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除了国外需求出现了短时间的恢复以外，美国的廉价货币本身没有自动地产生有效的国内的需求。考虑到二十年代美国的投资热的气势，那里的萧条未必能够轻易摆脱，这种萧条主要地反映了对工厂、设备和住房的要求达到饱和状态。确实，新政派认为阻碍复苏的是（1）私人投资机会暂时减少，（2）经济权力极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他们所集中注意的，不论正确与否，正是在后一方面。
不过，经济权力的集中起初没有受到实施当时的反托拉斯法的直接攻击，而是受到旨在对劳工和农民给予保护和增强实力等项措施的间接攻击。政府逋过维持提价的方法来帮助农民，政府也支持组织工会，承认劳资谈判，改革职业介绍所制度等。大企业对各项革新措施不满。如果职业介绍所能够拒不将工人调往正在进行罢工的工厂或是拒不同意雇主雇用非工会会员，或是他们能拒不向申请人按照低于标准的条件提供就业机会，那么，“工厂纪律”怎么样维持？“老板”作为一家之主的地位，就会被削弱，如果他不能解雇一个讨厌的工会会员，或是“捆行李”即失业的威胁不再能用来厉行纪律的话。美国新劳工法的政冶及社会含义，远不是恢复了雇主们对企业赢利的信心，而毋宁说是动摇了这种信心。
由于国内私人投资总额1925年到1929年平均每年为一百四十亿美元，1929年为一百六十亿美元，到1932年却下降为十亿美元，所以新政派不愿仰仗企业家们的有效需求的恢复来把经济活动恢复到萧条以前的水平。因为统一的联邦、各州和地方的预算从1925年到1929年拥有小额结余，新政派想要通过扩大在1930年亦已出现的预算赤字的办法来增加有效总需求。
从1931年到1938年的八年期间，每年平均预算赤字为十七亿美元，1936年达到最高数二十九亿美元。同一期间，国内私人总投资额平均每年为五十三亿美元，1937年达到新的高水平为一百一十四亿美元。因此，在此期间，私人投资加上政府赤字仅相当于二十年代后期私人投资额的一半。如果没有别的解释，仅此一事就足以说明美国的停滞。但是为什么私人投资恢复得如此之慢呢？
无疑，突出特点是，由于二十年代的大量投资，三十年代初期需要异乎寻常的刺激来促进私人投资。当时缺乏这种刺激。已经受到劳工法震动的企业家们的信心绝没有因为官方的赤字支出而加强。由于上述赤字是靠借贷获得资助的，短期或长期利率都未提高，人们本来预料企业家们会欢迎赤字支出，因为赤字支出几乎全部是救济性支出，既不向企业家的地位提出挑战，也不使政府卷入任何一种“企业”。不过，由于救济可能动摇工作的意愿，也可能侵害雇主向工人开价的力量，它遭到企业家的敌视，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新政的劳工和社会法所引起的后果。
最后，大企业对于政府直按干预就业问题（即通过公共工程的开支来干预）的反对是十分坦率的。因为一旦政府懂得了如何影响就业，企业领导人就担心他们的社会经济权力会受到威胁，担心扩大公共事业部门就意味着私人企业的结束。事实上，用于公共工程的政府支出总额（联邦、州、地方）从1931年到1938年期间每年平均约比1930年少五亿美元，所以与救济支出相比，用于公共工程的支出对恢复所作的净贡献等于零。但是，1930年在所有的公共工程建设中，联邦用于公共工程的支出仅占百分之十，而1931年到1938年它每年约占百分之五十八。正是由联邦专款资助的联邦支出戏剧性地增加，引起了注意。确实，“某些类似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有关的单项工程，规模如此巨大，种类如此异乎寻常，以至于造成普遍的夸大了的看法：认为正在实施的整个公共工程计划是野心勃勃的”。联邦用于公共工程的支出，由于同私人企业竞争以及削弱企业家的信心而受到严峻的批评。人们认为，在美国类型的个人主义社会里，只有政府留在幕后，导向积极投资，雇用工人和经济繁荣的企业家们的信任状态才能出现。
新政派的种种措施继续使赤字维持下去。这些措施忽视了下列理论，即依靠私人投资解决就业是“健全财政”和预算平衡的社会职能。然而，根据二十年代支出的惯例来判断，所需要的预算赤字至少要三倍于当时实际的赤字——在没有大规模的私人投资的情况下——才能把经济活动恢复到繁荣的水平。不论美国的粗犷的个人主义在若干年内是否抵制了大量的，尽管是不足的，赤字开支的影响，就象有些评论家所暗示的那样，显而易见的是，政府扮演了新的角色，政府同大企业之间根深蒂固的敌对情绪又因政府提出劳工、成本和价格法律更为剧烈，而这种敌对情绪反过来破坏了私人投资所依赖的信心本身。从1937年8月起，在六个月内，美国已跌入一场萧条时期，其严重程度如同1929年9月开始的那次一样，虽则持续时间不是那么长。
新的衰退有许多原因。在1937年上半年计时工资提高了并稳定在比1929年高百分之二十的水平上。成本的这一提高并没有从较高的价格中得到补偿；因此利润幅度受到压缩。同时，雇主们又面临社会保险法规定的新税则。此外，1937年3月和5月，联邦储备委员会要求所属各银行冻结黄金进口和增加储备金，这两项措施导致长期利率可观的提高。上述各因素和扬言要实施的反托拉斯法一起，相当大地减少了私人投资进一步恢复的一切希望。但是，实际衰退的最重要原因是1936年6月及其后削减政府开支和增加税收，后者打击了私人消费和投资，而前者减少了总需求净额，把它减少到以前由预算赤字所产生的那个限度。
进口数量1937年比1929年高百分之二（出口数量则低百分之二十一），在新的衰退时期则灾难性地下降了。进口的下跌造成对外收支的巨大余额，从而清除了前三年往来账户上的对外赤字而有余。总的说来，美国在三十年代仍然拥有一笔小的外贸顺差，而由于1934年的约翰逊法，美国资本借贷实质上被禁止，世界上其他国家必须以黄金支付欠款。但是流入美国的黄金十倍于它的对外顺差，反映了（1）偿还美国在国外的贷款（2）由于政治动乱和战争的阴影，资本从欧洲外逃。到1938年底，美国“纯”持有的外国资产加上黄金几乎达到一百八十亿美元，对比之下，联合王国“总”持有的国际储备为二百亿美元。美国在国际储备方面的实力地位仍是不次于任何国家的，但是美国国内的经济条件仍象罗斯福就职时一样处于严重的萧条状态。
在整个三十年代，法国经济虚弱的突出特点是对外逆差、长期利率高、工资率不变三者的持续存在。另一方面，到1936年为止物价却一直在下跌。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们没有赢利的希望，因而人们不能期待通过私人投资增加有效需求。但是另一个可能摆脱萧条的方法，即通过大规模赤字财政的方法，在法国同样也是不现实的——只要利率居高不下和外贸没有恢复平衡的话。因此，打开法国通向复苏道路的关隘的钥匙首先是掌握在法兰西银行的董事们手中，他们控制着利率，也能够通过他们对货币的黄金值采取的态度来影响外汇结算的平衡。
法国陷入萧条的时期，正是它财政上处于强有力地位的时候。它拥有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但是，由于国际上相对价格水平的变动，也由于其他国家货币贬值，法郎变成估值过高；此时，外汇账目的平衡就恶化了，黄金外流。法兰西银行，最终是法国政府面临着两种政策之间的抉择。他们可以迫使国内价格下降来证明目前的汇率是合适的（即通过紧缩通货）或是变更货币汇率（即通过贬值）这样两种方法来恢复外贸收支的平衡。法兰西银行的董事们决定不贬值的方法而采用迫使国内通货紧缩的方法；他们使整个社会结构在释放出来的痛苦的阶级斗争震动下瓦解了。
对于法国这次极为悲惨的社会斗争的错综复杂的根源，任何简单的分析都不能充分说明问题。不过，社会力量的联合看来是如下的情况：一直到1936年在勃鲁姆主持下人民阵线联合政府上台之前，法国各届政府的主要支持者是农场主、企业家、金融家，即人口中代表着大多数所谓“靠投资生活者”的那些阶层。降低价格的政策直接有利于靠投资生活者，但不利于个别企业主，特别是如果事实证明不那么容易降低工资的话。但是，虽然作为企业主，他们可能希望改变紧缩通货的政策，然而作为靠投资生活者，他们又不愿如此，他们在靠投资生活者的许多集团中只是其中之一。此外，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想要防止一个左翼政府上台执政的活，上述集团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要反抗这些集团吗？
由于另外一些理由，答案也是否定的。法国工人正在争取承认集体劳资谈判的原则和增加工资。法国雇主对于不准他们照自己的办法规定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意图表示不满。他们和工人们都各执己见，工人们以罢工来反对削减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失业增加了，而雇主们无疑地希望贫困和匮乏会给工人们一个教训，使得他们比较听话一些。当劳资之间的剧烈斗争在工厂中进行时，法国政府受到直接的压力，叫他们不要实施那些违背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集团利益的政策（例如，提出种种公共工程计划从而向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在法国，对于正式选出的政府所施加的或许是最大的压力来自法兰西银行的董事们，他们鼓动靠投资生活者抗拒每一个贬值的建议，从而迫使政府继续退居幕后，纵然国家的经济地位和全国的社会安宁已经岌岌可危。
这场斗争一直斗到最后。金融家们希望他们会有更持久的力量，但是，随着斗争的加剧，国内的信心动摇了，以致投机商们将黄金携往国外。上述投机性黄金外流，比之逆差造成的外流更甚，极大地破坏了法兰西银行董事们能够施加影响的基础。在1936年最初几个月，左翼势力积聚力量，投机性黄金外流由于预料会引起贬值而日益增加，法国此时的对外财政地位危若累卵，经济萧条也达于极点。
在希特勒进军莱茵兰两个月以后，勃鲁姆领导下的人民阵线联合政府开始执政。勃鲁姆象罗斯福一样，推行旨在把复苏措施同社会改良结合在一起的长远政策。法兰西银行受到政府更为直接的控制，但是同时工资率提高了，并开始实行带薪休假和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由于对外收支的继续恶化，银行要求中止出售黄金。这时，勃鲁姆将法郎贬值百分之二十五，并与联合王国和美国缔结三国协定。这个协定规定，在未经相互磋商（并非相互同意）之前，禁止继续贬值。1937年，就业略有增加，但是工时总数下降了。进口额低于1929年百分之二十，出口额低于同一年百分之三十以上。工资和原料成本的增加，完全被物价的成比例的增加所抵消，从而引起对外收支的进一步恶化。这种恶化如果不是由于政府在公共工程和重整军备方面实行赤字支出，就会使国内就业水平受到的影响达到悲惨的程度。
勃鲁姆短命的联合政府使得阶级冲突严重化了，完全扼杀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但是，只要对外收支继续不受控制——而这件事转过来又是信贷相对紧迫的主要原因之一——甚至通过赤字支出来实现经济恢复在法国也只能永远是当时情况下的偶然性产物了。在那里通行的成本和价格条件下，复苏的真正基础，即外汇管制，却是没有的。一直到1938年年底，成本和价格的上涨才被制止，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才被宣布废除，货币才稳定在把所有估值过高的偏差都纠正过来的水平上，以及暂时地把有些外流的法国资本实际上收了回来。
这样，法国连一点真正经济恢复的火花都没有迸发出来，它在整个三十年代仍然是虚弱的，而在此时期，德国和其他极权主义国家却正在增添力量。毫无疑问，在这十年中，经济力量在欧洲领导权的生死收关的重新定向中，以及在全世界势力均衡的转移中，都起着关键作用。
在极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获得和维持经济实力的原因是什么呢？意大利、日本和德国，象民主国家一样，主要依靠对外贸易。但是，它们的政府确保把因外汇收支波动而引起的对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日本象联合王国和（为了不同的理由）美国一样，业已选择贬值作为改善对外收支的手段。但是，它在萧条期间也对资本移动实行外汇管制，并在第二次对中国的征战开始的时候把此项管制保留和扩大到商品支付上。德国和（初始的）意大利，象法国一样，拒绝了货币统一贬值。意大利于1934年代之以外汇管制，而德国在希特勒上台的两年内把1931年以来管理资本移动的外汇管制扩大到一切现行的交易。德国政府用这个方法确实能够防止外贸总支出超过总收入。
不过，这种对外贸易手法能给扩大的经济带来什么宽慰呢？如果世界需求恢复缓慢，外汇管制保证德国会得到它所需要的进口货物吗？当然不是。如果出口收入不扩大，进口就必须加以限制，而这一点反过来就会对任何国内复苏计划设置障碍。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德国人又向前进了两步：（1）实行外汇管制的同时，还实行进口许可证和限额制度，这使得他们能对必不可少的和非必不可少的进口货物加以区别；（2）如他们所做到的，德国政府掌握了德国对外贸易状况和结构的全部情报，鼓励发展本国资源和代用品来取代原有的进口货物。这样就成功了一半。因为如果不准许国外影响来危害国内的恢复，那么复兴就只是通过金融和财政政策的手段来刺激国内需求的问题了。
在所有三个极权主义国家中，金融当局都同本国政府合作。这三国的长期利率都维持在远远低于萧条以前的水平上。虽然在德国，其稳定在百分之四点五至百分之五的利率仅仅在1935年才开始，但在1933年就已采取措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短期利率，恢复企业、银行和整个经济的周转。一是制止通货紧缩，一是发行免税证和特别的可以再贴现的职业证券使所有企业和公共机构原来紧张的财政处境放松下来，正是这两项强有力地促使企业界的成员恢复了乐观。
对于恢复企业界人士信任感来说，较之有利的币制或许更有意义的是国内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既然强有力的财界和工业界巨头在帮助纳粹登台方面作出很大贡献，希特勒就履行对他们的诺言。德国就象意大利一样，上述问题是用政冶力量解决的。所有自由工会完全遭到禁止，还有集中营的威胁，是保证“工厂纪律”的比较有力和比较直接的武器，相形之下，民主国家的雇主必要时执行纪律所能使用的解雇和失业两项武器就间接得多。鲁尔的钢铁大王克虏伯提到，“通过合法手续任命雇主为职工的领导人，对于雇主来说是赋予他比以往更加开阔、更加愉快、更有希望的活动领域”，有如他另一次把“我们企业中的劳工平静”说成是新政权伟大成绩中的一项那样。在这方面（一如其他许多方面），日本的情况同极权类型就不同。在日本工会组织还存在，甚至直到1937年还有罢工发生。不过，这些工会要比较为成熟的工业�