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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省的工作人员，部分来自满洲事务局和中国事务局的原有人员，部分是从外务省现已撤销的东亚局、南洋局和美洲局调来的官员，还有一部分是陆海军军官。
青木一男，过去曾担任过东京的大藏相，还当过汪精卫政权的最高经济顾问，被任命为大东亚相；山本熊一，1941年曾任日本外务省美洲局长，1942年曾短期担任过外务次官，被任命为大东亚省次官。
建立大东亚省的真正原因似乎是军方想要排挤外务省。军方始终不信任外务省，认为它在暗中反对他们。至于新的省，它对占领地区主要问题的决策方面最多只起谘询作用。各地方自治政府应准予自治到什么程度，那是内阁和大本营之间争论的问题，他们从来就是那样争论的。根据山本自己的证词，他的省无权过问直接处于军事统治下的国家——例如东印度群岛。他在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词是受到怀疑的，因为他显然是急于想摆脱对日本统治的残酷状况的责任。但是东条1942年在御前会议调查委员会上的谈话证实了山本的话；如果东条有办法的话，他是不会那样说的。
大东亚省的主要活动是在文化宣传领域方面。它派遣大批日语教师和其他教员或短期讲学讲师到占领地区去。它安排日本和大东亚的儿个“盟国”之间的“友好访问团”。在日本以外的大东亚区域里，有一批批经过仔细挑选的学生被送到日本大学去学习一段时间：大东亚省负责这些学生的活动。大东亚省组织定期的大东亚文艺和科学会议，促进整个地区的各种文化交流。它布置一些学者以日本为“领导国”的观点来编写大东亚历史。人类学家们则埋头于证明日本人和东南亚民族的共同的种族起源，这一工作做得使他们自己感到满意。
1943年4 月重光葵被任命为外相之后，大东亚省开始倒运，而外务省再次走运。
宣布“对华新政策”，给予菲律宾独立，并给它以日本的同盟者的地位，采取这些步骤的目的在于要在敌对的同盟国宣布其远东战争的目标之前抢先一步。同盟国1943年12月在开罗会议上正式发表了这样一个宣言，但是日本人先发制人，于1943年11月5 日在东京召开了大东亚国家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满洲国首相张景惠，南京政府首脑汪精卫，“新菲律宾”总统洛雷尔和缅甸元首巴莫。暹罗总理銮披汶以身体不好为由未参加会议，派了旺·怀他耶功亲王为代表。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代表：
“自由印度”作为观察员列席，但由巴莫代表印度讲话。
东条在表示欢迎的开幕词中谴责英美两国以关心和平和正义为幌子，企图使自己对亚洲的殖民剥削永久化。他说，贸易机会均等的主张只不过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他们自己的领土一贯对我们亚洲人关门，因而也就是不给我们这种平等的机会，并阻碍我们的贸易，他们谋求的只是他们自己的繁荣。”东条接着描绘了新秩序的原则，说这种新秩序是以大东亚固有的道义精神为基础的。他把这些原则解释为互相尊重独立自主，发扬“一种优秀的文化秩序”以对抗西方的物质文明，并在互惠基础上进行紧密的经济合作。显然是为了向西方同盟国作出姿态，他还宣称，“我仍正在建立的大东亚新秩序不是关门主义的，而是积极地谋求同世界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建立合作关系，从而对世界进步作出贡献。”
东条讲话之后，接着是“同盟国家”的代表们发言。他们对东条已阐明的原则表示感谢和支持。11月6 日，大会正式通过了体现日本首相所阐明的原则的联合宣言。
这些活动全都是由大东亚省在幕后精心布置的。巴莫在1946年宣称，每个“同盟国家”的代表团背后都有一个日本官员在指导他们该怎么说和该怎么做。他说，整个议程都是由日本人事先安排好的，不容有任何改动。事实上，占领地区的真实情况对大东亚会议上所确定的崇高理想是一个滑稽的嘲弄。这些地区的人民所遭受的经济上的苦难，在很大程度上确实与战争状态是分不开的，不能全怪日本人。在一些地区进行着砌对日本人的武装抵抗，是给双方都带来残酷和恐怖的一种战争。
日本军政监部在各个占领地区所采取的行政和经济措施，同任何占领军所采取的措施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但是日本兵对待赤手空拳的平民的傲慢和残忍行为激起了人们对日本人的普遍仇恨。使得关于共荣圈的全部宣传都成了荒谬之谈。日本兵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日本应征士兵自身受到的严厉管教的结果。例如：为了一点点小事就对他们的战俘和他们统治下的平民打耳光的普遍做法，是日本士兵自身从作为新兵入伍那天起就习以为常了。
他把自己从上级那里遭受到的事情毫不犹豫地施加于被征服国家的居民。而且，出了日本，他自己感到摆脱了在国内所受的控制约束；在国内，他们的举止通常都要受到严格的规矩的约束。他相信一毫无疑问，大多数日本士兵是这么相信的——
他的国家有一个神圣使命，要为亚洲本身的利益而统治亚洲，因此他对于那些拒绝接受这种思想的人是残酪无情的。此外，他在日本被灌输的教育使他成为一个和任何白人一样的种族主义者：尽管他侈谈什么泛亚主义和与亚洲人民的血亲关系，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承认其他亚洲人与他是平等的。
结果是，在日本军事占领地区的人民中间激起了对日本人根深蒂固的恐惧和仇恨。这在1951年讨论对日和约期间就明显地看得出来：当时菲律宾、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对条款如此宽大部感到非常不安，他们非常怀疑日本将来是否会有良好的意念。印度代表们就没有这种恐惧心理，因为印度未曾被日本占领过。
然而，不管1943年11月宣言的原则的实际贯彻与其理论之间有多大的差别，这些原则仍具有重要的政治后果。甚至当事情已很清楚，日本没有希望保持它所掠夺的领土时，它还是紧抱住这些原则不放。1944年11月在东京庆祝宣言发表一周年纪念时，日本再次保证忠于宣言的原则。1945年5 月1 日在东京又召开了一个大东亚会议，企图抵销旧金山会议的影响。据说，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十一个国家的二百名代表，包括安南、柬埔寨和东印度群岛的代表团。这次会议也发表了一个宣言，保证无论在战争中或在努力实现1943年阐明的原则方面，出席会议的国家都应合作。
宣言中还提出在建立世界秩序中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
从这里可看出两个动机：首先，日本政府仍然希望得到某种妥协性的和平。他们知道也们将不得不放弃自己在1942年占领的地区，可能还不止这些地区。但是如果能作出某些安排，使这些国家实际上既不依靠西方也不依靠日本，如果还规定同日本可以自由贸易，那么日本将仍然处于有利的地位。然而，假如日本这个希望落了空（结果果然是落了空），那么日本人心中还有一个作为长远目标的第二种打算。
日本一直在进行工作，在占领地区帮助开展独立运动，以保证不管战争会给日本本身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西方大国决不可能恢复到战前状态。用这种观点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只不过是长期斗争中的第一个回合罢了，尽管日本最初可能遭到失败，最后还有希望获胜。如果日本能够设法削弱西方在远东的力量——事实上它是那样做的，那么它仍然可望在将来的某个时期实现自己的野心。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4日宣布决定投降的诏书中不得不说：“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1945年8 月21日，日本军队在新加坡召开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军队发言人宣布“根据天皇的命令，大东亚圣战即将结束，但是我们对于日本的存在和大东亚的稳定这个理想决不会破灭。”
日本的投降和解除武装意味着这样的美梦不可能实现了——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在这期间，日本已成功地破坏了亚洲伪旧秩序，使英国、法国和荷兰不可能重新获得它们在远东的战前地位。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独立，间接说来还有印度的独立，国民党在中国的垮台以及印度支那的长期冲突，都是大东亚圣战的后果。在这些事态的发展中，大东亚的理想都淹没在当地的民族运动中了。
将来的事实会显示这一狭隘的看法是否会继续存在，或者证明更远大的大东亚理想是否会复活——如果不是由战败的日本来使其复活，那么就是由其他某个新兴的大国来使其复活。
第二章 1942—1946年的日本外交
第一节 日本、德国和苏联
日本与其轴心国伙伴德国和意大利的关系，表面上受到它们在1942年12月11日所订条约的支配。条约规定了三国将“以一切可以采用的有力手段共同战斗”，直至战胜英国和美国为止。他们保证“如果没有相互的完全谅解”，不对英国和美国单独休战或媾和。它们也都同意在战争胜利后，在以1940年9 月27日三国公约为基础建立的世界新秩序中，继续保持紧密的合作。
根据该公约，日本承认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而其他两方也同样承认日本在大东亚的98领导权。三国同意在努力建立各自的新秩序方面进行合作，并在它们中间任何一方受到未卷入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的国家的攻击时，务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互相援助，但明确规定本条款对苏联不起作用。三国公约还规定建立联合技术委员会来讨论有关执行公约的细节问题。
在这些政治协议之外，还补充了一项军事协定。这项军事协定是1942年1 月18日在柏林签订的，签字的有凯特尔将军、马拉斯将军（根据三国公约建立的三国军事委员会的意大利首席委员）以及日本的坂西将军和野村直邦海军大将，他们分别为驻德国首都的陆军和海军武官。当时的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后来宣称这项协定是对他保密的。协定规定了日本作为一方，德国和意大利作为另一方的军事行动范围。
旧本的范围是“自东经70度左右向东到美洲大陆西海岸的海域，以及位于以上海域中的大陆和岛屿——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群岛和新西兰”。它还包括大约间一经度以东的大片亚洲陆地。
但是日本根据以后和其盟国的协议，可以超出这个协定中所规定的区域。
协议还规定，如果英国和美国的海军力量主要集中在大西洋地区进行活动，日本将派出部分海军前去同德国和意大利的海军会合。反过来，如果英美海军主要集中在太平洋地区，那么，这两个欧洲盟国的部分海军也将派到太平洋来帮助日本。
1 月18 日的协定还规定，三国公约国在计划和执行重要军事行动方面要保持联络，并交换军事情报。他们还要在进行经济战争中以及发展德、意、日空中和海上交通中共同合作。
但是，尽管有这些条约，德国和日本都选择了单独进行战争的做法。两国都各自走自己的路，追求自己的目标。很少关心其盟国在做什么以及自己的行动对盟国的利益影响如何。例如，从1940年12月到1945年5 月德国投降这段时期内任德国驻东京大使馆陆军武官的冯·克雷奇默尔在东京法庭上说，在太平洋成争前和太平洋战争期间，德国和日本之间不够开诚布公。他本人并不知道德国打算在1941年进攻苏联。他还接到指示，如果日本参谋部问起有关这事时应进行辟谣。日本人也同样不告诉他日本人的战争计划，包括对珍珠港的袭击在内。
克雷奇默尔说，事情发生时，“德国不得不尽量设法应付1941年12月8 日日本制造的局面，正如日本不得不迁就德国在1941年6 月22日所制造的局面一样。”这种事态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存在。三国公约中曾规定，应在柏林和东京两地各建立一个旨在交换军事、经济和一般性情报的委员会。克雷奇默尔声称，在东京只举行过两次会议，一次在1943年墨索里尼即将倒台前，另外一次是在1944年。在这两个场合，日本人对他们的德国和意大利同事作了一次对太平洋形势的纯粹宣传性的叙述。一个日本证人在国际军事法庭上讲了一个关于柏林委员会的同样的情节。他就是小松将军，1941—1943年期间曾在柏林任助理武官，后来继板西将军任正式武官。
小松声称，柏林的三国委员会在1941年到1943年初开了“两三次会”，在这些会议上，德国人对他们的军事形势和前途作了乐观的叙述。根据小松圆忆，以后再没有开过会。
冯·克雷奇默尔说，他曾试图使双方真诚地说明自己的处境并有效地进行合作，但是没有成功。“我为敦促德国和日本最高统帅部更密切合作所作的努力全都失败了。看来两国的最高司令部都一心一意只管自己打仗。”
其原因之一是联合行动有实际困难。除了通过潜艇，以及偶然突破海上封锁的船只外，欧洲轴心国无法和它们的东方盟国通过海上进行联系，而德苏战争又排除了陆上联系的全部可能性。它们本来也许还可通过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取得空中联系，尽管这是有危险的。电报通讯是可能的，但是有被人截取和破译的危险。考虑到这一障碍的严重性，为什么德国和日本并没有尽更大的努力来协调它们的战争行动以便互相建立联系，正象它们根据1942年1 月8 日的协定所规定的那样去做呢？那年春天，有个很好的机会摆在日本人面前。海军大将南云冲进印度洋，那里的英国舰队由于在力量上大大不如日本海军，撤退到了东非洋面。印度洋的控制权似乎落在日本人手中了。1942年4 月15日，丘吉尔警告罗斯福，日本海军对西印度洋的控制“将造成我们在中东整个局势的崩溃，这不仅是由于这样就阻止了我们去中东和印度的海上运输，并且还由于中断了来自阿巴丹的石油供应：没有石油，我们就不能维持我们在印度洋地区的无论是海上或陆上的地位。”就在那时，德国人盼望着日本占领锡兰和马达加斯加。3 月23日，里宾特洛甫告诉大岛，日本应占领锡兰并在马达加斯加取得基地。德国人非常愿意让日本超越其原定范围的界限，进攻当时在法国维希政府部队手中的这个法属大岛。日本的这一行动将和隆美尔在的黎波里的进军以及德国即将对俄国南部和高加索的进攻相配合。日本如果切断了英国经红海达埃及的交通线，从而有利于强悍的非洲军团的挺进，那么很有可能同它的轴心国伙伴会合。但日本并没有这样做。海军大将南云率领他的航空母舰和战列舰舰队回到了日本，印度洋上就没有再出现过一支相当强的日本海军力量。日本舰队后来行动时，是向太平洋前进得更加深远，也就是向远离它的欧洲同盟者的方向前进。接着日本在珊瑚海和中途岛战役中的失败，使日本海军失去了攻击力量。这时日本就被削弱到进行战略防御了；在企图救援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日本军队时，它更加消耗了自己的力量。虽然这不过是事后聪明，说来容易，但现在看来，如果日本当时能满足于战争初期它在太平洋地区得到的利益，而在印度洋上进行一次可能成为决定性的打击，那才是日本的上策。由于日本没有这样做，德国和日本之间的联系一直是很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