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供应食物和原料的任务中，尽量壮着胆子拖延时间。但是象雷克托承认的那样，他们对日本军队没有控制权，日本军队继续为所欲为，同时，他们对居住在菲律宾的日本居民也几乎没有控制权，尽管日本居民在名义上是在菲律宾当局的管辖之下。
塞班岛失守后，东条倒台，美国军队向菲律宾进逼。这时，洛雷尔和他的同僚更加大胆了。据说，洛雷尔鼓励警察队背弃日本人，投到抵抗运动方面去；警察队中的大部分人果然这样做了。雷克托自己在1944年6 月20日给村田以及日军参谋长和地将军去信。这封信表面上是解释为什么菲律宾人一般说来缺乏合作精神，实质上它长篇大论地谴责了日本军队的作为，并间接表明，在这种情况下，独立仅仅是一个谎言。雷克托说，如果一个普通菲律宾公民“遭到歧视，受到傲慢和残忍的对待，被赶出家门而无任何其他地方可去，他的财产被没收而没有得到他认为合理的赔偿，这种情况逼得他走投无路，那么，他自然就对共和国失去信心，对日本人抱有怨恨。”受过教育的阶级，就更能“明辨事实和宣传，真诚和虚假”。接下去，雷克托就列举了日本人的暴行：打耳光，当众鞭打，把人绑在柱于上在太阳底下晒，有人往往为报私仇而去告发别人，致使被告发者受到处决，以及因个别人的抗日行动而使整批人或住在附近的人都受到惩罚。他说，所有这一切，在共和国成立后并没有减少。甚至把政府的高级官员任意逮捕起来，而总统对此一无所知。过去政府说服人民相信日本要使菲律宾独立是真心诚意的，但以上这一切使得政府的这些劝说都归无效。
所有这些对日本人来说一定是极端不合胃口的。他们对洛雷尔和他的同僚不愿意向美国和英国宣战一事，更为恼火。尽管黑田将军公开告诫，日本控制下的报纸也经常反复讲到这个问题，但洛雷尔尽量坚持这个观点：菲律宾群岛只希望维持自己的独立，只要不遭到袭击，它就不打。可能他象印度支那的德古一样，也在希望日本在别处被打败，从而被迫撤出菲律宾群岛。如果他这样想的话，他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1944年8 、9 月间，菲津宾开始遭到美国飞机的空袭。日本人要求洛雷尔把这看作是攻击，要他发出拖延已久的宣战。事实上，在9 月23日他被迫这样做了。据说人他曾要求罗哈斯给他出主意，说日本人要他在四十八小时内发出宣战通告，并威胁说，如果他不这样做，他们就要把他处决，而由贝尼诺·拉莫斯继任他的职位。根据这一叙述，罗哈斯劝他顺从，但是避免召开国民大会，根据1943年的宪法，必须在国民大会中得到四分之三的多数同意，宣战才能成为合法。罗哈斯告诫代表们不要出席大会；日本人从一百四十个成员中只不过收到二十三票支持宣战。同时，洛雷尔继续避免制定征兵法。新加坡的征服者山下奉文将军于1944年秋季到达那里，为对即将来临的美国入侵组织抵抗；据说，他曾提到，宣战而无征兵法，在他真是闻所未闻。
1944年12月，日本军的一些首脑眼看无法信任洛雷尔和他的同僚，就转而信赖拉莫斯，这是在菲律宾的许多“少壮派”军官一直要求他们这样做的。日本人帮助拉莫斯把他的追随者“加纳普”分子组织成一支武装部队，并由他担任“马卡披利”
（即菲律宾爱国者同盟）的首领；他保证要与日军全力合作。l2月22日，洛雷尔和他的内阁成员在日本军队护送下由马尼拉迁到碧瑶。
但是拉莫斯执政的日子太晚了，因此没能起多大作用。由于美国海空联合指挥部的作战行动以及菲律宾游击队的袭击，山下奉文将军的分散的部队无法做到有效地集结，因此他们正在被各个击破。拉莫斯自己的部下，不是被游击队打死，就是开小差逃到游击队那里去了。日本对非律宾人进行了残醋的报复，特别是在马尼拉，当地的日本海军指挥官坚持死守，结果马尼拉大部分遭到了摧毁，当地许多居民遭到了日本人的屠杀。1945年3 月，洛雷尔和他的内阁的一些成员被带到东京。其余加人，包括罗哈斯，设法逃跑，到达了美国这一边。
1945年2 月27日，麦克阿瑟将军从日本人那里收复马尼拉后，就正式把行政权力移交给塞尔吉奥·奥斯梅纳，让他担任光复的菲律宾共和国政府的总统，并宣布说：“我的国家恪守信用。”
这个群岛在战争中遭到了严重的摧残，经济受到很大的破坏。三年的日本军事占领和暗中的或不起什么作用的抵抗所产生的精神上的后果，可能使国家更加虚弱，因为这要比物质上的后果所引起的虚弱更加难于恢复。
因此，尽管日本的占领在政治上的影响并没有象在印度支那或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影响那么严重，但是它给菲律宾人民遗留下了贫困、苦难和社会动荡。它也使菲律宾人对日本侵略者产生很深的仇恨，因为在日本所征服的民族中，除了中国人之外，菲律宾人受难最深。
（五）暹罗
暹罗是日本的唯一伙伴，它没有遭到全面征服而处于屈从地位，而且几乎是日本的一个真正盟邦。自从1932年政变和随之在退罗建立起一个军事寡头政权以后，它的头目们把日本看作是实现其民族统一的一个可能的支持者。他们还把日本看作是对抗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的一支补充力量；鉴于在暹罗的华人少数民族数量不小，他们预计这方面可能会有危险。然而他们决不愿意在日本的命令下被卷入对西方国家的战争。他们发现自己结果还是卷入了战争，部分原因是由于总理、实际上的独裁者披汶·颂堪（即銮披汶）元帅于1940—1941年期间执行的政策所致。法国的灭亡，印度支那的孤立和日本的侵入东京（越南），在他看来似乎是暹罗收复它在老挝和柬埔寨的领土的一个极好机会，这些领土是在1893—1904年期间暹罗被法国逼迫而让出的。但是尽管印度支那的力量遭到削弱，它仍然相当强大，足以抵御暹罗。同时，这两个国家相互间的纠纷给日本提供了机会，对这两个国家强行调停，并将暹罗和印度支那都拴在大东亚的战车上。
总的说来，暹罗政府不喜欢这种处境；暹罗自古以来的政策，是在列强之间的冲突中保持中立，并利用它们之间的竞争，来维护暹罗的独立。而且，退罗政府中的亲月派遭到那些倾向西方（主要是倾向英国）的人的反对。但是，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后，使倾向西方的这批人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当时强大的日本军队集结在暹罗边境，如果没有别人援助，暹罗是毫无希望对他们进行抵抗的。
暹罗向伦敦和华盛顿发出了求援的呼吁，希望他们提供武器，包括飞机和弹药。
但是英、美无力提供。
根据当时驻曼谷的日本大使坪上贞二自己的供词，1941年12月1 日，他接到政府指示，要他作好准备去同暹罗政府谈判，要暹罗政府或者同日本签订一项同盟条约，或者至少要允许日本军队通过暹罗领土，去和马来亚与缅甸作战。12月7 日，他从日本的南方战区司令官寺内将军那里接到明确的命令，要他这样做。当时披汶·颂堪总理不在曼谷，他的同僚们不顾寺内关于日本军队第二天清晨就要越过边境的警告，仍然表示不愿接受坪上的要求。结果，日本军队果然开始行动了，起初他们遭到了抵抗。但披汶匆匆赶回首都，命令停止抵抗，并与日本大使达成一项协定，规定日本军队可以和平地通过暹罗领土。就这样，他选择了一条同日本共命运的道路，而日本与暹罗之间同盟条约的谈判也立即开始了。这个条约于12月21日签字，条约中规定双方互相尊重主权和独立，任何一方一旦与第三国之间发生冲突时，另一方应给予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全面援助，并且规定签约国中的任何一方不得单独与他国缔结任何停战或和平条约。条约还附有一份秘密的议定书，其中规定，日本将帮助暹罗收复丧失给英国的领土，而暹罗则答应在日本与西方列强的战争中，给日本以条约第二条所规定的一切援助。这一条约取代了12月8 日的协定，给予在暹罗的日本军队比原先所取得的单是允许通过这个国家的权利更多的特权。1942年1 月25日，暹罗履行协定中所承担的义务，采取了第一个步骤，向英国和美国宣战。
当披汶·颂堪和坪上签订第一个协定的时候，日本军队早已在曼谷了。这位退罗总理通过命令停火和接受日本人的要求，使他的国家免于破坏和毁灭；而如果长期抵抗下去，必然会遭到摧毁。由于太平洋战争在同盟国进行反攻之前就结束了，所以暹罗得以避免成为战场，受到的损失较小。在这一点上，它在东亚国家中是特别幸运的，正象欧洲的丹麦一样。然而，它并没有免除由于日本占领所引起的某些不良后果。
日本人除了把这个国家作为到缅甸和马来亚去的交通运输通道外，还在暹罗境内驻扎了大量的军队。他们接管了机场、铁路和港口，并在他们驻扎的地区行使管辖权。为了促进日本军队和暹罗军队之间的合作，设立了一个军事联络局。暹罗军队被用于防守边界和维护国内秩序。不过有些遏罗军队参加了入侵缅甸掸邦的行动。
1943年10月，暹罗在日本的同意下，并吞了景栋和孟板这两个掸邦。于是退罗军队占领了这些掸邦，他们有时在逞罗和中国云南南部之间的边境上与中国军队发生武装冲突。
在暹罗境内的日本军队行动相当谨慎，因为他们的指挥官不希望在这个位于通向马来亚和缅甸战线的交通线上的国家里发生麻烦。暹罗当局仍然管辖自己的国民，虽然由日本的“宪兵队”处理在日本军事占领区内被控告有罪的日本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并且在曼谷设立了一个联合军事法庭来处理这些人的案件。这样，日本人就能够对中国人和印度人施加压力，使之加入亲日组织。的确，在一段时间内，曼谷曾是日本扶植的“自由印度”运动的总部。
一般说来，暹罗人对日本人没有什么好感；而他们对日本人的厌恶却由于日本的军人和侨民在这个国家中的所作所为而加剧了。日本军队经常用军用票，包括53他们自己印刷和发行的暹罗纸币，来购买食品和其他物资。这导致了对纸币的普遍不信任，和随之而来的物价上涨。中国商人和贸易团体随即进行囤积和投机，特别是囤积大米，结果使得曼谷和其他城市里粮食缺乏。日本侨民蜂拥进入暹罗，在亲日的和贪污的暹罗官吏的帮助下，他们共同控制了——实际上自然是意味着日本人控制了——许多国营企业，例如暹罗大米公司以及造纸和纺织企业。暹罗的主要物产大米的出口。为三菱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所垄断。所有这些引起了惊慌和不满，而对退罗独立地位的忧惧情绪也随着日本文化宣传的加强而增长，特别是在1942年10月在日本东京签订了日本一暹罗文化条约以后。这个条约规定：暹罗应为日本文化机构的活动提供方便，并转播日本的无线电广播节目。它又规定双方将交换研究人员、学生、书籍、小册子和电影。这样一来，关于大东亚战争的宣传和关于日本负有把亚洲从白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使命的宣传，在暹罗到处泛滥。此外，还有一个推广以日语作为暹罗国内受教育阶级的第二国语的运动，但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这个运动没有取得什么成效。
暹罗与日本结成同盟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后果，使它们之间的疏远程度进一步加深了。1942年4 月，以财政部长乃瓦尼奇·巴那南达为团长的暹罗经济代表团到东京访问，想设法从日本进口工业消费品和主要物资，因为这时暹罗已不可能再从英国和美国获得这些东西；同时并洽谈向日本出口暹罗大米、橡胶和锡的问题。乃瓦尼奇在东京说，在战前，当日本难于得到橡胶和锡这一类“战略”物资时，暹罗曾帮助过日本。由于暹罗的经济命脉过去一直依赖于从目前因战争而切断贸易联系的那些国家的进口，所以现在暹罗希望日本向它出口物资，特别是钢铁和化学制品。
然而乃瓦尼奇是处在一种不利的情况下与日本进行谈判的，因为现在日本已可从别处得到大米、橡胶和锡了。而且，由于日本正在进行战争，它只有极为有限的工业品可以出口，即使它很想这样做。当时日本很大方地作出许诺，于4 月22日与暹罗经济代表团达成一项经济协定。这项协定规定了暹罗货币（铢）与日元之间的兑换率，使铢大大贬值；铢在黑市上的兑换率要高得多，特别是在战争的后几年内。
日本方面答应给暹罗增加出口物资，并将价格保持在原有的水平上。但是，特别是在海运损失日见增加时，日本无法满足暹罗的要求了，暹罗队日本进口的物品变得货色既少而价格又贵。另一方面，日本起初的确购进了大量的暹罗大米、橡胶和锡。
可是由于暹罗在日本银行中的信贷帐户在战争期间一直被“冻结”，因此暹罗不能从贸易的顺差中获利。而且这样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即使日本很需要暹罗的原料，但也无法运输这些物资；结果，那些物资就大批堆积在曼谷仓库中。所有这一切都是战争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并不是日本人特意制造出来的。不管怎样，以上这些情况与日本发言人所描绘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灿烂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日本除了在暹罗国内驻扎大量的守备部队以外（当战争进行下去，人民的不满情绪增长时，守备部队增了），还在这个国家内设立了许多战俘营，把澳大利亚、英国和荷兰的士兵赶进战俘营里。暹罗人民常常尽他们力所能及，对这些不幸的人们表示同情和关怀。这些人中，数以千计的人葬身于暹罗北部的丛林中，因为在1942年6 月，日本帝国司令部命令建造一条暹罗—缅甸铁路。这条铁路将把缅甸南部的丹漂扎耶同在曼谷—新加坡铁路线上的万磅连接起来。7 月份进行了线路的勘测工作；通过同暹罗谈判，签订了建造这条铁路的协定之后，11月份日军开始动工。这条铁路从暹罗和缅甸两端同时施工，本来打算于1943年底前竣工。那年2 月，日本统帅部为海运损失不断增加而担心，希望利用这条新建铁路进行弥补，因此命令提前在1943年8 月底前竣工。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因为这条线路要横穿一些世界上最险峻的山脉和最密集的丛林，这些地方经常是酷暑，并有暴雨袭击。没有掘土机器和适当的工程设备；建造这条永久性的铁路，几乎完全是靠体力劳动进行的。
为此，日本55人就利用他们的战俘和大量的泰米尔族、缅甸、爪哇、安南、马来亚和中国的劳工。这些人一部分是被强迫来干活的，一部分人是被诱骗来做工的，日本人骗他们说，工资高，待遇好。实际情况完全相反。那些不幸的欧洲和澳大利亚战俘被日本和朝鲜看守兵残忍地驱使，吃不饱肚子，住的是帐篷，这些帐篷，特别在雨季，经常泡在水里。饥饿和疾病无情地夺去了他们之中许多人的生命，虽然他们努力维持某些卫生标准，尽力救治病人，并且振作起精神。那些缺乏自助传统、被日本人完全看作是牺牲品的亚洲劳工，生了病就只好等死；的确，他们象苍蝇一般大批死去。全长四百十五公里的“死亡铁路”，于1943年10月17日竣工。当铁路竣工时，日本人举行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