的交通运输和工业的恢复和发展给予普逾的援助。因此，这就等于是日本在政治和经济上控制了中国，这是日本所拚命追求的目标，也是日本对西方列强挑战的主要动机。条约的一份公开的议定书记录了南京政府谅解月本军队在与蒋介石委员长作战中所决定采取的一切军事措施。条约进一步规定：除上面提到的一些地区以外，日本将在战争结束后两年以内从中国撤军。对中日战争的结束，日本有信心地——但错误地——预计是可以早日实现的。
公开发表的条约附有一系列的秘密协议，这些协议进一步把南京政权缚在日本战车的轮子上。特别是汪精卫被迫答应对日本军队的军事行动给予全力协助，并承认日本在内蒙和华北扶植的政权事实上的独立，又答应不同第三国缔结任何有损于中日两国合作这一总方针的协定。
汪精卫曾经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朋友和亲信，自从1938年12月背叛自由中国的事业后，他的生涯就成了悲剧。他徒然地恳求日本人说，把这样屈辱的条款加于中国人，是自找绝路。因为凡是有人格、有名望的中国人都不会抛弃正统的中国政府，去加入这样一个显然是日本的傀儡、日本统治中国的工具的政府。只有对南京作出让步，给予南京真正平等的和独立的地位，日本才有可能使重庆听取日本的安抚和暗中进行的和平建议。但日本人仍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无情勒索。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起先并未使东京的态度有所转变。当美国和英国军队被清除出东南亚，滇缅公路被切断时，重庆的恐惧加剧了，日本对自由中国崩溃的希望相应地增加了。据当时担任东京陆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的田中新一中将说，起初曾计划对重庆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以加速这一等待已久的事件出现。但是，当西南太平洋的战争形势对日本不利时，原来打算用于这次军事行动的军队，被调到其他地方去了，主要是派去保卫瓜达尔卡纳尔岛，因此计划中的对重庆的攻势从未实现。
直到1944年，日本人满足于争取尽量巩固对自己的军队已渗透的那些地区的控制。
这一点他们做到了；他们用了比过去更精心计划的和更系统的军事行动来缩小华北的游击队控制区，在1942—1943年间，他们大大地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力量，也加强了中国辅佐部队的力量。
尽管日本在南海地区获得了新的富饶地盘，但是，对日本的经济来说，中国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日本依靠华北和内蒙供应优质焦煤，焦煤在日本和满洲国都是很缺少的。1942年，这是生产达到高峰的一年，华北和内蒙的煤产量高达二千四百八十万吨，出口到日本的计四百五十万吨，占日本进口总数的一半。过后，生产下降，同时，由于日本在航运方面的损失增多，铁路运输有困难，对日出口下降得就更为迅速。
太平洋战争使日本依赖中国供应优质铁矿石。1941年，中国供应了日本进口总数的一半，1943年则占三分之二以上。这些矿石主要来自长江流域和海南岛。由于这两处地方比较接近日本海岸，日本觉得利用这两处的资源比利用菲律宾和马来亚的资源更实惠，因为从菲律宾和马来亚进口，航运距离较远。1942年，日本从中国进口了四百万吨铁矿石。后来，铣矿的情况同煤的情况一样，航运方面的巨大损失使通过海路的进口数量减少，而中国、满洲和朝鲜的铁路运输也不能满足日本所需的进口量。用小鼓风炉就地加工生铁块的努力，也遭到了惨败。
化学工业所必不可少的盐，是日本大部分依赖满洲国和中国供应的另一种商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了日本的唯一的原棉来源地。日本在华北扩大棉花生16产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主要停留在纸面上，而且只有掺进长纤维棉花，日本才能有效地利用中国的劣质的短纤维棉花。然而，日本已无法获得长纤维棉花了。
假如日本能使自由中国垮台，那么，日本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就便利得多了，只要航运可能的话。而且，只要日本能迫使蒋介石求和，或者使蒋介石阵营里比较重要的人背叛他而投奔汪精卫阵营，那么，日本就可以从中国调走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去用之于其他地方。日本还可以得益于相应地减少对中国战场的航运和后勤供应。
因此，结束在中国的长期冲突，对日本来说变得极为重要，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区的局势开始变得对日本不利的时候。
在1942—1944年间，日本很有希望打垮自由中国。日本人看到，英美卷入对日战争，起初多么鼓舞中国的士气，但也看到当日本胜利地向东南亚挺进而使中国比以往更加孤立时，这种鼓舞又怎样变为惊慌。日本人意识到重庆对盟国的“德国第一”战略的反感。他们也看到国民党和中共之间越来越分裂以及共产党势力在华北重要地区的巩固所造成的国民党保守派的恐慌。增长着的财政和经济困难，国内外——特别是美国——对重庆政权缺点的批评，这些都是日本人可以利用的。日本人及其南京仆从的宣传，都注意到充分利用这些机会。
但是，只要中国坚持抗战，盟国就保证中国自由和独立（而日本，正如1940年11月的条约清楚表明的那样，仍想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中国），那么，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就不大可能成功了。东条似乎抓住了这一点，并认识到无论如何日本必须给予南京政权以表面的同盟国地位和平等的地位。东条可能是由于重光葵的影响而这样做的。重光葵到1943年4 月为止是驻南京的大使，1943年4 月继谷正之后在东京任外务相。从此，所谓的“对华新政策”具体化了。
根据在外务省任职期间与重光葵密切合作过的加濑俊一说，“对华新政策”的目标首先是实现与蒋介石媾和。重光葵希望这将成为全面媾和的序幕。显然，基本的概念是日本将放弃——或至少大大地改变——它控制亚洲政治、经济的野心；另一方面，日本要保证西方列强不能恢复他们原来的地位。东条积极支持这个政策，无论是在中国或在大东亚的其他地方；这无疑是因为他从中看到了这是使泛亚洲主义的宣传更为有效的方法，因此也是使日本占领区的人民与日本实行真正合作的方法。他认为这是日本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仍然相信日本能够取胜。即使加濑对重光葵的动机的说法是可以接受的，但重光葵并不抱这样的幻想。他希望用宽大的政策促使日本的仇敌与它达成协议，同时削弱国内陆军的地位。
1942年12月，汪精卫到了东京，与东条、重光葵和日本政府的其他人员进行了会谈，并谒见了天皇。1943年1 月9 日，当南京政府对英国和美国正式宣战时，这些交易的一个结果变得明显了。东条对此欢呼，称之为“在进行大东亚战争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他接下去说：
为了使新中国更快地完成其建设事业，从而为圆满结束大东亚战争作出充分贡献，当前日本必须在新的基础上坚决恢复与中国的关系，增进日中亲善，迎接新形势。这是完全正常和适当的做法。
据此，东条表明：日本政府将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租界，并将向南京政府交出其在上海和鼓浪屿的公共租界以及北京的使馆区，并将交出日本军队在中国占有的敌产。
这个决定多半是由英国和美国方面的声明引起的。
在1942年10月，英美决定就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与中国进行谈判。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订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条约。
英方条约也规定了放弃在天津和沙面（广州）的英国租界。既然这些地方已在日本的占领之下，日本报界就嘲笑这种条约纯粹是一个空姿态。对于英国和美国放弃它们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权利，日本报界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关于上海工部局的历史，被描写如下：这是长时期的恐吓、暴力和残酷剥削的历史。名义上，这是一个为了管理租界内的事务而建立起来的国际机构。但从一开始，英国和美国就控制了这个机构，利用它来保护他们的“大班”们的利益——沙逊家族、哈同家族和其他一些靠上海的财富养肥的人。其他国家，主要是日本，反复作出努力来打破英美人的联合。大东亚战争做到了这一点。今天，上海工部局和上海巡捕房的利德尔、布朗、斯迈思之流已经走了，“大班”密切尔、凯西克〔原文如此〕及其一伙也搭乘撤退船只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了。今天，代替他们的是，冈泽胜男担任工部局总董，中国人袁履登担任华董，渡正监担任上海巡捕房的首脑。中国公司和日本公司的利益代替了“大班”们的利益。
但是，尽管日本高奏凯歌，并声称美国和英国只不过是举行一种空洞的仪式，他们所放弃的只是那早已永远失去的东西，但这些条约的缔结还是迫使日本实践了它在1940年11月作出的关于在中国特权问题上的承诺。已经进行军事和商务投资的日本人不欢迎这样做，因为特别是自1937年以来，这些投资很有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