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起了对日本人的愠怒和敌意，这种倾向与日俱增。
在马来亚的许多印度人，起初也欢呼英国人的垮台，愿意和日本人合作。日本人把锡克人和帕坦人警察的大部分招募到自己的警察和警察辅助机构中来，利用他们同游击队作战。1942年夏，日本人组织了一个地方性的“印度独立联盟”；伊斯兰教徒不象印度教徒那样乐意加入这个组织，因此受到责骂和威胁。这个联盟成为整个“自由印度”运动的一个分部，苏巴斯·钱德拉·鲍斯是该联盟的领导人。这个联盟通过在新加坡设立的电台广泛地向日本占领地区的印度人和印度国内人民进行大量的反英宣传。1943年10月，日本组织了以鲍斯为主席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这个组织进而向英国和美国宣战。日本答应给鲍斯援助；鲍斯把他的总部设在新加坡，他要求这里的印度各界人士给予“理所当然”的援助，号召他们向自由印度的军队即“印度国民军”捐款和输送兵员。印军战俘在多数情况下是拒绝参加这支军队的，因此他们受到日本人的残酷虐待，对鲍斯和他搞的运动缺乏热忱的许多印度平民也遭到同样的虐待。1944年1 月，“自由印度临时政府”迁到缅甸，印度国民军参加了日本向阿萨姆的进攻。日本在缅甸失败后，1945年5 月间，鲍斯回到新加坡。他于8 月16日离新加坡去日本，但是两天以后，他的飞机在福摩萨的台北附近失事，鲍斯受了致命伤。日本人在英国军队回来之前，仍然控制着新加坡，他们在8 月23日在新加坡为印度国民军阵亡将士纪念碑举行了揭幕仪式。
正如英国战俘所证实的那样，一些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的确曾对1942年英国的失败高兴过，可是他们不久就发现，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他们的命运更惨得多。
日本人控制的报纸不时地告诉他们，要为新秩序而牺牲自己；日本人声称，他们有权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他们目己正在为建设新秩序而流血和耗费资财。除了强迫捐款以外，确实还作出了种种牺牲。日本人的占领破坏了马来亚的经济；因为橡胶、锡和铁矿石的出口一下子被战争切断了。日本人拿走了他们能拿走的一切，但是由于他们的船舶遭到严重损失，大大地限制了他们把物资运往日本。在进口方面，马来亚以前是依靠缅甸和暹罗提供食物，依靠英国、其他西方国家和日本输入资本和消费品的。日本的占领打乱了秩序，特别是在新加坡，食物的供应不久就发生了困难，直到1943年7 月，第一批从日本运来的纺织品和消费品才到达新加坡。据1943年6 月27日《昭南新闻》报道，从1941年12月到那个时候，食物价格几乎上涨了百分之三百；日本人控制物价的努力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报纸上也抱怨，刚刚运进的一些日本货物就流入了黑市。
在这种情况下，如同在东南亚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企图鼓励居民增加大米、小米和蔬菜的生产。他们鼓励人们大批迁离新加坡，特别是到柔佛的兴楼附近的“新昭南”和森美兰的马口去建立城市移民的农业居民点。日本的宣传鼓动家们把这些事业描绘得天花乱坠，但是它们的规模很小。例如，据1944年3 月的报道，兴楼大约有九百个移民和二千英亩左右的开垦地。在马口，有一个欧亚混血种人的居民点和邻近的一个华人居民点，共约一千六百人。这种努力显然对缓和新加坡食物供应问题起不了什么作用，那里大米的配给量越来越减少了。日本人通过居民组织和辅佐警察的力量，竭力要使他们的经济控制行之有效，但是，他们不得不和华人作斗争，这些华人是逃税的老手。1945年6 月，日本人开始准备大72批疏散新加坡居民，以防英国人的进攻。他们催促人民立刻登记疏散，有几千人真的走了，但是这些措施只执行了一部分，日本就投降了。
从1943年秋天起，有一些重要的迹象，表明日本人在马来亚的政策有了改变。
报纸不再提马来亚是日本的领土了，而开始谈论所有各种族要进行合作来建设一个“新马来”。原先在行政上与马来亚联合的苏门答腊现在也与马来亚分开了，从后来的情况看，以后该岛的政治发展就按照着爪哇的那个路子去走了。1943年10月3日，日本人宣布：要在马来亚各省、市建立协商委员会。其成员是由市长或省长提名；市长、省长是委员会的当然主席，他们将在认为必要时召开委员会。马来亚各省的素丹任委员会的副主席。除主席以外，日本人不担任委员会的成员。日本人还宣布：在行政机关中将增加马来亚官员的比例，并将使他们较容易晋升到高级职位。
所有种族——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同样有资格被任命为官员或委员。委员不拿报酬，也没有固定任期，其职能纯粹是顾问性质。采取了在担负某种程度的政治职责方面的谨慎做法之后，日本人不时地暗示：马来亚象缅甸和菲律宾一样，可能也渴望成为“东亚民族大家庭中独立和自重的成员”。但是，与缅甸、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不同，日本人从来没有明确允许马来亚独立。1945年2 月15日，新加坡沦陷三周年，日本军政监说，中国人已经得到了自由，印度尼西亚人也被允许得到自由，每个人都应该相信，日本将为新马来竭尽全力。这些含混的暗示，目的在于鼓励老百姓响应日本的呼吁，与日本人合作保卫马来亚，以应付预计中的反攻。日本人对此作了准备，组织了义勇军（辅助防卫部队），诱骗或强迫许多壮丁加入。马来亚人也被招募到“兵补”（日军兵站后勤部）里来。这些组织的工作条件被描绘得有声有色，而实际上，却和其他日本占领区一样，情况大有出入。
1945年8 月8 日，《昭南新闻》在刊登将给予印度尼西亚独立的消息时宣称，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前途将是密切联系的；该报确实还引用了昭南顾问委员会的一个成员的话说，马来亚也将获得独立。然而，当时的马来亚日军司令官板垣将军在8 月12日的公开声明中说，当马来人听到他们的东印度群岛亲属不久就要完全获得独立时，一定是非常激动的。“马来亚人民现在应该尽更大的努力来和日本合作，以实现马来亚的美好未来。”他并没有作出关于独立的具体诺言“；而《昭南新闻》社论提到板垣谈话时却说，马来亚人民必须证明自己是配得上赋予自治的，并指出，日本人对他们获得的合作程度感到不满意。
在马来亚的日军对日本政府的投降决定保持沉默了几天，实际上，他们还指责这些非官方的报道是毫无根据的谣言；到8 月20日，才允许公布8 月15日的天皇诏书（宣布投降）。但是他们也发表了一份自己的公告宣称，在马来亚的日军象其他地方的日军一样，一点儿也没有失去它的荣誉和威信，因为它已经作好决战的充分准备。但是美国的使用原子弹，意味着战争继续下去将使东亚全部人口遭到毁灭。
天皇出于对整个东亚人民的关心，才命令他的军队放下武器，他们必须服从这个命令。日本人感谢马来亚人民全心全意的合作，在最后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上，日本军事发言人暗示，这并不是日本为建设大东亚所作斗争的结束。但是在日本人投降和英军重新进入马来亚之间的三个星期内，日本人对建立或支持任何马来亚的独立政权没有作出努力。他们把军队撤到城市，企图维持一下秩序，贴出了禁止抢劫的布告。可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些布告大部分不起作用。内地很多地方己落入游击队手里，在日本占领的年代，毫无疑问地助长了某种新的程度的政治觉醒，引起了普遍的骚动情绪。
（八）印度尼西亚
日军征服荷属东印度群岛以后，在爪哇建立了一个军政监部，总部设在巴达维亚，并把巴达维亚更名为雅加达。但是，如前所述，苏门答腊曾一度置于马来亚的日本军政监部的管辖之下。日本人为了支持马来亚的马来人对抗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印度人和华人（加起来算），起初很重视苏门答腊的马来人同马来亚的马来人之间的种族类似关系。此外，他们在行政上把苏门答腊分离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打消人们建立一个包括整个东印度群岛在内的印度尼西亚国的愿望——日本人开头是反对这个想法的。然而后来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政策改变了，于是把苏门答腊从马来亚分离出去，置于一个独立的军事政权的统治之下。荷属婆罗洲、西里伯斯和小巽他群岛则置于一个日本海军管制机构的统治之下，其司令部设在望加锡。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海军至少在战争后期之前，比陆军更不愿意对其控制地区的居民行政管理权问题发表任何意见。
尽管在占领的土地上两个军种各自为政，但他们在整个群岛上的行政组织和部署大体是根据同样的方针来制定的。因而，在爪哇这个最重要和人口最集中的岛上，荷兰的行政体制被摧毁了，根据1942年3 月7 日的法令，由以“军政监”（即军政监部的首脑）为首的中央军事管制机构来取代。军政监部下设八个部门：总务、内政、财政、司法、警察、市政工程、经济事务、审计和宣传。
1942年8 月5 日，发表了第二道行政法令，把爪哇分成两个省、十七个行政区和一个特别市（巴达维亚）。还建立了两个署来管理中爪哇的四个素丹区。行政区下面再划分成一些较小的单位。从而，象在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在东印度群岛建立了一个象日本本土那样的严格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
1942年9 月，按照日本的型式改组了当时的司法制度，设立了一个日本军事法庭，以处理违犯军纪的事件。1944年，日本人颁布了一部严厉的新刑法。警察部也进行了改组，在各个城镇和乡村建立了一支警察辅佐部队。象在所有的日本占领地区一样，警察和司法事务的主要权力都掌握在宪兵队手里，他们采用一贯的凶残手段来行使这种权力。为了便于进行活动，他们培训人员并建立了一个爪哇分部，这个分部尤为一般老百姓所痛恨和害怕。
日本征服的社会影响是深远的。所有的荷兰官吏都被撤职，和荷兰平民一起被拘留起来，共计六万多人。荷兰官吏由日本人接替，这些日本人主要来自日本本土、朝鲜和福摩萨。在1945年，有二万三千多名日本人受雇于日本军政监部。爪哇人和其他土著居民大都只限于担任军政监部内的低级职位。少数允予担任较高职位的人员，身边都有日本“顾问”。象在马来亚一样，日本人严厉地打击爪哇的人数相当多的欧亚混血种人，日本人怀疑和讨厌他们，认为他们是保持西方影响的祸根。很多人被监禁或拘留，其余的则遭到严密的监视。后来，这种严厉的对待有所改变，因为日本人发现欧亚混血种人对他们是有用的。广大的华人也受苦很深。那些有亲重庆嫌疑的人由宪兵队加以处理，而一般的华人则被强迫加入那些支持日本人以及日本人在中国建立的政权的组织。
日本的教育政策按照它一贯的方针进行。和在其他日本占领地区一样，所有的学校起初都被关闭了，后来又重新开办。课本和课程经过修订，以灌输反西方、亲日本和泛亚主义的思想。禁止使用荷兰语，而以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马来语的变种）为官方语言。建立了图书检查制度，报纸和电台则置于日本人的控制和操纵之下。对收听盟国广播和散布所听到的任何消息的人，规定处以死刑，而且经常如此执行。
这样，东印度群岛的土著居民看到了旧的社会秩序被推翻了。尽管他们自己也受压迫，如果被怀疑有任何同日本统治敌对的行为就要受到残酷的处理，可是他们看到欧洲人、欧亚混血种人和华人的遭遇更惨，日本人并且怂恿他们把那些人看作外国人和下等人。在语言方面，由于荷兰语还没有成为东印度群岛的通用语，不象英语那样在马来亚和菲律宾已成为通用语，因此日本人在禁止使用荷兰语这件事上大体上是成功的。但是，正如在东南亚和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企图推广复杂难懂的日语，却收效甚微；尽管如此，若假以时日，结果也许会做得好一些。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语作为标准的马来语，在日本占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因为它受到了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的推动。因此，日本人不得不利用印度尼西亚语作为唯一立即可用的交际工具。由于这一情况，印度尼西亚语得到迅速的普及，并由于它吸取了各种地区方言的词汇，在一定程度上还吸取了外国语言中的现代术语，因而有所得益。印度尼西亚通用语的这种不断发展，对激发东印度群岛各土著民族要求统一的觉悟，以及在使“印度尼西亚语”一词具有比一般概念更为丰富的含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日本统治的其他特点，也有助于产生日益高涨的要求统一的觉悟。军政监部的集中统一，对减少地方独立性是有效的。同时，日本人派来的大批官员中，很多人尽管经过担任行政官员的良好训练，但是他们并没有关于东印度群岛的经验和知识。
其中许多人表现出来的无知、无能和腐败，使印度尼西亚人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原来指望日本人会比荷兰人高明些。结果是，隶属于日本人的印度尼西亚人，由于具有对自己的国家、语言和人民方面的知识，实际上已能行使很大一部分实际权力。
这就使他们有了自信心，也使他们受到一些训练，为今后完全掌77握政权作了准备。
日本反对荷兰人和其他西方人的宣传，在日本取得了战争胜利的业绩鼓舞之下，很快受到了欢迎；可是，日本人把自己的国家描绘为亚洲的保护者、亚洲的领导者和亚洲的曙光等等所作的努力，却因经常发生的日本警察、军人和官吏所表现的残暴、腐败和无能而大受损害。
日本人的统治，带来了惯常的财政和经济困难。日本人发行纸币，引起了通货膨胀。到日本投降时，这种纸币只值票面价值的四十分之一。日本人夺取了荷兰和其他盟国国民的财产，并且，除了由军政监部管理的或移交给日本公司经营的工厂、矿山和种植园外，大量的金钱、贵重物品和其他财产都被日本敌产管理局所没收，并被移交给日本人或他们的合作者了。与此同时，东印度群岛的对外贸易遭到破坏，引起了消费品的严重缺乏，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爪畦，食物供应严重不足。日本人没有能力满足这些需要，同时，由于他们的船舶损失增加，他们也不能运走东印度群岛的主要出口产品。所以，他们企图用种植粮食作物来代替种植园经济。由于海上运输有困难，即使日本人鼓励修造木船也很难改善这种局面，因此日本人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岛屿的粮食生产做到真正的自给自足。但是，日本人在增加粮食作物产量方面所取得的一点成就，被他们自己的占领军和许多随军的非战斗人员的需要所抵销了。到战争结束时，就连日本人自己也显得衣衫褴褛和营养不足。当然，一般老百姓遭受的苦难就更深了。这些情况，在印度尼西业和在其他日本占领地区一样，无法再引起人们对共荣圈理想的热情。日本人组织了“劳务队”，征募大批爪哇劳动者，同样不能引起人们的热情。根据日本人的统计，被送到海外的建筑工程去干活的爪哇人不少于二十七万，这些不幸的人中只有一小部分活着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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